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失落的两百年（上）

        一提起鸦片战争，就避不开“闭关锁国”这个词。其实，“闭关锁国”这个词并非大清首创，也不是大清原创，整个大清朝，只有海禁政策，或者说只是事实上实行了闭关政策，并没有“锁国”这个理念，更没有“闭关锁国”一词。最早用“锁国”一词描述清朝中国的中文文献，目前能查到的是始于汪精卫。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刊发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

        随着此文被大加引用，“闭关锁国”一词遂逐渐被广泛接受且传播开来，并逐渐成为“甩锅”清朝落后的标准答案。特别要提醒的是，汪精卫用锁国描述清朝中国，并非首出于己见，而是受西方语境的影响。因为近代中国的“锁国”状态，其实最初都是出自西方对中国的感受。以西观中，以西方的双标立场和尺度看待和判断它，从而割裂了中国长期以来与外界产生关系的历史，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史说成是一种挨打之后被动接受的过程。

       西方之所以给我们冠以“闭关锁国”之名，就是想把旧中国，尤其是晚清时期我们挨打的黑锅扣给清朝统治者，把他们侵略我们的暴行泼污水到我们的内政上来。那意思是说，我们打你，就是因为你落后，因为你闭关锁国了，要是你不落后，不闭关锁国我就不打你了。这种强盗逻辑，就如同一个流氓泼皮强奸了人家的黄花大闺女，然后两颗眼珠子一翻，撒泼耍赖说“我强奸你，就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而且你还手无寸铁，柔弱无力，要是你丑得像个丑八怪，谁会强奸你?或者说是要是你手拿冲锋枪，我还能强奸你？”一个道理。当然，按照这一强盗逻辑演绎推理，那么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也可以说都怪他太有钱了，还轻轻一刀就死了，要是他没钱，我杀他干嘛？要是他像孙悟空一样刀枪不入，我也杀不死他啊！……诸如此类，而且这种类似的戏码还在不停地上演，就像拿出一袋洗衣粉，就在那自圆其说地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该打，然后就狠狠地蹂躏了伊拉克，至于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了，毕竟论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谁会比美国人更多呢？同样，借口说卡扎菲这个人太嚣张，就狠狠地暴揍了利比亚，让利比亚七百万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当然，打阿富汗，就说他们那里有恐怖分子……总而言之，他们想要打你，或者打你之后，什么样的借口他都会想得出，甚至干脆连借口都懒得找。其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我是圣母白莲花，你们都是暗黑玫瑰花；永远都是只有我是正确的，你们都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该打！而我们呢，生来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服从上帝的使命去打别人、杀别人！

       其实，与其说大清是闭关锁国，毋宁说是“失落了200年”!因为西方国家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超越中国的,文艺复兴解放了思想,导致西方人第一次在思想上超越了中国；之后又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又从技术上彻底超越了中国；而GDP总量，中国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夕，仍然是世界第一！

       我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说西方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才彻底从技术上压制住中国的：1521年的中葡海战，两次广东水师都获胜了。但广东水师还是不得不折服于葡萄牙大炮的威力，说佛朗机人凶狠无状，所倚仗的就是他们船上的火炮，火炮火力之猛烈，自古没有任何兵器出其右。有意思的是，葡萄牙人也对中国的炮艇心有余悸，说广东舰队所用的小型火炮威力巨大。一对敌人如此“惺惺相惜”，搞这样的商业互吹，说明当时中西方的舰炮火力尚能打个平手，至少还没形成代差，通过战术调整就可以弥补所存在的技术差距，中国甚至还略强一些。

       假如中国能出一个把像明治天皇或者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可以说截至1640年代，明清交接之际，中国才奋起直追，都为时不晚，都还可以继续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而不会遭受后来的百年耻辱。

       但是，很不幸，大清实行了闭关海禁政策。实行海禁政策，也并非清朝的首创，首创者乃是朱元璋。朱元璋当皇帝的洪武年间，为了打击倭寇，下令实施海禁，并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处通商口岸。规定 “片板不许入海”，民船造得稍微大一些，都可能是违法行为。

