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英国人的阴招——罪恶的鸦片走私（上）
提起犹太人，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哇，那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民族。的确，犹太人仅仅以占全球人口不到0.25%的1600万人，荣获了惊人的27%的诺贝尔奖，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民族；犹太人也出了很多厉害的人物，比如说耶稣、马克思、海涅、爱因斯坦、特斯拉、茨威、卡夫卡、毕加索、拉斐尔、卡拉扬、弗洛伊德、大卫李嘉图、托诺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每一个都是执当世执牛耳，指点一方江山的巨擘；同时，犹太人也出了很多有钱人，比如说罗斯柴尔德、扎克伯格、普利策、路透、格林斯潘、洛克菲勒、摩根、巴菲特……犹太大亨就像过江之鲫，无所不在。
可是，就像他们常说的“上帝也得有他的对立面，才显出他的伟大”一样。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在犹太人光鲜亮丽的光环下，也掩盖着许多肮脏龌龊的行迹。
这不，犹太人在中国也曾创造过属于自己的辉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沙逊家族。
沙逊家族的先祖，就是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但是，后来被迫离开以色列，辗转流落到了巴格达。
犹太人在巴格达，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凭借“祖传”的过人商业头脑，掌握了巴格达大量的财富，巴格达城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是犹太人创造的，而且巴格达城的首席财政官就一直由犹太人担任。
而沙逊家族，就是巴格达犹太人的佼佼者，他们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就长期担任巴格达城的首席财政官，不仅管钱，而且管宗教，是巴格达城的名副其实的“犹太王”。
但是好景不长，1821年伊拉克地区新来了一位行政长官，这位行政长官给大卫·沙逊的美好人生带来了波折。
新行政长官名叫达乌德，上任伊始杀了一位叫埃兹拉的犹太人族长，大卫·沙逊看到新上司对犹太人杀气腾腾，连忙私下越级打报告，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将达乌德撤职查办。
得知大卫打小报告后，达乌德立刻展开反击，他以大卫·沙逊开银行放高利贷、贪污受贿之类的理由，同样上报给政府，企图将其定罪。双方各执一词，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作为上司的达乌德明显更得到奥斯曼高层的“偏爱”，他的报告得到了一些高级官员的认可，一时间大卫·沙逊的形势岌岌可危。
大卫·沙逊一看情况不妙，立马在1829年带领全家逃亡，辗转多地后，于是1832年举家迁往印度孟买，并很快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
当时的印度，已经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大卫·沙逊就加入了英国国籍。由于沙逊家族在巴格达城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和名望，还在中东地区和南亚地区结交了很多朋友，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商业天赋，所以重操旧业的沙逊家族，很快就把沙逊洋行操盘成了孟买最大的贸易机构之一，大卫·沙逊当时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就是收买了当时的印度孟买总督罗伯特·格兰特，让他以强权废止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特权。
在孟买风光显赫的大卫·沙逊，抓住了英国人决心要打开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风口，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派他二儿子伊利亚斯·沙逊到广州开展进出口贸易，向中国倒卖英国、印度的棉纺织品，波斯湾的土特产，以及从中国进口瓷器、茶叶、丝绸等到英国转卖。不过，沙逊家族当时干的最主要的营生却是——走私鸦片！划重点：向中国走私鸦片！
