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天灵灵、地灵灵，天朝大兵已不行
武备弛愈甚，文员问则那。
倩谁明保甲，何怪起么麽。
党合还如蝟，船轻织似梭。
崎岖那有路，安乐竟无窝。
——这是岭南三子之一的冯敏昌所写的诗作《百菊溪龄大前辈奉使由粤抚擢制两湖赋送》中的几句。冯敏昌先生是我最喜欢的壮族诗人，也是诗作最多的壮族人，他的同族后来还出了一个比他还更有名的后辈——冯子材。这首诗是他送别当时由广东巡抚升任湖广总督的张百龄离粤时所写的。虽然我实在掩不住内心对该诗的偏爱，想全部抄下来，但是全诗有点长，而且有很多字比较诘屈聱牙，非常生僻，所以我只截取其中几句重要的来用用，搞搞“拿来主义”了；虽然是送别诗，但是全篇流露出不亚于杜甫、陆游的忧国忧民的情怀，特别是这几句，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揭露了嘉庆道光之际清朝武备废弛、军纪败坏的现状。虽然说满清统治者动辄大搞“文字狱”，而且每次都株连甚广，搞得举国“万马齐喑”，但是冯先生仍然不畏“白色恐怖”的恐吓，如此大义凛然、不避鼎镬地揭露当时文恬武嬉的社会现实，足见其难能可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军备废弛、将兵腐败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世人都知道，清朝赖以起家的武装主要是八旗军。而八旗军的经历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开局谁都打得过，结局谁都打得过！
孟子曾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用到八旗军所在的民族——满族身上，得改成“人之初，性本勇。”早在12世纪，也就是我国宋朝年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的前辈——女真族，就以凶悍善战闻名于世了，当时有句俗语“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就是对女真骑兵的写实刻画，当时女真骑兵以寡击众，先摧毁了威名赫赫的辽国，又风卷残云般地痛击北宋，俘虏了大宋徽宗、钦宗二帝，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大金国。这样的成就，足以证明了女真骑兵的凶悍。
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虽然女真族时隐时伏，没闹出多大动静。但是女真部落在明朝末期再次崛起，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迅速强大起来，作为清朝真正奠基者的努尔哈赤一直强调，自己所属的建州部族是“真正的女真后裔”。此处姑且抛开建州女真是不是“血统纯正的女真”不论，仅从战力上来说，建州女真确然有两宋时的女真部落之遗风，不过还是存在一些差距，还达不到“满万不可敌”的地步。
明末时，在东北除了建州女真，还分布有另外两个女真部族，分别是海西女真和海东女真，其中，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后面出了一个厉害的女人，叫做叶赫那拉.杏贞，她成名以后世称慈禧太后，海东女真也叫野人女真，其分布范围直达现在的俄罗斯境内，这三个部族也是清朝满洲八旗军的主要组成部分。1601年，建州部开始扩张，为了形成更强的战斗力，努尔哈赤首创了旗人制度，组建黄、红、蓝、白四旗，细分一旗为五参领，一参领为五佐领。由于部族发展迅猛，到1615年时，四旗编制已经不够用，于是又增编了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到此时，满洲的八旗军正式形成。
虽然都是“马上民族”，而且都叫过“大金”，但是满人八旗军有一点比不上他们两宋时期的的女真骑兵前辈，八旗军虽然依然保持着优良的骑射传统，可是他们与纯马上骑射的完颜部女真前辈比起来，更加偏向于步下射箭。即便如此，由于最初的八旗军士兵体格健壮，而且统兵之人——“满一代”王爷们也多是英勇善战之辈，故而一开始，八旗军也是如同他们的完颜部前辈一样异常凶猛善战。尤其是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族八旗军，可以称得上是精锐中的精锐。
