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土地资源严重“内卷”，大清经济渐趋“躺平”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三百年定律，也叫三百年怪圈。其大略梗概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自秦朝始，到清朝止，为数不可谓不多，但是这些王朝不管怎么兢兢业业，也不管历任皇帝如何励精图治，其寿命总超不过三百年，还没到三百年就要改朝换代。

       这一定律放到大清头上也一样适用。就我个人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因为同一个根本性原因造成“寿不过三百”这一结果的，这个原因就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不脱封建农耕经济赖以附生的土地资源的内卷，一旦土地资源兼并、垄断到整个社会都失去活力了，这个国家（王朝）也接近寿终正寝了。

       这个三百年周期律是黄炎培老先生提出来的，而我现在要另外提出一个定律，那就是每个封建大一统王朝都有一个150年的坎，过得了这个坎，就能延续大约100来年，过不了这个坎，王朝就会很快被腰斩了，我姑且给它取名叫做150定律吧。纵观2000年封建历史，除却其间夹杂的秦朝和隋朝这2个短命王朝和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2个大乱世（西晋中间有过短暂的36年大一统），其兴亡主要是人祸，不算在内之外。其余的西汉、东汉、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都基本如此：由于这些封建农耕王朝，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农耕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进而也就造成土地是这些封建王朝的地基，任何一座封建王朝的万丈高楼都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地基上的，而土地兼并就像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甩不掉的身体内的癌细胞一样，毫无节制、无休止地扩张、增生，直到把封建王朝这个母体给折腾到奄奄一息，乃至命丧黄泉；然后又开始新一轮循环，附着在下一个新生的母体内，重新与这个新的母体一起生长，无节制、无休止地扩张、增生，直到把新的母体给折腾到奄奄一息，乃至命丧黄泉……如此往复循环，周而复始。具体到每个王朝，基本都是经过一番南征北战，开国帝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天下，由于经过了一番天下大乱，人口锐减，这时候国家人口少，土地资源有富余，国力就蒸蒸日上（当然，其中也有开国君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功劳）。一旦国家的富余土地开垦完毕，人口仍然不停地增长，土地兼并也随之愈演愈烈，兼并、集中、垄断到一定程度，国家就开始有末世的境况了，换言之，这也就是癌细胞增生到母体命悬一线、奄奄一息的那个时刻，这个过程基本也就150年左右的时长。这个时候，如果有能臣明君厉行改革，给这个国家打一剂强力“续命针”，强行起衰振弊，如同操起手术刀，割掉体内的癌细胞，那么国家就能继续苟延残喘，至于其能“延”多少年，“益”多少寿，就取决于这个医生的医术高明程度。但是，即便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保证这个病人能过得了第二轮癌细胞的附着、增殖、折磨，也就是逃不脱黄炎培老先生所提出的300年周期律；就像开车开到悬崖边上了，如果有一位好司机，立即刹车、倒车、转向的话，大车就可以暂时转危为安，但是路还是原来那条。如果没有能臣明君厉行改革，那么这个王朝基本上在150年这个坎上，很快就要栽跟斗，被拦腰斩断，就好像大车行驶到了悬崖边，没有好的司机强行制动，就很快摔下山崖，以致车毁人亡。所以，要我说，无论是300年周期律，还是150定律，其原罪就是土地资源内卷。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那就是每个封建王朝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身不由己地在不停积累土地资源“内卷”的量变。这个量变累积到需要改朝换代这个质变的临界点所需时间大约是150年。扩而言之，其实，每种社会形态下，彼种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身不由己地处于那种社会环境下的最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不停歇地“内卷”的进程中了，当基础要素“内卷”这一量变积累到一定阈值了，就距离改天换日这一质变不远了。就像斗地主打牌一样，当出牌出到有人手里没牌的时候，只能洗牌重新玩了。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整个社会的基本要素——资本的“内卷”过程也一样，集中、累积、垄断到一定极值了，各种末世乱象就会层出不穷，只能要么改革续命，要么洗牌重玩，要么对外转移矛盾，嫁祸给他人了。所以，如何分好基础要素的蛋糕，防止少数人“吃独食”导致多数人无食可吃，是一件伴随每一个政权生命始终的，让每个政权都不得不审慎决断的大事、要事，也就是说，破除“三百年周期律”的唯一法门就是防止核心基本要素的内卷、兼并、垄断！