没有了垄断贸易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干不过“船小好调头”的沙逊洋行在内的“民营企业”，各方面业绩从此一落千丈，连“看家本领”——鸦片生意都被沙逊洋行给抢走了。
1830年至1831年间，沙逊洋行贩运了18,956箱鸦片至中国，收入数百万美元，部分捐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和英国政府；1836 年，沙逊洋行走私至中国的鸦片总量增加到了30,000多箱，让中国沿海城市的毒瘾成为了地方病；1864年，沙逊家族再创新高，向中国倾销了58,681箱鸦片，盈利超过2000万英镑；到了1880年时，沙逊家族向中国倾销的鸦片总量飙升至105,508箱，获得的巨额利润使沙逊家族成为了仅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世界第二富有的犹太人。
据1930年《财富》杂志记载，沙逊家族垄断了中国70%以上的鸦片贸易，并控制着印度和中国之间鸦片贸易的每一个角落。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沙逊家族持有超过印度和中国所有库存鸦片的70%以上。如果单纯以贩毒数量作为衡量标准，大卫·沙逊可谓是史上最大的毒品贩子，后世的任何毒枭、毒品贩子都无法望其项背。而且，他和其他毒枭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他毒贩都或多或少的遭到了惩罚或者咒骂，只有恶贯满盈的沙逊家族，不但没有遭到任何惩罚和谴责，他们的累累罪行还被世人当做“丰功伟绩”，大卫·沙逊生前就获得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世授予的特权和爵位 ，时至今日，沙逊家族仍是印度历史书中的“伟大的开发者”。当然，沙逊家族并不是唯一参与鸦片贸易的犹太人，其余30%中的大部分也都由其他犹太家族共享。在他们中有与沙逊家族并列为“富人中的首富”的哈同、哈登、嘉道理、阿诺德、亚伯拉罕、以斯拉和所罗门等。
但是在1838年，沙逊洋行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那就是林则徐奉道光帝的命令到广州禁烟，并在虎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销烟事件。
根据清朝的官方记录，林则徐共计销毁了20300多箱鸦片，其中有超过20%是沙逊洋行的鸦片。
随后，沙逊家族利用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紧密利益关系以及两家本是姻亲这层关系，鼓动当时掌握英国财政命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去游说英国政府，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后来，参与鼓吹对中国动武的沙逊家族，由于英国政府一顿爆锤，击败了腐朽落后的清王朝，沙逊家族在中国经营鸦片生意的各种“拦路石”被英军一次性彻底扫光了，大卫·沙逊就带领他的儿子们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成立了沙逊洋行，其中上海沙逊洋行的鸦片生意“最为兴隆”。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修改了中国海关的税额，沙逊家族又一次成为了受益者，从此可以少向清政府上缴巨额的税款，这使得沙逊洋行的鸦片生意又上了一层楼，原本就利润高得惊人的鸦片生意，在减税之后，利润又一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使得沙逊家族的财富进一步暴涨。
到了1864年，沙逊家族累积了海量的流动资金，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穷得只剩下钱”的他们，为了更好地掌控他们的“鸦片帝国”，索性开办了著名的汇丰银行。
沙逊家族的掌门人大卫·沙逊，在创办完汇丰银行后，很快就去见了上帝，病逝于印度，但沙逊家族仍继续在中国上演着远东商业的黑暗传奇。
靠着鸦片生意这一汪“流动的活水”，沙逊家族的汇丰银行撑过了1866年的棉花泡沫危机，受此次危机影响，仅仅1866年英国就有17家大银行倒闭，而汇丰银行却能稳如泰山，在经济危机中巍然不动，足见其实力的恐怖。
俗话说得好，危机危机，就是危险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当其他银行纷纷倒闭破产的时候，沙逊家族开始大肆招兵买马、兼并收购，一举成为了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而且，由于有大英帝国这个全球一哥撑腰，汇丰银行大肆藏污纳垢、为非作歹，成为了中国军阀政要、贪官污吏、投机商贩，乃至土匪恶霸的避风港，而这些渣滓也把汇丰银行当成了脏钱绝佳保管所和靠山。