可是到了皇太极时期，情况有变了，八旗军入关之后，迅速占领了空前广袤的疆域，为了扩大战果，彻底扫平天下，同时守住已经荡平的领土，八旗军不得不大量扩充兵源，仿照满洲八旗制度，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三者在地位上，仍旧以满洲八旗为主要地位，但是由于掠夺和配给的资源一天比一天丰富，安逸心理也逐渐随之油然而生，有了腐败的苗头，宗室贵族生活日益奢侈，享乐情绪滋长，甚至出现了临阵怯战、保身退缩的情况，搞得皇太极反复咆哮。好在皇太极治国、治军极严，三番五次地严厉整饬，总算刹住了这个腐化的风气，而且当时的第二代宗室贵族（如代善、济尔哈朗、多铎、多尔衮、阿济格、豪格等人）和异姓军功贵族（如额亦都诸子图尔格、伊尔登等人）都相当能打，这两个阶层堪称八旗军的擎天大柱，几乎每个人都有独当一面的本事，比如说豫亲王多铎就指挥了讨伐南明弘光政权的战事，又在顺治三年（1646年），在八旗军主力南下的情况下，率领部分京师八旗兵加外藩蒙古诸部迅速击败支持苏尼特部腾机思兄弟叛乱的喀尔喀部，确保了清朝北疆的安定。总的来说，在皇太极时期的满洲八旗军战力仍旧相当强劲，堪称精锐之师。
顺治时期，先后伴随着多尔衮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大量“满二代”、“满三代”王爷、将帅，同时，身强体健的“满二代”、“满三代”士兵也逐渐凋零，八旗军的主心骨日渐削弱，清军迎来了由强变弱的第一个转折点，清军战斗力开始走下坡路了，顺治帝本人都剀切地说过：“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堕，不及曩时。”但要说战斗力严重滑坡却有点言过其实，第三代王爷（像多尼、屯齐、岳乐等人）虽然相对自己的祖辈、父辈差了一些，但仍足称悍将，手下的“满二代”、“满三代”士兵也仍有一战之力，八旗军仍能承担起对南明作战的任务，为清廷的统一战争发光发热。总体而言，在这个时候清军仍堪称劲旅。有人把八旗军战力变弱归因于废除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因为截至多尔衮当政时期止，整个清朝在政体上，主要还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多尔衮坠马身亡后，顺治皇帝出于“国恨家仇”，在多尔衮下葬不到两个月，就把多尔衮的遗体挖出来毁尸，同时为了方便集权，彻底否定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改为由皇帝执政。而且，顺治皇帝还把皇室子弟不断从政治决策层慢慢排除开来，改由非皇室的大臣进入决策层参政议政，后来他非常依仗的索尼、遏必隆、苏尔萨哈、鳌拜四大辅臣，都没有一个是正宗的皇室成员，也就是说八旗军的决策层变天了。与此同时，八旗军也不再绝对掌控在皇室子弟手里。对于消灭南方南明政权的任务，除了八旗军队外，顺治皇帝也主要交给吴三桂等“三藩”来完成，以此来削夺皇室子弟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到了康熙皇帝当政以后，更加在政体和军队体制上，确立了绝对的皇权制度，整个军队也只听命于皇帝；雍正时期，设立了军机处，彻底切掉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仅剩的一点尾巴，从此，八旗军连形式上的议政权力也被完全剥夺了，“八旗”的体制再也不能发挥以前的作用了。与之相随，八旗军的战斗力也就急转直下了。此说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八旗军决策层的变天，要说完全与八旗军的战斗力无关，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把所有的锅都扔给决策层面的改变，那也有点过分，毕竟八旗军从将帅到士兵，都日渐腐化堕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八旗军第一次出现战斗力断崖式大滑坡是在康熙初年。这段时间大清政权日渐稳固，社会步入相对平和稳定状态，而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制由原来的兵农合一的旗兵制度转向封建职业世兵制度，靠政府的财政养活，失去了经济基础的旗兵开始向寄生阶层转变，战事稀少又享受政府给予他们的优厚待遇，所以难免会腐化堕落。