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大清牌“种姓制度”

       当下，流行一句调侃印度种姓制度的话——印度只有1亿人口，剩下13亿的都是牲口。其实，对于这种种姓阶级压迫，套用阿Q的一句话：我们先前——和这差不多啦!

       无论是蒙古人入主中原，还是满洲人入主中原，乃至鲜卑人统一北方后，这些马背民族都曾在华夏大地搞过类似“种姓制度”的民族压迫制度。

       公元439年，北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后，鲜卑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尤其是搞胡汉分治，对汉民族的压迫尤其严重。每逢征战，就强迫汉、氐、羌、匈奴等族人民充当步兵冲在前面，鲜卑骑兵在后面督阵。但是由于各族人民不甘于做奴隶受压榨，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所以，471年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后，很快就进行了拨乱反正，打破胡汉畛域，实行汉化改革，加速了民族融合。可以说，北魏只是初具了民族压迫政策的雏形，并未形成根深蒂固的民族压迫制度。

       1279年，蒙古族灭了南宋，正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虽然说元朝的统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人民的融合，但是蒙古统治者实行露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把全国人划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蒙古人，包括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过程中组成蒙古民族的各个部落；第二等级是色目人，色目是“各色各目”的意思，包括中国西北各民族及居留中国的中亚、东欧人；第三等级是汉人，是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和汉化了的女真、契丹等族及云南、四川的汉族人；第四等级是南人，指忽必烈灭南宋时仍在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因北方人常称南方人为“蛮子”，故南人又称蛮子。四个等级中以蒙古人的地位为最高，南人最低。有时四级又可归为两段：蒙古人、色目人为高，汉人、南人为低。

       在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各方面都对各等级人民实行严格的等级划分。等级越靠上的民族，越在各方面具有各种特权；等级越低的民族，就越受压迫、受剥削。

       可以说，大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跟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基本没什么二致。只不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深深根植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基因，因此，蒙古族很快就被这种民族等级划分制度反噬，被打回了草原。故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印度种姓制度的种族剥削制度，但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印度低种姓那种“俯首听命”的奴性；换言之，就是印度低种姓的贱民们，骨子里从来就没有中华民族所富有的伟大反抗精神。

       历史的车轮转到公元1644年，这一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正式入关，入主中原。经过1年多的追亡逐北（确切地说，应该叫追亡逐南），1645年夏天，西北的大顺政权和南方的弘光朝廷全部被满清军队击败，李自成和朱由崧毙命，剩下不过是派人接管地方州县之类事情了。

       坐到桌子前分蛋糕的满洲贵族，对于如何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可谓是费尽了心机。连历任皇帝都煞费苦心地亲口在圣旨中开口闭口大谈什么“满汉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之人，均属一体”，说得好像煞有介事。但是，在实际统治中，又实行明显的民族压迫，官场中实际施行重满轻汉体制。可以说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

       定鼎之初，多尔衮就以征服者的姿态自居，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

       第一，就是屠城。从努尔哈赤时期到多尔衮时期，清军向来以凶悍著称，由于没有正面推翻明朝，所以为了震慑百姓就杀人立威。清军所到之处，只要遇到抵抗，城破之后，无论军民一律屠杀或充为奴婢。尤其是消灭了大顺和弘光政权之后，屠城浪潮更是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只不过疯狂地屠杀激起了百姓更加顽强地反抗，清朝统治者在屡次损兵折将之后才被迫做出了调整。

       第二，剃发易服。清军进入山海关之后就令沿路州县百姓剃发易服，汉人百姓强烈反对，多尔衮为了稳定统治，只得暂时妥协，收回了剃发令。消灭大顺政权、弘光政权之后，多尔衮就暴露了残酷暴烈的真面目，在全国发布严苛的剃发易服令，留发不留头。

       第三，实行圈地运动。清初的圈地运动主要在都城北京附近进行，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及河北。清军移都北京之后，大量的满人入关定居，他们不从事任何放牧及耕作，却侵占大量汉人百姓的田产房屋；往后，八旗子弟又以土地贫瘠等借口，不断侵占土地，北京周边41个县，每个县被圈占的土地几乎都在90%以上，一直到康熙24年下旨永不圈地，圈地运动才被迫停止。