靠着在腐朽落后的旧中国为鬼为蜮、胡作非为，沙逊家族光是依靠倾销鸦片，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中国赚取了4.5亿银元，相当于从解放前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掏走了1块银元，超过了清政府最大的一次赔款——《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庚子赔款。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加大了禁烟力度，国际舆论也不断谴责鸦片贸易，中国的鸦片销售不断缩水，即便如此，沙逊家族当时的掌舵人跷脚沙逊仍一直坚持贩卖鸦片，因为新沙逊洋行比别的洋行有更低廉的货源，但夹缝中求生存的鸦片贸易在新沙逊洋行的贸易总额中占比还是在不断下降。
于是，跷脚沙逊转而开始大量向中国倒卖棉纱、布匹、五金、毛织品、麻织品以及各种杂货。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国内抵制洋货运动风起云涌，新沙逊洋行的生意受到了一定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到1927年，新沙逊洋行通过布匹、五金、毛织品贸易，获利15万两白银。
虽然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但在跷脚沙逊仍不满足，于是开始向多个篮子里装鸡蛋，搞起了多元化发展。
因为民国时期，中国军阀混战频繁，新沙逊洋行就做起了军火生意，把国外很多旧军火高价卖给中国军阀，不仅捣卖枪弹，连飞机、大炮他们都捣卖。仅此一项，就在1929年至1936年间，获利超过35万英镑。
同时，新沙逊洋行做起了“包租婆”，搞起了租地生意。因为沙逊洋行在多年的运营中囤积了大量位置优越的土地，在上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土地成了其他洋行扩大生产规模的不二选址。新沙逊洋行对土地出租的条件非常苛刻，不仅要收取租金，而且还对出租土地建房的造价和材料提出要求，同时约定租期届满后土地上的房屋无条件归出租方。比如，新沙逊洋行将德安里的一块土地租给了怡和洋行，从1921年到1941年共获利1000多万元。
1925年，新沙逊洋行又开始搞起了早期的房地产生意，着手兴建沙逊大厦。四年后，12层的大厦投入使用。这在当时绝对算是高层建筑了，因为当时的高层建筑很少，所以当时的税收“土地捐”并没有就楼层作出规定，只按土地面积收税，所以是建得越高成本越低。大厦建成后，底层到二层出租给了银行，三层由沙逊家族企业使用，四到九层是饭店、舞厅、旅馆……由于大厦面朝黄浦江和南京路，装修豪华，所以生意非常兴隆，每间房每天要20到70两的租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不知道多少中国人的血泪金钱消耗进了这个笙歌宴舞的销金窟，而这也就是所谓“上海滩歌”的一个掠影。
此后，新沙逊洋行又兴建了河滨大厦、都城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等10层以上的高楼，总数占全上海高楼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41年的时候，仅房产一项，总价就超过了3600万；到1949年的时候，沙逊集团在上海已经拥有1986幢房屋，建筑面积高达54万平方米，总价近3亿元，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地产大王。
此外，沙逊集团还进军上海工业，到1936年，已经涉及13个行业40多家企业，包括机械制造、木材加工、饮料生产等等，十几年间获利700多万元，利润率超过90%。
在家族资产不断壮大之后，跷脚沙逊和他的家族成员就开始进行各种金融活动，先后设立了香港信托公司、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营业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新沙逊银行等等金融公司。
通过金融手段管理庞大的家族产业，使沙逊集团的资本呈现了指数级的增长态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仅远东营业公司的资本就增长了30多倍，达到了7.8亿元。
