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三年清知“腐”，十万雪花“淫”（下）

       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乾隆和和珅这两根“上梁”，一个骄奢淫逸，一个贪污腐败。而作为满清立国基本盘的满洲贵族，也已经从根子上腐化堕落了。

       我们常说高薪养廉，照我看来，若没有法制和纪律做屏障，高薪未必能养廉。满洲贵族就是很好的范例！满族入主中原的时候，统治者照着朱元璋的药方抓药，朱元璋给朱家王爷优渥的待遇，满洲贵族就以民族为界限，在政治、经济、身份等各方面给予满人以特殊优厚待遇，仿佛现在印度的高种姓婆罗门一样，而宗室、勋戚，作为贵族中的贵族，更是享受着各种特权中的特权。满人除了为官做宰，当兵吃国家粮食之外，什么事也不用干，一出生就有一份优厚的俸禄和额定的粮饷，也就是说，满人生来就是一条条“米虫”！一旦有什么变故，或者是把家产赌博干净了，或者是分到的土地遭了灾，国家又还为他们代偿债务，代赎旗地。

      照现代高薪养廉的理论来说，满洲子弟应该个个都是白莲花，人人都出淤泥而不染才对。但是，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入关不久，本身就是寄生虫的满人就迅速沦为了社会蛀虫。就连还是小皇帝的康熙都恨铁不成钢地责骂这些满人子弟整天就知道游玩嬉戏，生活奢侈腐化，竟然还有很多人领着高薪仍还债台高筑。

      连乾隆皇帝这种花花公子，都还对这些烂泥扶不上墙的满洲败家子们痛心疾首。说他们只知道坐耗钱财，不知节俭为何物，做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就不守本分，花销起国家钱财来毫无节制！骂那些兵丁只知道锦衣美食，耗费钱财，相习成风，不知悔改；对那些“天潢贵胄”的皇亲国戚更是骂得一文不值，说他们饱食终日，正事不做，与市井无赖无异，为非作歹了，地方官府又因为他们出身高贵而不敢追究，甚至还助纣为虐，泼皮无赖又与他们拉帮结伙，伙同违法乱纪，火上浇油。

      嘉庆时期，旗人聚赌风气愈演愈烈，甚至连皇宫大内也未能幸免。更糟糕的是，旗人聚赌的背后还有诸多王公大臣的庇护。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出现袁锡聚赌案。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理此案，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惩。令嘉庆帝气愤的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明安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事后又经鄂罗锡叶勒图说情，通过家人出面，接受袁锡贿送的500两白银。后来听说风声很紧，才将受贿的白银吐出。鄂罗锡叶勒图、袁锡都是朝廷官员，而且作为步军统领的明安收受贿赂，包庇赌博。明安、鄂罗锡叶勒图、袁锡等人都被革职问。

      很多人可能都对周星驰主演的《武状元苏乞儿》里面苏乞儿考取武状元的无厘头搞笑情形记忆尤深。其实，嘉庆时期，还真发生过与之类似的事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举考试已经评选出了名次，依照惯例，嘉庆皇帝要为殿试中的优秀者颁发“荣誉证书”。眼看颁证时间快到了，所有人员都已经到齐，皇帝也坐在高台上开始观礼，但是武状元却迟迟不见踪影。状元可是殿试头名，没有状元，仪式自然不能开始，所以皇帝和文武百官也只好耐心等待。等了一个上午也没等到，最后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准备回家吃午饭了，才发现是太监忘了开宫门，使得武状元一直在宫城外绕圈圈，进不来。武举考试可是国家大事，皇帝坐镇主持的武举仪式，都已经如此儿戏，可见当时满人子弟已经文恬武嬉到了何种地步！