       第四，搞投充政策。所谓投充，就是指八旗子弟作为胜利者圈占了大量的耕地，但是自己又不耕种，就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借口，让汉人百姓以奴仆身份入旗耕种土地，租佃制变成农奴制。一开始是土地被圈占的人自愿投充，后来干脆威逼恐吓，不少有地的百姓也被迫投充。旗人占领大量土地人口却不用纳税，不堪重税的百姓也自愿投充避税，投充政策一直延续到了乾隆四年方才停止。

       第五，缉捕逃人。因为以上残酷的剥削、压迫措施，农奴的数量激增却待遇很低，且只能世代为奴，旗下的农奴每年自尽者超过2000多人。也有不愿自尽铤而走险的，大批的奴仆不堪压迫逃亡，严重影响了不劳而获的旗人的生计，清政府因此颁布了严苛的缉捕逃人法。开始逃跑三次绞刑，后来连隐匿逃人者，地方官吏、邻人都连坐，顺治后期秋季处决者，逃人及连坐者过半，只能适当放宽。

        照理说，满洲入关之初，制造了残酷的民族杀戮，实行了系列民族压迫政策；而且满洲贵族能够轻而易举乘中原大乱取得天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所倚仗的满洲八旗军队彪悍善战；对于这些“外族”统治者，明朝的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军阀势力以及其他各种势力又先后对其进行了几十年的顽强抵抗；比起各种势力起兵反抗，中原汉人脑子里固有的汉族正统思想更是满清统治者难以战胜的；而满洲八旗入关时只有20万，中原人民有1000多万；到了道光朝，全国人民飙升至4亿之巨了，满族仍然只有200来万，长期以少数统治绝大多数，故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这种“反清复明”之类的正统思想，确实对满族统治者的统治根基存在一定威胁。所以，在满清入关之初，为了稳固来之不易的万里江山，朝廷高度重视、依仗满洲八旗子弟，倒是情有可原的。

       满八旗是清廷的基本盘。为了防止八旗子弟受到传统儒家固有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浇漓思想浸濡，形成"重文轻武"的局面，再加上满人入关之后，骨子里存在一种对汉人的防范和恐惧心理。所以，清朝历任皇帝都高度强调要保持满人重骑射的尚武精神，

       早在皇太极的时候，就多次谆谆训诫，希望八旗子弟不要沾染汉人氤氲习气。

       顺治皇帝还亲自给皇储玄烨指派了技艺高超的侍卫默尔根，作为他的弓马骑射的老师，专门负责他的弓马骑射教育和训练，所以青少年的康熙就已经可以换弓、策马、射候。

       康熙皇帝不光本人对弓马骑射非常热爱，对皇家子弟的弓马骑射要求亦非常严格，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以加强皇室宗人以及其他的八旗子弟、贵胄之家的弓马骑射的教育和培养，并形成祖训要求将弓马骑射作为立国之本，而且在不同场合多次训示要把武学视为立国安邦的基础和保持、巩固满族贵族地位的优势所在。

       但是，世事往往不能遂人愿。入关时间一久，享受特权的满人子弟就日渐骄奢淫逸，骑射生疏，甚至连满语都不会说了。这不由得使当政的乾隆忧心忡忡，多次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谆谆训谕，八旗子弟务必要保持骑射、讲满语，满人内部不准用汉语汉字交流，不准模仿汉人穿衣打扮，还增加宗室10岁以上实行小考的制度——每年十月，考查满人子弟的弓马骑射，优秀者给予奖励，对于那些骑射不合格者，给予严厉的呵斥，甚至不惜多方羞辱。还补充规定，满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考弓马，弓马合格才能进入八股笔试。

