第二节  高官骑瘦马，富豪穿破衣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奉行节俭，各级官员则效仿皇帝，举国上行下效，大兴节俭之风。

      大臣之间见面也不再说恭喜发财、预祝高升之类废话、套话、屁话，而是相互抱怨哪里的菜又涨价了，在哪里买油买盐差点又被坑了，生活如此窘迫，没法活了等等，有些官员更是将自己如何智斗小商贩，伶牙俐齿砍价，少花了一文钱的事，对外大肆宣扬，赢得满朝交口称赞。一时间，朝臣都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开口闭口“喂马、劈柴，周游菜市场”，开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大有买菜大妈就要失业下岗的趋势，好像谁不扯一两嗓子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显得那人神经不正常了一般。

       其中，将这种节俭精神贯彻得最为彻底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本着走过路过，绝不错过的原则，我在此处插几句，介绍一下道光爷麾下的第一首席大总管曹振镛同志。曹振镛，字怿嘉，号俪笙、秀溪，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据说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代。如果要给中国古代的官场不倒翁排个座次，第一把交椅肯定得首推五代十国那位历经5朝8姓11帝而圣眷恩隆、长盛不衰的“长乐老人”、“十一朝元老”冯道，泱泱中华5000年历史，能够如此“道德立世”地在虎狼丛中长立身，而且一直立的是将相、三公、三师之类一品大员之身的，冯道当属独一份；排在冯道那独一档之后，我们的曹振镛大学士至少也能够高居第二档候选人之列了，与长乐老人多次跳槽、多次炒老板鱿鱼不同，曹振镛胜在雄霸官场的时间长，曹振镛从27岁中进士起，直到80岁去世，53年时间内，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少詹事、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又晋封太师、加封太傅，沐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隆恩圣眷，一直不停地加官进爵，1834年死在工作岗位上之后还被道光帝赠送谥号“文正”，老曹用自己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生荣死哀”，要知道文正为文官谥号之首，大清朝276年历史，一共2748名文武满汉大臣死后获赠谥号，获赠文正谥号的，除了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之外，加起来一共也就7人；再加上他父亲曹文埴曾经做过20几年的左副都御史、刑部、兵部、工部、户部侍郎以及顺天府尹等高官显爵，父子一共影响乃至把持朝政长达75年，活脱脱就是一部大清由盛转衰史。

     闲言少叙，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说说曹大人的节俭史吧。话说曹大学士朝会上穿的裤子，两个膝盖都打了补丁。道光帝的裤子只是一个膝盖有补丁，蓦然发现有人比自己还“抠门”，于是每次看到曹学士，总是不自禁地龙颜大悦。

     曹大学士每天赶着一辆破旧的驴车上早朝。早朝结束后，出了故宫大门，他便脱下朝服，换上更为破旧的衣服，拎着菜篮子到现在的北京大栅栏那儿有个菜市场去买菜。他经常为了一文钱与商贩讨价还价，每次都争得面红耳赤。为了不被不法商贩坑蒙拐骗，曹大学士还自己带着一个称，每次买菜，他都要亲自称一下重量，生怕给那些卖菜的奸商给忽悠了。饶是如此，有时候免不了还是会出现缺斤少两的事情，曹大学士是一个性子比较急躁的人，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不管自己当朝第一大员的身份了，就像街头大妈一样，当街破口大骂，争得面红耳赤，惹急眼了呢，曹大学士就把自己“国务院总理”、“政治局第二常委”、“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等有关证件哗啦啦地一股脑儿全掏出来，把菜贩子给送到居委会、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因为那些卖菜的，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官，所以就很害怕，别说是便宜几文钱了，早都吓得连魂儿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话儿也说不利索了，止不住地两腿筛糠，连连磕头求饶。

     最有意思的是，曹大学士的种种节俭行为总能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也因此更加喜欢曹学士。

     曹老大人驾鹤西去以后，穆彰阿接过了首席军机大臣的印把子，由于清随明制，而明朝自从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掉了宰相制度，之后就再也没设过宰相，往后内阁就逐步取代了宰相的职能，内阁首辅大学士也就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后来雍正皇帝为了集权方便，设立军机处来架空内阁，自此以后军机处就成为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打那之后，首席军机大臣实际上也就成为了不是宰相的宰相，所以穆彰阿也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穆彰阿追随道光帝多年，当然知道道光帝省俭，所以，在接过曹老大人的印把子的同时，穆相爷也接过了曹老大的破衣烂衫，经常穿着破旧打补丁的朝服上朝，引得道光引他为知己，多加重用。