       直到明朝末年，隆庆时期，即明穆宗朱载垕时期中国才迎来了短暂的对外贸易时期，即“隆庆开关”。因为，当时的倭寇之患已得到有效控制。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但只在福建月港设置一个开放点。虽然有诸多的管理和限制（比如不允许和日本有任何来往），月港也只是一个小港口，但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有些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肯定要拿郑和下西洋来说事儿。殊不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只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出巡”，郑和下西洋的同一时间也没有对民间开放海禁政策。而且，整个大明朝，占其统治时间276年的85%的时候，都是实行海禁政策的，只有短短的不到15%的时间内是开海的；而我们素来大骂“闭关锁国”的清朝，在其开国至鸦片战争这段时间内，也只有25%的时间段内是禁海的，占75%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未“闭关修炼”。

       与明清一样，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的还有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幕府时代的日本，以及一定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朝鲜、缅甸、不丹、伊朗都算是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

       言归正传，我们来说说大清是如何“闭关锁国”的。其实，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军事上的战略性需要，但是，最后自食其反噬之恶果，无意中演变成了晚清在贸易、政治、外交、文化以及军事上吃了百十倍的大亏。而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详细说来，应该分为清初严厉禁海时期、四口通商时期和一口通商时期3个阶段。

       虽然清朝通过"捡漏"，仅凭东北一隅之地、区区十几万八旗兵就夺取了天下，而且入关后的清军也算得上是所向披靡，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平定了李自成的大顺军势力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这两股强大的农民武装，即使是占据了正统的南明政权也在满清八旗军的凌厉攻势下快速的落败，土崩瓦解。但是，作为一个外来的少数民族，满族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依旧是危机四伏的，尤其是为了震慑“前明”统治区内的广大汉族百姓，清帝国在东南地区大搞屠城、“三光”政策，这些累累恶行，非但没有慑服东南沿海百姓，反而激起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持续反抗，东南地区的人民群众用一系列反抗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大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和不屈的民族尊严。

       但真正让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施行海禁政策的，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虽然清朝八旗军在陆地上所向披靡，但是他们遇到郑家军，一支完全以水军为核心主力的力量，一旦到了水里面，八旗军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在陆地上“见人欺人”，下了水就“人见人欺”了：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十六日，清军水师和郑家军作战，结果大败而回，几乎损失了全部的水师舰船，清军泉州提督韩尚亮被击毙。同时借助于海上的胜利，郑成功密令手下甘辉率领三万大军进攻福建省城福州，围点打援，歼灭了大量的清军。十月，双方又在罗源城开战，郑成功的军队又一举击败了清军，斩杀了清军的梅乐章京（八旗军军旗副主管）阿济商。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来势汹汹的郑成功再次沿江而上，杀进了南京城脚下，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伐，一年之前他就已经亲率十万大军直扑南京而来，只可惜在海上遭遇了大风暴，军队和武器装备损失巨大，这才作罢。但是这一次，趁着八旗主力部队进攻云南地区之际，他接连击败了满清驻防江南地区的八旗部队和汉族绿营兵。

       郑成功之所以可以如此的长驱直入，当然是有赖于东南地区百姓的支持。十万大军的军粮补给，兵源都由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和地主士绅提供。对于他们而言，郑成功的军队就是他们盼望已久、“北定中原”的王师。就连已经投降清朝了的汉族绿营兵都对郑成功长驱直入保持观望的态度，时时刻刻准备反攻，夹击清军八旗部队。

       尽管这次北伐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这无疑给了清朝统治者一个"惨痛的教训"。那就是东南地区人心未附，只要八旗主力部队离开，这些人就可能会立马举起反清的大旗。而且，虽然南明政权最后为清朝所灭，但明朝的遗民有不少人仍旧留存于世，他们最大的聚集地就是与大陆一水之隔的澎湖地区，各种打着“反清复明”口号的组织不计其数，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影视作品中的以陈近南为总舵主的“天地会”。清初统治者对这些势力相当忌惮，出于自保目的，顺治帝提出了"海禁"的要求，目的就是断绝反清势力与内地的来往。

