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失落的两百年（下）
乾隆帝本着“爷惹不起躲得起”的原则，关闭了宁波等3个口岸，本想一门心思关起国门来过大清的小日子，怎奈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常合法的贸易没法顺利开展，没办法扩大了，西洋人（尤其是英国人）就转而发扬他们的“海盗”本色，操起洋枪洋炮，一天天加大不法活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嘉庆七（1802）年，中英之间就发生了近代第一次军事摩擦。
大凡有点最基本的历史常识的人都会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英第一次交手。其实，这是不对的。诚然，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正面碰撞，但是，抛开1757年的洪任辉事件不谈，近代中英之间最早的交手也应该追溯到1802年的伶仃洋事件。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此次中英较量，还要从另一个国家——葡萄牙说起。远在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在中国珠江口西侧的澳门半岛居住。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以租借的方式正式获得了在澳门的合法居住权。从此，虽然中国政府名义上还拥有主权，但实际上澳门已经成为了葡萄牙控制的一块殖民地。经过二百多年的经营，澳门已经发展成为了欧洲商人到广州进行贸易的重要中转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澳门在远东的重要地位，引起了欧洲列强的觊觎。而英国作为欧洲列强的后起之秀，自然也不会对澳门熟视无睹。早在1793年，来华访问的马戛尔尼使团就已经顺路对澳门的防卫情况做了窥视。马戛尔尼认为，葡萄牙的实力压根无法同英国相比，英国只需要从印度派一支小部队过来就可以轻易占领澳门。他的这个结论大大鼓舞了英国统治阶级。刚刚过了8年，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对澳门动手了！
清朝嘉庆七年（1802年）春，由6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到达伶仃洋海面，以法国侵略葡萄牙、英国帮助葡萄牙防守澳门为借口，企图登陆澳门，并加以占领。葡萄牙驻澳门当局深感无力抵御，遂向清朝的两广总督吉庆求援。然而吉庆昏庸无能，认为英葡都是“洋夷”，“洋夷”狗咬狗，咬死也与大清无关，所以对澳门当局的求援置若罔闻。最后百般无奈之下，葡萄牙驻澳门当局只得想办法打通了在北京的关系，将求救书直接递到了嘉庆帝的案头。嘉庆帝水平还是比吉庆要高明得多，很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下令吉庆出兵干预。吉庆得到圣旨，这才不敢怠慢，迅速调兵干预此事。英国舰队怕引起与中国的战争，影响中英贸易，只得悻悻离去。第一次澳门危机就此结束。
然而，英国人终究是贼心不死，心有戚戚焉，不甘心到了嘴边的鸭子飞跑了。短短六年之后，随着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王室出逃巴西。英国又一次认为机会来了，于是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9月再次派出一支舰队，满载着800多人的陆军部队，由海军少将度路利指挥，第二次进攻澳门。时任澳门总督法里亚迫于英国舰队的淫威，又见王室逃亡巴西，也感到心灰意冷，遂同意让英国军队接管澳门。于是，英军顺利登陆，迅速接管了整个澳门地区。而清朝时任两广总督的吴熊光，面对英国侵占澳门的举动，竟然一心只想着息事宁人，只是派人前去“劝诫”英军退出澳门。然而英国人怎么可能吐出到嘴的肥肉？吴熊光的“劝诫”当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无奈之下，吴熊光只好将英国侵占澳门的事上报嘉庆帝。
嘉庆帝这次依然反应十分迅速果决。他在给吴熊光的谕旨中，痛斥吴应对失策，举措不力。明确指出边疆重地，外夷敢存心觊觎，不可稍以示弱，应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在嘉庆帝的严旨苛责之下，广东的官员们终于行动了起来。吴熊光下令以重兵进驻澳门关闸地区，威逼侵占澳门的英军。同时，命令拒绝英国商船进入广州交易，严禁中国人贩卖粮食和蔬菜给英国人。由于清朝的封锁政策，侵占澳门的英军给养日益困难，不得已，跑到欧洲商人聚集的广州十三行地区，企图买一些给养。清朝总兵黄飞鹏见英军前来，毫不畏惧，立刻下令开炮轰击，打死英兵1名，打伤3名，英兵方才撤出黄埔港。面对中英贸易断绝、英军给养无法补充、清朝大兵压境的窘境，英国方面最终只得接受了清朝方面的要求，于当年12月全部撤出了澳门地区。持续三个多月的第二次澳门危机终于宣告结束。