       悉而言之，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上，除去那2个短命王朝和2个大乱世是因为人为主观原因造成的以外；西汉过150年这个坎的时候，冒出个汉宣帝，汉宣帝是个明君，但是他只是对外征战转移内部矛盾，并未从根子上解决内部的土地资源垄断问题，所以汉宣帝一死不久，西汉也就over了；到了东汉，过150年这个坎的时候，是汉桓帝这个玩家在打150年这副牌，他没打好150年这副牌，东汉也就从此日渐衰落，直至完全被军阀取代了；接下来是大唐，大唐过这个150年的坎的时候，恰逢安史之乱之后不久，但是这个时候冒出个杨炎，一改延续了几百年的租庸调制为两税制，所以，大唐顺利度过150年这个坎，续命到了289年的高寿；紧接着是赵宋，驾驶赵宋这辆大车过150年大坎的是蹩脚司机宋徽宗，虽然他前面有王安石这个良医开过几剂猛药，但是这些药剂还没把大宋的病体治愈，就被人强行中断了，反而给病人带来更大的毒副作用，而蹩脚司机宋徽宗除了沉溺于水墨丹青，整天在那玩儿“只此青绿”之外，并没有对手头这副烂牌进行洗牌，所以，大金国轻轻一推，大宋就被腰斩了，接任的南宋，可以说是用半副牌重新玩了一局，而且这一局还在过150年这个坎的时候，蒙古人就大兵压境了，外敌虽然取代了内部矛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唯一的例外是大元，因为大元是游牧民族第一次做大一统王朝的主，马背民族进入中原并未像其它几个大一统王朝那样，只是大力发展农耕，导致大元并不是纯粹的农耕王朝，而是游牧和农耕双轨制，因为游牧经济掺和，且游牧经济比农耕经济生产力更低下，更浪费土地资源，所以，大元连150年这个坎都没摸到；大明过150年这个滩头的时候，冒出了个天才张居正，他这个名义上的大副（实际的船长）给大明注入了“一条鞭法”这一剂“兴奋剂”，所以大明熬过了150年这个大关，侥幸活了276年；接下来，我们慢慢谈我们的主角大清。

       大清入关以后，与前面的汉、唐、宋、明没什么二致，入关之初，因为几十年的持续动乱，华夏大地人口大量锐减，以致举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比较缓和，加上新入关的康雍乾三朝皇帝比较英明，所以取得了“康乾盛世”的优异成绩。

       但是，在过150年这个大关的时候，也就是嘉庆道光爷儿俩的时候，大清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后世的人们给他们扣上了“嘉道中衰”的帽子。因为土地这个基础的动摇，大清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等各方面都面临各种接踵而至的棘手的问题。但是，掌舵的嘉庆和道光父子都不具备大开大阖、大刀阔斧改革的能力，对眼前的“嘉道中衰”的现实，不知道是掩耳盗铃，装作看不见，或者是看到了而避实就虚，采取、实行“鸵鸟政策”，反正是除了搞搞勤政、节俭之类无足轻重的“小聪明”之外，其余的施政大略，基本就是一唯祖制是从，没做任何变更；而作为一国宰辅，无论是董诰，还是托津，或者是后来的曹振镛、穆彰阿，要么是像老黄牛一样，只懂得埋头耕地，主人的鞭子甩向哪里就耕哪里，要么是只顾一味地“爱惜自己羽毛”的清流，甚或是以“多磕头，少说话”立世的庸官，虽然他们个人修为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达到了无可指摘的地步，但是对于整体国势而言，无一具备扭转乾坤、逆天改命的作为；皇帝、宰辅以下的整个官僚集团，更是呈现出一派“万马齐暗究可衰”的景象，只有像说出这句话的龚自珍等少数“山野逸人”，才如同那知秋的一叶，闻到了衰世的气息。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固然是大清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米案就已经揭开了“乾隆盛世”的底裤，而白莲教起义更是肇基于乾隆中后期，只不过嘉庆点儿背，踩了蛇尾巴，替他老爹背了黑锅而已。