       清廷于顺治九年（1652年）就已经开始实行禁海了，规定凡是浙江、福建、广东的海寇，俱责成防剿，3省沿海往来船只，一律严加管理。

       但是效果嘛，谁用谁知道，清廷用了——疗效并不好，东南沿海依旧是反清复明的基地，骚扰终日不断，鉴此情形，为了断绝沿海地区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1655年，清廷颁布禁海令“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严责沿海督抚镇守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而且凡是有将粮食等一切货物用以资敌者，只要被地方官查出，或者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由官府没收，犯人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各地方文武官员，凡是盘诘擒缉失责，皆一律革职从重治罪。地方基层保甲，凡是有窝藏犯人，不行举首，皆处死。

       但是，郑成功仍在1659年动摇了东南半壁江山，顺治也为之惊惶失措，据说甚至一度打算退出中原。为了对抗郑成功，顺治帝采纳了郑成功手下降将黄梧所提的“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5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20里，百姓一律内迁，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斩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菜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以来的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

       当年秋天，清廷以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逼近明郑“贼巢”而不时受到侵犯、百姓不得安宁的理由，将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毁一空。并且再次申明“片板不许下海”。时任兵部尚书苏纳海与侍郎宜理布受清廷命令，对沿海四省具体迁移范围进行划定。1662年到1664年，清廷几次重申迁界令，“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

       清廷对迁界之处作出明文规定：筑造墩台，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开挖界沟，设立木桩，以别内外界区，重兵设防，越界者斩，界外的民屋毁为平地。同时，清廷强令界内未纳入移民的百姓应参加建造墩台和开挖界沟等劳役，以责任制形式指定某乡造某墩某台，在材料消耗上每建一墩或台需银一、二百两。

       迁界令、禁海令意图割断台湾郑成功政权与清朝占据的中国大陆的交通，想让郑成功粮饷物资来源枯竭，最后迫使其山路五商、海路五商无法经营。

       郑成功刚收复台湾那会儿，由于耕地不足、两岸联系不便，确实也一度受制于清廷的禁海令和迁界令，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粮食危机。但是，他们终结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经营的蔗糖业，把甘蔗地转为屯垦用地，一举奠定了台湾日后的农业基调。之后又充分利用了台湾的地理优势，大造商船，与东、西两洋进行贸易，与日本、暹罗、安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通商，把台湾的土特产，如鹿皮、鹿脯、樟脑、硫磺、蔗糖等远销海外，换回铅铜等所需要的金属货物。尤其日本，由于是他外公家，更是郑成功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最多收入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可以说，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使得他们不但粮食可以通过军屯田自给自足，还以贸易往来获得丰裕的收入。

       但是沿海百姓就没有“国姓爷”的“幸福感”了。世代而居的民众被迫离开故土，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死者载道，死亡人数以百十万计。同时，他们的离去致使沿海地带空虚，海盗趁机活动，沿海社会治安更加不得安宁。

       而且因迁界导致土地荒废的数字也是惊人的，据统计，广东、福建两省就荒废576万余亩土地，浙江省丧失上千亩良田。渔业与盐场也遭到毁灭性打击，海上渔民卖妻鬻子，无以为生，最后家破人亡，饿死者达百十万，沿海居民被迫体验现在很流行的低盐饮食。

       再者，迁界对清朝自身伤害反而很大。除了界外土地全部抛荒之外，盐课、渔课、商税等方面的税收的损失相当大。当时，清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入不敷出，1661年不得不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响，加赋五百多万两。

      这未损敌一毛而自伤一万的迁界、禁海令一直遭到沿海民众的抵制，毕竟江浙地区需要台湾的糖以及原材料，而台湾的生活用品大多来自江浙，在厦门拥有基地的郑氏克服了制约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在台汉人大量增加，两岸的交通和贸易活动反而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清朝前沿守边将士为求得安静宁谧，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廷的禁令阴奉阳违，私下放宽禁令。

       朝廷中枢大内，也有不少明智者看出了门道，一直反对禁海令，因此在迁界禁海过程中，也曾经断断续续出现过局部执行过程中的放宽。直到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不足以对清朝统治构成威胁后，开界的问题才再次提上日程。1683年，郑克塽降清，台湾再次回归大清祖国怀抱以后，清廷方才全面复界。至此，历时31年的禁海政策和长达28年的迁界历史方告正式结束。

