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皇帝家没有余粮了
从天性上来说，人都是好逸恶劳的，作为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群体，更是充斥着荒淫奢侈者。为什么到了道光皇帝这里，变得一反人情常态，沦为几近受虐狂般的好劳恶逸呢？难道道光帝脑子被500KV超高压电烧坏了，神经错乱了？非也，原因说出来谁也不信——皇帝家没有余粮了。
道光帝从他爹嘉庆帝手中接过大清这副担子的的时候，国库存银27489790两。乍一看，还挺多滴嘛。可是，你得横向纵向做做对比，就知道到底多不多了。让我们来审查一下道光之前的几任清朝皇帝击鼓传花般地接过担子时候的家底儿吧。
康熙皇帝登基的时候，国库存银20余万两；
雍正皇帝登基的时候，国库存银23711920两；
乾隆皇帝即位的时候，国库存银33959624两；
嘉庆皇帝即位的时候，国库存银56584724 两；
乍一看，道光皇帝接手大清江山时候的2700多万两也是“中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嘛，可是，得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来看问题，康熙接手大清江山的时候，他爹顺治皇帝刚刚入关不久，国家尚未统一，这是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看待。康熙六年（1667年），大清国库存银248万余两，虽然增加了不少，可还是入不敷出。后来经过北征沙俄、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三征准噶尔等一系列战事，康熙皇帝一直忙于烧钱，国库自然存银不会增加多少；待到战事终于逐渐平息，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国库银子已经达到了约4400万两，不过，此时准噶尔部又开始搞事情，康熙派皇十四子胤祯率领大军前往平定；战火一起，国库里的银子就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不断流出，所以，一进一出，到了雍正皇帝即位的时候，国库存银并不多，但整体走势是上升的。雍正皇帝一生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并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大清国库里的银子增加到了5037万两，比康熙时期的最高峰还要多出600百多万两。乾隆42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因为那时候在乾隆的治理下，清帝国不仅彻底吞并了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而且帝国全面稳定，基本上没有什么战争，领土面积达到了高峰极值；早年的乾隆不是败家子，他发扬和继承了父祖两代留下的遗产，将康雍乾盛世推向了最高峰，因此才有了8182万两国库存银的最高记录；但是国家安定，天下承平无事，给这位皇帝带来的却是不思进取；国家强盛了，乾隆渐渐地失去了积极进取的心思，开始大肆挥霍，因此国库中存银数量大幅度急剧减少了。
公元1799年，爱新觉罗.弘历先生，也就是乾隆皇帝终于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恋栈了六十多年的皇帝宝座。但是他给继任者嘉庆留下的是一个无比糜烂的摊子，嘉庆面对当时已经愈演愈烈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简直是欲哭无泪。为了镇压起义，嘉庆帝废寝忘食，连续换将，拼命操作，各种大招、装备几乎都用光了，该升官的升官，该撒币的撒币，该颁发荣誉证书的不吝惜多盖公章……耗尽了吃奶的力气，总算是把起义的火苗给摁灭了，然而起义压制下去以后，嘉庆帝却发现了一个悲剧的事实——没钱了，国库彻底没钱了。
为了镇压这次清朝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起义（第一是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清廷花光了存留的白银8000余万两，乾隆朝积攒下的所有家底给一口气全部耗尽了，总计消耗了1.1亿两军费。