第二次澳门危机是清朝与英国的第一次正面较量。这次较量，由于英国要在欧洲集中力量对付拿破仑，在远东抽不出足够的力量和清王朝对抗，故而最终不得不吐出已经到嘴的肥肉。
鉴于英国人屡次三番的无礼搅扰，新就任的两广总督百龄和广东巡抚韩崶，在乾隆朝订立的《防夷五事》的基础上，于1809年拟订了《民夷交易章程》。
嘉庆十九年（1814年），由于美英之间发生了被美国称为“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战争。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封杀美国船只，几艘英国军舰罔顾中国领海主权，在中国领海拘捕了2艘美国商船。中英之间又发生了“停止贸易”事件。
本次中英冲突是由一系列的具体事件构成的：1813年下半年，广东当局拒绝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任命的剌佛（英文名J.W.Roberts，要是现在翻译，应当译为罗伯特，不知道当年怎么翻译成的剌佛，当年的翻译水平就这样，理解理解)到广州就任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引起英人的强烈不满；当年9月起，英国强势派出“罢孻仁号”等兵船长期逡巡于珠江口水域，逗留不去。广东当局高度紧张，为此向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展开近了一年的交涉。两广总督蒋攸铦甚至一度下令封舱，禁止英人贸易。为了迫使英人就范，广东当局还采取拒收英人汉字书信、禁止其雇佣中国仆役等措施，导致英人强烈抗议。在双方交涉过程中，通事阿耀案的发生更是令局面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阿耀名为李耀，又名李永达，广东南海县人。他从1804年起为英商服务，后为广州林广通事馆帮办，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在中英之间跑腿的信使，作为信使，免不了与广州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益花臣(John F.Elphinstone)等关系密切。但1814年10月4日，阿耀被南海县派差役以为英国人服务等罪名逮捕，随即监禁数月，后被发往伊犁充军。
当时英国“罢孻仁号”等兵船与美国武装商船发生了冲突，两国船只甚至在黄埔发生炮战枪战。两广总督蒋攸铦为迫使英舰退走，采取了下令封仓、停止英美两国贸易等一系列举措。在“罢孻仁号”暂时驶往外洋后，10月7日才宣布恢复贸易。但是，此时英商馆特选委员会却拒绝恢复贸易。
此后，蒋攸铦与英方对释放美国船只等事情展开了多轮交涉，几经折冲樽俎，在基本同意了东印度公司提出的改善其在广东的待遇等一系列要求，同时也做了一系列对英人大加限制的讨价还价后，双方拟定了新的七条规定，此事方才告一段落。
1816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打败了当世最强敌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绅士”们，终于可以彻底腾出手来，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这一次，继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之后23年，大英帝国再次派遣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高逼格使团访华，谋求与清廷商讨中、英贸易事宜，进行试探性的交涉，企图绕开广州十三行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
然而自诩为文明人的英国“绅士”早已因为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与傲慢的清政府产生了巨大分歧。特别是英国先后侵犯大清藩属国尼泊尔、缅甸等地，强烈冲击了天朝固有的朝贡体系，使两国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阿美士德他们此番前来，除了敦请清朝废除十三行、多开商埠、进行自由贸易外，也打算向清政府澄清、解释英国对尼泊尔等地展开军事行动的因由。但同样，两国又一次因为“跪拜”等礼仪问题再次不欢而散。
这一次，清廷同样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傲慢地认为不远万里前来“朝拜”的蕞尔岛夷应该遵守朝贡体系的“潜规则”。但以文明人自居的阿美士德勋爵也鄙视这种带有“羞辱性”的礼节，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双方在礼数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议使阿美士德使团一时间未能入京，只得滞留于北京附近的通州。双方经过反复的交涉，最终彼此做出退让，决定参照马戛尔尼的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复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