      满洲“败家子弟”们已经自甘堕落、沉沦下流了，那么是不是“污水不流外人田”，各级官场就自觉自悟地与这些纨绔子弟们天然地划清了界限，清白做人了呢？这种想法，想想就是，别当真。乾嘉道之时，贪官污吏遍布天下。敲诈勒索、贪贿枉法、侵吞公款、悬赏卖官、玩忽职守、阿谀逢迎、上欺下瞒……凡是你能想得到形容腐败的词，统统的都有！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本意是说，当了3年清廉的知府，请注意，是清廉的知府，而不是清朝的知府，就有十万两银子的灰色收入，那意思是说，要是贪腐的知府，那就远远不止十万了！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还不足以形容当时官场的污浊，需要改成“三年清知‘腐’，十万雪花‘淫’”。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没有对官员的进行常态化“绩效考评”，也没有什么“德能勤绩廉”之类的年度考核、季度考核、月考核，更甭提有什么稳固的纪律监察制度了。虽然当时也有一个沿用张居正改革遗留下来的3年1次考察京官的京察、考察地方官的大计考成和5年1次考察武官的“军政”的考评制度，并且中央也设有都察院这种监察机构（地方上就完全凭“一把手”的个人主观意志对官员进行督察了），但是在政以贿成的社会环境里，越是善于钻营投机、逢迎结交、贪鄙庸碌之辈，就越吃香，而个别勤政爱民、清廉务实、刚直不阿的官员，非但在考评当中不能获得上级的好评，反而会遭受从上到下大小各级官员不约而同、齐心协力的排斥、诋毁、倾轧，甚至会因为“挡人钱财，甚于杀人父母”，而动辄被人铲除灭口。当时有个大学士叫做尹壮图，甚至发出了“白莲教起义不过是癣疥之疾，吏治贪腐才是腹心之患”的慨叹，当然，这位尹壮图，最后被以和珅为首的各级官员联合倾轧、陷害，最终被罢官回家，就差没做了尹壮烈！

      我们寻常只知道乾隆朝的和珅贪腐，其实，乾隆朝除了和珅之外，因为贪腐被处死的二品以上的中央大员就有30人！贪腐已经形成了生态链，从乾隆本人“贪”玩、贪“功”，到和珅这位二把手、首席军机大臣无所不贪，再到下面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各部院侍郎，到省级督、抚、藩臬，以至各道、府、州、县、书吏、乡绅，统统贪得无厌！

      除了和珅一案，乾隆朝还有“两淮盐引案”和“甘肃米案”两大超大型贪腐案，3者合称乾隆三大案。其中，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爆发的“两淮盐引案”前后跨越时间长达23年，前后3任盐政转运使牵涉其中，涉案金额高达681万两白银，除了已死的第一任盐政转运使吉庆外，后两任盐政转运使普福、高恒等人悉数被抄家问斩。虽然史籍中没有具体涉案人数的相关统计，但有品级的官员就超过了20人，其中就大名鼎鼎的大学士纪晓岚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降罪革职发配新疆达三年之久。此案当时号称“大清贪腐第一案”！