      在皇帝这个节俭达人倡导的节俭东风沐浴和连续两任“宰相大人”这个泰山北斗般巨大的带头模范的示范作用下，底下的官员们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与时俱进，与皇帝、宰相保持高度一致，满朝大臣个个争当节俭标兵，人人抢做抠门英雄，节俭的极端案例层出不穷，抠门的花样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翻新。

     首当其冲为大家所“衣衣不舍”的就是北京大街小巷的衣服铺子，官员们争先恐后地把新衣服拿到衣服铺子里换旧衣服来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城内的旧衣铺子生意火得不得了，所有的存货都很快被一扫而空，只能从外地买进旧衣服来卖；起初，旧衣服的价格比新衣服低很多；随着需求的日益旺盛，旧衣服的价格很快就与新衣服持平了；后来，旧衣服的价格飞速增长，一件旧衣服竟然高于两件新衣服的价格；旧衣服价格日甚一日的飞涨，以至于有钱的官员才能穿得起旧衣服，官俸低的官员已经消费不起旧衣服了，他们只好在新衣服上打上补丁，在袖子上抹上油腻的污垢，以显示与朝廷保持一致的节俭立场；最后，不仅旧衣服价格一路飞涨，给衣服打补丁的价格也涨了很多，打个补丁的手工费比搬一个月砖的血汗钱还多，官俸低的只好请家人自己动手给衣服打补丁，或者是亲自操刀，在衣服上做起了补丁八股。

     看到满朝文武如此简朴，道光皇帝龙颜甚悦，每日价里春风满面，得意于自己治国有方。

     不过，“道光丽莎的微笑”背后，皇帝躬身奉行、举国倡导的节俭运动并没有给朝廷省下什么钱。反而给那些手段极为卑劣、内心极为龌蹉的人开创了一条打着节俭的幌子，大兴捞钱之实的新路子，例如内务府的人。内务府总管皇宫的事务，皇帝一家的吃喝拉撒都靠他们打理。这群人的生财之道是从采购和工程中吃回扣。道光皇帝把宫廷预算削减了一半，停掉了很多工程项目，这让内务府的人非常不爽。混在皇宫里的这群人虽说下面没想法了，但是上面有办法，皇帝不是倡导节俭吗？那就在皇帝的节俭中大做文章。据《春明梦录》记载，有一次，道光帝的裤子破了个洞，内务府安排人打补丁。皇帝看到内务府的账目时吓了一跳，原来这个补丁报了三千两银子的账。

     至于这味“节俭药丸儿”，如果是寻常五七口之家，用来治家，肯定疗效显著。但是，道光爷把它搬来治国，到底疗效如何，只有谁用谁知道了，道光用了，道光应该知道，可是道光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

     答案是：不懂就要问，这是我们小学就学过的。道光爷不懂，道光爷也要问。所以，有一天，道光帝又把曹学士叫来了，指着他裤子上的两个补丁，问他多少钱补的，曹学士也是懂得内务府的道道的，为了“照拂”内务府的面子，就往大了说，本来才用三钱银子，就故作轻松地说：“臣的补丁被坑了点，花了五两。”道光帝听了大感诧异：“真的吗？你补一个补丁才五两银子，为何朕的就要三千两呢？”边说还边掀开龙袍跟曹学士比“成色”。

     曹学士见说“漏”了嘴，赶紧打圆场道：“皇上的补丁比臣的考究多了，所以价格贵些。”道光听了虽然心里舒坦了一点儿，可到底还是意难平：一个补丁就这么费钱，以后不让内务府那帮狗奴才们做了，让后宫那些妃子们帮免费缝补，该有多好！

     在当时，三钱银子就已经足够买一条新裤子了，一个补丁竟然花了三千两银子，要是以现在的物价来换算，也就是说假如300块钱就可以买1条新裤子了，那么内务府给道光皇帝打的那一个补丁，竟然足足花了300万元。皇帝问责时，内务府总管解释道，皇帝裤子上的补丁用的是上好的布料做的，这种布料只有苏州才有，而在苏州凑齐各种花色的面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此外，来回的路费和办事人员的差旅费加起来，可都不是小数目。而且，为了避免路上出现闪失，还得聘请顶级镖局的上等镖师来保镖押送进京，这笔费用也是不匪的。内务府算了这笔账之后，道光皇帝才发现，原来三千两银子还是内务府报少了，虽然自己倡导节俭，节俭出几百万元人民币一个补丁的铺张浪费来了，但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另有一次，道光皇帝又无意间问了一下内务府的官员：“朕每天吃的鸡蛋多少两银子一个呢？”内务府的官员只能按照“账单”如实回答道：“每个鸡蛋需要花费30两银子。”也许大家对30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没概念，毕竟各种影视剧里都充斥着动辄吃个路边摊就要丢几十两上百两银子的场景，事实是——当时的一品大员的年薪也仅仅180两银子而已，所以，大家以后再看到动辄吃个路边摊就要几十两银子的场景，自个儿心头得掂量掂量：你吃个路边摊会不会随手就扔几十万给老板？！好家伙，1个鸡蛋要花正国级领导2个月的工资，道光皇帝听了也是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圆咕隆咚的小东西竟然这么的贵。道光皇帝上完早朝叫曹振镛留下，偷偷问他：“曹爱卿，你天天在菜市场转悠，最近市场上鸡蛋多少钱一个呢？”有了上次那一句话整得满船人都吃瘪的教训之后，曹振镛这次回答得格外小心，说：“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也不买鸡蛋。”

