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父亲在不到三个月内接连去世，让马建洵分外悲伤，但他还是从悲伤中挺了过来，目前的局势他不能再垮下去。

绍成二十六年二月三日，马建洵下令以董显铭为天雄军护军将军，刘怀正改任为天威军护军将军，共同执掌禁军。

五月，右相谢元度也因病去世，年八十二岁。

马建洵追赠为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太傅。

七月，马建洵下诏以杜怀义接替老病的范思奇为中书省左相兼枢密使，以张维嘉出任中书省右相。

崔成融为枢密副使，还变动了其余的官吏。

中书左相：杜怀义，中书右相：张维嘉

监修公国史：杜怀义

弘德院令：张维行、杜瑗康

枢密使：杜怀义（兼）

枢密副使：崔成融

参知政事：康遇之、王仁如、袁继成、何锡腾

六部官：吏部正判张维嘉（兼）、户部正判袁继成（兼）

兵部正判康遇之（兼）、刑部正判何锡腾（兼）

工部正判王仁如（兼）、礼部正判黄道承

御史中丞：范文景、侍御史：杜怀正、李应元

大理寺卿：张兆惠、少卿：张良清、高功图

市舶司使：沈岳衡、副使：李庆民、钱永昌

管学大臣：赵雄飞

宣文院掌院大学士：凌楚锐

仪仗司都指挥使：张瀚民、副都指挥使：田衡宁、刘道坤

殿前军总兵官：庾淮峰

侍卫亲军总兵官：刘承飚

宁阳军总兵官：苏定成

海京府府尹：李宁云

宁安府府尹：祁国成

宁阳府知府：高家同

通远州知州：孙栋新

虽然人员有了大幅度的变动，但是本土勋贵集团与流亡集团仍然是两大最主要的势力。不过随着浙东朱巨山集团的覆灭，流亡派也不再如当年那样有激情和强硬了，而且在海山洲生活了快十年，渐渐的他们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有的也娶妻生子，向本土化迈开了第一步。马建洵在部分重要的职位或者副职上比之前的力度更大，用流亡派这些无后顾之忧的人来整顿，以压制勋贵尤其是地方上，张维嘉出任右相仍兼吏部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但是在军队、财赋、情报上依然是本土集团的地盘，杜怀义以左相兼任枢密使，就是马建洵维持二者平衡的最明显标志。

绍成二十六年局势比较平稳，顺顺利利过去了。第二年就是绍宁年间了。

绍宁元年、二年波澜不惊，也很平稳。

二年夏以马朝渊为太子，王艳瑶为太子妃。

虽然绍成元年、二年的局势比较平稳，但是一些地方仍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事，而核心问题就是农民或者无地少地，或者是地租太重，致使部分农民要开始铤而走险了。

对于农民问题，马建洵、马朝渊是极为忧虑的，而且这两年多次派人去各地秘密调查当地的农田赋税地租等情况。

绍成二年底，马建洵在与儿子的一次交谈中，问及儿子的看法。

马朝渊：“农民是需要土地的，农民的生命寄托在土地上，农民有了土地，生命才有寄托。农民占人口最大多数，他们生命都有了寄托，然后天下才能真正太平。”

马建洵：“你能这么想就好，虽然晋国重商，要依靠海外贸易。但是农业依然是根本，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晋国农工商并重，但是农业始终是优先第一位的。”

马朝渊：“两年多来，儿臣奉命派人调查了各地的情况。我晋国的地租虽然比昔日的武朝和燕朝要低，加上产量要高，但是整体地租平均仍在六成以上，部分地方可以达到八成。这对百姓是极大的负担，也是不稳定的因素。”

马建洵：“是啊，当前与燕朝局势极为不稳定，而且与燕朝迟早必有一战，我见不上你也会赶上的。而为了能够团结一致防备燕朝，更需要内部的稳定，而内部最大的稳定莫过于农民。只要农民稳定了，就有粮草，有兵员，就能够卖粮食换取其他物资，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啊。只要农民不乱，我们手里有粮，加上水师优势，就能够维持我们的特殊地位，能够在与燕朝将来的战和之中不至于出于劣势。”