      但是，仅仅过了13年，“大清贪腐第一案”的桂冠就被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米案抢走了，当然，又过了20年，和珅又站在甘肃米案的肩膀上，抢走了“大清贪腐第一案”的宝座，勇夺了“中国历史贪腐第一案”的桂冠！甘肃米案最后查出涉案大小官吏173人，甘肃省、府、州、县全部“带编官员”，无一人不参与贪墨，其中侵吞白银一千两以下者102人，一千两至一万两以下者30人，一万两至两万两以下者11人，两万两至十万两以下者20人，十万两以上者10人。按照大清律例，贪墨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这样全省全部“钦命官员”都要被依律判斩监候。影响太大了，乾隆皇帝不得不将死刑的标准提高到一万两。最后，前任布政使王亶望论斩，勒尔谨自裁，王廷赞论绞，冒赈至二万银两以上者22人遭诛；余皆免死、抄家、发配。王亶望的儿子王裘等人发配伊犁，未满十二岁的幼子先入刑部大狱，满十二岁，再发配伊犁，有敢私自逃回者斩。后来，陕甘总督李侍尧又调查出一些参与的人员，斩了闵鹓元等11人，判了董熙等6人。此案前后一共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涉案金额超过3000万两白银，是当时甘肃省财政收入的十几倍，仅仅是“首贪”王亶望1人就贪墨白银291.56万两。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到了贪腐大案这里，乾隆嘉庆父子俩是“其父有其子必有”。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李毓昌案，就是一件大案中的“奇案”。当年，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两江总督铁保差派，到淮安府山阳县查赈，驻扎在善缘庵。山阳知县王伸汉要李毓昌多开户数，以便中饱私囊。李毓昌不从，王伸汉怕事情暴露，就买通李毓昌的仆人李祥，让李祥在茶中下毒，把李毓昌毒死了。知府王毂收了王伸汉4000两赂银，验尸时即以自缢上报。后来，李毓昌的叔叔李太清从即墨赶到山阳，代表死者家属来迎柩归葬，从遗物中发现有血迹，起了疑心，就开棺验验尸，发现有服毒状，就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覆查，发现李毓昌确实是被毒死的，于是嘉庆帝亲自下旨抓捕王伸汉等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万3千两，同知林永升1千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王伸汉斩立决，知府王毂绞决，江督铁保（在这里，我插一句闲言，话说这位铁保，那可是乾隆朝大名鼎鼎的“书法四大家”之一）、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苏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其余佐贰杂职获徒流杖责者8人。此案可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官为盗处盗亦官”！

      嘉庆朝还发生了大清假冒伪劣第一案，贪腐竟然贪到皇帝的头上了：最后查出嘉庆皇帝本人吃的人参，将近一半被掺杂使假。因为此案，吉林将军秀林被赐死，吉林官参局协领青山、萨音保等人被撤职入狱。

       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蔡受永案，涉案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官竟然多达40余人；仅仅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河工案，嘉庆帝就亲自承认说河工挪用帑银多达3000多万两！

      道光朝也不乏大案、奇案，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国库银两失窃案和内务府虚报假账情节。

      造成乾隆嘉庆道光3朝贪腐横行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乾隆爷的好大喜功之外，还深受当时的制度和陋规影响。当时流行一种制度，叫做捐纳。清代当官有两条路：正途和异途。正途就是由科举、贡生、荫生、吏道等途径取得做官资格；荐举和捐纳为异途。科举，大家都知道，就是大清的“公务员考试”；贡生是指各省学政考选一定的学员，推举到朝廷，由朝廷搞个廷试后录用，相当于“公务员考试免试保送”；荫生包含世职和荫叙，世职是指宗室、王公、外戚的后代可以世袭爵位，荫叙就是指对功劳高的勋臣、为国死难的烈臣和衰落的名门望族的子弟，额外授予做官资格，其实就是搞特权；吏道，就是在各级衙门做“聘用人员”，聘用期达到5年，考核合格后就拥有做官资格，也就是编外人员在岗达到5年期限之后自动转正；荐举就是根据朝廷下诏，由群臣举荐贤能，但是举荐人负有牵连责任，说白了，就是“走后门”。对社会破坏最大的就是捐纳，捐纳就是向国家捐献一定的钱财，买到做官的资格，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买官卖官，这种买官卖官制度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腐败制度。清初的时候，捐纳者虽然买到了做官的身份，但是距离掌握实权仍有诸多限制，只能做候补官员，不仅不许做中央直属部门这类潜力巨大的实权部门的要员，甚至不允许做省道州府之类油水部门的主管官员，当然，此规定并不包括满人。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主持捐纳事宜的主管官员往往存在急功近利、营私舞弊这类把戏，压根就不遵守所谓的朝廷规定。为了弥补财政空缺，充实国库，朝廷又多次扩大捐纳名额，而捐纳缺乏对入仕者必要的考核，为了防止蠢笨呆傻的货色捐钱进入仕途，朝廷对捐纳制度作了一定的考核补充，然而，具体实行却不尽人意，文盲、流氓、匪盗当大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捐纳的人一多，负责考核的督抚察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也是习以为常的，而且有户部还设置有“免考”、“免保”的规定。因此， 所谓的考核也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而已。而靠花血本捐钱取得一官半职的这些“捐官”们，一旦一朝权在手，那肯定是要不惜手段捞回成本，顺手还拿点利息那也是人之常情；为了当更大的官，自然又要花更多的钱向上打点关系；升到更大的官了，当然又要赚回更多的本钱……如此往复循环。而这些“捐官”大爷们又常常花钱“免考”，连形式上的考核都没有，不腐败那才叫不正常！“甘肃米案”就是肇始于“捐官”的一起典型贪腐案例。

