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四库全书》打了谁的脸？

       当下，“文化自信”一词可谓是蔚为时髦。可是，真要论起“文化”来，我们很多人可能就“自信”不起来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赳赳雄伟的万里长城，却对我们另一座巍峨雄亘的文化长城——《四库全书》知之甚少。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时期，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一部大型丛书。全书共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全书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共计36000余册，约8亿字 ，是有史以来文字最多的一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但是，这么一部伟大的煌煌巨著，却被鲁迅“啪啪啪”地狠狠打了脸：“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对于鲁迅先生如此尖酸刻薄的打脸，至今没有一个人说他打得不对，反而觉得其打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乃至要求其打完左脸再打右脸。这又是为何呢？

       其实，要细细论起来，鲁迅先生的评价尚算是有所保留的，并未失于偏颇，因为有人甚至把编撰《四库全书》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提并论。更为甚者，相比秦始皇，乾隆皇帝在焚书这件事上做得更绝！

       因为，从表面上看，编撰《四库全书》这项工程是由皇家主持并出资，精选当时的文化专家参与，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似乎是一项文化整理与挖掘的德政工程。而且很多传习久远的典籍由于传抄和流传过程中的变动，内容渐渐有了差异和错误，经过文化专家的校正，减少了错讹，也是一种文化贡献。但实质上，这项所谓的皇家德政工程的背后，隐藏着爱新觉罗家族意图在文化上实现高压统治的阴暗企图。众所周知，清朝是一个文字狱频发，而且每次都规模浩大、手段残忍的朝代。经历顺治、康熙、雍正的多次屠杀，到了乾隆年间，皇家仍然觉得文化禁锢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于是就借助编修《四库全书》，开启了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毁书、禁书的工程。

       从乾隆39年开始，清廷就四处张贴告示，晓谕天下，命令所有的百姓主动交出“违碍”书籍。这些上缴上来的“违禁”文化产品首先经过纪晓岚过目，然后交由皇帝亲阅，随后就立即记录下书名，最后再一把火焚烧掉。

       据记载，乾隆39年至47年的9年时间里，共进行成规模的毁书活动24次，538种，13862部。什么书会被投入焚书的火坑里呢？第一，明末人著作的反清书籍，比如顾炎武、黄宗羲、史可法，甚至明朝一些有节操的大臣，例如左光斗、杨涟等，当然也包括讴歌这些人的作品。第二，记录满人入侵的时候屠城、烧杀淫掠恶行的书；第四，所有的古代书籍中有斥责金、元或者反金、抗元字眼的作品；第五，古书中称北方少数民族为夷、狄、虏的。

       就在这样的严苛而无理的操纵下，大量承载着汉民族优秀文化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其中的很多书籍连书名也没有被保留下来，也就是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存目”。而公开显示的“存目”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进入“四库全书”（也就是国家正版）的数量。那些有幸逃过火灾，被国家认可的文化产品，也被授意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以求最大限度地迎合“圣意”。

       其实，《四库全书》打的不仅仅是乾隆爷一个人的脸，而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脸。不知道是因为“得国不正”而受到广大“前明”统治区内以汉族为主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正统性”的质疑，还是因为本身以落后的少数统治先进的多数而造成内心原发性的不自信，或者是因为出于对民族歧视政策的偏爱，造成清朝统治者从开国到覆灭，哪怕就是“西学东渐”到红透了整个高层，都不曾忘记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和麻痹。

       而这种“思想牢笼”政策，一方面尽力把广大底层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以“莫须有”的手段消灭掉；一方面又病态地吸收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和士大夫进入统治阶层参与政权。其具体操办手法主要是强化八股科举、提倡理学、大兴文字狱和焚书删籍。

       清朝自顺治二年（1645年）恢复科举取士以后，科举选官制度一直延续到1906年，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操作下，才停止的。如果是在隋唐时期，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是当时最先进的选拔人才的创举。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完全僵化的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已经彻头彻尾的成为了阻碍文人正常发展、生活的制度。