为了对付白莲教起义，朝廷还收取了额外的3000万两“川楚事例”，我们稍微联想一下，就会想到明末那彻底让大明王朝走向坟墓的“三饷”。一个刚刚经历了“盛世”的清王朝，居然一眨眼的功夫就走到了油尽灯枯、烟熄灰烬的边缘，这不由得让嘉庆帝浑身瑟瑟发抖。
“然鹅”，事情并没有完结。道光接手后，先是忙于平定张格尔叛乱，历经近8年抗战，花费了1100多万两雪花银，终于平定了此次叛乱；黄河、淮河、永定河等大小河流又不停地出来捣乱，时不时闹个决口、洪水啥的，仅道光二十年，由于灾害而镯免各地的赋税一项,就花费了约为930万两的白银，这是非常规操作。而常规操作是什么呢？为防水灾,每年要支出巨额银粮用于治河。据记载,道光元年到八年,每年河工需银五六百万两。道光五年(1825年),仅南河“修复湖堤各工”,就“用银三百万两”。黄河加筑高堰石工,一期工程又需银1000余万两。藏、苗、瑶、回、黎、彝各族群众反抗斗争又此伏彼起,从未间断。起义地区遍及西南、西北、中南、中原及东南沿海。为镇压历次大大小小的起义,每次用兵多则数万,少则几千,有的连续用兵几年，这些花销，都是以百万两计的。虽然用兵的不少费用,都以各种名目摊派到了人民群众头上,但是如此“碎刀宰羊”，已然造成国家财政极度拮据,民穷国贫,经济困难了。
而且，道光朝的国库存银数字，都是那些作风不实的管库官员上报上来的注水数字，至于国库里面到底实际上有多少真金白银的存货，也许道光本人都不敢去看、不敢去想，怕越看越心慌，越想心里越没底，因为那时候存在一种致命的东西，叫做陋规，或者换句话说叫做腐败，抑或是监守自盗。
我们就拿1843年（道光二十一年）来说吧。国库上报存银是1218万两。然而令道光感到“震精”滴是:国库里实际上并没有1218万两白银，甚至连300万两都没有。国库里的真实存银量是293万两，整整有925万两银子不翼而飞了。听闻这噩耗，道光皇帝几乎要晕厥过去了，于是他气急败坏地找到了管理国库的官员，逼问他银子到底是怎么丢的！
据道光所知，清朝管理库银的制度相当严格，即使是寒冬腊月，管库士兵出入银库，都要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几乎没有夹带银两的可能，那么925万两银子到底是怎么丢的呢？面对盛怒的皇帝，管库官员只能唯唯诺诺道：“陛下，我们已经知道是库兵们偷了银子，具体方法，万岁爷听了可别吐！”
清朝国库内的银两，均铸造成50两一锭的银锭，堆在库房之中。925万两白银，足足有18.5万锭之多，至少能装满100辆载重4吨的卡车了。在严厉的管库制度管控下，库兵为何还能把白银偷走，而且还偷走了那么多呢？
首先，库兵偷银子是个长期的过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库兵偷银子，至少从道光帝他父亲嘉庆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甚至还有可能从他爷爷乾隆在位的时候就初见端倪了，反正成了历史无头案，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从哪时候开始的，只是可以肯定的是，时间肯定很长了。到了道光时期，时任管库大臣，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银库几十年没有盘查，穆彰阿也不以为然。库兵们看到上官不管，于是又加大力度监守自盗，并向管理他们的库吏和查库御史行贿。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偷的呢？他们赤条条地进去，赤条条地出来，哪里可以藏得住50两的银子呢？根据调查，办法有两个：
其一，叫做“谷道藏银”，也就是将银子塞入肛门内。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勤学苦练的，这些库兵一开始用猪油涂抹在菊部，用鸡蛋训练自己，然后换成鸭蛋、鹅蛋、铁蛋，不仅仅是增加蛋蛋的忧桑，同时还增加数量（想到于谦老师练习藏标的故事），能塞六七枚才是略有小成，能塞十个以上才能达到巅峰，而功成之日便是发财之时！当库兵们“神功大成”后，就会偷偷带点猪油进库房，将其涂在银子上，然后塞进肛门里。但银锭子有棱有角，不好塞怎么办？这群库兵们尽可能找江西圆锭。为了日后在人前显贵，暗地里只能流泪遭罪，实在不行就把银子外面裹上猪尿泡、羊肠子，还得用点松筋骨的药。比较厉害的库兵，甚至一次可以塞100两，能忍受30分钟。出库门后，库兵们都还能夹着屁股，将银子带回家。
《清代野记》中对此有过形象详尽的描述：“闻之此中高手，每次能夹江西圆锭十枚，则百金矣。库门前一矢地有小屋一间，乃库兵脱衣卸赃之地，四围以木栅护之，防人近窗窥伺。”