并且，清廷建立统一政权后，对文治越来越重视，改变了国初重武轻文的情况，军功不再是升迁捧铁饭碗的唯一指标，那些想上进的旗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官晋爵，而且给旗人在开科选榜上是极端照顾、极其偏爱的，所以很多旗人都忙着奋力读书，提笔写文，梦想着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至于像父祖辈那样披甲练武，那是不可能的，毕竟卷子上考的是程朱理学、孔孟之道，还费那“傻大黑粗”的牛劲提升武力值干嘛！
对于这是一时期八旗军的战斗力下滑，《清世祖实录》是如此记载的：“我国家创兴，全赖治兵有法，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至军旅较前迥别。”至于那些不上进的，真是拿着政府的薪水，放飞自我，安逸骄奢，不思进取。各地驻防八旗因赌致贫的还不少，而且屡禁不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因为马放南山，兵戈入库，即便发生些许战事，生活优裕的八旗军士兵也已经搞不懂“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了。
就在短短10来年的时间里，八旗军战斗力严重衰退。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八旗军一开始的表现简直在打康熙皇帝的脸，表现得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那些王爷们，早已没了自己父祖辈当年的风采，他们在康熙皇帝眼里成了无能怯懦的代名词。就拿1676年，发生在江西吉安的骡子山一战来说吧，吴军大将高得捷率领4000人大举进攻数万人驻扎的清军大觉寺、骡子山大营，清军统兵大将、皇族喇布率先仓惶逃跑，连军中的蜈蚣旗都丢了，叛将高得捷率军在清军大营中劫掠一番，然后吃饱喝足，才撤回吉安城中。《圣武记》记载：“劳师糜饷，误国病民，情罪重大，在他人尚不可原，况王贝勒等国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议政王大臣举我太祖、太宗军法，严行议罪。”康熙帝忍无可忍，于是削爵、籍产、拘禁了一堆人。三藩之乱最后得以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康熙帝大力提拔、任用绿营兵将。
但当时的情况还没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八旗军在这个时候还没彻底烂掉，在康熙皇帝的重新整顿下还是能稍稍恢复往日的战力。康熙十六年（1677年）官山之战，被康熙皇帝提拔的将领穆占所率领的八旗军就敢于直面吴三桂军的象阵冲锋，压制住了吴三桂的攻势。《平吴录》记载：“桂兵素所恃者，云南战象四五十头，逢战排为前队，我军战马见辄战栗。至是，象遇我兵，辄退走回阵，桂心甚忧。”
在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有鉴于八旗军战斗力日渐低下，遂制定了一揽子计划以训练考察八旗军士。他在任期内不仅经常在京师校场上考察各旗军士的武艺，《清圣祖实录》里频频出现“阅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官员骑射”之类句子，还恢复了八旗兵丁每年春秋两季的统一操练。不仅如此，康熙皇帝开办了圣主式军事演习——木兰秋狝，要求各地驻防八旗每年每旗派3人参加，康熙一生总共举行了41次木兰秋狝。在人才选拔上，康熙皇帝要求凡是满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一体考试马步箭”。
在康熙皇帝的的严格整顿下，总算是遏制住了八旗持续腐化的势头，其后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也对军队建设十分重视，使八旗军的战斗力保持了较长的时间，当然其间也有贪生怕死之徒，但是从整体来看在军事上还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就比如说平准平回的主力就是八旗军，在平回之战中，就是以兆惠1000名健锐营兵、2000名索伦兵、1000名察哈尔兵做为主力，表现堪称英勇。