       首先，在清朝，科举选才的初衷已经改变，导致全社会的文人大面积地由人才变庸才，设立科举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而选拔建设国家的人才，但是清朝的科举制度已经演变成了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让文人由建设国家的人才转变为蠕虫一样的庸才。《儒林外史》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在四川的一场科考中，考的是苏轼的文章，有一位考生满考场遛达，寻找苏轼的身影，以为苏轼是某个考生，甚至还嘲笑当时的考务人员怎么把考场安排得这么差劲。另一个考生范学道，也不知道苏轼是谁，就随之附和起哄道："苏轼应该是文章写不好，所以就查无此人了吧?"像这种只知道埋头于八股文，周围一切事物都不了解，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的废材，还能知道国家的其他事情吗，这样的"人才"如何能建设好国家呢？

   其次， 科举制度摧残文人人格，甚至扭曲和异化文人人格。文人的人格本应如梅兰竹菊一般高洁挺拔，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但是清朝的科举制度却是在不断摧残着文人的人格，使其不断扭曲和异化，以至成为社会的渣滓。同样在《儒林外史》中，就有一个叫匡超人的人，经过科举考试在一个小机构中做了一个小官，家里已经有了妻室，老丈人是在抚院当差的，这本应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了。但是科举制度使得这个曾经朴实忠厚、拥有气节的老实文人丧失了文人气节。在一次交谈中，上司问他是否成婚，他觉得说出自己的丈人是抚院当差的很丢人，所以就撒谎说自己没有娶妻，让这个官位稍高的人认为其是一个"漂梅之侯"，就是到了娶妻年龄的大龄未婚男子，婚事自然也就被这个官位稍高的人给承办了，他自己也欣然接受了。匡超人这个人不仅仅是骗官娶妻，假造文书等一系列文人所不齿的事情，他统统都做了。

再次，科举维护封建传统礼教，无情地扼杀文人人性。清朝的科举制度，本质上就是在维护腐朽的封建传统礼教，在封建传统礼教控制下，文人人性受到了残酷的扼杀，对各种事情的人性表达已经完全被压制，甚至最后连最基本的人性都丧失殆尽了。比如说有个文人名叫王玉辉，已经三十几岁了，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秀才，也读了三十来年的书，他作为一个本该读书明理的父亲，却在女儿提出要为死去的女婿殉葬的时候，欣然选择了同意。他不仅仅选择了同意，还帮助劝说不同意的家人，但当他女儿真的绝食而死的时候，他心里才有了一丝颤动，但这种颤动很快就被女儿是烈女的喜悦给冲散了。此后，每日面对以泪洗面的妻子，他就出去走了走，却在恍惚间看到了女儿，这个时候，他的人性才冲破了礼教的枷锁，真切地将心中的悲伤都表达了出来。

最后，科举滋生黑暗社会风气，蚕食文人生存环境。清朝时期的科举制已经不似前朝的公正了，科举的大环境已经改变了，社会的风气也被腐化后的社会给染黑了，文人仅存的生存环境被一点点的蚕食，以至于只有顺应这种黑暗风气的发展，文人才能够有一丝喘息的空隙。在逐渐僵化的科举制中，清朝的文人心中对于科举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科举是穷书生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方法，这样的孤注一掷，使得很多文人都十几年如一日的考科举，只盼望着有一天可以通过科举来飞黄腾达，但事实往往很讽刺。例如范进，在百般艰难之下才好不容易做了国子监司业，其中经历了多次小人的羞辱和下绊子，让他丢了很多次的工作。最后侥幸碰见了一个贵人，才获得了最后的功名，而他这个贵人厚待范进也不过是在范进身上想到了当年的自己，才给了范进这个自己的影子一个秀才身份，范进却为此欣喜若狂而精神失常了。

      清朝统治者为了束缚文人的思想，还推出了尊孔崇儒，推崇理学的举措。清初统治者入关后，强制推行“剃发令”、“逃人法”等激化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政策，各地反清运动风起云涌。为了缓和矛盾、控制局势，清初统治者希望借助汉族传统学术思想来巩固统治。在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清廷祭祀孔子，为孔子后裔承袭“衍圣公”头衔。