尽管阿美士德勋爵得知清帝已经愿意接见，并通知要求其于凌晨时分抵达北京。但是由于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仍未抵达，加上一路上的颠簸摇晃，已经“晕马车”、疲惫不堪的阿美士德强烈要求休息。经过激烈的争吵后，坚持休息的阿美士德只得要求负责接引的官员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以掩盖在他们看来大不道的行为。嘉庆帝同样也认为“迟到”的英使傲慢无礼，目无圣驾。于是大发雷霆，取消接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雄踞东方的大清王朝和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的最后一次会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值得一提的是，返程路上阿美士德去探望了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而拿破仑认为他在拜访东方古老帝国时应该入乡随俗，不必拘泥于一些陈规旧俗，并做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中国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至于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虽然此次访华，英国的殖民要求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进展甚至还不如之前的马戛尔尼访华，毕竟马戛尔尼好歹还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但是，与马戛尔尼一路上窥测到了中国军事等方面的虚实一样，此次阿美士德勋爵也收到了颇丰的“桑榆之获”，因为阿美士德在来华途中，深入渤海沿岸，测绘了这一禁区的水道，取得山东到辽东一线的沿海航道详图。回国途中，又测量了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彻底摸清了中国沿海的军备防务、地形地势、航线等情况，为以后英国进攻镇江、南京和兵临白河口，完成了航道情报的准备工作。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1820-1821年），又先后发生了3起在华英国人杀害华人的事件，总共造成11人死伤，由于英国人有意包庇，凶手最终逍遥法外。
道光十年（1830年），又发生了一件今人看起来啼笑皆非的阻止“洋妞”入境的“盼师夫人事件”。当时的东印度公司高管、常年驻粤的英国人盼师，请了个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抬着自己的夫人住进了广州商馆。而盼师夫人穿着那“不守妇道”、袒胸露乳的裙子，还露出一双“天足”粗大腿，踩个“恨天高”高跟鞋，在女子缠足、“无才便是德”的清朝民间造成了相当恶劣的“不良影响”！
很快，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宾感觉天朝上国的脸面被人打了，就勒令盼师将他的夫人和婢女全都发回澳门，绝不可在广州停留，而盼师却置若罔闻。于是李鸿宾再次下令，说如果三天之内，这几个番妇不离开广州，他将要派兵进入商馆驱逐。而盼师背后代表的可是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因此也丝毫没有松口，干脆直接从船上带来了100多个兵，守在了商馆门口，这意思也很明确了——盼师不惜以武力“博取美人一笑”！
事实上，当时的清朝已经被鸦片蚕食了，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和张格尔叛乱等事情上又花了不少银子，对英国的底子也没摸清，根本吃不起也不愿意打仗。于是，最后由十三行的行商伍受昌出面调停，说盼师身体抱恙，需要女眷照顾，李鸿宾才顺坡下驴，收回命令。面对清朝这样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当时全世界总人口数也才10亿人，说到要打仗，盼师心里也是打鼓的，因此也就撤去了士兵，也退了一步。就这样，一场外交危机结束了。
经此事一事，1831年李鸿宾就上书直言洋人来华的种种危害，并且颁布了《防范夷人章程》8条，其中就明确规定禁止外国人私带妇女入境。
到了1834年，更是发生了号称“鸦片战争前哨战”的律劳卑(John Napier)事件。