      不过，有一点是必须澄清的，即便是在清廷海禁政策最严的时期，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对外贸易。一方面是因为如前面所说的，各地在执行朝廷禁令的时候，存在“弄虚舞弊”现象，另一个方面就是朝鲜、安南、暹罗、苏禄、南掌、缅甸等附属国仍可以按时进贡，每次随贡使团都夹带大量的“贡品”，沿途售卖，甚至连荷兰这个曾经的海上马车夫，为了保持对华贸易，竟然也加入了纳贡队伍，以“朝贡”的名头行贸易之实。

       康熙二十四（1685）年，朝廷解决了台湾问题后，相继开放了澳门、厦门、宁波、云台山4个对外开放口岸，进入了四口通商时期。第二年，鉴于西方国家的商船主要集中于广州黄埔一带的现实，朝廷关闭了澳门的陆路贸易，改到广州黄埔贸易。期间，除了康熙五十六（1717）年至雍正五（1727）年这短暂的10年，曾经禁止对南洋的贸易之外，一直坚持四口完全对外开放。同时，在陆路，中俄之间也保持着持续的贸易往来，贸易地点最初是在北京和黑龙江，雍正六（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贸易地点改为恰克图。

      为了管理4个通商口岸，清政府设立广州的粤海关、厦门的闽海关、宁波的浙海关、上海的江海关4个对应海关，这标志着我国自唐朝以来一千多年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创始。

       4大海关设立后，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日渐频繁，贸易总额也越来越大。照此发展下去，中西方贸易交流的前景毫无疑问会越来越辉煌。可惜的是，仅仅经过70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发生了一件芝麻粒儿大的事情——洪任辉事件，这件芝麻粒儿大的事情，最后被敏感的乾隆爷推得像磨盘那么大！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对大清、对中国的影响，在一定层面上说，应该不亚于马戛尔尼访华。

       洪任辉，英国人，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官，为了方便与中国人打交道，就像现在的Stephon Marbury在中国绿卡用了个“马布里”的名字一样，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洪任辉。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

       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粤海关，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士农工商”这四民之末的洋商们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搞得比广州的粤海关关税还高，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3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辉率船携运大量枪炮军火等违禁品到达宁波，就增税之事与官员激烈争执，闽浙总督杨应琚亲赴宁波调处并奏报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国商船进入宁波，由两广总督李侍尧传谕各国商人限于广州贸易，提高舟山、宁波、厦门关税一倍，制止起卸军火、帆具上岸。

       洪任辉于是在1759年再度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清朝官员发现，清朝水师在定海海域把洪任辉的船拦住，使其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改道到天津告御状。在天津，洪任辉用5000两银子买通了大沽营游击赵之瑛，收了银子后，赵之瑛果然“财可通神”，把状纸一路开绿灯上呈，竟然接连越过天津知府灵毓、天津道道员那亲阿和直隶总督方观承三道关卡，直接送进了养心殿，呈到了乾隆皇帝跟前。这个时候，直隶总督方观承还跳出来补刀，专门写了一份奏折，强调说洪任辉若非实有屈抑，是不敢冒险告御状的。

       洪任辉的“状纸”内容长达七项：

       一、关口勒索陋规繁多，且一船除货税外，先要缴银三千三四百两不等。

       二、关监不循旧例准许外商禀见，以致家人多方勒索。

       三、资元行故商黎光华欠外商银五万两，关监、总督不准追讨。

       四、对外商随带日用酒食器物等苛刻征税。

       五、外商往来澳门被苛索陋规。

       六、除旧收平余外，又勒补平头，每百两加三两。

       七、设立保商，外商货银多被其挪移，延搁船期等。

       显然，洪任辉北上告御状，主要有两方面诉求：一是查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二是推动朝廷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国对英贸易开放。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从英国来到天津，向皇帝诉苦，乾隆帝当然很重视，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围绕着这样的思路，乾隆帝做出了四项具体安排：

       一是任命给事中朝铨为钦差大臣，由他把洪任辉从天津带到广东，跟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对证。