      在尊孔崇儒的旗帜下，清廷把理学奉为圭臬。康熙皇帝对推动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居功至伟，他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还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并且命学者李光地把朱熹的《性理大全》删节修改缩编成《性理精义》，又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并颁行于天下。康熙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

      雍正、乾隆均遵循了康熙的做法。雍正顺应三教并流的趋势，以儒释道相互补充，对理学进行强注。乾隆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在乾隆的支持下，刊刻了《乾隆御定石经》，刊行《十三经注疏》等。乾隆还不惜运用政治权力为程朱理学大开前途，“训饬诸臣精研理学”，下令所有图书中凡是与朱子言论相违背的都可以删改甚至禁毁。沈德潜编选了大清版“党章”——《唐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等作品，其中也都毫无例外地集中体现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雍正乾隆因此被后世称为“理学天子”。作为统治者扶持的统治思想，理学当然不仅仅存活在庙堂之上，更渗透进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诸如烈女传、节孝坊、忠义故事等等，无一不是理学思想的底层体现。

       程朱理学的一大要点就是满口仁义道德。在清代以前，道德要求还大多局限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百姓在私人生活中虽然需要遵循儒家道德，但并不会有来自社会和官府的严格监督，靠的基本上是个人的自觉。到了清朝，官府对私人道德进行了细致的要求，例如赋予家长和宗族长老惩戒家中或族中不肖子孙的权力、禁止士人结社交往等等，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王朝的专制和一统。

       程朱理学是一种极为理想化的学说，特别是在道德领域，它对于个人的许多道德要求是极难做到的。当程朱理学仍然是一种流行于精英阶层中的学说时，这种理想化的道德要求也许还能得到很大程度地贯彻、遵循，因为作为精英阶层的少数士人对于程朱理学是发自真心地拥戴的，是作为一种自发的道德准则来被遵守的。然而，当程朱理学中理想化的道德要求变为了一种全民必须强制遵守的、普遍性的道德准则之后，则势必暴露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用我们现在的一句网络用语来说，便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程朱理学的道德要求实在太过理想，导致大多数的民众甚至官员都难以达到其要求，这就造成一种现象：人们一边在表面上假装遵循程朱理学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却在私下里埋头干着违反程朱理学道德要求的龌龊事情。例如，程朱理学要求官员必须清高，必须廉洁，因此不能亲近钱财，不能亲近商人，否则便会玷污士人的纯洁性，然而，清代极低的薪酬俸禄，导致官员中拜金主义盛行，经营商贾者大有其人，所谓"民之贾者十三，而官之贾者十七"，贪污腐败的官员更是不在少数。另外，程朱理学还要求人们必须要节欲、节俭，然而，满清社会纵欲、奢靡之风却大行其是。

       清代的史料中对于这种道德上表里不一、自相矛盾的情况有过许多的记载。例如，《清实录》便批评过官员中满口仁义道德却贪污腐败者甚多的现象："营中虚悬兵数，冒食钱粮，各处皆然。……武臣之中，勇敢果毅出力效用者多，而操守洁清者少"，康熙皇帝也曾批评过官员在道德上言行不符的现象："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清代许多曾被皇帝盛赞为清廉之人、操守可行之人，最后往往都会爆出贪污腐败的丑闻，令清朝的历任皇帝都大失所望。

       清代的思想家陈确就曾经对当时道德虚伪的现象有过精辟的总结："今世所谓假道学有三种：一则外窃仁义之声，内鲜忠信之实者，谓之外假；一则内有好善之心，外无力善之事者，谓之内假；又有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内外虽符，名义亦正，而于道日隔，虽真亦假"，由此可见，当时这种道德虚伪现象确不在少数。也就是说，满清推崇的程朱理学的满口仁义道德熏陶出来的却是一大堆利欲熏心、卑鄙下流的“岳不群”式的伪君子！当然，我们可以说，理想主义化的儒学，其成也封建专制，败也封建专制，儒家学说的确是由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极力推崇而风行于世达两千余年之久而不衰，但是其为后人所百般诟病、多家诘责也正是出自于这些封建统治者的“恶搞”！