       乾隆中期，土地大量集中，经济衰败都已经开始达到临界点了，嘉道两朝，每况日下的境况又更甚于乾隆末。大量的小民小户由于繁重的税赋和层出不穷的各级官员的私自加派，以及豪绅奸徒的豪夺巧取，不得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转卖出去，反过来又不得不以卖田所得的收入去租佃他人的土地来种，彻底沦为佃农和贫雇农；而贵族、官吏、豪绅则利用公权以及各种手段、名目，像滚雪球一般毫无止境地兼并小农小户的土地，使得土地“内卷”现象日甚一日。

       就像山东的牟墨林，本来他家是只有1000多亩地的小地主、小豪绅，长年累月屯了不少粮食。若是在太平年份，他手里的本钱，顶多也就能购买几百亩地而已，但是1836年当地发生了一场百年难见的灾荒，周边的小民小户基本家家都颗粒无收了，无数人流离失所，到处逃荒，饿极了的灾民大量涌入他家借粮。他倒是不说不借，只是条件有点苛刻——只能用土地来换！为了活命，灾民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以地换粮。趁着这次灾荒，他以家中屯粮，“多多益善”地大量换取灾民的土地，灾荒一过，牟墨林吞并了周边4万多亩土地！“死里逃生”的灾民们虽然饮鸩止渴了，但是对牟墨林非但没有怨言，还感激地称呼他这位“救命恩人”为“活菩萨”。此类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现象，在封建时代，那可谓是司空见惯、常见不鲜的，所以也就造成鲁迅所说的“一夜之间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也是常态，只是长年累月地小概率事件一累积下来，就慢慢形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

       山东潍县有张、郭、陈、丁四大家族。丁家占地24000亩，其他三家也分别占有土地6000－9000亩不等；栖霞著名的大地主牟二黑家，极盛时期占有土地达到60000亩之多，济宁玉堂孙家有土地30000亩。

       史上第一大贪官和珅，前面我们只是谈了他的身价，我们今天不说和珅贪污的金银珠宝，也不说他在京城众多的买卖铺面，就说一说被很多人忽略的土地。和珅本人实际拥有12万余亩土地，挂靠在他名下的土地，也就是名义上拥有的土地，总共多达80万亩，约等于533.6平方公里。看到这个数字后，很多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换一种方法做作比较，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了：第一，欧洲小国圣马力诺，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东部，国土面积仅有61.2平方公里；第二、马绍尔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之间，由1200多个形状不一的岛礁组成，共有870个珊瑚礁群，其国土面积是181平方公里；第三、马尔代夫，国土面积298平方公里；综合得出,圣马力诺+马绍尔群岛+马尔代夫≈和珅名义拥有的土地面积（61.2+181+298=540.2平方公里）。或者说换另外一种方法对比：澳门，大家熟知的与香港并列的行政特区之一，面积32.9平方公里；新加坡，大名鼎鼎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国土面积724.4平方公里；香港，另一个亚洲四小龙，面积1106.6平方公里；可以换算出：和珅名义拥有的土地面积=16.2个澳门≈3/4个新加坡≈1/2个香港。也难怪时人给和珅估出十几亿两白银的身价！

       我再举个例子，后面我们还要大谈特谈的另外一个男主角之一的琦善，此君竟然拥有256万亩土地，约1700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深圳市的面积！比世界上27个国家的土地面积还大，远超和珅3倍有余！

       而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宗室、勋戚就已经共计拥有153366公顷土地，竟然超过福建、广西、云南、贵州这些省份的民田的总数！比如说和硕庄亲王硕塞及其子孙，世袭王爵，身居要职，拥有强大的政治特权，他们借此广收投充，领取庄园，兼并旗民田地，开垦牧场，建立了大批的庄园。当时有人开列了一张庄亲王旗下各地庄园数字的清单。在这份清单中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庄园数量，其田地总数高达五十五万余亩。在这份清单中，有几个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