     当然，除了内务府，包括曹振镛、穆彰阿在内的满朝文武，也都并非是真正的在厉行节俭，除了像上面说的这种闹剧，除了给后人增添一些茶余饭后的笑料之外，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就像当时有句俗语说的一样：高官骑瘦马，富豪穿破衣。

     就说这曹振镛吧，他的节俭无非就是为了奉迎上意而做的戏，照着道光皇帝这只老虎画一只猫。对此，有门生向他请教为官之道，他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给出了一句可以作为千古官箴的六字真言：少说话，多磕头。

     事实上，除了“少说话，多磕头”，他确实也没多少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翻开《清史稿》里的《列传一百五十.曹振镛文孚英和王鼎穆彰阿潘世恩》，你就会发现，关于曹振镛的生平记述不过聊聊700来字，不过就是现在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简历那么点儿篇幅，要知道古人写史，给历史名人立传的时候，凡是遇到芝麻大的“丰功伟绩”都会不惜笔墨，忍不住大书特书，直到把它推得像磨盘那么大的；而且曹振镛这区区700来字里，绝大多数篇幅都是记载曹大爷的生平职位升迁履历的；除了生平职位升迁简历，记述的最显著的事迹也就是他主持撰写了《清会典》等6部法律文献和“牺牲小家为大家”支持朝廷改革盐法这2件小事，也就是说我们“无比伟大英明正确”的曹爷，雄霸官场53年，干了二十几年的宰相，拢共也就干了当了一回法律起草编制组组长和没做钉子户阻碍地方改革盐务这区区两件普通干部都能轻松办得到的“小事”！如此赫赫官位，如此碌碌无为，照我说，应该给他改个名字,改叫“曹真庸”。非怪世人给了他“庸庸碌碌曹丞相”的这个评语，说他是巧佞当道、大奸似忠。（当然，也有人会说治大国就该“萧规曹随”，就该“无为而治”，这话儿没错，问题是你得看你接的是什么样的班，如果是像曹参一样，接的是一副运转良好的班，萧规曹随没错，如果是太平盛世，你无为而治倒也无可厚非。可要是你知道曹大人接手的什么担子，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而他之所以成为历三朝而不倒的官场常青树，除了上面说的善于体察上意和谨慎慎行2点之外，曹老大也是一盏耗油量比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还大的灯，你别看曹大人好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老好人，他坑起人来也是杀人不沾血，貌似春风细雨的。比如当时有一个能臣叫阮元，与他一样同为乾嘉道三朝元老，先后担任过浙江、江西、河南3省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4任总督，任上政绩斐然，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经验的曹振镛与之相比就逊色多了。而且阮元还是大学问家，书法精深、文采出众。这样一来曹振镛自然对他忌惮非常，但他明白皇帝对阮元青睐有加，决不能贸然打击，于是他一直耐心等待着机会的降临，直到某一天道光皇帝偶然对他谈起了阮元，道光皇帝说："阮元担任地方大员已有30年，他三十多岁就升到了正二品，他为什么升官这么快呢？"，曹振镛诚恳的夸赞阮元的学问高深，能力出众。皇帝又问，你怎么知道他学问高深？曹振镛话锋一转，绵里藏针地回答到道：臣在京城经常看到有人传颂阮元的文章，听说他在云贵地区经常与那些文人墨客一起搞文会，开文学茶话会，搞文艺座谈会，与当地的文人彼此应和，创作出许多佳作。云贵地区素来难以治理，阮元却尚有时间吟诗作对，可见能力非常出众。话说“勤俭、勤俭”，“勤”、“俭”二字是不能分家的，道光帝亦然，左手节俭，右手勤劳，在这点上，他遗传得了他曾祖父雍正皇帝的优秀基因，也是个工作狂，喜欢“996”式的干部，一听说阮元竟然还有闲功夫去与人吟诗作对开沙龙，大怒，不久就把阮元召回京城安置在一个闲职上直到退休。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细节上从来都不出任何差错，针尖大的小事都非常在乎，对谁都只是“说好话儿”的“老好人”同事，你自个儿得提防了，否则，哪天栽到无底深渊，万劫不复了都还不知道是哪根筋胀。当然，这种人也没有什么大才能，因为他们的所有本事就只有专注于细枝末节这丢丢了，不专注这丢丢芝麻绿豆的屁事，会暴露出他们的无能来。反之，许多像阮元这样的真正的大才，几乎都是有点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而穆彰阿接过曹振镛的权力接力棒以后，虽然表面逢迎道光皇帝的“节俭国策”，但是暗地里却十分腐败，在当时的官场上，每个人要想获得升迁，就必须巴结他，给他送礼。就连那位一生以清廉著称，同样谥号文正的曾文正公曾国藩先生，都曾送礼给他，只不过曾老夫子送得比别人巧而已。