1930年，跷脚沙逊又联合其他资本集团，创办了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大量募集资金，并广泛投资获利。因为公司规模大、信誉高，不仅募集资金能力强，而且利率比较低。除了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还通过股票投机活动来掠夺财富。
沙逊集团能够在上海不断发展壮大，除了有英国的支持外，还非常注重走国民党高层路线，蒋介石的大舅子财政部长宋子文，就与跷脚沙逊交往过密，宋子文依靠沙逊集团获得资金支持，跷脚沙逊则通过国民政府的撑腰大肆买卖土地、扩大经营。
1934年，国民政府的“央行”——中国银行要在沙逊大厦旁建银行大楼，跷脚沙逊要求新楼不能高过自己的旧楼，结果原计划建34层的中国银行大楼只能建到16层就刹车了，恰恰比沙逊大厦低了0.5米。中国国家中央银行盖个楼都得卖他三分面子，可见跷脚沙逊当时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力之大。
到1940年的时候，跷脚沙逊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50亿法郎，抵得上普法战争中法国给德国的赔款总额！沙逊集团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房地产业主，拥有大量的公司企业，形成金融垄断体系。跷脚沙逊成为上海外商首富，靠实力成为上海犹太商人的“族长”。
1937年，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侵略上海，介于时局动荡，日本人又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纳粹德国的同盟国，于是跷脚沙逊对家族资产进行了转移，将大量资本转向印度等其他国家，只有大量的固定资产没来得及处理。
抗战胜利后，沙逊家族通过与国民政府的“紧密关系”，很快得到了产业发还。但当时外国人在租界内的特权已经基本丧失，蒋介石政府也是日渐朝不保夕了，跷脚沙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我们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后，沙逊集团开始大量抛售产业，将上海的所有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只留下那栋沙逊大厦没卖，留作最后的大本营。
1948年，跷脚沙逊乘船远走巴哈马。上海解放后，沙逊集团所剩的企业和房产因拖欠税款被没收，华懋饭店改名为和平饭店，而这个和平饭店，后来也演绎了一出属于它自己的精彩绝伦的见证了整个中国逐渐强盛的百年喜剧。从此，沙逊家族结束了在中国近百年的经营。
但是，现在沙逊家族的子孙后代已经遍布全球，靠着聪明、贪婪、资本、人脉，仍然在全球各国的政治和商业舞台上长袖善舞。
2018年，华为“长公主”孟晚舟被非法扣留在加拿大，此事一经曝光，备受国际关注，举世哗然，全体炎黄子孙可以说都已经恨不能为之一战了。好在这宗绑架案在我们伟大祖国这个坚强后盾的不懈努力下，最终迎来了重大的转机，孟晚舟也如同当初“苏武返汉”一样，有惊无险地于2021年9月25日晚胜利归国。在孟晚舟绑架案中，当年那个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最大幕后黑手——汇丰银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次绑架案中，美国政府与汇丰银行狼狈为奸，共同制造了这起绑架案，而汇丰银行也甘愿做美国人的“马前卒”，在本次绑架案中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证，试图用孟晚舟来打压华为。只是，最终的结果证明了一切——孟晚舟是清白的。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当年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英国家族的畸形发育史，也是犹太资本无原则、无底线、唯利是图的杰出“发家史”。虽然沙逊家族不等同于所有犹太人，犹太人也不等同于沙逊家族，但由此我们就可以一暼“犹太神话”的冰山一角了；沙逊家族也不等同于所有英国人，英国人不等同于沙逊家族，沙逊家族在中国的变态发育史，只是英国人在中国搞鸦片贸易的一个纵剖断面，只是罪恶的鸦片贸易的一个缩影，下面我们姑且来一窥英国人在中国搞鸦片贸易的全貌吧。
乾隆、嘉庆时期，英国人在对清朝的对外贸易中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全球60%的白银流入了中国，而美国独立、日本银源枯竭和拉美地区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又如同雪崩一般，迅速地砸断了英国人的银源。为了扭转巨大的贸易逆差，万恶的英国人无耻地耍起了阴招——向中国走私鸦片!
