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三年清知“腐”，十万雪花“淫”（上）
现代管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灰犀牛事件”。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即可以预见很可能会发生，且影响十分巨大的事件。灰犀牛事件，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对这种风险，习以为常。这其实是个比喻，也就是说某些概率性风险，就像不远处的一只犀牛，肉眼可见，但是人们很容易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犀牛肉嘟嘟、胖乎乎、挺可爱的，也让人想当然的容易抱有它是“人畜无害”的主观臆想。但是，总会存在犀牛高速飞奔而来，撞向你的概率，届时会发生什么后果？毫无疑问会把你撞得粉身碎骨！而且一旦锁定你，你几乎无处可逃。
其实，人类社会中，有一种亘古存在，常常被我们所忽视，还与整个人类社会相依相存的“灰犀牛事件”。这个“灰犀牛事件”就是腐败现象！
在封建人治社会，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封建皇帝具备“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无限独裁权，下面的各级官员又具备“山高皇帝远，此地爷最大”的属地独裁公权。如此一来，权力几乎不受任何有效的约束，从而导致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也就尤其的猖獗。
作为中国最后的2个封建王朝，大清虽然名字带有一个“清”字，大明也带有一个“明”字。但是，大明、大清其实并未免于腐败之俗，并不“清明”。甚至早在康熙帝的时候，老爷子就发出了“天下贪吏何其多也”的悲叹。
立国之初，清廷也吸取了明末贪腐致败的教训，制定了相应的制度，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吏治进行了整治，而且还颇有成效，这对取得“康乾盛世”这一硕果也是加了不少“绩效”分的。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乾隆皇帝本人又好大喜功，巡游无度，而且还宠信招权纳贿的和珅，从而导致国家逐渐腐败起来。到了嘉道两朝，整个官场已经是江河日下、乌烟瘴气了，政治之堕落早已积重难返，几近无药可治了。
一提起历史上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的皇帝，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秦始皇和隋炀帝。其实，乾隆爷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并不在二者之下。他在位60年（实际掌权63年），东巡谒陵、西幸五台、南巡江浙、曲阜祭孔、巡幸中州、郊游京畿，多达24次；再加上乾隆6年到乾隆22年每两年搞一次木兰围猎、热河避暑，乾隆22年以后几乎年年搞，此君一共搞了120次“旅游”；除此之外，乾隆爷还经常组团到东北、蒙古塞外去“野游”，次数也不在其他“旅游”之下。虽然这些“旅游”搞的各种祭拜祖宗、祭祀圣人、调研河工、考察农桑之类名头很是冠冕堂皇，但是其真正私心却是矜功耀德、显示威风、沉溺山水，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而且现在的影视剧动辄弄出什么微服私访、微服私行、游龙戏凤之类的噱头，其实乾隆大爷所过之处，百官逢迎拍马，踵事浮华，争奢斗靡，耗费巨大，仿佛蝗虫过境一般，每过一处，地方府库一空、百姓财竭物尽。就说五台郊游这事吧，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紫禁城，慈禧太后被迫“西狩”，路过太原，进驻在乾隆爷曾经西游五台山住过的巡游旧府，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是出了名的穷奢极欲，是个连北洋海军军费都不惜挪用了600万元的主儿，可是她住着乾隆爷100多年前住过的“旧宅子”，仍然被宅子和内部陈设的奢华所惊叹，发出了“宫中所未有”的惊叹！