       至于官场陋规，那更是名目繁多，零零总总。常规陋规分为官场内部的陋规和官民之间的陋规两类。官场内部有节寿礼、程仪、卯规、别敬、炭敬、冰敬、门生礼、秋审部费、晋升部费、修船陋规等等陋规；剥削老百姓就有“放炮”、“倒炮”、浮收、  勒折、漕规、太平炮、签子钱、吃空额、富户节礼等通行陋规。除了上述常规陋规，还有总督的盘库礼，其在境内的税关的规礼，各衙门所受的茶盐等商人的规礼等等非常规陋规，总之，陋规多得惊人。

      节寿礼，就是官员在各种节日和官员的各种家属亲戚的生日以及各类大小喜事上，下属向其送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各类红白喜事的份子钱。程仪，就是有官员过境，招待过程中要按照潜规则送上一定数量的钱财。卯规，就是指省府州县新官上任点卯，六房书役送上钱财，表示确定隶属关系，求得主官的欢心。别敬，是指地方官进京办事，离京时，要给有关官员送礼，有师生关系的门生还要向老师、同年馈赠。炭敬和冰敬，分别是夏季和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礼。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为此给刑部送辛苦费，刑部人员才在来年五六月派人把办结的公文送回地方。晋升部费，是指州县官员晋升时，照理来说，吏部发个公文公告一下就可以了，但吏部没收到该员的孝敬，就压住不发公文。门生礼，清代官场盛行拜师风习，考官、学官广收门生，毫无师生关系的，如州县官与府道官，府道官与督抚，以至京察定为一等，大计评为卓异的人，也结为师生；对于堂官、上司表示感恩，结为师生关系；在拜师时送礼。修船陋规，是指水师的战船，系文官负责修理，由武官验收，武官验收时横加挑剔，乘机勒索。    

     “放炮”，是指州县官将要离任时，提前征收本年度的田赋，由于采取了减收税额这个小小的伎俩，所以民间踊跃交纳，大县可以收到万两银子，或五六千两，这个赋税落入私囊，下一任官员替他擦屁股赔偿。“太平炮”，是指地方官并没离任，但放出离任的风声，也万减额收税这个把戏，也能达到提前得到银钱使用的目的。“倒炮”，是指新官上任，为了捞钱使用,提前催征钱粮。吃空额，是指武官以空名冒领钱粮。浮收，是指征收钱粮时额外多取。勒折，是指地方官征收赋税时，在银与钱价格兑换上做手脚，多收银钱。漕规，是指有漕粮任务的地区，百姓正额钱粮外，再交纳耗米和运费。签子钱，是指民间向官府告状，衙役得到费用才会接案。富户节礼，是指富有的商人，定时不定时向本地父母官“交保护费”。

      清朝的各级地方政府，除了跨省级的总督和省级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和道（府）、厅县（州）的一把手之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官员”都是没有“国家编制”的。以江苏省为例，全省“正式公务员”一共涵盖：

       1、省级大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共5人；布政使下设都事、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理问所理问、库大使、仓大使各1人，一共6人，而且这6人都是六品以下的小官；按察使下设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各1人，共3人，这3人都是七品以下的小官；所以，省级部门一共有14个正式编制。

       2、府道级别有淮扬海道等巡道6人（全国仅92道）；知府8人和同知、通判（特大府的副知府）8人；每府知府衙门仅下设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宣课司大使、税课司大使、府仓大使、僧纲司都纲、道纪司法都纪各1人，每府8人，这8人都是八品以下的小官，全省8府合计64人；所以府道级别只有“编制内公务员”86人。