       二是另派福州将军新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秉公审讯。

       三是警告李侍尧有失察之咎，要求他不能偏袒，否则严加治罪。

       四是明确案件处理原则：既不能偏袒李永标，查实就治罪；也不能纵容不法，尤其是查清楚是谁跟洋人串通，给洋人做狗头军师，想出告御状这种孬主意。

       至此，洪任辉已经成功的告了御状，就等着打赢这场官司。然而，他高估了大清朝的乾隆皇帝的“圣明”和官场的“清廉”。

      七月二十日，钦差大臣新柱、朝铨和两广总督李侍尧齐聚广州，审讯了已被解除职务的李永标，并对洪任辉呈词里的7个要点进行了逐一驳回。

       唯独对粤海关勒索陋规的情况，李侍尧并不否认，但他把主要责任推到了李永标的家人和书役身上，而对李永标本人百般袒护，强调顶多就是督察不严。关于行商黎光华欠债之事，李侍尧承诺官府将核对所欠银两，按股匀还。不过，对于洪任辉提出的减免规礼和废除保商这两项关键性要求，他不仅全部回绝，而且纳入则例，通过建章立制加以固化。这样的态度，得到了乾隆帝的好评。

       此外，李侍尧还专门在奏折里“移花接木”，强调说粤海关一直在给朝廷采买奢侈品，满足乾隆帝对西洋物件的喜爱。乾隆十八年（1753年），仅现银一项，粤海关就上交50多万两，超出江、浙、闽三个海关之和。粤海关的进贡成为内务府的主要进项。这无疑在提醒乾隆帝，李永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一棍子打死。

       李侍尧的暗示果然管用。乾隆帝在朱批里只是提到了李永标对家人管理不严，让他们有机会伸手向洋大人们受贿索贿，但是对李永标本人的罪责过错，则是打擦边球，一笔带过，百般包庇纵容。

       就这样，洪任辉的两方面诉求，刚稍有眉目，又石沉大海。他没有想到，这份状纸，非但没能改变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英贸易中的尴尬处境，反而将自己陷于非常不利之境。

       而这份状纸本身，也引起了乾隆的极大兴趣，要知道乾隆这哥们儿，可是把“文字狱”中含沙射影、隔山打牛、敲山震虎等等功夫玩味到了极致的主儿。他猛然意识到，这份呈状的格式很符合大清的公文格式，文字表述有很“官方”，一切称呼名词都很有“官话”味道，送达朝廷的过程又很顺利，毫无疑问，这需要很熟谙汉文语法和中国官场才能做得到，这几“很”叠加，他洪任辉作为一个外国佬，扁担倒了都不知道是个“一”字，有这能耐吗？乾隆越琢磨越不对劲，越想越觉得其中有鬼，里面有怪，越想越觉得中国有“卧底”在为这个洋鬼子出谋划策，越想越觉得洪任辉背后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

       于是，调查风向发生了转折，查办重点由洪任辉的控诉，变成了状纸是如何产生和投递的。尤其是要重点查出到底是谁在做内鬼，给洋鬼子操刀做师爷。可是，查了几个嫌疑人，都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那么，状纸到底是谁写的呢？

       首先被审讯的是婺源县生员汪圣仪父子。据与洪任辉贸易的陈祖观等人供称,徽商汪圣仪同他儿子汪兰秀曾借洪任辉的钱来作买卖，洪任辉之前在宁波三年,都是汪圣仪父子代他包揽生意,之后洪任辉被禁止去宁波,汪圣仪又去了广东,和洪任辉关系极其亲密,最近又前往江苏代洪任辉买货,存在指使洪任辉告状的极大嫌疑。而汪圣仪本人于八月间得到广东传来的消息,早已潜逃,后于江西乐平县缉获归案。在审讯中,未发现有与洪任辉交往的信件,或秘密结交的罪证。

       而洪任辉本人，则一口咬定，是旅居噶喇巴（今雅加达）的福建侨商林怀在海船上写的。于是，林怀被诱骗回国，招致治罪和抄家。李侍尧跟行商打听获悉，洪任辉曾在仁和行内跟四川籍商人刘亚匾往来甚密。于是，刘亚匾也被逮捕，刘承认其曾经为了骗取洪任辉的钱财，教过洪任辉读书，后来还教唆他去告御状，帮他代写状纸。洪任辉本人也认可了这份供词。