再说乾隆6次南巡吧。皇帝前脚还没出紫禁城，从紫禁城到苏杭，水陆3000多里，处处搭行宫（请参考慈禧住过的巡游旧府），一路多达30多处，临时驻跸行营超过100个，要动用五六千匹骡马、七八百头骆驼，骡车400辆，随行官员兵丁2500人以上，给御舟拉纤的河兵多达3600人，其他各种搬运挑夫、供给夫役更是多达几万人。沿途各省、府、州、县的官员、地主、豪绅、富商争先恐后地搭戏台、结彩棚、制灯舫、办器物，极尽奢华，百般逢迎，连痰盂尿壶，都用白银打制；皇帝喜欢参禅悟道，就重金聘请文人墨客剃头打扮成和尚大师，随皇帝的喜；皇帝喜欢看戏听剧，就组织人力，绞尽脑汁，新编剧本，把当地的“明星大腕”统统请来，彩排赶练；随行几千官员兵丁，地方上还得一并打点，什么山货、土特产之类肯定少不了啦。南巡费用，光是明账，就超过了2000万两，足足超过道光朝的国库存银。你可以想象一下，2020年我国财政收入是18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某个人光是组团外出旅游，就耗费了18万亿人民币，那是什么概念？修建三峡水电站都耗资不到1000亿人民币，足足可以修建180座三峡水电站了！
这还不算完，皇帝每次出游，就给所有涉事的官员一次极佳的做假账、虚账，冒领国家钱财的机会，随行队伍和经过之处的各省、府、州、县的官员、地主、豪绅、富商又借机敲诈、勒索、鱼肉老百姓。皇帝还没到，前面探路的大臣、将军、兵丁就先行“扫”过一遍，指派地方修葺行营，铺路搭桥，同时不忘敲诈勒索一番，地方官也借机搜刮百姓；皇帝到了，经办巡幸事宜的地方官，除了大肆挥霍贪渎之外，在报销经费的时候，能多报就绝不少报，有的要报，没有的想办法也要报。皇帝脚步到哪里，哪里就相当于经历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大灾大难。所以，在乾隆第4次南巡的时候，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插曲，当时随行的一个大学士（正国级）叫做程伊，因为巡行要路过他的家乡湖州，为了避免老家遭殃，他就想办法阻止皇帝路过湖州，但是又不能明说，以免惹怒圣躬，到时候阻止没搞成，反而自己人头落地，整个浙江省也受牵连，吃不了兜着走。他就暗示浙江巡抚卞永誉：“皇上如果巡行经过湖州，那么湖州和浙江省的经济将几十年都恢复不过来。”浙江巡抚就授意绍兴知府赵某暗中在途经的河里扔石头，使探路的“龙船”没办法通过，从而改道他处，终于阻止了皇帝到湖州“调研”，也使得原计划经过的湖州到杭州一路几州府的百姓躲过了一次大灾。因为这件事，这位赵知府还赢得当地人的交口称赞，为他立功德碑，百姓给他送万民伞。后来东窗事发，乾隆雷霆大发，赵知府被罢职处分，赵知府离开的时候，当地老百姓痛哭流涕，一直送出100多里。
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的组团“旅行”，那位影视剧中被吹得滥了调的侍读学士纪昀，也就是纪晓岚，曾经“忧国忧民”地劝过乾隆皇帝，说什么“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大概意思就是说：皇上，麻烦你老体谅一下东南地区的老百姓，别去那儿旅游，骚扰老百姓啦。对此，乾隆皇帝把所有满清皇帝共有的“排汉”秉性暴露无遗，怒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大意就是：老子不过是看在你学识还过得去的份上，给你在四库图书馆给老子编编书而已，其实，在大爷眼里，你不过就是大爷我养的一条狗，你也配妄谈国家大事？从此，在乾隆的高压下，朝臣都缄口不敢进谏。直到晚年，因为搞得国穷民贫了，他老爷子才对此有所悔过，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
除了“组团旅游”，乾隆在其他方面也是大手大脚、毫不吝惜地铺张浪费，搞排场、要气势。因为喜欢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就在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大肆修建各种仿真名胜古迹、名山大川，什么西湖十景啦，江南四大名园啦，应有尽有。
为了给他老妈崇庆皇太后过60大寿，举办了盛大的庆典，从北京西华门到西直门十里地之外的地段内，搭楼建阁，每数十步搭一个戏台，整个京城，仿佛成了蓬莱仙境，比办一次奥运会还隆重。他妈70大寿，80大寿，以及自己60大寿，70大寿，80大寿也都是大办特办。
哪怕就是波澜不惊的寻常时节，乾隆爷的个人生活用度，那也是夸张得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就以乾隆十二年为例，我们来看一看乾隆皇帝每年在吃穿日用上要花了多少钱吧。
有清一朝，总理皇家事务的机构是内务府。而负责宫中膳食的机构是内务府旗下的御茶膳房，御茶膳房又分为茶房、清茶房、膳房、档案房、寿康宫茶膳房、皇子饭房和茶房、侍卫饭房、买办肉类处、肉房、干肉房、酒醋房、菜房、饽饽房、果房等等分支机构。
御茶膳房的具体负责人有一个头衔，叫“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史料中一般都简称为“掌关防处”，这个职务是个肥缺，例由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兼任。