马朝渊：“父王圣明。”

绍宁三年最大的事情就是宁安府知府知府高家同上奏请表彰当地的大户地主孙士禄。

孙士禄是宁安府的大地主之一，在宁安府的宁远县西部有良田三千亩，算是当地的大户之一了。但是孙士禄治农、兴农的办法却别具一格。

孙士禄自绍成二十三年成为孙家的当家人以来，在儿子的建议下一改其祖上的传统办法，改以减租的办法来提高产量。绍成二十五年，孙士禄的儿子孙耀南提出了减租的办法，并在自家的田地上进行试验。

孙家的佃户在其田地上耕作，耕地一年所得的八成以上都要交给地主。虽然自家粮仓粮食不少，但农民积极性下降，而且不少佃户逃亡，跑到了别的人家去耕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士禄不顾家族众人的反对，改用减租的办法来吸引佃农回流。

绍成二十五年，孙士禄父子召集主要佃户及管家等人议事，了解了他们的具体收成之后，正式提出了减租的办法。即在每年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两成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七成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而且规定耕地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三成七分；原约定地租不到这个数字的，也不再增加。

虽然孙家许多族人不同意，但是孙士禄、孙耀南父子强力实施，而且佃户自然很高兴。因为这样对于佃农来讲，相当于辛辛苦苦一整年的劳动，抛掉成本，能得这个劳动产出的一半，虽然我没有地，但是付出劳动了，就应该拿这个钱，生产的越多，获得的越多，农民也有生产积极性。

绍成二十六年，孙士禄在自家田地上开始全面推行新的减租分成办法，当年成效就很显著，粮食产量得到了明显增加，而且原有逃亡的佃农也开始回流，到绍宁二年底的时候，孙家的粮食收成普遍提高，虽然租子收的份额少了，但实际收取量上来了。

孙家的如此举动在绍宁二年时候惊动了宁远县知县，次年知县又上报到知府衙门，绍宁三年三月，宁安府知府高家成亲自前往视察，在确定无疑后，上报了中书省，建议表彰及推广。

月底，马建洵得到了这一奏闻，让太子马朝渊及户部官员等前往视察，了解情况，然后再详细上报。

四月初，马朝渊及户部参判赖若旭等前往了宁安府视察，重点是视察了解孙士禄家的田地经营情况，还有其他大族家的经营情况以及公室田庄的经营情况。视察从四月一直持续到了七月，长达三个月的时间。

七月初，返回了海京府，马承裕让赖若旭起草呈文。就考察的几家田地经营情况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赖若旭就考察的王室田庄、张、崔、杜、田、李、柳、范、孙等几家的田地经营情况和经营特点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在这几家之中，王室因为占地最多且不用直接纳税，产量最多，但是贪腐也最烈；张家的特点是重视经营新的农作物，地租份额在五成；崔、李、田三家的经营比较传统，无甚特点，地租份额在七成左右；杜家的经营基本如同崔李两家，地租份额在六到七成之间，但是重视粮食的储存和仓储建设；柳、范两家的经验比较温和，对佃农的态度相对温和，但只是针对踏实肯干忠实老佃户，这些人的地租一年约为四到五成。对一般人则不然，为六到七成；孙家是这几家中占地最少的，但是地租也是收的最低的，约为三成七，不过却也是佃户积极性最高的，但是多以种植传统作物为主。

虽然宁安府的良田较多，主要大户的剥削还算是有一定节制，但绝大多数佃农的生活也是较为艰难的，条件好的如张家、柳家、范家的老佃户一年能吃上三两次肉，条件差的如崔家、李、田、杜等家几年也见不上个荤腥，连喝米粥都是奢侈。