       嘉庆帝继位后，也多次训饬八旗子弟，要求他们务必娴熟骑射。道光帝甚至将用汉语上奏的一位副都统在朝堂上当众立即革职。

       满八旗作为满清龙兴的基本盘，子孙后代不忘本，强化尚武精神，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到了道光朝，都快200年过去了，关内人民早已经淡化了所谓的“正统”思想，完全皈依了满清的统治，满洲贵族仍然因袭、强化一系列重满排汉的制度，这除了做为少数民族的满洲贵族骨子里的不自信和文化上的自卑感作祟之外，真真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褊狭主义了。严格来说，满清治下，中国存在不是种姓制度，但是胜似种姓制度的民族压迫，姑且称之为大清牌“种姓制度”吧。在平等对待治下各族子民这一点上，满清甚至还不如他们的女真前辈大金国做得好！

       清廷虽然没有像蒙元一样把各族人民划分成高下不等的等级，但是，满人实际享有的特权并不亚于蒙元时期的一等人。所以，很多人戏谑说，大清的满人特权其实就是当时的“种姓制度”。现实生活中的满洲子弟，主要享有以下几种特权：

       教育上，清廷专门为宗室子弟设教；觉罗子弟设教；普通八旗子弟设教（如咸安宫官学）；内务府子弟设教(景山官学）。

       法律上，满人犯法，与汉人同罪不同刑不同罚；旗人司法独立于民人之外，具有独立性，满人犯罪，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这种中央满人特殊司法机构才能审理，普通中央衙门和地方衙门无权过问；满汉纠纷，地方官无权对满人做出任何处罚，只能交由满人特殊审判机关处理，宗室贵族更是只有宗人府才有权处理；而且满人犯罪还常常享有减罪、免罚的特权；关押满人罪犯的地方都与其他人民的严格区分开来，宗室犯罪，只能关在宗人府，其他满人犯罪，则拘禁在内务府。

       经济上，清廷免费划给满人旗地，拨给满洲住房，满人免交税赋，如果满人负有债务了，则国家代为偿还。满洲子弟的未成年子女有养育政策，可以每月获得一定的工资。满人与汉人隔绝居住，清廷在各地八旗驻防地都设“满城”供满人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东北满洲故地防止汉人进入，活脱脱就是“汉人与狗不得进入”。

       军队里的满人特权最是过分。旗兵在军饷、装备、军功奖赏、政治地位以及死难抚恤等方面都远远高于绿营兵。同级别的八旗兵的岁银、粮米甚至有普通绿营兵、镇兵的3倍高，而且绿营兵、镇兵还经常有缺饷、欠饷、拖饷、被扣饷现象，八旗兵不但没有此类事情，还经常获得各种额外奖赏，乃至获得皇帝的嘉奖，连历任皇帝都对这种特权毫不掩饰的偏袒；八旗兵只要有军功，就可以获得世职，而绿营兵立功了，必须积功24次才能获得爵位，甚至还有临阵逃跑的满洲兵获得奖赏，制止满洲兵逃跑的汉族将领反而遭受牢狱之灾乃至被杀头的情况；绿营中一多半的重要官职，都是满人担任；至于死难抚恤和军兵装备，八旗兵与绿营兵、镇兵，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八旗兵家属可以终身享受死难者生前半饷（每月1两），而绿营兵、镇兵则只能一次性获得50两抚恤了事 ，也就是说八旗兵如果有4个家属，那么1年的抚恤金就约等于绿营兵、镇兵死难获得的所有抚恤金。