此外，在御茶膳房之外，还有一些二层后勤机构，比如有三仓、恩丰仓、广储司的茶库，营造司的炭库、柴库，庆丰司的牛羊群牧处等等。
这一庞大复杂的机构，主要是为皇室成员服务的，当然在宫中当差的文武大臣、服役的太监、宫女、苏拉等也包括在内，只不过他们的饮食费用是极其有限的。在乾隆十二年，宫中各处值班的官兵饭食银两还不到一万两。
下面，我们就以这个基准再去看看乾隆老爷子的日常用度数额吧！说到开销，就免不了要列流水账，乾隆十二年可考的宫中消费物品及大约数量表单如下：
菜库买办供奉内廷及膳房等处应用蔬菜，向广储司银库支银68839两；供应筵宴以及日常所用鸡蛋共970040个；御膳房及各处用白老米9660石，黄老米1268石；御膳房内管领，承做勃勃桌张及各处用蜂蜜27545斤；膳房及各处用黑盐55288斤，白盐24907斤；官山仓供用白麦15000石，张家口处牛羊群牧处该年交乳油2397斤，乳饼819斤，乳酒3530斤；糖、蜡由广储司出银采买，糖岁用银24235两，蜡岁用银18654两不等；香油、灯油岁用银52354两不等；酒醋房该年用采买银1221两，所用猪肉、鸡、鸭等项，用银34256两；此外除各项进贡水果不计，果房该年采办四季水果用银47893两；又买办玉笋用银52147两。
另：清茶房提供乳牛，皇上分例每日乳牛100头，皇太后24头，皇后20头、皇贵妃6头、贵妃4头、妃3头、嫔2头，阿哥娶福晋8头。用酒、醋酱菜等数目用银3215两。
因档案记载的不全以及史料的散轶，以上所列的还不是御茶膳房所有的开支，但总计花银在38万两左右。如果全部包含在内，这一年乾隆皇帝及皇室成员在吃喝一项上的消费，应该不下50万两白银。
所谓的皇室成员其实也不算多，乾隆皇帝共有43个后妃，17个皇子、10个皇女，外加一个太后，但不同时期人数只少不多。这70多个人中，乾隆作为皇帝分例最大，他一个人至少要占了三分之一，即17万两左右。
自康熙以后，皇帝每日的份例基本上变化不大。具体是：
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共19斤，白萝卜、红萝卜共60个，包瓜、冬瓜各1个，葱6斤。
又：玉泉酒4两，酱和清酱各3斤，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御膳房还要恭备皇帝每天所用的茶、乳等共100斤。每天用玉泉水12罐，乳油1斤，茶叶15包（两斤2两）。
这些物料经过加工后，仅皇帝一人每天都要做出六十七种菜，三四种米饭，十几种小菜，以及五六种粥。当然这些东西，皇帝是吃不完的，大部分都浪费了。
乾隆在穿着上的年开销的记录就更不详细了，但也有零星的记载。负责皇帝日用服饰制作的机构主要是江南三织造。乾隆十二年，内府记载共用缎一百余匹，妆缎二十五匹。仅仅是这两项，就要耗费45万两左右。
这么算下来，乾隆个人一年花在吃、穿上面的银子至少在60万两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根据乾隆朝的物价水平，一个五口之家年开支大约在30两左右，60万两就等于是20000个家庭的用度；当时四川全省（那时候可是辖现在的重庆市在内）每年的田赋银为65万余两，云南为58万两，要知道田赋是朝廷赋税的大头。乾隆一不小心，一个人就把一个大省的赋税给吃没了、穿没了。
吃、穿之外，至于乾隆每年用以赏赐、庆典、玩古玩等各项开销的数字更是无法统计，大略估计，乾隆一年下来，个人消费没有300万两应该是下不来的。
按照他在位60年以及在幕后主政3年计算，乾隆爷在位的时候仅仅个人日常生活消费，就花销去了2亿两白银！
除了生活上极端穷奢极欲，乾隆老爷子矜矜自夸的“十全武功”，那也是用银子铺出来的。光是1747-1749年，1771-1776年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就花费5000万两白银；整个所谓的“十全武功”，一共消耗军费整整1.3亿两！
而乾隆爷重用的宠臣和珅，除了腐败贪污。对上则一味地逢迎拍马、欺蒙圣听；对下则党同伐异、营私结党。为了掩饰自己的斑斑劣迹，他还不遗余力地钳制舆论。比如说曹锡宝，就 是因为检举揭发和珅贪污腐败行为而被和珅整垮的。
曹锡宝，字鸿书，乾隆二十年进士，历任军机处章京，监察御史等职，分别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纪委常委。他生性坦率，刚直不阿，很不满和珅的贪污腐化作为。但是和珅权倾一时，且有乾隆这把通天保护伞，谁也不敢撄其锋芒，他便从和珅的手下着手，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发现和珅家与其奴仆刘全家的车马，衣服均超过了清制的规定，和珅他扳不动，曹锡宝便想借弹劾刘全来拔出刘全背后的巨蠹－－和珅。