针对这些情况，赖若旭建议可以以孙士禄父子的减租办法为参照，制定新的地租章程，同时还提出了两个补充办法：

将王室经营的田产尤其是那些产量日渐下降的田产酌量卖给农民，每年向朝廷交一些租子，租额在三成七，交满十年之后，这个地就归农民，实际上相当于以分期的方式卖给农民；

赎买地主手中的不愿意经营的土地，然后转卖给农民耕种。

对于赖若旭的这个办法，马朝渊同意，重新润色加工后，与中书省商议后于八月初上报马建洵。

八月二十日，马建洵在永昌宫与中书省尤其是户部官员商议。

以右相张维嘉为代表的流亡派官僚在海山洲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普遍没有什么产业或者产业不多，对此是不表态，当然也有些持赞同的态度。因此重点就是本土勋贵集团，他们是最多、最大的得益者，态度至关重要。

王室田地的分配权在马建洵手中，但是宫苑府的人肯定不满意，会从中插手，但是马建洵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至于赎买土地，难度极大，马建洵明确告知儿子马朝渊是很难做到的。

晋国境内的良田，大多数在大族手中，如果从其手中赎买，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一旦价格过高，再高价卖给农民就没有了实际意义，而如果价格过低则朝廷会亏本，晋国没有这个实力。而如果强制以武力来推行，必将失去大族对朝廷的支持，而在与燕朝的关系极不稳定的同时，这样做无异于是将大族推向了燕朝，所以晋国能做到的只有减租。

对于减租，以枢密副使崔成融、户部正判袁继成、仪仗司副都指挥使田衡宁等大族首先不同意，他们一方面认为减租确实可以提高农民积极性，但是在如今与燕朝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减租必将使得朝廷粮食收成减少，影响军务。实际上这都是借口。

而以太子马朝渊、户部副判赖若旭、兵部正判康遇之等人则认为可以试行然后再另行确定，但也只是对于减租。

对于减租，勋贵大族中，持基本同意的也只有大理寺少卿张瀚民。而其余大族或者反对，或者默不作声，虽然顶级勋贵和富豪们，并不指望田地来活，但却都将田地作为最后的老本，所以即便是晋王，也很难轻动的。

九月初，马建洵让太子马朝渊在海京府召集海山洲及南洋的主要大地主来商议减租的事宜，并授予其处置的全权，这也是让马朝渊立威。

考虑到有些人距离较远，马朝渊将议事的时间定在了十一月二十日。

而从八月底开始，马建洵就开始了将王室田庄的田地选择性的先卖一部分给农民。为了确保实施，马建洵于当年任命自己的年仅二十九岁的儿子马朝明为宫苑府使，来推行。

而马建洵则让赖若旭以及动用了仪仗司等情报衙门来搜集各地大地主的不法行径，尤其是命案，作为关键时刻要挟逼迫他们让步的重要筹码。同时严令各级地方官吏下去调查具体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日，马朝渊在承天宫召集了各地的主要大地主还有相关的地方官吏来商议减租的事宜。

商议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持续了半个多月。与会的大地主、大官商和勋贵家庭共二十多家上百人。

马朝渊、赖若旭表现了从未有过的虚怀若谷的态度，非常耐心地听大地主们诉说各自的情况。

不出意外，各地的大地主除了少数几个愿意表示配合外，或者是不配合，或者是默不作声，而有的有背景的人甚至是公然反对。

对于此，马朝渊并不感到稀奇，如果全体公然一致，反倒是不对了。

对于这么过激的举措，赖若旭有些害怕，万一事情弄大了可不好收场。马朝渊则很淡然地说：“我还没有见过不爱钱的富绅地主，同样也没有见过不要命的富绅地主。”

简简单单一句话，也显示出了马朝渊要决心做成这件事，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并做好了必要时候动用军队的准备。

就在议事即将开始和商议的前后，马朝渊在十月中旬密令各地地方官吏和驻军对占地在一万亩以上大地主的不法行径进行清算，必要时候可以锁拿入狱。

到了十二月初，这些大地主还有大富豪、勋贵的家庭都有不少家属或者仆人都被牵扯了进去。包括张瀚辰的儿子张克宁、杜长儒的孙子杜群德、范家的范景宁等不少显贵家庭的后代也被下狱，震惊了整个朝野。至于其他的勋贵、富商家庭和大地主之家被下狱的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永晋行省的永晋府和宁安府这两个最富庶的和良田最多的地方，牢房几乎是人满为患。