       3、厅是介于府和县之间的特殊行政划分，相当于2000年前部分未撤区设市的地区这一行政设置，江苏有直隶厅和散厅各1个，该2厅除了主官另下设经历、照磨、司狱、库大使各一人，合计10人。

       4、县级比较多，有州、县两种，江苏有3个直隶州和3个散州一共6个州，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市，一共有6个知州和6个同知（副知州）、6个通判（副知州）；每个州衙下设吏目、巡检各1人，6州一共12人，均是九品小官，州一级一共有正式编制人数30人。江苏一共62个县，全省共设62个知县，县丞29人，主簿14人（县丞、主簿是大县特设），合计105人。所以，州县“带编人员”仅135人。

       5、府、州还特设教授、学正、教谕共76人，主管道德教育事宜。

       6、江苏情况比较特殊，特设有驻守淮安的漕运总督、负责皇家贡品的江宁织造和两淮盐业的盐政这3个国家直属部门。漕运总督下设巡漕御史4人（其中2人驻淮安，2人驻通州），御史属官有督通判、粮道、管粮同知、督粮道属官库大使1人，攒典3人，共计11人。江宁织造府为内务府所属，其正式编制仅有江宁织造1人。两淮盐政设转运使（盐政）1人，转运使属官有经历、知事、库大使、巡检、运同、运副各1人、盐引导批验所大使2人、盐课司大使23人。盐务官共计32人。                            

      全省一共才有“国家正式公务员”365名，江苏省还是“编制”名额比较多的省份，都还不如现在一个县的一半，有些省还不到江苏的一半，就像前面说的甘肃，爆发甘肃米案的时候就只有172名；全国也才2万人左右的“正式公务员”，还不如现在一个地级市的编制数目。但是，各级行政事务繁杂，这点人手远远不够用，就额外招收了大量人数远远多于“正式编制”的“编外人员”。

      对于这些“编外人员”，当时也通称“胥吏”，因为这些胥吏不属于国家的正式编制，大致与现在的合同工类似。不过，合同工好歹都还有工钱，自康熙以后，朝廷规定胥吏不再发放饭食银，所有开销全部自理，就连笔墨等基本的办公用品，也得自备。没有国家额定的薪金俸禄，政治待遇又比“编制内”的低得多。上班不拿工钱甚至还要倒贴，这种亏本的买卖任谁也不会干。所以各衙门的胥吏们自然练就了一套捞钱的本事。所以，不光是“带编制”的官员腐败，“编外人员”比“编制内”的还要贪。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种衙役、差役，凡是其经手大小事务，必定是勒索敲诈无厌，就像前面说的遇到抢盗案就对富户搞“贼开花”，如果是经手一件事情，没勒索到钱财，那就必然是纠集同伙，明火执仗地强抢强掳，烧房抢闺女，比强盗还土匪。其次就是各级地方部门里的师爷幕僚，这些人互相串通一气，形成一股“师爷势力”，因为存在“铁打的师爷流水的官”这种情形，所以很多时候，连地方一把手都要让师爷三分；因为主官只是抓大放小，真正实际操作地方事务的是各级师爷幕僚，各级师爷对地方上的一切事务，比主官还熟手，也就是说，这些师爷，虽然没有正式编制，但是干的却是身兼地方数省之长、省长、市长、县长的活儿，所以就给了他们舞文弄墨、包揽词讼、敲诈索贿的极佳良机；而且这些师爷幕僚，即便有贪污腐败的情形，因为不占国家编制，国家反而还无从处置他们，即便上司追查，主官倒台了，他们要么仍然稳坐钓鱼台，要么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个地方，找个新的主官，继续做幕僚师爷。还有一种就是从中央各部到各级县衙内的衙门书役，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秘书，他们是各种详细政务的操盘手，一切核实奏销、审阅案卷、办理诉讼、催粮催科、救灾赈灾等政务都是他们在操作，这些人虽然没官没品、地位不高、还没有国家编制，但是实权非常大，其腐败的面积也最广，腐败的层面也最深、最细。