这种方式虽然好用，但副作用也挺大，年纪大了后，库兵们普遍会得肛瘘，而且夹不住银子了。而且，这种方法只有夏天能用，冬天就不行了。
所以在冬天，库兵们就用另一种方式藏银。他们每天带着喝水的水杯去上班，进库房后就将银子放在水杯里，出库时打开水杯盖，将水杯往下一倒，没东西掉下来，就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已经冻在杯底了。就这样，库兵们不断地将银子往外拿，积少成多、日积月累，最后偷走的银子竟然达到了925万两之多。
银子丢了那么多，难道管库的官员都不查、不管，听之任之吗？实际上，历届官员对库兵们的行为都是十分清楚的，但却都不敢管！为什么不敢管？因为这不仅牵扯到官场利害，而且还事关管库官员的身家性命。由于库兵都很有钱，所以和黑道白道都有联系，如果揭露此事，库兵们必然报复，随便重金买个凶手，管库官员的小命就不保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马新贻，都愿意配合表演“刺马案”，都愿意“为国捐躯”。
有一次，户部尚书祁世长经过国库，正好碰上一个库兵拿着水杯下班回家。可能是水杯的使用期限太久了，水杯的底竟然脱落了，银子也掉在了地上。祁世长大怒，准备升堂审讯这名库兵，谁知一旁的人阴阳怪气地对他说：“大人，莫非你要兴大狱？难道你不顾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了吗？”祁大人一听，立即明白了门道，只能含糊了事，并叮嘱在场的所有人“你们看见什么了？”，得到的答复竟然出奇地统一，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什么都没看见！”此事也就这样若无其事的敷衍过去了。
当然，有时候，皇帝也会灵机一动，时不时派个把特使、钦使、钦差之类来查一下国库的情况的。不过，你可别忘了，“钱可通神”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皇帝真派了大家不敢乱动其身家性命的管库大臣、查库御史下来，这时候库兵们虽然不敢拿这些“钦使”们怎么样，但是这些库兵库吏还会有另一招绝招——向钦使们行贿，反正都是取之于库，用之于库，1000两不够，就塞2000两，2000两不够，就塞3000两……人有多大胆，就有多高产，直到封住上峰的嘴为止。
清代文人欧阳煜在《见闻琐录》是这么写的：“户部银库，自乾隆晚期和珅当国后，即未清理。库内侵蚀，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嘉庆间，虽经盘查，然皆受库吏贿嘱，模糊复奏，未能彻底澄清。自是逢皇上命御史查库，必进规银三千两，仆从门包三百两，日积月久，习以为常。”
当然，库银被盗数目多达900多万两，绝非仅仅是库兵们偷盗所致的。其中还有管库官吏们徇私舞弊，借口银子成色不足中饱私囊，以次充好等问题批量操作那也都是常见不鲜的。清代中期，为缓解财政压力，允许有钱人捐官，甚至可以拿银子换个国子监生员的文凭，所以许多管库官员借机多收少报。
然而国库亏空最终还是被发现了，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北京城有一个叫做张亨智的银号掌柜，想给自己的儿子捐官。张亨智找到在银库当差的弟弟张诚保，由张诚保帮他办理此事，张诚保在替他哥哥办事的时候，在入库报数时，故意在他哥哥实际交给他的银子中，中饱了4000多两的银子。但张诚保在将这些银子拿回家的途中，不小心露了馅，遭到其他库兵的哄抢，这些惯常偷银子的库兵们，见到张诚保竟然敢“夹带私活”，由此互相抖露彼此过往分赃不均的“黑料”，竟然互相攻讦、彼此举报，将这事连带平时偷国库银子的事一齐捅了出去，最后直到上达天听，窝里斗的官司竟然打到了道光皇帝那里去了！
听闻银子竟以如此荒唐的形式丢失，道光皇帝痛心不已，当即派出钦差大臣、刑部尚书惟勤彻查此事。在清查银库时发现，本来按照1000两1袋装放在银袋里的白银，除了最靠里面、压在最下面的几层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换成了外面包裹着白布的木头！户部银库成为了木头库！