       1，庄亲王府的庄园星罗棋布，遍及三省。庄园所在的州县，有河北省的延庆、宝坻、武清、永清、固安、良乡、房山、通县、大兴、宛平、迁安、肃宁、安肃、雄县、河间、新城、昌平、霸州、涿州、滦州、安州、沧州、承德、独石口、张家口等处。在辽宁省的有盖平、法库、新民、锦西、海城、辽阳、沈阳、铁岭、兴城等九县。在山西丰镇厅等处有大量马厂地。地占三省，分布四十余州县，村屯一百三十余处。

       2，庄园突破“旗界”，向四面八方扩展。清初各旗皆有界址，不能越旗垦种，也不许越旗买卖土地。授封的王公庄园，赐给官员、兵丁的旗地，皆按旗拨给指定州县圈占的田地，不准擅自更换。庄亲王属镶红旗，仔细看一下清单中庄亲王旗下的庄园分布地区，早已越过旗界，远远超出了赐给镶红旗王公庄园的州县范围。如河北省的武清、固安、良乡、迁安、安州、安肃、雄县的庄地和独石口及承德的土地，都不在清初授给镶红旗王公庄园的州县内。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从清初分封王公庄园以后，庄亲王府并不满足在本旗界限内占有的土地，不顾旗制的规定，突破各旗定界，在另一旗所在的州县，霸占民田，增设庄园，扩大王庄范围。

       3，庄园辽阔，占地数千顷。按照庄王府开列的土地数目，在河北省的二十二个州县中，庄王府有地七万八千余亩，在张家口、承德等处有地四千余亩，在独石口有地七万一千余亩，在山西省有马厂地三十二万四千余亩，在辽宁九个县有地七万余亩，共有地五十五万余亩。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以道光十三年的情况来看，全国民赋田是九百一十一万九千余顷，而庄亲王一府，就占地五千多顷。也就是说，像庄亲王这样的大庄园主，只要有1700个，就会把全国的土地分毫不剩地霸占完。而当时人均只有耕地2.2亩，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4，人丁数万，劳力众多。庄亲王府占地五十五万余亩，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耕种。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一个壮年劳力耕种的土地不到十亩，以此标准来算，五十五万亩地需要一万八千三百多丁，连家带口当为五六万人。换句话说，庄王府的庄园之所以能开垦，耕种收获，需要迫使数万人为王爷当牛做马，否则，庄王府的良田便会成为荒地。

       5，开牧场，垦“闲地”，强行霸占，竭力扩大庄园面积。庄王府扩大庄园的重要方式，是役使壮丁、佃农开垦马厂地。庄王在山西占有广阔的草原，牧放马羊，自清初以来，便陆续开垦，到道光十三年为止，山西的马厂已开垦三处，得熟地三十二万四千二百多亩。此外，庄王府在辽宁法库、新民二县，也有一处牧场，约为五千多亩。同时，庄王府还役使壮丁、佃农开垦荒闲土地，名曰“滋生地”、“余租地”。如庄王府在辽宁经过开垦，其庄园占地就比原来增加了70%。另外，庄王还凭借权势，直接兼并土地。

       6，庄地传给子孙，分与亲族，不断增加贵族地主。按照清制，八旗王公贵族从清廷计丁授田，或按爵领受庄地以后，其子孙长大成人，即分袭父祖遗产，不再从朝廷领取庄园人丁。庄王府的田地、人丁及其它财产也是不断分传。比如说允禄于雍正元年袭硕塞之子博果铎的庄亲王封爵，继承了庄亲王的庄园、人丁及大量资财。因此，他对硕塞的次子惠郡王博翁国诺之孙明赫比较关照，既奏准让明赫承袭自己因功加封的镇国公，又大量分与庄田房宅。乾隆年间的庄亲王永瑺，曾将滦平县的庄田千亩、丰宁县庄园九百余亩、承德县庄田四百余亩分给兄弟。