       重满轻汉极为严重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当时的官场。中央部门的六部尚书、侍郎，虽然设员是满汉各半，但是实际上都是满人掌权，汉尚书甚至连下面的属官来叫他签字，他都不敢看签字文件的内容，俗称“画黑稿”；地方省级的总督和巡抚，基本不用汉人，直到乾隆末期，全国各省11总督18巡抚，也仅仅有毕沅、孙士毅、亲承恩3个汉人；漕运、织造、盐政、税关以及其他各种高级财政官员，基本都是满族官员；当时录用官员，为了使满人（及蒙古人）优先做官，将所有的官位定为汉人缺、满人缺、蒙古人缺。满人缺位的官员，汉人是不能补缺的，可是汉人缺的官位，满人可以补缺。至于官员的升迁，也基本上是满员寸功未立，有的甚至劣迹昭彰，照样像“坐火箭”一样的提拔，而寻常汉员，除了充作下僚，基本没多大升迁提拔的机会。比如我们熟知的《延禧攻略》《如懿传》《还珠格格》《玉指环》等影视剧里，都有一位重要人物出场——傅恒，特别是在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里，傅恒作为富察皇后的弟弟、保和殿大学士而走红，成为当下家喻户晓的名字。傅恒，生于1722年。1740年，年满18岁的他被送到皇宫里，当了一名蓝翎侍卫。蓝翎侍卫可不是简简单单“看大门”的保安，而是有正式编制的武官，官级为正六品。在正常情况下，只有考取了武进士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为蓝翎侍卫。傅恒什么都没做，稀里糊涂地就当上了正六品武官。人们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傅恒的起跑线就远远超过绝大多数汉人官员的终点，这可怎么比？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傅恒先后升迁为头等侍卫、御前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等职，到1747年时，25岁的傅恒已升任户部尚书，兼銮仪卫、议政大臣、殿试读卷官、会典馆副总裁、正总裁。户部尚书是从一品大臣。这就是说，傅恒在25岁时，就当上了一品大员。与之相类似，傅恒的儿子福康安，其升迁速度也跟他差不多一样快。反观那些汉族大臣呢，哪怕就是那些立下过“救国”大功的功臣，比如说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国藩，49岁才当上从一品的两江总督，左宗棠51岁当上从一品的闽浙总督，这2人都是因为立下过匡时救世的特殊大功，才能在宦海浮沉20多年才爬到从一品官员，而且是“坐飞机”爬升的典型，若是没有太平军出来凑热闹，左宗棠极有可能终老于师爷位置上了，而像傅恒这样寸功未立，在我们还在读本科的年龄就做了正国级、副国级大官的满族勋贵，绝非个例，个中落差，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

       再比如在后来跟英国干起来的时候，中央政权里，说话顶用的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沿海各省，盛京将军是耆英，直隶总督是琦善，山东巡抚是托浑布，两江总督是伊里布，浙江巡抚是乌尔恭额，广东巡抚是怡良，海关总监督是豫堃，只有闽浙总督邓廷桢和两广总督林则徐区区2人是汉员。带兵大员奕经、奕山，议和大臣琦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满员。

       文化上，除了后面还要提到的“文字狱”之外，满清统治者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对其他各民族大搞歧视、贬低、污名化政策。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汉奸”这两个字。那么，“汉奸”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答案是：清朝。清朝以前，中文里面，是没有“汉奸”这个词的。“汉奸”的这个词，就是清朝统治者发明的专利。那么，为什么清朝会创造出“汉奸”这个词呢？答案是：因为清朝是满清民族的天下，凡是反对满清统治的汉人，都是“汉奸”。也就是说，“汉奸”这个词最早的意思，不是卖国贼，而是专指反对满清统治的那部分汉人，是“汉人当中反对清廷的人”，简称“汉奸”。是这个意思。最早使用“汉奸”这个词的皇帝，是雍正皇帝，当时雍正皇帝在西南苗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但是有一些汉人和苗族联合在一起，共同反抗清廷的“改土归流”政策，这部分汉人，就被被雍正皇帝冠以“汉奸”一名。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最终变成了卖国贼的意思。而它的本意，不是这样的。再比如说，清朝的顺治、康熙、咸丰、同治等皇帝都得过天花，最后落了个满脸的“麻子”，为了寻找“自信”，这些满清统治者就使劲抹黑汉人建立的前明政权。现在随处可见的朱元璋“鞋拔子”脸的画像，其实就是清朝宫廷画师的杰作，满清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对朱元璋在内的所有明朝皇帝进行了必要的抹黑，而有关朱元璋外貌的抹黑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的画像中，甚至更加严重地丑化，不光脸似弯月，还驼背、缩肩、满脸的麻子，看情况就是得过天花的顺治、康熙、咸丰、同治都没他严重。再比如说，对于回族，满清统治者也大加贬损。雍正朝就不断有人上奏密折，直言对回族及伊斯兰教的歧视和偏见，如有把回族称为“贼犭回”、“逆犭回”等,以表示回民“不等于人类”的；有奏请皇上拆毁清真寺，禁止回回戴白帽的；有上书称“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的；有诬指斋月(教历9月)半夜起床封斋的穆斯林是“夜聚明散，图谋不轨”，强调“左道惑众，律有应斩”的。再比如说，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制订有特殊的、更为严苛的法律，如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制订有“蛮律”，对维吾尔族、回族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则制订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与此类似，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恶搞”举动，敝人就不一一列举了。