这库银被盗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历史糊涂账，可能比道光皇帝的年纪还大。道光皇帝看到时间跨度大牵连广，查办难度很大，便加重砝码，派乾隆皇帝的玄孙，自家的大侄子定郡王载铨代替惟勤去彻查此案。一向仁厚的道光皇帝，听完调查结果怒不可遏，说道：“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两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未有之事！览奏曷胜愤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形同背国盗贼。”
不久，道光皇帝下诏，对经手验看银两的库兵银匠按大清律处斩，妻妾子孙发配新疆，给当地驻防的官兵为奴，现存家产全部查抄。在库房外当差的库兵和皂役减刑一等，处以绞刑，妻妾子孙流放两千里安置。当然，惩治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追缴丢失脏银，这些库兵皂隶如果及时追缴上缴数目可观，还能宽大处理。
库兵们偷盗的库银，早就挥霍一空了，道光追缴的重点，还是放在负责管理库房的官员身上。他下令，从最后一次清库的嘉庆五年（1800年）到道光二十三（1843年），在这期间只要担任过库官、查库御史、管库大臣官职的，不分青红皂白，都要按照在任年月时长追缴罚银，亡故者减半。这期间担任过户部司员或查库御史的，大约有320多位。
历任库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银1200两，已故者照数减半；管库大臣着每月罚银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次罚银6000两，已故各员按数减半。
道光皇帝对此案态度坚决，别说皇亲国戚，即便身边的宠臣重臣也不能幸免。此事牵扯到了“国家元老”曹振镛，虽然他早已去世了9年，但也要其子孙赔银2万两。时任管库大臣，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赔偿11万两白银。而负责此案的定郡王载铨，也拿出了6000两白银。
当时年仅8岁的慈禧小姑娘，也被牵连其中，她的曾祖父叶赫那拉·吉郎阿，曾在户部担任过三年的银库员外郎，按判罚规定，应该追缴43200两。但他早已去世，按照亡故者减半的规定，罚银减半，变成应该追缴21600两。慈禧的祖父景瑞时任刑部郎中，属于五品京官。按照清朝正式的俸禄标准，其年俸不过80两，加上与基本工资数额相近的“恩俸”，一年的收入不过区区160两。在四年之内要偿还两万两银子，简直比登天还难！最后，百般无奈之下，景瑞被剥夺职位，关押进刑了部大牢。
景瑞虽然被关押，但赔款照收不误！
此后，为了交纳赔款，营救老爹景瑞。慈禧的父亲惠征变卖家产，到处借钱，最终在慈禧15岁那年缴纳完成了六成赔款额。景瑞方才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得以官复原职，然而由于年龄已经超过了官员的退休年龄65岁，不久后退休。
幼年的慈禧，因为这桩国库失银案，像曹雪芹和鲁迅那样，从一个小康之家一夜之间陷入了困顿。不过，或许恰恰就因为此次受牵连打击，塑造了以后佛口魔心的千面慈禧。
其他很多官员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向自己的门生故吏“借钱”，反正也没打算还，其实也就是敲竹杠。而他们的门生故吏，尤其是在地方担任官职的，为了挽回损失，就变本加厉地盘剥治下百姓。
历时六年的追缴行动，最后从各级官吏手中追缴了150多万两白银，从各级库丁手中追缴了38万两，远远低于失盗的925万两，最后因道光驾崩，新君咸丰登基，此案才告一段落，最终不了了之了。
虽然此次国库银两丢失，存在一定的意外性。但是，整个道光朝，国库上报的存银数据含有水分是无疑的了。而且，即便是道光朝真有2700余万两实打实的存银，我们拿来跟那些清朝的大富豪比一比，就知道道光手头有多拮据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大清首富和珅的家产吧：民间野史有说他有20亿两的家产，有说他有11亿零400万两家产的，也有说和珅有8-11亿两家产的，最少的则说只有区区四百万两上下……其实，野史夸张了，毕竟，道光以前，每年的国库总收入也仅有4000-4800万两，收入最多的乾隆三十一年，也仅有4858万两，要是和珅真被嘉庆抄出了8亿两以上的银子，那嘉庆帝平定川楚白莲教的那区区1.1亿两军费也就不在话下，根本不可能把国库打空了，更不用在川楚征收“额外事例”了，再打七八次都不成问题。和珅再厉害，也不至于贪腐了20年以上的国库总收入吧？事实上，内务府上报给朝廷的和珅抄家名单上，只有现银280万两。但是，和珅还有许多的田产、商铺、房产、银号、古董等等。得出11亿零200万两之类结果的，是根据他名下的各类家伙什，按照现银的估值比例乘上去的，比如说珠宝，估值5倍的280万两，也就是1400万两；瓷器估值10倍的280万两，也就是2800万两……诸如此类，等等，最后折算出个11亿零200万两的估值。其实，和珅的家产，估计也就2000多万两。