我们现代人都知道，鸦片就是罂粟果的汁液熬制出来的“黑粑粑”，而罂粟这种植物，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地区，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也有分布，中国本身是没有这种植物的，中国的罂粟及其制品鸦片都是从国外传入的。
唐朝的时候，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就达三十七次。古代阿拉伯进入中国主要有陆、海两条路。陆路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书于十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这也是罂粟和鸦片传入中国的起点。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朝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成书于唐开元时期的《本草拾遗》中记载：“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生活于唐文宗时期（公元826-840年）的郭橐驼，就具有比较丰富的种植罂粟的经验。他在《种树书》里写道：“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
在罂粟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间，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还是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罂粟花又称“鼓子花”，被当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之美学观念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罂粟花用来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词人张先晚年在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所以有诗曰：“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员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官妓）有不佳者”，便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这时，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譬如，北宋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写道：“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之。”可见宋人对罂粟的植物特征，种植及采摘，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宋代的医家已用罂粟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金元的医家承宋朝之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和泻痢。到元初，忽必烈于公元1270年设广惠司，专门制造阿拉伯药剂。公元1292年，元人又设“回回药物局”，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罂粟不仅被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一方面可推断出它已进入了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实际上，民间使用罂粟已越来越广泛了。苏轼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在《种药苗诗》中指出，罂粟粥还可治消化不良：“……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所以，罂粟在宋代，竟成了医疗与食补兼而有之的物品。
同时，宋代人也已经认识到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硕提出抵消罂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其法矣。”还可与四君子药合用，“不致闭胃妨食而获奇功也”。“金元四大家”中的滋阴派创始人朱丹溪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可以从“杀人如剑”这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应已有不少因食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明代医家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谢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他采集生鸦片的记录相当详细，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记载。王玺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在那里，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其后，名医李梴的《医学入门》也记载了鸦片的制法：“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至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从这两则记录可以判断，那时的医家已懂得熟练采取罂粟之液，制成鸦片，配作药剂了。
鸦片的美称——阿芙蓉一词，则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鸦片”一词则是从英语单词Opium音译过来的，其他翻译，也有翻译成雅片、阿片、阿扁等等的。其中，最常用的称谓则当属鸦片无疑。另外，罂粟的别称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等。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医学大师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泻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泻、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另外，李时珍已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价值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而制作鸦片也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本草纲目》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局限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制成，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确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