但是在乾隆中后期，军队的腐败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吃空额、侵吞军饷，勒索百姓，作风奢靡，军纪败坏，训练废弛，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常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省寿张县爆发了王伦（不是《水浒传》里的那个王伦）起义。寿张游击赶福闻讯就从后门爬墙逃跑，边跑边假装大喊“杀贼啊，杀贼啊！”而赶福手下的士兵逃跑得比他还快，赶大人竟然连一个士兵的影子都没看见。兖州总兵惟一率兵赶来支援，有个起义军头目，叫王经隆，带领起义军一个冲锋，来追剿的大军竟然跑得比追赶的起义军还快，起义军一停下来，追剿大军也停下来，如此一追一停，像猫捉老鼠一样，前后三次，搞不懂的还以为农民军在追剿政府军。随后从德州赶过来的八旗军，也是同样的表演，连曲目都不变！最后，山东巡抚徐绩亲自带领大军来镇压，要说前面赶福、惟一和德州军兵还只是彩排，那么徐大人带领的军队那刻就是真正的表演了，这些官兵还没看见起义军，就朝天乱开枪，把枪炮子弹打干净了，这时候起义军真赶来了，官兵们丢下枪炮一溜烟跑光了！
到了嘉庆帝的时候，八旗军可以说已经堕落到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连最寻常的训练，也都连年荒废了。士兵们不是整天在外面游荡，就是到各种店面、手工场去做店小二、做工匠。各级军官，不是开赌场开妓院，就是贩卖私盐，甚至是贩卖军械、军粮。一旦接到命令，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做逃跑“一百步”的，而不沦为“五十步”者，上级将官如果责备，一言不合就起哄，甚至搞兵变。若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天灵灵，地灵灵，天朝大兵已不行。
白莲教大起义的时候，嘉庆皇帝焦急万分，急调大军前往镇压，可是文官武将，却把它当作贪污肥私的绝佳良机，京中消息灵通的侍卫、章京们，一个个踊跃报名前往。从北京到湖北、四川的路上，他们一路一个一个兵站的勒索敲诈，到了军营，只是坐在后方冒领军饷，好像是来度假的。这么往返一趟，许多人一夜暴富。前线军队的贪污手法，多种多样，有些简直让现在的人都脑洞大开，比如说以“犒赏”士兵为名，把钱粮军饷“犒赏”进了自己的腰包。又比如说，将军明亮，手下只有3000人，却虚报6万人的空额，明明是不到1万两的支出，硬是报了14万两。
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最初4年，朝廷就已经开支了7000万两白银，而地方上筹集的军饷也不下几千万两。其实，只要2000万两军饷，即已经足够了。由于各级官员和将领肆无忌惮地贪污、侵吞，导致前线的士兵们，一个个穿得像乞丐一样。而这些文武将官，打起仗来，不是拥兵自重，就是专门寻找没有起义军的地方驻扎。就像当时的河南巡抚景安，起义军进入河南境内的时候，他率军躲得远远的，起义军离开了，他就率领大军沿着起义军的路线跟在后面慢悠悠地追。而这位景巡抚，竟然还获得了提拔，升为湖广总督。到了湖北，他还是老一套，起义军来了，他就远远地躲开，起义军走了，他就去占领起义军留下的帐篷，远远地“目送”起义军远离，而且还谎报军功，说自己如何如何英勇杀敌，如何如何追剿起义军，杀敌多少多少，并且因此获得伯爵封号！人送外号“迎送伯”！
当时，无论满八旗，还是汉军八旗（俗称绿营），均无任何战斗力。陕西南山只有200多人的起义军，但是却能跟1万多人的满汉八旗“相安无事”，明明大家眉毛都能碰到对方的鼻子了，却还是“老死不相往来”，有人说二战时候英法联军坐看波兰灭亡是“静坐战”，其实，那时候南山的八旗军就已经开创了“静坐战”了！所以，当时负责联络各路大军的将军勒保就这么上奏本形容朝廷军队：“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