当时号称“世界首富”的广州十三行怡和行行主伍秉鉴，《华尔街日报》估算他有大约2800万两白银家产。
大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光是为确保左宗棠西征新疆，就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
胡雪岩的那位死对头盛宣怀，死的时候据说财产为1349万两，除了偿款及提存各款153万两外，实际应为1160万两。
也有说晋商的代表人——“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鼎盛时期也是身价2000万。
综合上述我们就可以看出，道光朝国库上报存银已经是自从康熙朝战事平息以来的历年最低值，而且这个数据还大大的有水分。而这点带水分的上报存银数据，甚至还不如一个贪官、一个富商的财产多。
比国库存银不足更磕碜人的是，国库每年都入不敷出。“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难以维持日常用度，支出项目的不断增加，财政平衡被打破，情况也日益恶化。就像前面说的，先是张格尔跳出来捣乱，同时藏、苗、瑶、回、黎、彝各族群众又此伏彼起,几乎不间断地起义，而且愈演愈烈，各种天灾、水患又频频爆发……
本来，在康雍乾三朝，承平时期，财政每年都会有七八百万两的盈余；道光朝银库上报存银，头三年连续走低，从嘉庆末的3000多万一路滑落到六年的1758万两，平均每年透支四五百万两；七年至十年，暂时回升到3000多万两；十二年又下降到2000多万两。长时间徘徊在“危险”警戒线之下，一旦再遇到像白莲教起义那样的重大危机事件，朝廷必然处于无力应对的境地，搞不好改朝换代就在朝夕之间！
而比起存银不多和入不敷出来说，整个财政系统的糜烂才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剖析一下清朝的财政体系。清代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现代财政体制，财政收入主要包括4大项，即：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
田赋就是土地税，也就是根据土地面积大小和土质肥瘦而征收的税。清朝前期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和鼓励人口增殖，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数为基准，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从此田赋主要以土地面积为征税对象，其征税形式以征粮或征钱来完成，部分征钱，部分征粮，所以又称之为钱粮。田赋是全部税收的大宗，达到朝廷整个收入的70%以上。征粮部分，涵盖漕粮和屯饷2部分，以漕粮为最重要，征收区域限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８个省份。漕粮征收数目有定额，大致每年400万石左右。
盐课是向每个食盐消费者间接征收的资源税，是税制中相当复杂的一种。也就是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盐区域，每一区域内由国家指定一定数量的垄断商人，由垄断商人负责食盐从收购到售卖等各环节的流通，官府则向这些垄断商人征税，也就相当于如今的烟草税一样。
关税就是商品通过各种关卡收的税。清初对关税并不重视，康熙时年征额不过100多万两。乾隆以后，每年大约为400余万两，多时达到500余万两。
最后是杂赋。一是课，就是对各种特种商品征收的杂税，比如说茶课、金银矿课、铜铁锡铅矿课、水银朱砂雄黄矿课等。二是租，相当如今的公共馆所场地出租征收的租子。比如说直隶省对旗地征收的旗租，各省对学田、公田和官田征收的地租等。三是税，如各省州县的田房契税、当税、牙税、落地牛马猪羊等税、牲畜税、烟酒税等。四是贡，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征收的实物贡品，如马贡、狐皮贡、贝母贡、蜡贡等。杂赋征收的方式和用途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定额包征，有的不定额尽收尽解。杂赋有的专充兵饷，有的起运解到户部，也有的存留本省地方。杂赋收入，基本在50-100万两之间。由于杂赋纷繁复杂，有些财政统计资料往往略而不列。