       于是，这份状纸的来历已经清楚了：洪任辉口述，林怀缮写，刘亚匾誊改。不过，李侍尧觉得，洋人上访是新事物，《大清律例》里并无规定，不能定罪。何况他控诉的有些事情，粤海关确有责任。所以，他只能抓住洪任辉勾结中国内地居民的“罪证”大做文章，建议朝廷要对“汉奸”勾结洋鬼子严加防范，只要有洋人接交内地“奸民”，应该立即查拿驱逐回国。

        真相水落石出，乾隆帝随即做出了“伟大、英明、正确”的判决：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无罪，但是监督家人不严，被革职处分，枷号六十日,鞭一百,枷号鞭责后解部发落，受贿家人鞭后发边省为奴；海关陋规杂费一体废除，同时重申外国商船不可赴宁波贸易。洪任辉明知违反律例，不顾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状，判罚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圈禁期3年，圈禁期满驱逐回国，而且终身不得重返中国；代写诉状并呈状词的四川商人刘亚匾，以触犯讼棍教诱主唆、为外夷商谋砌款罪被处死；黎光华家产也公开拍卖抵债，陈祖观等供称指使告状的徽州商人汪圣仪父子，与洪任辉交结、收受英国大班银10380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

      “明察秋毫”的乾隆帝，不仅对涉案人员作出了处理，洪任辉和东印度公司关心的中英贸易问题，他也没有一丝一毫错过。乾隆皇帝坚定了关闭宁波等3大港口、只开放广州黄埔一口为通商口岸的决心,在他看来,贸易事小,海防事大,如放任外船进口贸易,时间一长,居住在内地的外国人必然增多,而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将受其影响,不能不加强防范。因此,他一再下令禁止外商往宁波贸易,以免再次发生类似有损于清朝统治的事件发生，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乾隆还特地宣布了新的对英贸易准则，说什么“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还念念不忘“今尔不能安分奉法”，朕必有回响——“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一副活灵活现的“天朝上国”的姿态，将中西贸易视为怀柔远人的手段、恩赐藩国的工具，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洪任辉事件不仅使清政府控制外商的制度法律化,而且使乾隆关闭了除广州黄埔以外的其他3个外贸关口，广州一口贸易得到强化,清朝从此进入一口通商时期，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后才结束。

        当然，据说乾隆爷闭关锁国的背后，有广东十三行这些既得利益群体这只无形的大手在推动，往后敝人还会有专章介绍。

        其次，也有人说乾隆闭关锁国是出于防范汉人、防汉胜于防洋的需要。因为社科院里的满文档案记载的史料表明，当时满族的武器十分的先进，就比如说西北的满八旗，他们穿的都是防弹的布甲，而不是东南沿海没法防子弹的铁甲，他们用的火器也非常先进，而不是东南沿海用来跟英国人死磕的那些破铜烂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来大清的时候，就发现乾隆皇帝对欧洲的局势非常的了解，蒋友仁发现乾隆皇帝知道土耳其跟俄罗斯在打俄土战争，也知道法国是偏向于支持土耳其，毕竟中亚遍布着清朝的边防站和侦察兵。交流中，乾隆皇帝还问了蒋友仁是学什么的，蒋友仁回答是学哲学的，乾隆就调侃地问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至今都没解答的哲学性问题。乾隆皇帝之所以闭关锁国，是因为他曾经接见过法国的使者高丽斯和杨德旺了，高丽斯和杨德旺给乾隆爷敬献了许多当时欧洲工业生产的先进事物，所以，后来马戛尔尼造访的时候，乾隆爷才对马戛尔尼带来的东西兴趣不大，福康安也才会冷不丁冒出后人摸不着头脑的那句“谅来也没什么稀罕”的怪话，后来乾隆皇帝还派了钱德明回访过法国。通过询问高丽斯和杨德旺，乾隆爷得知法国发生了大革命，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所以，乾隆皇帝也害怕中国冒出孟德斯鸠，冒出《人权宣言》，冒出启蒙思想，害怕自己以及满清皇族哪一天被送上断头台。故而，乾隆皇帝实行了一口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想方设法把西方先进的火器和先进的思想隔绝在中国之外，还大兴文字狱，搞乾嘉考据学。当然，此说暂时有待继续考证，敝人暂时信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