事情的起因要从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开始。对华贸易的诸多不畅，本就让英国人在17、18世纪怒火中烧。而自1825年以来，英国又接连爆发了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时候的英国，急需打开更多的市场，尤其是多达4亿消费者的庞大中国市场，但是由于东印度公司对远东的贸易垄断，使得其他商人连印度洋都无法迈过。于是英国商人们开始了倒东印度公司的运动。到1833年6月13日，英国下院通过了旨在于1834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6月17日，上院通过。12月9日，英国枢密院又下令废止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将公司改组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将孟加拉总督升格为印度总督，通知全印度。公司股东们的收入则以印度的税收替换。
东印度公司要解散的消息，早已在中国广州流传。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宾就特地叫东印度公司的驻华大班带信回国，让英国再派个晓事大班过来。但是，中国人并不了解东印度公司解散的真实性质和背后的背景。晓事大班到底是属于公司还是属于国家，亦未言明。但中国人只想将贸易维持在一个半官方的程度，是肯定的。
为了回应中国的诉求，英国政府做出了以下决定：一、设立驻华商务监督（或者叫总督）三人，代替东印度公司留下来大班的职权；二、在中国设立具有刑事和海上法权的法庭，由总监督暂时担任裁判长；三、这个机构的薪俸和支出由吨税和出入口税负担。同时，在1833年12月10日发布命令，任命律劳卑为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首席监督），德庇时为第二监督，第三监督为罗宾生。
英王在1833年12月31日发布敕书，对监督们的训示极为详尽。总体的精神，是用一切办法敦睦中英友谊。比如，必须在广州居留并办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调节中英双方的任何纠纷；当需要向中国官员申诉时，也要尽量心平气和，不能威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寻求英国陆海军的保护；要尽量避免或许会引起中国猜忌的行为或者语言，如果误会产生了，还要设法寻求谅解。他们自己必须牢牢记住并要让英国臣民了解，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执行时本着公平和认真的态度，他们就必须了解和遵守。
此后外交大臣巴麦尊（我且按照当今的翻译，译为帕麦斯顿）子爵（Lord Palmerston）又给了律劳卑一份特别训令，指示他不要急于组织法庭，而且要他遵守中国规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把兵船开入虎门。而且，要他研究在中国推广全国贸易的可能，留意是否能同北京直接接触，但是这些行为要等政府的具体指示。但是训令里有一句话让律劳卑走上了作死的路，那就是：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
律劳卑带着妻子和孩子于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初九）到达澳门。律劳卑的班子，除了德庇时、罗宾生以外，还有秘书兼会计阿斯迭、中文秘书兼翻译官马礼逊、船务总管查理义律、医官加律治、助理医官安德逊、律劳卑私人秘书参训和瓦车儿牧师。
律劳卑野心勃勃，他不满足于政府安于现状的政策，企图要拿着大英帝国的鸡毛掸子当令箭使，他要扬名立万，他曾多次公开扬言称他打算把他的名字让大英帝国子孙后代永世铭记，因为他要为英国人和英国工业打开拥有辽阔地域、肥沃土地的中华帝国的大门。
7月20日，他草拟了给两广总督卢坤的信件，准备以平等的态度和清政府打交道。21日，两广总督卢坤听说一艘兵船载着英国头目抵达中国，便派行商去打听，并传谕天朝定例，通知律劳卑，如有事进城，应先通知行商，由总督驰驿入奏，在回复的圣旨未到达前，不得妄动。不料行商伍浩官和卢茂官赶到澳门时，律劳卑已出发去广州了。25日凌晨他来到英国商馆，首先在屋顶升起英国国旗，接着他以强硬的态度拒绝行商从中转达总督指示的方式。他要越过行商，直接同总督对话。26日，他派秘书阿斯迭带着已经翻译成汉文的信件，亲自到总督府投递。阿斯迭在城门外等了三个多小时，没有官员愿意为他代递。
拒绝律劳卑的信件在当时的大清体制下是顺理成章的。第一、律劳卑未经允许擅自闯进省城，违反了天朝禁令；第二、广州政府已重申禁止外商直接与中国官官员联系。如要联系，必须通过行商。第三，不允许外国人使用汉文。第四，只有外国人急需和总督商讨重大事件，而中国行商又坚决拒绝转达时，外国人才能亲自携带奏文到城门交给守卫人员，由守卫人员代交。第五，不允许采用平行方式同清朝官员沟通，只能用上行文——禀帖。
27日，卢坤下谕历数了律劳卑的违规行为，但是念其初来乍到，不懂中国法律，特予宽恕。同日，行商齐聚商馆，向律劳卑提议将公函封面上的总督称呼稍加修改，并将公函款式改为禀贴。律劳卑只同意修改封面，但不同意修改公函款式。
7月30日和31日两日，卢坤接连两次下令催促行商，了解律劳卑底细，并督促他回澳门，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