除了上述4大项常例收入，当时清廷还有另外两项非常规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捐纳与报效。捐纳，顾名思义，就是国家遇到特大事情了，临时因事征收的费用，大致可以分为军需事例、河工事例、赈灾事例、营田事例四种，其中以军需、河工为最多，就像平定川楚白莲教所征收的3000万两“额外事例”就属于军需事例类捐纳。报效则是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对商人这一特殊群体，采取的一种指派勒索办法。
财政支出方面，有如下12类：祭祀款，仪宪款，俸食款，科场款，饷乾款，驿站款，廪膳款，赏恤款，修缮款，采办款，织造款，公廉款。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可将这12类支出划分为三大块：京师经费、直省经费和杂支。京师经费也就是国家直接支配的，包括：京师王公百官俸银，兵饷，盛京热河围场、东陵、泰陵各官兵俸饷，外藩王公俸饷银，内阁等处饭银、吏部、礼部的养廉银，京官公费饭食钱，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备用银，宝泉宝源局料银，在京各衙门胥役工食等。直省经费是指各省（将军府）支配的，主要靠地方存留银两支领，如果本省经费不够用的，则由户部从邻省拨款补贴。除此之外的支出，均为杂支，如贞节费、选秀女费用、差费、西藏驻防官兵费用等。从利用形式来说，大致可分为皇室经费、宗室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河工塘工经费。
在康熙中期至乾隆前期这段时间内，整个财政系统还算基本运行良好，没出现运转不良的问题。但是，到了嘉庆、道光爷儿俩接手的时候，财政系统在运行了100多年以后，已经是弊窦丛杂，痼疾重重。
首先是漕粮系统内痈外患。漕粮由州县负责征收，由军队负责承运，同时兼顾一定数量的民船，运至通州交仓，虽中间环节复杂，但环环相扣，体系完整。乾隆中后期，漕运制度已经成为了贪腐之窝。嘉庆以后，由于四处冒烟、处处起火，根本无力顾及运河的治理，使漕运的积弊愈演愈深。征收漕粮的时候，地方官府在没征收之前，先收一大笔各种名目繁杂的额外费用，比如什么打通上司关节的“规费”啦，防止运粮兵丁为祸地方的“索费”啦，防止途中霉坏而多收的“浮费”等等。征收的时候，各级官员总不能白干吧？于是又做一次手脚，5万石的摊派数额，地方上就收他10几万石也是合理的。由于征收漕粮形成了种种贪腐舞弊，所以各地的反抗总是连绵不断，其中又有文章可做。运输的时候，由于从南方8省运到通州需要7、8个月时间，中途出现的幺蛾子也不会少，比如说掺白沙、石灰、糠秕、米屑之类，或者是将石虎、下西川、九龙散等发胀药物拌入米中，使米的体积胀大或者是干脆直接搀水使体积增大，当然途中还时不时有劫匪、饥民抢米什么的。运到了交仓的时候，又是一次做手脚的良机。
其次，是历年、各地拖欠越来越频繁，数额也越来越大。虽然清代的赋税制度相对简单，但经过多年的运行，也出现了不少拖欠赋税的情况。而此刻，政府已经没有魄力像当年办理奏销案一样，下令将所有人都革籍降职了，因为有的拖欠已经长达百年之久，主管官员走马灯般地换了不知道多少茬，变成了压根没法查的“无头案”。乾隆时期，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由于政府不缺钱，清廷虽然不断地讨论欠税问题，却没有下死力气去整治。到了嘉庆时期，随着财政日益紧张，欠税问题被更加频繁地讨论。嘉庆十七年，仅安徽、山东两省，就各自欠税400余万。江宁、江苏的欠款也达到了200余万。为了清理税收，皇帝威胁将欠粮太多的地区的地方官员直接斩首，但依然无效。