刘全何许人也？刘全乃是和珅家的“世仆”，起初为和珅父母赶车，后来和珅父母早逝后，刘全也继续追随和珅，随青年时期的和珅一起创业打天下，正因为早年一起奋斗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战斗情谊，和珅飞黄腾达之后，刘全也一跃成为和珅家的大管家，和珅家对外的经营、接待，收取馈赠礼品等全由他一人把持，甚至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也是由刘全来掌管，由于他主要是外管家，世人为了与和家的内管家呼什图区分，皆称其为“外刘”。
刘全与和珅一样，不但会拉帮结派，而且善于收受贿赂，故他在帮和珅收受贿赂的同时，也不忘中饱私囊，几年下来，刘全的腰包也鼓起来了，其家产巨万，从日后和珅倒台后记载的抄家记录记载：刘全家产有银二十万两，土地90000亩，因此，刘全家里也布置得十分阔气。他使用的车马，衣物都超过了清制的规定。
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是相当严重的，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等级的衣服，坐什么样的马车都是有祖宗成法严格规定的，如果穿戴车马逾制的话，则其罪非同小可，就像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乾隆五十年（1785年），曹锡宝在做了周密调查之后，准备写奏本弹劾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写好这道奏折之后，曹锡宝首先把奏本拿给他老乡吴省钦阅看，想请他帮自己修改润色一下，殊不知此时吴省钦已经投靠了和珅。吴省钦一见弹劾奏折，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曹锡宝竟然对和珅不敬。喜的是自己幸好预先知道了情况，可以向和珅邀功了。
于是，吴省钦先稳住曹锡宝，然后赶紧派快马通知此时尚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陪乾隆避暑的和珅，和珅马上召刘全赴热河，指令刘全迅速拆掉逾制房屋，迅速隐藏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一切逾制之物，一切证据消灭过后，曹锡宝才傻乎乎地把奏章送到承德，向乾隆举报刘全逾制一事。有备无患的和珅马上给乾隆一道奏折，说他已审问刘全，刘全否认逾制，但为了表示清白他决定把刘全交留京王大臣收审。和珅在奏折中又说：“刘全这个人一向老实本分，臣对他管教得蛮严，从来也没听说过刘全敢胡来的。”但自己经常随皇上出巡，所以可能“长期陪皇上在外面出差了，没得时间亲自管教，难免这家伙会放肆胡来也难说？既然曹锡宝弹劾他，就请皇上派曹锡宝同志和留京王大臣一起去好好查查这小子吧。”这么一来，和珅便一推二五六。
而乾隆也不怀疑和珅，下旨道：“和珅的管家全儿，在崇文门抓了多年税务工作，照道理来说应该也积累得点津贴俸禄，稍微有点小钱那也是情理之中的。”还补充说“至于盖几间房子居住，那也是人情之常，天下各处关口税局的管理人员，不能不派得当的人员来管理，这些管理人员有那么三五个小钱，也不足为怪嘛。像这类憨厚老实的办事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修几栋房子，穿衣打扮搞得时髦点，没什么稀奇的。”接着，乾隆开始指责曹锡宝弹劾动机不纯：“如果曹爱卿能够查出刘全真的有招摇撞骗，或者自行乱收税费，或者是像富礼善那样杀人行凶了又找人顶缸之类情节，那就请曹爱卿如实查出。如有以上情节，就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若曹锡宝查不出证据，那就是想借机博取空名，胡乱冤枉好人，搞莫须有冤案了。”
事情的结尾嘛，由于刘全早有准备，乾隆又提前给下了铺垫，曹锡宝带人怎么检查，自然是查不出什么证据了。这下子，刘全就理直气壮了：“我历来为人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至于沐浴皇恩，把房子建得宽敞点，家具置办得漂亮点呢，那是有的，但是这些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出去显摆的嘛。我连曹锡宝是哪个我都不懂，他又怎么能钻进我家看到这些摆设么？”这么一来，刘全倒打一耙，被告成了原告。曹锡宝不得不为自己辩解：“我见刘全家房子搞得豪华豪华的，担心他借和大人的名头去招摇撞骗。而且皇上也三令五申，要求各位大臣的家人、奴仆不要借各位大人的名头去贪污腐化、受贿纳贿，给各位大人添麻烦。其实刘兄并没有任何行事不当的地方，是我想多了，以为他家房子搞得豪华豪华的，就想当然怀疑他乱来了。所以才上奏皇上。现在皇上叫我们这些稽查组到各位王公大臣的家人奴仆家去看了，原来大家都是这样子有那么三五间房子的，没什么值得大将小怪。是我冒昧糊涂，人老了脑子不好使了，实在是罪该万死。”
