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诸路牛鬼蛇神闻风来，大清渐成“唐僧肉”
500年来，一个个西方国家接二连三地轮番用无数铁的实事向中华民族证明了一个道理：“仗剑经商”是西方人的传家宝。西方人就像一头头非洲鬣狗，要是有利可图，那就先打着经商的幌子，或者是一直打着经商的招魂幡，大快朵颐地食腐吸髓；若是见你穷病瘦弱了，那就露出要命的锋利爪牙，向你致命处拼命撕咬，直到你庾毙丧命，沦为口中餐为止。所以，跟这些持剑的“肉食动物”们打交道，你就得把自己打造得像雄狮猛虎那样威猛雄壮，方能震慑这些豺狼鬣狗们的狼子狗心！
在这些“仗剑者”中，“高卢雄鸡”法国因为起步于后，力有未逮的原因，在鸦片战争之前，还确实是一直只披着“贸易经商”的羊皮。
说到东印度公司，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或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实，在历史上，先后有七个欧洲国家在印度建立过东印度公司，分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丹麦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奥地利东印度公司。相较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这种出道即巅峰的BUG，法国东印度公司可谓是命运多舛，因为早些年法国一直致力在欧陆争霸，无暇顾及海外领地，直到1602年，法国民间才开始筹建法国东印度公司，但直到1650年，三次创办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直到1664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柯尔伯亲自掌舵，方才把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建成功，主要经营东非和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
公司成立之后也是波折不断，经历了好几次破产重组，再加上缺乏法国政府支持，发展一直受阻，到1740年时，其贸易额仅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半。
1751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火并中战败，控制范围日益减少，最终公司于1769年宣告解散。
偏于陆权的法国，不但成立东印度公司较晚，“仗剑东来”的时间也比较晚，直到1668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才计划派船“来华考察”，可是此时的法国先后忙于跟西班牙争欧陆霸权和跟荷兰争欧陆霸权，重心偏于在西欧丛林里做老大，偏废了海上争霸，无力东顾，所以导致该计划一直迟迟停留在“纸面阶段”。
因为当时大清的康熙皇帝是一位非常开明的皇帝。他在与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传教士的接触中，对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1683年，南怀仁以耶稣会中国教区区长的身份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并极力宣传中国皇帝的开明与慷慨。
尽管欧洲曾有许多传教士渴望前往中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政府对该项事业进行资助，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当时的欧洲第一强国——法国。1643年即位的路易十四，在许多方面与康熙都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幼年登基，都迅速带领自己的国家从动荡走向了强盛，并且都偏好文化艺术。
就在欧洲中国热刚兴起时，法国的宫廷贵族们已热衷于收藏中国瓷器，而路易十四本人更是习惯使用按中国式样制造的家具。1670年，当路易十四为他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建造特里亚农宫时，就模仿了中国建筑风格。在1667年凡尔赛宫举行的一次舞会上，路易十四甚至将自己打扮得像一个中国人。
南怀仁的那封信在欧洲开始流传后，路易十四决定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访问。听说康熙十分喜爱西方科学，路易十四给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包括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如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装满了大大小小30个箱子。
1685年3月3日，路易十四派出以洪若翰为首的6名传教士充当使节从法国出发，经过漫长的行程，最终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由于其中一位传教士在途经泰国时为泰国国王所挽留，因此最后到达中国的实为5人，即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和刘应。1688年2月7日，这5人终于抵达目的地北京，准备觐见康熙皇帝。
对于法国使节的到来，康熙皇帝喜出望外。当他们呈上所携带的科学仪器后，皇帝不但慷慨地准许他们在中国自由传教，还挑选使节中的张诚和白晋留在宫廷中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几个月后，已学会满语的白晋、张诚便开始向康熙讲解天文仪器如何使用，同时还讲解一些天文现象。1691年，应康熙的要求，白晋和张诚还曾讲授人体解剖学。1693年，当康熙身染疟疾而御医们束手无策时，正是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和刘应献上金鸡纳霜，才治好了皇帝的病。
康熙还任命白晋为自己的特使，要求他动身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同时还让白晋带了300多卷中文书，作为赠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当时在法国总共只有23册汉文书籍，因此这些精装汉文书籍令路易十四十分高兴。1697年，白晋返回法国后，将康熙皇帝的礼品和自己所撰写的《康熙帝传》一并献给路易十四。1698年，路易十四增派海军军官数名以及耶稣会士雷孝恩、巴多明、马若瑟等10人，偕同白晋一起，乘坐“安菲特利特”号商船再次来华。他们于1698年3月6日从法国拉罗舍尔启程，11月2日抵达广州，在广州购买了大量的瓷器和丝绸，于1700年1月8日返航，8月3日回到法国圣路港。由于此行获利颇丰，极大地调动了法国对华贸易的积极性。