明代，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中制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罗、爪哇、榜葛剌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二百斤“乌香”，给皇后一百斤。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政府已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颁布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十斤鸦片的税银为一钱七分三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明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鸦片是一种成瘾物品，一旦成为社会供应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随着食用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因需求太大，价格奇贵，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弟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幸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而那位躲在深宫28年不见人的万历皇帝，就是一个 “鸦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长达28年不视朝政，户部主事董汉儒说：“（万历皇帝）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因吸食鸦片，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而史家许熙重则把皇帝吃鸦片的责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纪要》中指出：“帝之倦于正朝，多年不见臣工。实为奸臣毒药所蛊。”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还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个鸦片瘾者，应是不争之事实。
不过，在清朝以前，鸦片都没有能大规模蔓延开来。因为鸦片的口感太差了，当时的食用方法无非两条，一是直接吞食，就现在人服药丸一样，另一条就是和其他药物一起，煎成药汁服下。而这两种“品尝方法”，因为鸦片那种苦涩难以下咽的滋味，导致它就像一个虽然很漂亮，但是老远就能闻见她身上的狐臭的美女一样，并不是那么招人喜欢，并未大规模的蔓延开来。
但是，爪哇人无意中发明的一种新型鸦片食用方法，造成了鸦片食用在后来大面积的蔓延开来。由于南洋一带湿气很重，爪哇人喜欢用管子吸食烟草，用来祛湿，爪哇人也无意中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懂得吸烟的人。后来爪哇人无意中在烟草中加入鸦片，发现吸食之后，其快感简直达到了“饭前一支烟，胜过活神仙；饭后一支烟，风度又翩翩。”的地步，从此就发明了用烟管点燃吸食鸦片的方法，自此之后，鸦片就与“烟”挂上了钩，叫做“鸦片烟”。
后来，荷兰人就把他们带到了福建沿海和台湾一代，而这之后，“鸦片烟”有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称呼——“洋烟”，而且“烟”这个字的繁体字，就是由火、西、土组成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鸦片与西方人有莫大的干系。在这之后，中国人就日渐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
鸦片改成吸食之后，就非常容易上瘾。一旦上瘾了，就很难戒除，便离不开它了，而鸦片不仅可以让人丧失自己的意识，还可以让人慢慢的变得痴呆，不仅分不清现实和想象，而且智力也会下降，吸食鸦片之后可以三天不睡觉，还精神非常的好，但是一个人如果三天真的不睡觉，等缓过这个劲儿来时，就一下子，变得萎缩不振了，如果这时不停止吸食鸦片，这个人基本上就废了。
正是因为看到了吸食鸦片的危害，早在雍正时期，中国政府就颁布了禁令，而且越来越严格。
但是，在殖民者眼里，哪里管你什么禁令不禁令。就像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为了赚取中国人的血汗钱，殖民者就践踏了大清的法律。除了早期把吸食方法带进来的荷兰人，早期在中国贩卖鸦片的还有葡萄牙人，它们主要是从印度的果阿和达曼等地将鸦片偷运进澳门，然后倒卖给中国不法商人，进而流通到中国“瘾君子”手里。当然，法国人也干了这种生意。只不过，早期的西方殖民者都是自发性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并未形成一种国家式的蓄意走私，量也不算太大，每年基本维持在200箱左右。而且，早期的鸦片，还更多是被当作药物流通进中国，而且还得缴纳关税，以药品报关公开买卖，利润也不高。真正蓄意把鸦片大规模向中国走私开来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当然，早期来中国贩卖鸦片的，也不乏英国人。1708年，英国殖民者就开始向中国售卖鸦片，但是跟荷兰人、法国人、葡萄牙人一样，都是“小本生意”，没成多大气候。300多年前，一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苏格兰水手与船长发生争吵，被船长遗弃在大西洋中离智利有400英里之遥的马斯蒂拉岛。直至4年后，他才被一艘路过的船只所救。塞尔柯克也成为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的原型，而这位塞尔柯克就来中国贩卖过鸦片。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孟加拉，随后又取得了对奥理萨和比哈尔等地区的统治，这些地区是印度著名的鸦片产区。虽然中国政府早就明令禁止鸦片贸易，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却从这种可耻的毒品贸易中看到了谋取巨额利润的良机。
1773年，堪与埃芒蒂耶之流、帕尔默之流以及其它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沃森上校和惠勒副董事长，建议东印度公司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于是确立了鸦片专卖政策，逐渐垄断了对外鸦片贸易，在澳门西南的一个海湾里下碇的船只上，建立起了鸦片堆栈。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受苦受累、真抓实干的“亲力亲为”的鸦片走私，在坚持了十多年后，终于因为吃力不讨好，还迟迟打不开局面。所以，这种投机买卖最后失败了。
1781年，孟加拉国总督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179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亲自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英国东印度公司此举造成了在中国走私的鸦片总量猛然扩大，引起了当时满清统治者的警觉，觉得有必要用更加严厉的法律对鸦片走私进行禁绝，于是开始用杖责和枷号示众来震慑中国的鸦片走私者了。