      跟腐败和胥吏们斗了一辈子，最后搞得精疲力竭，不得不缴械投降的嘉庆皇帝曾有一句名言最为中肯：“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嘉庆言不由衷地说这话，其实主要是为了照拂朝廷的脸面，实际上清代从京城到直省，几乎所有的衙门都是胥吏掌权，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衙门中只有胥吏这个群体是铁打不动世代经营的。

      对于这些“胥吏”如何贪腐，我想从这么一截很寻常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嘉庆年间，江苏某县知县上任时，经过仓库，发现有一个库吏出门时，手里拿着一串制钱。知县上前随口讯问，谁知库吏满不当回事，脸不红、心不跳、泰然自若地说这是从仓库里拿的，准备拿来买点酒肉回家过节。

      甫一上任，就遇见如此嚣张的库吏，知县不由得恼了。他让随从绑了库吏准备回县衙问罪。可库吏却说，区区一小串制钱何足道哉？你能奈我何？难不成还能杀了我吗？这让知县愈加恼火，下令将其就地正法。事后知县主动向朝廷请罪，嘉庆帝得知后下旨申斥，但没有细究。

      像这样的库吏，大清朝一抓一大把，遍地都是，如果不是遇见这位正直的知县，换成一般的庸官根本不敢碰这种人。因为不碰他，还能保证离任办移交时有个账目与实物相符。如果堵死了他们的发财之路，到时就会弄点麻烦给你瞧瞧，甚至会莫名其妙地被这些地头蛇给杀人灭口。

      这种事情在清代见怪不怪，州县官们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有库吏亏空的事暴露，非但不会追究，还会想发设法地帮他们瞒着，让他们自己动脑筋弥补亏空。而且千万不能逼得太急，一旦狗急跳墙，福祸还难以逆料。

      州县衙门中，粮库是胥吏徇私舞弊、发家致富的重灾区。因为粮库里面全是谷物，倒腾抽换的余地比银库、料库更大。县粮库也叫“常平仓”，一个中等人口、收入的县，一般存量维持在3000至5000石不等。

      粮食有一个固定的保存期，因此就给胥吏们留下了很大空间。他们通常会以谷物存放时间过久容易霉变为由，向知县老爷建议贱价出卖，然后再换同等数量的新谷。

      从程序上来讲，这种以旧换新的做法是被法律所允许的，知县也都会照章办理。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就走样了，粮库中很多好谷也被充作贱谷卖掉，而陈谷也会被当新谷被买进，这一进一出便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种做法在清代官场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所以朝廷想管也管不过来。库吏粮书一直被认为是各衙门中的第一肥缺，所以这个岗位竞争十分激烈。

     道光年间，淮安府山阳县库吏出缺，很多书吏走门路托关系，希望获得这一肥缺。知县老爷也是个人精，凡是送礼的来者不拒，最后以抓阄的方式定人选。这个办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从而成为知县老爷捞钱的一个良方。

      与粮库一样被视为肥缺的还有盐房，盐房是具体负责管理盐务的。凡是产盐地区的州县，一般都会设置盐房。从汉武帝规定了盐铁专卖起，几千年封建时代中，盐一直是国家专卖的，其利润之丰、油水之大自不难想象。时人为了讽刺盐房之弊，模仿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篇《陋吏铭》，文曰：

      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秤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则刑钱之恬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除了粮库、盐房这两个机构外，各个衙门中的其余各房书吏，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从朝廷、从百姓手中榨取钱财，在他们眼中，完全没有天地良心这一说法。

     此外，凡巡司、驿站、闸关、河伯所以及县丞、主簿、学官、监狱等，都设有大大小小的书吏，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以捞钱为毕生之事业，以贪腐为人生唯一信条，以享乐为人生信仰。