同年，法国将“安菲特利特”号商船所属的诸当公司与法属东印度公司合并为中国公司，并安排“安菲特利特”号商船再次来华，带回大批漆器，在法国熏陶出了一派欧陆漆器艺术。
170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又派了2艘上传来华，企图在广州获得码头。
1708年，在曾参与中俄边境谈判的张诚等人建议下，康熙开始采用经纬度法重新绘制全国地图。10年后，经过法国传教士与中国官员的共同努力，终于绘制完成了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皇舆全图》。在中国期间，白晋和张诚与康熙相处融洽，这也使得康熙对欧洲平添了几分好感。同时，康熙的勤奋好学也使白晋等人极为钦佩。在给路易十四的奏折中，白晋将康熙说成是在法国之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中最圣明的君主。
此后，中法之间几乎都是偏重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直到后来美国爆发独立战争，法国忙着与英国争霸，进而支持美国人的独立战争，中法之间的交流暂时趋于停滞。
1790年，法国重开东印度公司，但是此后的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此事遂不了了之了。
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法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之前，中法之间的往来都不深。
除了法国，鸦片战争前派员来到过中国的还有普鲁士、瑞典、丹麦、奥地利4国。
1752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向中国派出第一艘商船“普鲁士国王号”，揭开了中德两国正式交往的序幕。该商船达到中国后，受到了友好欢迎，他们在广州采购了各种瓷器、丝绸、茶叶之后，返回了艾姆敦，在那里拍卖的时候，引来了汉堡、不莱梅、法兰克福、科隆以及荷兰等地的商人前来争相采购。此后，普鲁士先后10多次派船来华。但是因为德意志民族一直未能统一，所以，德意志人的对华贸易进展也不大。
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功的启发，瑞典人于1731年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
早在1626年，瑞典就在筹划建立东印度公司，但是随着第一次北方战争爆发，计划不得不推迟。
第二次北方战争的战败，使瑞典国力下降，财政紧张，计划不得不又一次推迟。
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瑞典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不过就价值而言，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商品为中国的茶叶，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并不密切。
1813年，由于特许权问题，瑞典东印度公司宣告解散。而这之后，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瑞典也只是零零散散地派出一些商船到澳门来开展对华贸易，而且规模也不大。到后来，瑞典被沙俄打成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北欧小国之后，中瑞之间的来往更是趋于可有可无了。
丹麦东印度公司由丹麦及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授权，于1616年在印度特兰奎巴创立。
当时的海外贸易公司基本上就是欧洲各国在海外殖民的先头部队，公司实力其实就是背后国家实力的缩影，丹麦由于国小势微，所建立的公司实力也就相对较弱。
丹麦东印度公司只是随着欧洲大流来到印度，起初趁乱分了杯羹，很快便泯然众人矣，并于1729年宣告解散。
1732年，该公司曾以“亚洲公司”的名义进行重组，企图再分点汤喝，但随着拿破仑横扫丹麦，英国海军炮轰哥本哈根，国家都亡了，海外公司自然也就没有了。
期间，丹麦先后派遣过32艘商船来华。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丹往来都未间断，但是总体规模并不大。
与其他国家一样，奥地利人“东游”，也是以公司的形式“组团”前来的。奥地利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775年，当时有一位荷兰人提议在的里雅斯特与印度之间重启贸易，获得了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大力支持，公司随之诞生。
不幸的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大公于1780年去世，缺少支持的奥地利东印度公司瞬间摇摇欲坠，苟延残喘了数年后，最终于1785年倒闭，仅仅存在了10年。
不过，期间比利时尚还归奥地利管辖。所以，比利时人在1722年派船来华也算是奥地利硕果仅存的中奥唯一的交往了。
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后来居上。截至1844年清朝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以前,中美之间己有半个多世纪的贸易往来。