       反观被大清取代的明朝，我们常说明朝黑暗腐化，可是明朝的读书人都没有把自己当做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倒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人格，追求独立的思想；明代的各位阁臣，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定位为皇帝的老师；明朝的政务也比大清公开，百官的上疏，皇帝的批文，往来奏折，经常被印刷出版，可供天下人品头论足。到了大清，反而频频祭出“文字狱”，搞得全天下读书人道路以目尚不敢为！

      起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的文字狱，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钳制得是最厉害的。清朝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抱有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传统华夏观念的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人的统治大都怀有极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然大规模的武装反抗都先后失败了，但反清复明的思想又通过各种文字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使清廷坐卧不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的统治者对汉人的反清思想一直严加防范，严厉打击，致使文字狱大为泛滥，这是满、汉民族矛盾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以少数的满族人驾驭人口众多的汉族人的一种不自信。

       清代的文字狱从康熙初年就拉开了帷幕。康熙二年(公元1663)，还是四大臣辅政时期，就发生了史上第一桩文字狱大案一—庄廷鑨《明史》案。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就记录了该案。该案的主角庄廷鑨本是浙江湖州富户，自幼爱读诗书，后来因病致残双目失明。庄廷鑨身残志坚，他立志要编写一部《明史》，但能力有限，无法完成这个心愿。

       庄廷鑨的家人听说明代宰相朱国桢曾经编写过一部《明史》，正好朱家衰败，他的后世子孙拿着这套《明史》稿本换钱。庄家人买来这部《明史》，请人修改增删，然后刊印成书。庄廷鑨的死的时候，编辑校订还没有完成，他的父亲帮他完成了他的遗愿。

       当时有个叫吴之荣的知县，贪婪庄家的财富，想要讹诈，没有成功。吴之荣怀恨在心，想要打击报复。吴之荣知道庄家编修了一部《明史》，就找来翻看，发现其中有很多“违禁”的地方。比如，清军占领京城之后，顺治登基，《明史》中的年号还采用南明的纪年。类似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吴之荣就进京寻找门路，最后攀附上鳌拜，将庄家告倒。

       最后，凡是参与这部《明史》校对、刊刻、作序、售卖的人都受到了株连，有人直接被杀，有人发配边疆，死去的人也难逃厄运。此案牵连人数多达上千人，使得大量江南文人受到迫害。其中最可惜的是，潘柽章和吴炎二人也深受其害，二人本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只因为曾参与了这部《明史》的编纂。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说，鳌拜才是历史上罪恶昭彰的“文字狱”的始作俑者。

       康熙亲政后，实行仁政，一度控制了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但其晚年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此案件又名戴名世案。戴名世，子田有，号褐夫，安徽桐城人。在清军入关时，戴名世在编纂明史，所以经常在各地搜集明朝史料，但由于清已代明，且文字狱盛行，所以清朝一些史官在修撰明史时经常会有意无意的忽略一些史事，尤其是南明的史料。

       戴名世不光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进士，更是闻名于世的桐城派创始人之一，为何一个进士会惨遭下狱？该事要追溯到当时的一个文人方孝标，他写了一部《滇黔纪闻》，该书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算是伪朝，戴名世在阅此书后，赞同方孝标的说法，也认为南明永历朝应是正统王朝，并在其《南山集》中表述到南明永历朝“如昭烈之在蜀”，欣然表达自己对南明抗清之举的敬佩之情，在与好友余湛的讨论中，戴名世认为南宋末年，虽然宋末帝赵昺流亡至崖山，但在正史中却进行了详细记载，但在现今的明史中，清朝的明史编纂对于南明的皇帝避而不谈，因而戴名世认为有必要详细记载，如若没有则算不上完整的明史。且戴名世私下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说道：“本朝当以康熙壬寅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尽管如此，已任清朝翰林院编修的戴名世曾表示愿为清廷“益矢殚厥忠诚，已报国家”，可知其并无反心，其所做所为只是作为一名史官的学术表达而已。