       清廷实行大清的“种姓制度”，大搞“大满族沙文主义”，除了满蒙“两家独大”之外，其他各民族都成了被压迫民族，但是满清统治者种下民族歧视政策的种子，也自食了“种姓制度”的恶果。

       首先，享受宠渥优遇的满人日渐腐化堕落。皇帝们心心念念的弓马骑射很快就被那些“满二代”、“满三代”们丢在脑后，满语和满洲习俗也统统忘得几乎殆尽，但是游手好闲、骄奢淫逸、贪污腐化的风气却比浇漓迂腐的儒家汉人还要严重。而且，儒门书生好歹还会出几个治国良才，八旗子弟中，既没有治世能臣，更缺乏平戎良将，充斥的多数是贪渎之辈，怠惰慵懒之才，而这些腐败庸懦之徒，往往又获得极快地升迁，这又加剧了清朝吏治的腐败；而那些汉族官员，因为被一茬接一茬的“文字狱”之类高压恐吓政策吓怕了，又不被信任，所以，即使有才能也多数是唯唯诺诺，尸位素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就像与穆彰阿同一时期的汉大学士潘世恩，其人本身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是为了避祸，历来都谨小慎微，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哪怕别人的主张是错的，他也宁可闭上嘴巴，选择不发表意见来保全自己，人送外号“伴食学士”，和曹振镛一同被世人作打油诗调侃——“有才有识潘世恩，模棱两可伴食郎”、“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其次，人口数量剧增的满人子弟，日渐成为了国家财政、经济上的累赘。道光朝，满清宗室贵戚勋臣每年的开支就达到了120万两，国家要给八旗子弟俸禄多达1300万两。满族特权阶层每年合计要透支国家1400余万两白银，占据了本就不富余的国家财政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实际并不从事任何经济生产，而且还毫不知节制，时时刻刻不忘讲排场、比阔气，这对本身就已经捉襟见肘的道光朝财政来说，无疑是在敲骨吸髓。

       第三，民族压迫政策，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和生存压力，激起了各族人民愈演愈烈、越来越频繁的反抗。仅仅嘉庆朝，除了川楚白莲教起义之外，还发生了贵州布依族妇女王囊仙起义、云南傈僳族恒乍绷起义、天理教李文成林清起义、陕西岐山伐木工起义、云南彝民起义等起兵人数过万人的大起义，其余的小起义、起事更是数不胜数；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湘粤桂瑶民大起义更是给千疮百孔的道光朝廷造成极大震动，此次起义前前后后一共陆续延绵了16年之久，可以说本次起义构成了后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的先声，为了平定本次起义，朝廷一共耗银1200万两。当然，这些起义不能完全归罪于民族压迫，但是民族压迫政策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各种反抗起义的导火索。

       毋庸赘言，大清的“种姓制度”极大程度引起了满汉及其他各被压迫民族与满族的民族矛盾，使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离心离德倾向，加速了清朝的衰落。是“嘉道中衰”的“七宗罪”之一。

       那么，除了财政恶化，土地集中-经济衰败，政治腐败，民族矛盾深重这“四大魔王”之外，构成“嘉道中衰”的“七宗罪”还有哪些呢？请看下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