      其实，我们做一个纵向对比就可以知道了，假如换成我们现在的官场，如果一个县才县长（兼县委书记）一个人是带编制的，一个市除了下面的各县的县长之外，总共才4-5人是带编制的，一个省总共也才200来个人是带编制的，全国只有大约2万名官员是带编制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每个县的乡镇级工作人员，各局的工作人员，乃至于什么人大、政协……除了县长1人之外，大大小小的所有各色工作人员，从领导到修水安电的电工，统统是没有编制，国家不发工资，全靠自己“捞油水”的“编外人员”，这么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创收”手段得有多疯狂，对地方的搜刮得有多深重！

       我们现在每个县都有几千号乃至上万人“编制内”的各色工作人员，每个市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全国有几千万的“编制内”工作人员，而且现在国家公务人员的待遇都如此优厚了，腐败问题都还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大清时期这些人几乎都是没有“编制”，国家不发工资，没有任何政治希望的“编外人员”，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贪腐程度能达到何种地步！

      本来，嘉庆和道光父子也不是没想过要对腐败动刀子，可是，他们越动越胆战心惊。最后索性向腐败低头，举白旗投降了。甚至后来只能“罪己”，说自己刚刚当皇帝不久，工作经验不足，望大家多多谅解。因为，无论是朝廷祖制，还是这么大量的“编外人员”，他们都不敢动。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大量的工业和服务业，可以为国家提供各种工作岗位和税、利、债、费等收入，那年代的税收来来去去就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每年也就4000多万白银，这点钱仅仅是国家正常支出，都有点捉襟见肘了，再加上这爷儿俩在位的时期，“非正常”的支出又异常的大，财政本就已经入不敷出了，哪里还生得出更多的银子来养那么庞大的数百万上千万“编外人员”？

      国家财政养不起，但是又不能不养。本来，满清刚刚入关，国家初创那会子，由于全国仅仅1000多万人，以2万来人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全国1000多万人的各项政务，平均每个人也就管理50个人左右，还问题不大。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到了嘉道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高达4亿多人了，仅仅靠2万多“国家工作人员”来承担管理4亿人这么繁重的各项政务，平均每个“正式官员”要管理高达2万多人的事务，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些杂七杂八、零零总总的繁重的政务，又不能仅靠皇帝一个人就可以干完，更不是皇帝几句话就可以搞定的，当然也不是拎起鞭子打快牛，往死里用各级“国家正式官员”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从中央各部到直省，以至于到地方各县，乃至基层的乡绅、宗族长老、里正，只能大量地扩充“编制外人员”，到了嘉道时期，全国各类型“编外人员”数量已经高达数百万上千万之巨，数目这么庞大的“编外人员”，都得自己“捞外快”，只能“自力更生”。

       因此，国家没有考核机制，没有监察纪律制度，还存在大量的买官卖官现象，又还存在占比超过99%，数量高达数百万上千万之巨的“编外人员”。这种腐败型的制度，只能造就制度性的腐败，以至于腐败问题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没有任何有效的方子可治，只能任其一天天泛滥，以至于到了“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小小的皮肤病，腐败问题才是腹心之患”的地步。

      以至于到了嘉庆道光时期，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稳定，搞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皇帝的宝座是不是坐得稳了。所以，乾隆、嘉庆、道光祖孙三代人都在不遗余力地整肃吏治，惩办贪腐，嘉庆和道光爷儿俩还身体力行地以身作则搞勤政、俭朴，给臣下做表率，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官们的腐败嚣张气焰，但是，截至道光朝，清朝的吏治仍然是不可阻止地向下滑坡。甚至道光本人后来也对官场腐败无可奈何了，只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忍无可忍了就处置几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罢了。至于他说的什么“力挽狂澜”之类的屁话，那更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了！

     可以说，并非是这些皇帝不反贪，不肃贪，而是无能为力了。其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恰恰就在他们这种“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人治封建社会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

     毫不夸张地说，在道光朝的时候，腐败问题让大清像中风一样，已经下肢失灵了！那么，除了下肢，大清的五脏六腑是否也有问题了呢？欲知答案如何，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