这样，由于和珅的早有准备，先发制人，曹锡宝非但没有丝毫撼动和珅，反而被乾隆劈头盖脸一顿大骂，最后落下“革职留任”的下场。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对和珅有半点微词。
当时，与和珅一样被乾隆皇帝宠幸的，还有大将军阿桂，现在的清宫剧都把刘墉或者纪晓岚杜撰成和珅的冤家对头，以便搭台唱戏。其实，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刘墉和纪晓岚跟和珅差了不止一个量级，二者压根没有配得上做和珅对头的分量，和珅真正的冤家、对头、政敌只有一个，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阿桂！有人对乾隆的宠臣进行排名，前有傅恒，后有阿桂，二者并列排第一，和珅屈居第三，第四为福康安。阿桂是清朝少有的科举出仕，进入武将，最后还出将入相的人，这一点，连后来的曾国藩都没做到！阿桂屡次带兵东征西讨，指挥过对缅作战、两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降服土司索诺木之战、两次镇压甘肃回民起义等战争，还参与制定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抗击廓尔喀（今尼泊尔）进攻西藏的进兵方略，可以说是大清的“万里长城”。因为屡立战功，乾隆十六年(1761金年)的时候，阿桂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驻扎在伊犁。从此,阿桂在朝中的地位一天天提高,等到和珅飞黄腾达的时候,阿桂早已经是乾隆朝无可替代的核武器级别的重臣了。乾隆也深知阿桂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所以对他特别器重,虽然和珅在乾隆面前能争得宠信,但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来,乾隆真正倚仗的还是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阿桂。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省境内撒拉尔回教爆发了新旧两支教派的矛盾。清政府派兵支持老教镇压新教,新教教民奋起反抗,在苏四十三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一时间波及兰州,形势紧急。消息传到朝中,乾隆下令和珅带领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等带兵平叛。同时,又让阿桂随后跟上大军,让先到的和珅听从阿桂指挥。这件事让和珅抱怨不已,这不分明表明乾隆怕和珅能力不够,心里面更加倚重阿桂吗?
不只乾隆是如此,就连军中的战将也都瞧不起和珅。和珅到达甘肃之后,急于求胜,强令海兰察等人进攻起义军,结果因准备不足,地势不利,遭到起义军的痛击,被起义军先行抢占了险要道口，平叛大军反而被起义军包了饺子了，差点全军覆灭。等到阿桂到达甘肃,和珅反咬一口,把失败的责任全都归之于下面的将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不置可否,遂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桂转身问和珅,和大人不是说诸将不听从调遣吗,这又是什么?和珅羞得恨不能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从此对阿桂也更加怀恨在心了。但是由于阿桂硬实力摆在那儿，一时半会也没有能力整倒阿桂,就想方设法把阿桂排挤出紫禁城，不让阿桂留在京城,在全国做灭火器，哪里起火去哪里，哪里火大去哪里，没有火也要煽风点火，让阿桂没有有片刻休息，在各地四处不停地奔波。
在和珅的流毒传染下，举国上下贪赃枉法、官官相护、上欺下瞒，中央到地方泥沙俱下。当然，也有人说和珅也有他言不由衷的地方，因为他摊上了一个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的老板，而老板乾隆又不方便旗帜鲜明的直接向全国各地伸手要钱，只能派出和珅这个总经理来出面给他操办，用和珅来给他搜刮钱财，事后还把黑锅都扣给和珅了。
虽然和珅的确有替乾隆的败家行为背黑锅的成分，不能完全把大清衰落的黑锅扣给和珅，但是经过和珅20多年的大权独揽、排斥异己和贪污腐败，本来在乾隆中期都已经开始败坏的官场，变得更加的污浊，而且其本人也荣升中国历史第一贪，这倒是不容“洗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