1783年,美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新诞生的美国,面积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为了掠夺北美人民和保护本国工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压抑和禁止北美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使殖民地完全成为宗主国原料生产和商品销售市场。由于英国的残酷掠夺,赢得独立的美国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它的国内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力量微弱,并且主要是手工业。当时,美国从事工业活动的人口仅为10%,而且集中于新英格兰地区。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所迫切需要的大量资金,不可能指望从农业和弱小的手工业方面迅速获得。同时,新生的美国地处北美大陆东隅,除森林以外,资源贫乏,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仅仅依靠国内经济,建立和发展大工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对外贸易是美国的唯一出路。在殖民地时代,北美同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的贸易是北美殖民地商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从这些航海和海洋生涯中锻炼出一批具有航海经验的冒险商人。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森林资源,是造船业的天然的原料,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但是,独立后的美国海外贸易受到英国的百般阻挠,昔日贸易频繁的加勒比海地区在英国的控制下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禁区;同欧洲的贸易也受到英国和一些封建国王的排斥。新生的美国为了生存,必须寻求贸易的出路。远航亚洲和东印度群岛几乎成为当时美国商人海外贸易的唯一选择。
早在殖民地时代,美洲的人参就曾运销中国,中国的茶叶也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载往北美市场出售。因此,广阔的中国市场和诱人的中国商品,对新生的美国并不陌生。这样,在摆脱殖民地的枷锁后,美国和中国的直接商业往来便应运而生了。
1783年4月取得独立后,波士顿商人就在当年十二月装备了一艘名为“哈里特号”的商船满载人参前往中国,企图叩开神秘中国的大门。在它行至好望角时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遇。“哈里特号”船长对莫测的中国市场产生了动摇,宁愿以一磅人参换取二磅茶叶的价格和英国人做成了一笔易货买卖,失去了首航中国的机会。
接着,在1784年2月2日,纽约商人集资12万元装备了载重360吨的“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广州,开拓了对华贸易的直接通道。“中国皇后号”8月25日抵达广州,12月27日驶离,次年5月10日返抵纽约。“中国皇后号”运至中国的货物为:棉花316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匹,皮毛2600张,人参473担,总值为13644两。载回美国的货物主要有: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土布24担(564匹),瓷器962担,丝绸490匹,肉桂21担,总值为71767两。在广州的各项开支约7550两。这次航行的净利润30727美元,利润率高达25%。“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成为当时北美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纽约的报纸纷纷对航行实况作了长篇报导,燃起了新英格兰航海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欲念。同时,首航成功也证实了美国商人不必害怕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和丝绸的垄断。他们到底突破了控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贸易领域。
在整个十八世纪,跟随“中国皇后号”纷至沓来的美国商船共有118艘之多。1784年发表的古克船长在西北海岸的航行报告,赖亚特关于俄国人在白令海峡从事皮毛生意的报告,以及山茂召关于英印商人在广州出售阿拉斯和海豹皮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的对华贸易商人的兴趣和注意。他们大批涌向北美西北海岸收集皮毛。从1800年开始,美国对华贸易的大商人约翰.阿斯托首先装运皮毛到广州。从此,北美洲的西北海岸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到1812年,美国人几乎垄断了整个西北海岸的皮毛贸易L。皮毛在广州市场上的售价虽非固定不变,但一般上下在每张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美国商人通常在印第安人居住区挨家挨户地搜集皮毛。用一些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同印第安人交换。美国商人用这种不等价的欺诈交易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取大批皮毛,然后贩运到中国高价出售,转手之间,赢得高额利润。据当时一位实际从事皮毛贸易商人的记述:价值六便士的物品就可以换取能在中国以一百元高价出售的皮毛。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纽约市场上每张海豹皮的平均售价在3美元左右,而广州市场上的价格却在25至40美元之间,有时还要高于个这个价格。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处于不断的骚动与战争中,无力兼顾海外贸易,这给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提供了天赐良机。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美国对华贸易的份额虽不及英国,但很快就大大超过法、荷等国。在十八世纪末叶,美国每年来华商船只有数艘或十余艘,而到十九世纪则每年均为二、三十艘,有时高达40余艘。