8月3日（六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中祥也勒令行商，宣布夷目来粤，其船只出入等一切事务，均要按旧章办理。另外他还重申了对夷馆人员的限制。
所有责任现在都压到了行商头上。行商们两面为难，一方面清朝官吏要让他们严格执行官方命令；另一方面律劳卑不承认他们中介者的身份，不理睬他们的劝说。为了表明立场，8月16日行商自动停止了同英国人的贸易。
8月18日，卢坤对行商识大体的行为表示赞许，同时表示如果律劳卑再执迷不悟，就下令立即停止买卖，永远断绝交易。
8月23日，为打破僵局，卢坤派遣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东协台到商馆会见律劳卑，了解他此行的目的。但是会谈过程中，因为座次排位问题引起争执。双方都要把自己一方摆在上座或主席的位置。行商花了两个小时，企图说服英方作出退让，但没有结果。中国官员决定不进行会谈，直接质问他们三件事：一、他们来广州的原因；二、律劳卑职务的性质；三、何时返回澳门？律劳卑的回答是：一、他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受英王任命来到广州管理一切商务事宜；二、关于他的职务性质，在他致总督的信中已谈及，如果他们愿意代递，可以先行开启阅读；三、回澳门的时间，要视他自己是否方便而定。由于中国官员不能代递信件，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实际的答复。
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劳卑发布一份用石印版印刷的中文公告，解释了他来华的目的，回顾了阿迭斯递书信受阻的情况，说明了他是奉国主特命的官员，不能由行商代传书信的原因。公告还提到与中国方面不成功的会谈，并表明英国希望“两国相益”。同时指出，两国的相持将影响中国人的利益，并告诫英商不必以断绝贸易为虑。
9月2日（七月二十九日），卢坤在对律劳卑的挑衅行为几经权衡之下，下令自12日起封仓，中止中英贸易。
布告贴出以后，已经有兵勇被派到商馆监视英国人的活动，并规定：凡中国人卖食物给英国人，一律处以死刑。也同时警告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得将食物供给英国人，违者将遭到同样的制裁。
9月5日（八月三日），律劳卑也针锋相对，命令巡洋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灭古”号开入广州内河。7日和9日先后强行驶过虎门，并击毁虎门、横档各炮台。11日进泊黄埔。与此同时，他在9月8日（八月初六）发布告称中国总督与英国监督之间的拜会，从明朝就已成定例，在清朝时期拜会频次更为频繁。如雍正十二年，乾隆七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嘉庆十年，十一年、十六年，二十一年等多次有英人与总督会面的例子，而且以前大班每年来广东也都拜候总督。可见，总督不与外人交道的是不实的。他指责了封仓之举，警告广东官员负有挑起战争的责任，并扬言要将卢总督的“不良行为”向北京皇帝提出控诉。
9月11日，总督卢坤通过洋行反驳了律劳卑，他称律劳卑所举英人会见总督的事情，都是以贡使名义相见的，天朝命官向来不见外人。另外他指出为了管理英国散商，中国要求英国派一名大班来，而非要求派监督。以前贸易由商人办理，现在改为官办，是新情况，应当先请示皇帝，而不是如律劳卑一样的鲁莽冒进。他最后警告说，如果再执迷不悟，天朝将要兵戎相见，不惜以武力消灭律劳卑派来进犯的舰队，但律劳卑并不在意。
此后，卢坤开始加强军备，积极围堵。水师和陆军同时出发，军队规模达到1600人。
由于水上的兵船被重重围堵，路上的商馆被严密监视。里面的服务人员全部撤离，英国人的食物供应完全切断，贸易停止。英国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英商开始按耐不住，要求通商。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律劳卑疲于应付，陷入僵局无法自拔，一病不起。事态越扩大，对他越不利。不得已，他于9月21日以书面命令形式指挥两艘巡洋舰离开黄埔，卢坤予以放行。他和随员也在同日启程，在另外8只武装船的护送下离开广州，直到9月26日才到达澳门，29日广东政府鉴于事件已经平息，下令重新开放贸易。之后，律劳卑愤懑交加，一病不起，于10月11日在澳门去世。
表面上看起来，律劳卑事情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平息了。但10月5日，道光皇帝在总督巡抚联名奏报英舰闯入内河的褶子上写了朱批：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卢坤被革职留任、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水师提督李增阶革职。律劳卑的莽撞行为，让卢坤也遭了殃，可以说律劳卑与卢总督打了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