第三个问题就是，八旗子弟的繁衍越来越快，人口越来越多，已经出现了晚明那种“富了朱家王爷，穷了天下百姓”的境况。入关之初，旗人小部分留居发祥地东北，大部分进入中原，由国家给予优待。旗人进入北京，旗人不必从事士、农、工、商等任何生计事业，坐享国家的福利，除了因官阶不同俸禄有差外，大家的待遇都是很高的。清廷也想用此法一劳永逸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开国之初，八旗人口较少，旗地也充足，生计颇为丰厚。然而康熙中叶后，旗人内部就开始分化，少数旗人仕途发达凭借权势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呈上升趋贽；多数旗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原有的经济基础，加以养尊处优、腐败奢靡，兼人口的不断跃增，以至负债累累。至乾隆朝，八旗生计问题已经成为清廷极为棘手的问题，甚至出现旗人隐瞒身份、冒充民人卖身为奴的事件。八旗生计日窘已是每个旗人时时刻刻感觉到和面临着的严重问题，当然也是困扰清政府的几乎无法解决的大难题。生活的困窘又导致了八旗世风的恶化，世风恶化又造成更大的浪费，形成更严重的腐败，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无形开销，给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又添加了越来越大的麻烦。
面对百弊丛生的财政系统，道光帝也不是不想“做手术”，即位之初就曾专门下达过相关谕令，但谕令遭到了官员群体的一致反对，几乎没有一个赞成的。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以及官场已经出现的混乱迹象，道光只能被迫收回成命，同时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刚做皇帝，不懂吏治，做事难免冒失。
等到真的“懂”了，道光更加不敢动这样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办法，历数祖祖辈辈，康熙够伟大了吧，可他又能拿财政问题怎么样呢？
除了以上问题，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性问题，也在影响着道光朝财政的余裕程度。
第一个就是人口的剧增，1652年（顺治9年），全国总人口才1448.3858万，到了1834年（道光14年），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了4亿，达到40100.8574万之巨。可以想象一下，管理1448万人口所需要的财政经费跟管理40100万人口所需要的财政经费，那可是云泥霄壤之别。不难想象，如果像我们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所拥有的财政经费，跟只有5000多万人口的南非一样多，那会有多拮据！
第二个问题就是物价的飞涨和白银购买力的下降。以白银买米来折算，清初顺治时期（包括明末），一两白银能购买500-1000斤左右的粮食。到了道光时期，一两白银只能购买100-200斤上下的粮食了，整个社会上流通的白银总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贬值。
为什么说左右，而且还有一个将近2倍的浮动范围呢？因为清朝跟现代不同，现代国家对大宗物品的价格实行管控，各地方的物价差别不是很大，特别是大米这种必须日用品，北京大米价格和广州的不会有太大区别，也不允许你存在太大区别，否则就是投机倒把。古代就没这回事儿了，比如说清朝的小米，在山西和在广东肯定不是一个价格，大米在江西和在甘肃的价格也不同，就是同一个时期价格也不一样。
所以，本就不多的国库存银，加上国家频频多灾多难，财政一直入不敷出，而且每年上报的数据都存在“放大炮”现象，再加上整个财政系统弊端百出，而要支出的费用又逐年翻番，白银的购买力还日趋下降了，以上种种因素导致道光爷真正手头拥有的银子，能维持日常运转就已经不错了，要是再遇到一次把白莲教起义那样的突发事件，道光爷这位七尺男儿也是会被一文钱难倒的，无计可施的道光爷唯一可做的，就仅仅是号召全国向自己学习，鼓励大家勒紧裤腰带，全民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而已啦。
俗话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很多事情，都不是孤立出现的，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系列问题。道光朝财政上左支右绌的同时，也是祸不单行的。那么，道光朝除了财政上出了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