大约在179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英国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就不再劳心劳力地亲自下场去玩这场“鸦片走私”的游戏了，开始升级站到幕后，玩起了另一波“两面三刀”的骚操作——干起了代理人模式，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是立地一变，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实行了鸦片生产垄断，同时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但是在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附加了一个硬性条件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搞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但实际上却是在“借刀杀人”、“隔山打牛”。当然，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做，并不是他们不想直接自己经手操办鸦片走私这种利润高得离谱的生意，也不是公司大慈大悲，愿意把利润分给代理人，更不是公司怕麻烦，而是它们惧怕大清的反制措施，因为当时只有广州一个口岸对外开放，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敢铤而走险，甘愿违犯大清的法律到广州来走私鸦片，甚至不敢出面亲自操办，因为他们惧怕大清索性连广州这唯一一个口岸也对他们关闭了，那样就连需要买进的茶叶、丝绸、瓷器等都买不到了，所以只能“打太极”，既要“有为”，又要做出一副“无为”的样子给大请看。
为此，东印度公司采取了“杀人不见血”的“乾坤大挪移”三部曲运作。首先就是在印度地区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还想办法以贷款等方式鼓励发展罂粟产业，使印度地区的罂粟在短短40年内从2.5万英亩迅速增加到了45万英亩。
其次，就是打出垄断生产这个拿手好戏。为了管理好鸦片生产，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服务机构。孟加拉管区的田赋税局为最高管理机构，它监督着巴特拿和贝拿勒所两个经理处的活动，这两个经理处是东印度公司的派出机构，其负责人都是印度内务部的官员，每个经理处都有自己的加工厂，负责鸦片的从晒干到装箱，直到把鸦片押运至加尔各答入库的一系列生产、管理过程。经理处下设分理处，分理处既是向烟农开支的出纳处，也是生鸦片的收购处。分理处下面又设有许多同烟农接触的联系点，如巴特拿的11个分理处设有41个联系点，雇有980名印度职员；贝拿勒斯16个分理处有53个联系点，雇用着1378名印度职员。分理处的官员直接与地方上的中介人打交道。地方中介人多是村里的头人或大种姓的首脑。
首先由东印度公司确定生产总量，然后把生产量分配给各地，每年的9月，分理处经理就与印度中介人商定烟农的名单，以及他们各自的种植面积，并发给合同书。烟农只要在合同书上签字后即可领取预付金。据统计，1873—1893年间，巴特拿每年拥有烟农699000人，贝拿勒斯拥有烟农626000人，两地相加超过130万人。罂粟种植面积为516000英亩。公司实行一系列措施来巩固鸦片垄断权，禁止印度民众吸食鸦片，签约农民必须把所有的鸦片全部卖给公司，因为如果鸦片不能出口，就无法换回白银，也就不能平衡贸易。因此，公司将鸦片集中于加尔各答，并建立大型的鸦片工厂，使罂粟的蒸熟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
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祭出了它做得“最高明”也“最伪善”的一计阴招，就是打“代理人”招牌!由公司向被公司认可的贸易商人进行鸦片拍卖，中标的商人可以用现金支付烟款，也可向该公司立下在广州兑换白银的借据；当这些商人在广州卖掉鸦片后，可向公司支付现金，收回借据，也可购买茶叶运往英国后，再与公司结算。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处，在三角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保证鸦片贸易的顺利进行。他们监督商人们的活动，从商人那里收回所欠的债务；他们还要把公司的支票交给英国商人们，让他们购买茶叶运往英国，这些支票可由商人们用运到中国的鸦片来偿还。
就这样，鸦片贸易就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英国人继奴隶三角贸易之后又一次成功地打造了针对中国的鸦片三角贸易：首先迫使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然后制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鸦片，接着利用代理人将鸦片运到中国，再从中国换回茶叶、瓷器、丝绸等，把这些英国急需的“高科技产品”拉回英国贩卖，之后又把英国的棉制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倾销到印度。如此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垂拱而治”，不直接出面，就在后台牵着绳子，驱动代理人这个木偶，就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品——鸦片——茶叶——工业品……”三角贸易模式。
这样做就直接规避了银源断绝这个困扰英国人的“老、大、难”问题，不用白银去换中国的茶叶，而是用鸦片去代替这一职能了。18世纪70年代后，英国运往中国的白银因鸦片的倾销而呈锐减之势。到1804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基本不运白银来华，往后就是大清国内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被鸦片给像抽水机一样抽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了，根据一项保守的统计，在1806—1809年的3年里，就有700万银圆从中国运往印度。就这样，英国东印度公司靠着走私鸦片这招阴招，直接击中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的命门。
不过，当时东印度公司还有一个竞争者。当时在印度，除了孟加拉以外，还有马尔瓦这个地处西印度的土邦也是鸦片的主要产地，当地自由生产鸦片，并自行运往中国进行销售，不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抢占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少的利润，这使英国人十分头痛。1818年，东印度公司为了独霸鸦片贸易，发动了英国—马拉塔战役，最终控制了整个西印度地区。这样，印度所有的鸦片从罂粟的种植到鸦片的拍卖并运往中国出售，统统都控制在英国人的手里了。
直到后来以沙逊家族为代表的英国商人在1834年解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贸易的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才结束了它罪恶的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垄断史，从此鸦片贸易进入了英国商人更加无序，更加大规模地向中国走私阶段，当然，换汤不换药的主题就是一个——鸦片贸易的主角儿仍然是英国人，只不过把垄断权从东印度公司手里转移到了英国商人手里而已。
自此，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英国人理想地解决了他们面临的银源断绝的问题，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祸患，在中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和财政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