     不仅仅是臣下把节俭当成戏做给道光帝看，道光帝本人的节俭最终也沦为了做秀。比如说他营建自己的陵寝，前后竟用了15年之久，占了他在位时间的一半，在清帝中建陵用时最长；他的陵寝东建西迁，两建一拆在清帝中耗银最多。

     他从39岁即位起，就开始操办自己的百年后事了，按照清朝“昭穆相建”的祖训，他应当在东陵择吉建陵，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办，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跟与他共同生活了13年之久的结发之妻——孝穆皇后合葬的私心，执意想在京西的王佐村营建陵寝。所以他就派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等人前往孝穆皇后所葬在的王佐村相度。道光帝这一公开违背祖训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大臣们一致要求道光帝遵守祖制，而且还罗列出王佐村不合水法，又不方便建筑施工等诸般理由，奉劝道光帝放弃在王佐村建陵的想法，道光帝见众议难平，于是假惺惺地说要遵守祖制，最后确定东陵界内的宝华峪为万年吉地，并于道光元年（1821年）十月十八日卯时开工。历经六个寒暑，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秋把陵园建成了，同年九月将孝穆皇后葬入宝华峪陵寝地宫。

     建陵一事按说至此可以暂告一段，就等道光帝百年之后入土为安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陵寝建成的第二年，地宫里出现了渗水，因为没有修建龙须沟（也就是排水沟，相当于下水道的那玩意儿），渗水滞留在地宫里，浸湿了孝穆皇后的棺椁。道光帝知道后极为震怒，严惩了办工大臣。按说陵寝依山而建，地宫又深在地下，地宫里出现渗水问题并不奇怪，当当初他爷爷乾隆帝的裕陵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完工的时候，地宫里就出现过渗水的情况。乾隆帝当时仅仅是找到了渗水原因后，将地宫做了一下相关的维修改进而已，道光帝的宝华峪地宫完全可以以此为例，维修改进一下就行了。

      然而，道光帝却不这么想，他以此为理由，废弃了刚刚建成一年的陵寝，派出了许多心腹重臣在遵化东陵及京畿一带重新相度万年吉地。经过3年的卜择，最后选中了西陵界内的龙泉峪，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一月兴工，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方告建成。

      一波三折又波澜壮阔的建陵一事，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就差没比得上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墓了，真真是“生的节俭，死的奢侈”了！   

      皇帝做秀，宰相做戏，那满朝文武呢？据刘诚龙《暗权力》记载，今人皆知的封口费就是道光年间流行的，当时叫做卖奏费。其来由如此：当时如果哪一位官员存在渎职、犯法、贪污、有作风问题等腐败行为了，负责纪检和监察的官吏就会整理材料，准备上奏。这时，该腐败官员就会准备一笔钱，让纪检监察官员保持沉默，把案子压住了，不予上报。难怪中国人向来喜欢说“沉默是金”，原来也不是空穴来风的，至少道光年间的监察官，一旦保持沉默了，就必然有金子。

     道光帝奉行的节俭美德，最终成了皇帝与朝野臣属默契配合上演的一出心照不宣的闹剧。

     按说道光帝一厢情愿的“节俭乌托邦”如果仅仅是闹笑话，变成恶作剧，甚至节俭出了铺张浪费，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于兴亡大事无亏嘛。可是事实却是:后人都说他是补了衣服的面子，丢了大清的里子。这又是为何呢?请看下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