       但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弹劾戴名世，认为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随后九卿会审，首先刑部等衙门判其为大逆之罪，应凌迟处死，同时戴名世、方孝标二人的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满十六岁以上者，均斩立决，而母女妻妾及姐妹，十五岁以下之子孙伯叔兄弟之子，全部贬为家奴，而参与《南山集》出版的汪灏、方苞也均应斩立决。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后，康熙帝终于颁布御旨，戴名世判斩立决，但不问家人之罪，《南山集》全部焚毁。由于方孝标已死，因而家人只流放宁古塔。究其本案来看，戴名世不过意在详实记载明史而已，康熙帝却借题发挥，捕风捉影而已，大搞文字压迫。

       雍正朝的文字狱是最为严厉的。即位之初，雍正就将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的著名学者陈梦雷父子发配边外，这还主要是因为陈氏父子当时依附在雍正的政敌诚亲王允祉的门下，而成为了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此后，又有汪景祺案和查嗣庭案，皆因二人分别是年羹尧的幕宾和依附隆科多，所以这些文字狱都是因雍正初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而引发的。

       有清一朝众多的文字狱案中，以雍正朝的曾静投书案(又名吕留良案）最为重要，该案亦是第一大文字狱案。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出生于崇祯二年，明亡后，身为遗民的吕留良深感亡国之痛，遂遍散家财，结交反清志士。事不成，退而归乡讲学，著书立说，论及“夷”、“夏”之防的反满思想。

       公元1683年，吕留良去世。后来，湖南人曾静受其遗著影响，组织反清活动，派其弟子张熙携一封策反信，入陕西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假意答应，却立马将此事上报给雍正，并把曾静给绑了，押送到北京。经过审讯，曾静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并供出吕留良，承认是受到了吕留良学说的蛊惑。

        雍正借此机会，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字狱，查抄了吕留良一家，发现吕留良的文集、日记中有诋毁清朝之语。当时吕留良已亡故近五十年，仍被开棺勠尸示众，吕留良次子吕毅中改斩立决，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当时雍正皇帝正想要打击允禩、允裙等诸王的势力，因此他利用这个案件打造余论，说是曾静等人住在偏僻的农村，受到流言蜚语的迷惑，而造谣者正是允禩、允裙等诸王的党羽，还受到了吕留良“邪说”的蒙蔽，才会企图谋逆。

       为此，雍正将曾静写的表示悔改的供状，和自己亲自写的谕旨，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要求发到全国各州县和穷乡僻壤之地，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以此来消除反清思想，分化反清力量。

       不仅如此，雍正还借此大肆追查所谓的“谣言”，让官员对此进行刨根究底的追查，并鼓励人们相互检举，只要把这些谣言在哪里、听什么人讲的说出来，本人就没有罪了，否则替别人隐瞒就是犯罪，在这样的追查下，牵连的人员、官员甚多，雍正最终还将“造谣”的首犯说成是诸王党羽，以此来进一步打击诸王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力。

      由此，曾静的一封策反信，最终演变成了雍正巩固政权，排除异己的政治事件，前后持续了长达五年半的时间。直到乾隆继位后，认为《大义觉迷录》中涉及太多清宫秘闻，不宜广泛传播，将曾静、张熙二人以“泻臣民公愤”为由处死，此案才算告一段落。

       文字狱的顶峰，当属乾隆朝。据统计，终清一朝，中大型文字狱，共有200多起，乾隆朝就占了130多起。其中，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彭家屏案是所有文字狱案中最耐人寻味的。

       彭家屏，河南夏邑人，从小就很聪明，饱读诗书。康熙五十六年，25岁的彭家屏中举，四年后中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累迁郎中；雍正十三年，调任保定知府；乾隆六年，改任江西布政使。乾隆十五年，他调任云南布政使，后又担任江苏布政使。由于为官清廉，为人刚正不阿，给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因此深得民心，时刻提防汉人反清复明的乾隆对此感到很是不安。乾隆二十年，彭家屏奉召入宫，面见圣上。作为三朝元老，他对皇帝的心思一清二楚。于是，他以回乡“养病”为由，辞去了官职，回到了老家夏邑。他本以为这样能打消乾隆的猜忌，却没想到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乾隆二十二年，皇上再次南巡，经过河南时，彭家屏前去迎接，乾隆问他河南的情况怎么样，他如实回答：“夏邑和邻县永城去年出现大水灾。”但乾隆根本没有收到相关的奏折，加上乾隆爷一直对他没什么好感，认为是他是因为私人恩怨故意诬蔑河南巡抚，故叫来河南巡抚图尔炳阿询问此事。图尔炳阿称两地是有大水，但并未造成水灾。双方各执一词，为了弄清真相，乾隆命彭家屏前去勘察，又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河南去年的情况。张师载的回答和彭家屏的一样，可乾隆一心想着维护图尔炳阿，并不相信他们的话。