综合而言，从康熙二十三年到道光二十年（1684～1840年），长达一百五十余年间，清朝的对外政策日趋保守，一代不如一代。政府不许商民侨居国外，不许到南洋、吕宋等处贸易，并先后严禁军器、铁器、铁锅、米粮、书籍等的出口，甚至连传统产品一级蚕丝也不准出ロ。以广州十三行为代表的行商操纵、垄断进出ロ贸易。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颁布《防夷五事》，嘉庆十四年（1809年）又宣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有《防范夷人章程》的修订，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有《防范夷人章程》的修订，等等。与之相随的是，随着英国为首的西方侵略者愈来愈迫切需要敲开中国的国门，打开中国这个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对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一波强过一波、一锤重过一锤的不懈敲打。
当然，恰如麻子脸上也可以找到亮点一样，中英之间除了日渐紧张的对抗，在对抗的间隙也存在过些微的合作。就像1809年11月20日，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就破天荒地让广东水师和英国舰队、葡萄牙舰队组成了多国部队，开展了一场对以张保仔为首的红旗帮进行歼灭的海战。但是，最终战局却是：张保仔最后反败为胜。
而参加战役的英人格拉斯波尔，因为惺惺相惜，反倒对红旗帮狂放不羁、横行无忌的气质颇为赞许。更为可笑的是本来已经战败的葡萄牙海军，参战的葡军将领战后向澳门汇报战果，还谎报吹嘘说他们摧毁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海盗船，并且十分遗憾没有全歼红旗帮。
虽然张保仔、郭婆带、郑一为头领的海盗集团最终先后接受了清廷招安，海盗联盟也最终被瓦解，但大清海军（水师）的无能早已经像猴子的尾巴一样，被世人（尤其是西方侵略者）看得明明白白，只有大清统治集团自己仍然蒙蒙昧昧，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沉睡不醒。
以上是大清“闭关锁国”的全部经历。但是，大清是如何“闭”关，如何“锁”国的，闭到哪种程度，锁成什么样子呢？
大清的闭关锁国，其具体政策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让外国佬抓狂的严格限制外国人来华；另一方面又像防止犯人逃跑一样，禁止中国人出海出洋。
对于像防止贼进家门一样的防止外国人进中国来，清廷可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在军事、政治、经贸、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做了严密的规定。
首先就是军事上的，毕竟大清做出闭关锁国决定的原罪动力就是军事上的战略需求。虽然没有划定领海，但是大清政府严格限制外国武装船只越过虎门进入中国珠江内河，否则即行驱逐出境，中断贸易；同时也严禁外国人偷运、贩卖武器给中国人；另外外国武装人员不得踏入中国陆地；而作为只起到串联作用的通信小船，也不许夹带任何违禁物品（特别是鸦片）和武器。综合起来看，大清就像是武大郎一样，连保护自己家人甚至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就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想把家门口用“篱笆”扎牢，不容许西洋的西门庆进来，甚至自欺欺人地奢望着不让他知道自己家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美貌老婆。
其次，在政治上，大清又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要求外国人除了“进贡”以外，不得越境半步。尤其是外国人不得直接与中国官员接触，无论大小事情，一律由“十三行”行商们代传；至于澳门，那时候还真是真真切切的“租借”，因为大清这个“包租公”还可以收租，在澳外国人犯法，当然，犯的是大清律令，不是近代的英美法系的法律，则由清朝地方官按照大清法律予以治罪，外国人不得拘禁、鞭责犯案的在澳华人，而应当告官后由大清官员治罪，这点是沿用前明的政策，跟后来“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租界判若天渊。另有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就是不允许在澳洋人私蓄黑奴；不准“澳夷”窝藏犯人；禁止贩卖人口；禁止在澳外国人雇佣华人传递信息。
第三就是经贸方面，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人做生意，只能通过政府特许的“十三行”等行商进行贸易，而行商要签订保证书，保证所接纳的外国商人是“纯洁无瑕”的；外国船只也不得直接与中国船只接触；后来又禁止纹银出洋，禁止一级生丝出洋，还禁止鸦片入境。