       上面所说的仅仅是开国诸王中的庄亲王，按照地位而言，庄亲王尚且无法与礼亲王、睿亲王、肃亲王等铁帽子王相比。不难想象，这些铁帽子王们拥有的田地人丁，无疑更是一个更大的天文数字。

       与此同时，这15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激增了几十倍。1652年（顺治9年），全国总人口才1448.3858万；1713年（康熙52年），全国总人口2358.7224万；1741年（乾隆6年），全国总人口14341.1559万；1834年（道光14年），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了4亿，达到40100.8574万之巨。

        土地高度集中，人口指数式地爆炸性剧增，而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多少，基本上徘徊在7.7亿亩上下。如此一进一退，就衍生出大量（数以亿计）的少地、缺地、无地之人。这些人，除了部分沦为佃农、雇农、雇工之外，绝大多数沦为了流民、游民，四处游荡。

       当然，按照当时的人均耕地面积算，现在全国14亿人口，耕地面积也只是在18亿亩红线之上不多，人均不到1.3亩的耕地面积还不如道光朝的人均2.2亩多，可是如今的生产力早已经是道光朝10倍不止，而且，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如今是社会主义资本经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效率早已与那时候是云泥霄壤之别。

       其实，明末中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清朝初期也在这个萌芽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这发展的过程极为缓慢，始终在萌芽状态徘徊，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清代前期相关政策的支持也为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主要是实行的工商业政策，有其积极的，较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面。比如说在征税上，禁止定额之外，恣意多索；对“原不抽税”的货物，也不准“违例收税”；比如说政府下令免除明代的匠籍，为雇用自由劳动力创造了市场；又比如说，政府缩小了官营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这就为民间手工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这些政策对于商人的正常活动以及资本的积累有很大的好处，给予了他们一定政策的保护。所以，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之下，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的基础上缓慢发展起来了。

      比如说阳山铜铅矿采冶业的发展，就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例子。广东省阳山县曾经是明初十三铁冶所之一，同时也是广东重要的产矿区之一。这里虽然山高而险峻，耕作条件艰苦，但却富有矿藏，有铜铅等矿藏。一些商人就“靠山吃山”，经营起了铜矿生意。由于矿山的开采，需要大量的资本，单个老板很难独立维持经营，于是大家就合股投资。而且因为矿山的土地多半是别人的，所以，这些商人便与山主、土主订立契约，并且将契约上报官府，取得官府的“文结”，然后到盐运司“呈验明白”，取得准其开采的大清牌“营业执照”。采矿的过程，雇佣了一定数量的搬运工和挖掘工匠。这随着产能的扩大，本地劳动力的不足，又开始雇佣流动的劳动力。这就是典型的“天朝”牌资本主义经济了。

       再比如说，佛山镇（今佛山市）的炒铁业也比较具有代表性。早在明朝景泰年间，佛山就以“工擅炉冶之巧”而扬名在外。清朝前期，佛山镇的冶铸业又有很大的进展。当地商人们，开制“炒”铁矿场，把矿石熔冶成生铁，又把经过冶炼的生铁，炼成熟铁，然后拿到市场上去转卖，并以此为生计，这在延续了2000多年“盐铁专卖”的封建时代，无疑是很有突破性的。有的炒铁工场里有炒铁工人数百名，生产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乾隆年间，佛山镇共有炒铁工匠2万人。毫无疑问，这是妥妥的“规模化”资本主义经济了。