       当乾隆来到徐州时，发现到处都是饥民，这时他才觉得彭家屏说的是对的，于是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私访夏邑、永城。这时，夏邑的两个灾民张钦、刘元德前来告御状，说夏邑县令孙默赈灾不力，故意隐瞒灾情，导致田地无法耕种、当地百姓民不聊生，很多百姓不得不卖掉子女换钱。观音保调查回来也说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县，灾情很严重。乾隆最痛恨别人欺骗自己，便剥夺了图尔炳阿的官职，流放乌里雅苏台，孙默等当地相关官员都受到了惩罚。

       按理来说，彭家屏如实汇报灾情，乾隆应当奖赏他。乾隆不但没有奖赏他，反而一直在琢磨如何借机整倒他，便一味儿寻思两个百姓怎么会想到告御状呢，下令要查出背后的人。一查查出是一个名叫段昌绪的秀才给刘元德出的主意。乾隆本就对文人不满，到夏邑后命孙默让这段秀才来见他。谁知段昌绪没来，便令孙默去抄了他的家，结果在他家中“找”到了当年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等禁书。乾隆大怒，同时赦免了图尔炳阿。

       回到京城后，乾隆召见彭家屏，同时指槐骂桑地问他家里有没有吴三桂传钞檄以及其他禁书。彭家屏回答说家里只有明朝的几本野史，并没有翻阅过。乾隆指责他答非所问，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下令将其关押。同时，下令斩杀了段昌绪，让图尔炳阿去彭家屏家里搜查。彭家屏刚刚揭发了图尔炳阿的贪腐行为，乾隆却把此案交给图尔炳阿处理，其意图不言而喻。

       不久，图尔炳阿在彭家屏家里搜到了一本族谱《大彭统记》，里面把彭家先祖上溯到了黄帝。认祖宗时攀龙附凤本是汉人的惯习，但乾隆认为彭家屏一个汉人大臣，竟以帝王后裔自居，简直大逆不道，赐他在狱中自尽。就这样，彭家屏因为得民声而招致皇帝嫉恨，被捕风捉影害死（我们中华汉人姓李的多有追认李雄、李渊、李存勖、李元昊等帝王为祖宗，姓刘的往往追认刘邦、刘渊、刘知远等帝王为祖先，姓赵的多有追认赵匡胤为先祖等等，照乾隆爷这逻辑，只要是他看不惯的这些姓的人，都得让他给全部杀掉）。而告御状的两个灾民张钦、刘元德，也稀里糊涂地被乾隆砍了脑壳，并且抄了家。

        就这样，一桩明晃晃的贪腐案，被乾隆爷赤裸裸地栽赃成了“谋逆大案”，与案件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代良臣彭家屏被“莫须有”成了谋反逆贼，为民请命的苦难灾民张钦、刘元德，也被乾隆爷构陷成了图谋造反的反贼，贪赃枉法的图尔炳阿、孙默等大贪官摇身一变，成了“护国有功”的国家英雄！乾隆爷也拎着血淋淋的屠刀，结束了第四次“收获颇丰”的南巡之旅！“皇阿玛”还真是够“英明神武”，够“明察秋毫”，够“爱民如子”的！

       彭家屏死后，又过了一百五十余年，辛亥革命胜利，清廷被推翻，彭家屏侄孙彭麟昌（同治十二年拔贡）数次为彭家屏“文字狱”申请昭雪，请求发还家产。几经曲折，于民国四（1915），经夏邑县县长黎德芬报请上级核定，方才得以昭雪。

       冤狱可以昭雪，而有些“失落的东西”，就再也拿不回来了！那么，这些“失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请看下部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