最后没奈何，朝廷只能鼓励地方地主、士绅组建团练，甚至不惜启用江湖巨盗，招安土匪头子，就像振威将军罗思举，原本就是一个江洋大盗，通过镇压白莲教起义，最后位列提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国库几乎打空了，朝廷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而清朝也从此在一蹶不振的路上愈走愈远。据统计，本次起义一共造成中国人口下降1.1亿，比二战死亡人数还多，仅次于太平天国造成的1.6亿死亡人数。
道光帝接过他爹留下的烂摊子，同时也一并接收了他爹使用过的堕落不堪的军队。此时的清军，将帅贪图享乐，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训练士兵、整顿军纪、研习作战上，对整顿装备更是毫无兴趣。导致军队有编无兵，士兵不知道自己的指挥官是谁，指挥官不知道自己手下有多少士兵，连训练是啥也都不知道了，甚至连干点维护治安的“警务工作”都搞不定了。
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江华爆发了瑶民起义，而且起义声势愈来愈大，很快就波及了广东广西，这引起了道光帝的重视，他下令湖广总督卢坤全力剿灭，同时调两广和贵州等地官兵合力围剿，广东兵到前线后，抱着得过且过，安逸享乐的心态，一遇到干仗，就消极应战，不是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就谎报感冒拉稀。但实际上战地气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别无二致。搞得道光帝听闻此事后，止不住大骂：这些孬种，你们本来就是广东人，就在你们老家，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水土不服，还有那么多人临战生病？
道光朝军队的第一大特色就是军纪涣散，疏于操练。由于承平日久，国无大战，各地军队都懈怠大意，纪律松弛。连道光帝本人都知道下面军队的那些烂事，亲自在诏书中指责：“近来营伍废弛，教诫不严。如广东兵丁竟吸食鸦片烟。河南兵丁行至安徽，殴毙人命，携带幼童。福建兵丁勒折夫价，又有强抢盐馆之案。”至于军队聚赌嫖娼，勒索官场收取陋规，抢劫百姓，违法犯纪，更是等于寻常，地方官想捉拿他们，他们动辄鼓噪兵变。
比如，满八旗中的精锐——健锐营，这支部队在道光时期已不堪入目了。键锐营是禁军最为重要的力量。乾隆十二年，当时他派兵镇压云南土司的反叛，因作战需要，命在八旗前锋护军内选体壮勇猛者千人习练云梯技艺。战事结束以后，乾隆就命令云梯兵别立为营，于是专门设立了健锐营，一直驻守在北京香山脚下。架梯蹬楼按说是健锐营赖以起家的独门绝活，香山山脚下的健锐营驻地至今仍然矗立着若干座高大的石质碉堡，这是第一次大小金川战争期间为训练健锐营官兵特别建筑的。蹬楼训练中，部分士兵负责搭架和保护云梯，部分士兵则蹬梯上楼，并与楼上守军展开战斗。但是，道光时期，官兵为图省力，已不奋力训练，而是从容登梯，一副登高望远观景的样子。
也许你会说，这会不会只是偶然现象呢？那么我们再看另一个项目——火枪射击吧。火枪射击是健锐营建立时就设立的训练项目，训练以射准为目的，早期射击训练使用土枪，而射击需要臂力与眼力，可是，健锐营的官兵却胡乱应付，有一年打靶，每人10发子弹，全部中靶者全无。照理说，骑射是满族非常重视的军事技能，据记载，训练中士兵骑马从团城东侧进入演武场，向城南的靶心射击。按规定，健锐营每周都要进行骑射训练，可到了道光时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兵士一幅坦然之色”，习以为常了。马术训练可以展示娴熟马术，一直为八旗军队所重视，但是，健锐营却“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皇帝眼皮子底下的禁军精锐尚且如此，其他部队的表现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道光朝军队的第二大特色就是贪污腐败横行。时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在他任陕西代理巡抚时，从陕西长武到潼关500多公里，有营而无兵，甚至看城门的还要现雇保安，每天要支付100文钱。在榆林，绿营之中，士兵穿得像个乞丐，为了换酒喝，竟然将军械卖了。绿营一标(相当于现在的团)有3000余兵，却只剩下十分之一，其他都做生意去了。