        与此类同，福建的茶叶，江南的丝织业，也都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经济。

       本来嘛，资本主义经济是治疗封建土地资源内卷绝症的绝佳灵丹妙药。后来大清能够续命几十年，就是因为陆陆续续下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等资本主义改革猛药。但是，时下的道光朝，因为土地兼并太激烈了。土地高度集中，再加上层层盘剥，有发展商品经济意愿的农民，就差没卖妻卖子了，压根就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发展商品生产，更甭提积累原始资金，去扩大生产了！商品经济不发达，技术就得不到进步，技术得不到进步，农业生产效率也会跟着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又更加加剧了土地的兼并、集中。如此往复循环，贫苦百姓根本就没有任何余力余物余钱去经营资本经济！而那些手头已经有余力、余物、余钱的，就像有句老话“千买卖，万生意，不如村头十亩地”所说的一样，因为土地租金实在来得太轻松了，还可以不断地滚雪球，还没有任何风险，还受国家保护，就更没动力去发展高风险、社会地位低下的资本商品经济，也就逐步“脱资向农”，拿手头的钱财购买土地，向大地主转变了。这就形成了一条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坚不可摧的无形壁垒！

       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包括嘉庆道光在内的帝王，更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承袭了惯行2000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雍正即位第二年，就下旨反对招商开矿，说什么“养民之道，唯在劝农务本，若舍本逐末，游手望风而至，岂能别其奸良”，终雍正一朝，他随后又多次下旨训谕臣下要重本抑末；乾隆也说什么“天下本农为重”；一唯祖训是从的嘉庆、道光更是因袭了雍乾的思想，嘉庆道光父子不止一次强调开矿是“言利扰民”。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把“士农工商”的“工”和“商”排在后面的，就像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所说的：首先，封建统治者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皇帝就是万里江山所有大小地主的“共主”，他肯定得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无可厚非。其次，因为手工劳动者的财富主要是他的手艺和有限的工具，是可以随时带走的，以致其不会在国家危亡时与国土同进退。而比手工业者更容易在关键时候弃国家而去的，就是商人，因为商人的财富主要以货币形式存在，商人的货币资本比手工劳动者的手艺和有限的工具更容易带走。所以，更不能指望商人会忠于国家、忠于国土。真正忠于国家、忠于国土的，只能是地主和农民，因为地主和农民的主要财产是土地和依附土地而存在的农副产品、地上附着物以及各种畜牧、渔业产品，所以导致这两者的财富是无法带走的，比如说地主和农民的土地，这是无法带走的吧！再比如说土地上的牛棚、马厩，也是无法带走的；再比如粮仓、池塘里的鱼、长在土地上的庄稼……这些都是不能带走的。所以，能够与国家共存亡，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只有地主和农民。因此，从这一层面去看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包括清朝康雍乾嘉道在内的所有封建统治者都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什么要把“工商”阶级排在四民之末了。

       而清朝前期那些封建帝王之所以一定程度上放开铜、铁之类采矿业的发展，是因为那些地方农耕条件苛刻，不适宜发展农耕，而又有大量的“穷民”靠整个生产链条赖以为生，如果骤然严厉禁止，这些生计没有着落的人，会很容易就铤而走险，轻则聚而为盗为匪，重则聚众起义，比如说，后来搞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其起义初期的主要核心领导层，就有不少是矿工出身的，比如说杨秀清，就是为矿主烧炭的烧炭工。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作为权宜之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限制地允许部分地方酌情发展矿业。

       此外，各级官府、官吏对工商业者的剥夺、压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比如说当时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就是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而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有钱人，知道大清各种酷刑的厉害，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甚至有些心黑手辣的官员，随便找个徭役之类的名目就能让当地的富户倾家荡产。

       几重大山压下来，普通的老百姓想种地，没地；想经商，国家政策和社会大环境不允许，而且更怕被“劫富济贫”，没门。社会生产发展进入了死胡同，造成了清朝在150年大关之后，逐渐陷入了一种“土地兼并——重农抑商——土地兼并……”的怪圈当中。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极少部分从事农作的农民，又因为极端的剥削，生活极为悲惨，生产的积极性也极低。刚刚冒芽的资本经济，又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况。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死寂般的“躺平”状态。

        经济的萧条，又一定程度上促使财政情况趋于恶化。可是，除了经济的萧条，还有哪些因素促使道光在极端勤政、节俭的情况下，仍然“被”戴上“嘉道中衰”这顶黑帽子呢？请看下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