第四就是生活方面，外商入境只能在广州商馆居住，同时不得携带外国女性入境，还不能在广东过冬，跟中国国内的商人一样，洋商也不许坐轿子；在澳门增建房子，需要大清中央特批。
第五，文化上禁止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许澳门引入传教士。
而在外交上，清廷也拒绝与西方国家交往，尽量避免接触。活脱脱整个大清就是一块“洋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禁地。
对于中国人出国，清廷又像防止他们深宫里的那些妃嫔走出宫门一样，深怕自家的“俊媳妇儿”被隔壁老王看上了，生怕她们勾搭成奸。
一方面，严格限制国人出洋出海，凡是华商出洋，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登记姓名，还要找保人具结担保，而且严禁500石以上的海船出海，也就是说凡是能装载超过6000斤的船都不准出海，而且凡是出海人员都限定期限回归原籍，若逾期不回，则永远不许回归原籍。
第二方面就是严格限制造大船。海船最多只允许使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1丈8，操船人员不得超过28人。造船之前，还要向政府申报，并且要求邻里具结担保；造成之后，由地方政府派人验收，没有违规的，方才给予编号取名，发给执照。船上人员的年龄、样貌、籍贯、履历都要一一开列、写明在执照上。同时，严禁中国船只卖给外国人，也不许购买外国船只。
最后就是出样人员携带的生活用品也做了严格规定，硝石、硫磺及军器不准出洋。船上人员每天只准携带大米1升，备用米1升。
清廷做出这些“武大郎扎篱笆”式的自锁脖颈的政策，其原因不外是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而杯弓蛇影，进而掩耳盗铃的谋求“自保”罢了。
一方面是因为自从葡萄牙人开拓了到达中国的航路之后，西方殖民者一个接一个地前来叩关，搞得大清这个“武大郎”食不甘味，夜不甘寝，狼来了，不想办法造枪置炮，严阵以待，反而只想着扎好篱笆，让狼进不来。
其次，就是满族统治者严重的自卑心在作怪，害怕中国人和外国人里外勾结，图谋推翻满族统治。所以，直到后来的慈禧太后时期，都还说什么“宁可予外人，也不给家奴。”
最后，就是满清统治者的自大心态在作祟，总以为“天朝物产丰富”，不需“借外夷以通有无”，压根不知道人家西方发生了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仍有许多人因为清朝除了为了平定郑成功而彻底禁海的那28年，即便在洪任辉事件之后72年时间内，都还开放了一个广州黄埔口岸这一原因，而为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翻案，说大清并未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意思是说，需要关门闭户得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一粒大清的灰尘也飞不出去，才算是闭关锁国，对这种观点，我不认同，也不反对。但是，现在许多人持有只要大清不闭关锁国，中国就不会落后，就不会挨打，就不会有后来的百年耻辱，乃至于不会到现在都还在苦苦追赶的观点。这种观点，鄙人实不敢认同，要知道开关了也不一定能够接受西洋人的科学、技术、文化乃至体制，接受了也不一定学习，学习了也不定学得全，还不一定学得好，人家也不一定给你机会学全学会，而且朝廷上也不存在允许整个国家改革变制向西向洋的英明皇帝，甚至连谦虚向学的英明高层团体都没有。也就是说，求富图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寄希望于改变一个零件就能达到这一功效，无异于痴人说梦。好在，历史不容假设。
当然，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这种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手段，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日益急迫和愈加狂暴的过程中，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更大的影响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日益全方位落后于西方；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
明、清两朝，一个犹如一只鸵鸟，在西方虎狼凶神恶煞般张牙舞爪、兵临城下之时，把头紧紧的埋进沙里；一个像一只缩头乌龟，把脖子一缩，全身缩进乌龟壳里，只露出两只忽闪忽闪的眼睛。那么，西方的豺狼虎豹是如何撕咬啃噬大明的鸵鸟屁股和大清的乌龟壳的呢？请看下一章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