在福建那里，乡里恃强凌弱、以众暴欺寡的现象严重，老百姓为了免于坏人祸害，就争相去当兵。因为只要在绿营中当了兵，就可以在家里挂一盏营灯，这样坏人就不敢滋扰了。如果坏人再来滋扰，按规定，欺负普通百姓，官府可以不管，但是如果欺负绿营兵家属，官府一定要管。可是，想当兵的人多，必须要先拿十几两、几十两银子去贿赂军官才能进得去。而军官通常也根据当兵的人家里的富裕程度来定要的银子的数额。但入伍当差也得看身体素质的，于是那些不能胜任当兵的人，取得了兵役后，又雇穷人入营代替他们办差。一时间，社会上有了专门替人到兵营里当差的人群，如同现在天桥下面等工做的临时工一样。又比如，前面我们提到过有名的张格尔叛乱事件，其间就有一个插曲，当时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是斌静，他在当上南疆最高军政长官后，骄奢淫逸，贪污受贿，对南疆各族民众横征暴敛，并强迫各族妇女服女役，轮流伺候他，稍微有点姿色的，只要他看上了，就直接拉到到床上伺候。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斌静奸污了当地很有声望的浩罕商人萨赖占之女，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当地百姓愤怒不已，而清廷在处置斌静案上，又有意偏袒斌静，处置不公又进一步引发了百姓的愤怒，当时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国一直在找借口支持张格尔叛乱，本来想睡觉，斌静这下子就把枕头给送上来了，浩罕国趁机以此为借口，支持张格尔发动叛乱，此次叛乱，差点让新疆从此从中国版图上分离了出去。
第三大特色就是军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都也曾在一封奏折中提到，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处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第四大特色就是军队黄赌毒横行。比如说那位后来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耆英，时任步军统领，他就公然支持赌博。浙江一千总赌博甚至压上自己的小妾，又输时，竟然带兵与对方决斗。而赌博又引起了妓女业的兴起。军官赌博喜欢妓女陪伴在侧，指点参谋，或拿筹码。有的胆大的军官甚至把赌局开到了营内。为了助赌兴，培养“清新优雅”的嫖妓氛围（也许叫做泡妞氛围吧），又衍生出无尽的宴戏应酬。比如，陕西粮道成为总督的交际处，大宴会月月有，小宴会则天天开。每次宴会杀猪只吃里脊，这里脊的做法也让人叹为观止，就是将几十头猪关闭于室内拿竹竿打，猪奔跑嚎叫而死后，赶紧割取猪背上的里脊肉一片，要用几十头猪才能做一盘猪脯，而且猪里脊肉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宰鹅只吃鹅掌，杀骆驼只吃驼峰，豆腐有二十余种做法；有的宴席竟然长达三天三夜，连人都熬不住了。吃完了，再开堂会，请戏班子唱戏，歌舞升平、奢华至极。连道光皇帝都感到很奇怪，曾说:“何故军中票友者如此众多？
至于毒流横行的毒，毫无疑问，那就是鸦片。鸦片在道光年间已经大量地输入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详细地解说）。尤其是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各省，受鸦片毒害之深，难以一言喻之。士兵吸食鸦片后，精神会日渐消沉颓废，身体会日渐消瘦嶙峋。作为一种毒品，长时间地大量吸食会致人死亡。就像参与镇压瑶乱的广东兵，就多是“双枪兵”，他们大多都吸食鸦片，导致萎靡不堪，羸弱无力，临战烟瘾发作，所以就谎报拉稀感冒。有人在了解情况后，曾上疏报告广东兵“又多吸食鸦片烟，筋力疲软，难期得力”的情况，可见当时在军中，鸦片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危害，使得军队整体的身体素质大大降低，失去了战斗力。
由上可见，清朝八旗军的战斗力，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道光时期，已经是“谁都打得赢”，作风跟下水道一样，污泥浊水，泥沙俱下了。那么，除了污浊的军队之外，道光帝还继承了哪些“劣质遗产”呢？请看下集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