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首先,从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中国输美的主要是茶叶、丝绸和土布这些不必加工就能投入市场供消费的商品。从1817到1845年,这三种商品的输美金额要占中国输美商品总金额的90%以上。美国输华以皮毛、人参和棉花这类特产和原料为主。美国把棉花出口到中国,是为了换取质地坚牢的土布。这一情况表明,刚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国还无力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加工成品后出国。到1814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新式的棉纺织工厂。1822年,棉纺工业的中心罗卫尔兴起。美国纺织工业的兴起对美国输华商品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罗卫尔的平布和斜纹布开始在广州出现,而中国输美的土布数量开始下降。1825年,美国商人运销广州的棉纺织品共达16万美元之多。1830年达到50万美元,到《望厦条约》签订后的那一年,则突破了10万美元的大关。
其次,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顺差在中国这一边。美国是向中国输入银元最主要的国家。三十年代后,美国商人走私鸦片的活动日益频繁,输华银元开始下降。
第三,在鸦片贸易方面,虽然美国的数额比不上英国,但却是第二号鸦片贩子。同英国的鸦片贩子一样,美国的鸦片走私贩子也都备有武装快艇(或称快蟹、扒龙)。1826年以前,在美国对华的商品与鸦片输出总额中,鸦片约占10%左右。1827年后,随着鸦片输华数量日增,它所占的份额也逐渐上升。例如,1830年美国输华商品总额(包括鸦片)为287万余元,而鸦片就达806820余元,占商品总额的28%强。美国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厚利并解决自己的贸易逆差,积极参与了这一罪恶的毒品贸易,用鸦片走私把中国人贡献在吃人妖魔的祭坛上。
第四,对于中美贸易,美国政府采取鼓励政策,清政府则采取限制政策。早期的中美贸易是在中国闭关自守的条件下进行的。可是,美国政府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种种有利于对外贸易,发展本国航运事业,提高与外国竞争能力的政策和法令。
最后,在鸦片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政府已逐步由一般性地鼓励对华贸易逐步发展为以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要求在中国本土取得侵略性特权。
大体上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美国由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顾不上向东方发展,因此,美国商人在东方不象英国商人那样可以获得本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当时美中航行,从北美东部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抵达广州,往返一次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华美商遇事无法同本国政府取得敏捷的联系,因此被迫比较注意同东道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且由于经济发展还比较弱小,来华商船都是逐批或逐船由个别冒险商人集资经营,资力有限,经不起风险,因此总是尽量避免同中国政府发生公开的对抗,以免断绝财源。十九世纪初,英美两国之间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互相掳获商船的事时有发生。美国海军力量微弱,对于在华美商无力保护,因此美国商人曾多次向广州当局申诉英国海军在中国海域。为了寻求与国,美国政府与商人也不敢过份开罪中国。
1830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国力逐渐增强,美国商人积极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清政府腐朽无能的进一步暴露,新兴的美国工业需要打开中国市场,等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多地趋向于支持美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突破,并给予远洋的海军支持,使美国商人在同英国商人的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同时，由于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都不满足于偏处广州一隅,都想冲破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猎获物,终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联盟,不断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促使美国政府采取紧跟英国侵略步骤的政策。而现在很多公知竟然给美国人洗地，说什么美国人历史上对中国干的坏事最少，甚至摆出美国人洛克菲勒援建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小小的片断来说明美国对中国功大于过，甚至是算得上是“大恩人”，这些人，除了别有用心、居心险恶之外，我想也不乏对历史不了解，只是断章取义的成分在里面，照他们那逻辑推理，或许干一百件坏事，然后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好人，或者说杀了我们几百个中国人的，相对于杀了几万中国人的乃至几千万中国人的来说，就是好人，或者说每年走私几万斤鸦片给我们的，相对于走私几百万斤的大恶人来说，就是善人！我始终是不能相信，啥时候中国人眼里的“好人”，其标准竟然能降到如此之低！我真不知道这种“五十步笑百步”邪恶逻辑，那些公知们怎么说得出口?
综合而言，自从马可波罗“捧杀”中国之后，贪婪的西方各路牛鬼蛇神就对神秘遥远的中国发起了接二连三的冲击，妄图敲碎这个全身缩进乌龟壳里的帝国的大门。这之后五百年来的西方人东游史，每一个字都充满了中华民族的血泪，而柴扉紧闭、神秘落后的大清，也因为其庞大的市场，日渐成为了西方列强眼中的“唐僧肉”。紧接其后，第一次带来狂风暴雨的大英帝国，更是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