而到了十二月中旬，这些大地主也都得到了消息，不断派人通过关系疏通门路，但是此次是马建洵让马朝渊亲自动手，而整个晋国只要马建洵不答应，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能耐。

张克宁被抓后，张祎澜亲自求马建洵放人，马建洵理也不理。

而从十二月初开始，马朝渊、赖若旭对这些人则是见也不见，全部将其安置在了海京府的客栈中，派兵把守，事实上将他们软禁在了海京府。

各个大地主、大官商和勋贵家庭都想到了马朝渊可能采取强硬措施，但是这种暗中捉拿明面软禁的办法则是想不到的。

十二月十五日，各个大地主、大官商、勋贵家庭通过张瀚辰正式请求马朝渊、赖若旭接见，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十二月十七日，在承天宫，马朝渊、赖若旭见了他们。杜怀正、崔成融、张瀚辰也出席了此次议事。

不同于一个月前，此次大地主、勋贵、富豪的态度明显改变了许多。

马朝渊：“各位，减租是父王的旨意，也是朝廷对百姓的善政，但是如果有人说这是朝廷对各位的一次大搜刮，则完全是错误的。减租是为了百姓，但事实上也是为了你们。你们各自的身家，你们自己清楚，虽然减租会让你们的收益有所减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的生活。而对于你们的佃户来说，则是大不相同的。”

赖若旭：“诸位，自古造反的都是农民，而农民造反一是官吏欺压，二是地主欺压。贪，是人之常情，谁都是要贪的。但是贪字和贫字，非常接近。一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的。你们把佃户都榨干了，榨的连骨头都不剩的话，你们还到哪儿去贪啊，而一旦把他们榨的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能干什么，你们自己是明白的。”

马朝渊：“我这么做是保护百姓，但实际上也是在保护你们。你们看起来失去了一些利益，但实际上获得的将在长远得到丰厚的回报。”

杜怀正：“太子之言甚是在理，臣愿意奉诏全力推行。”

崔成融：“臣家愿意推行。”

张瀚辰：“臣家也愿意。”

其余人家也相继表态，愿意跟随执行朝廷的减租方略。

十二月二十七日，马朝渊将具体的条呈办法上奏马建洵，马建洵与中书省官员仔细审阅后，于绍宁四年正月初五正式下诏，主要内容是：

地主不得预收地租，若遇歉收则应调降；

佃期不得低于五年；

租约期满后，除非地主收回自耕，否则仍应租给原佃农；

地主若要出售土地，原耕作之佃农有优先购买权；

各县需要有官吏，以调解租佃纠纷；

佃农只须缴交收成的三成七给地主，一成五作种，其余可以自用；

原有之地租超过三成七的必须降到三成七以下，未达的也不得增加。

农地的正产物是指稻米、番薯等，以绍成二年的平均值为计算依据，而非依每年收获量的三成七重新计算，所以是定额制而非定率制。

此项诏令要在绍宁四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全面推行。

同时，马朝渊也下令各地对拘押的大地主、勋贵、富豪子弟们尽量从轻发落，只要没有命案可以从轻发落，如有命案则根据其态度进行分别惩处。而张、杜、范三家的人在年前都被释放。

六月一日起，晋国各地开始全面推行减租，而到年底的时候，马朝渊还派人去各地视察，以求获得最直接的情况。

绍宁四年七月，马建洵打算开放海陵县、东兴县、宁安府地域的王庄田地内放出三万亩归百姓经营耕种。

对于开放王庄土地归百姓自我经营，马朝渊、马朝明的意见有所不同。

马朝渊认为可以全面放垦，经营权和所有权全部归属农民，而马朝明的意见是为了确保王室对大族的优势地位，还是应该保留一些。认为王室田庄的所有权仍在王室手中，但是百姓可以自我耕种经营，不过王室不干涉其日常经营，只要每年按三成七缴纳租赋。缴纳足够十年以上后可以永久耕种这片田地，如想转租，王室也不干涉。如若转卖，则王室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但不能超过一成。

绍宁五年将是马建洵六十寿辰，宫苑府及重臣等都要为马建洵祝寿，并已经开始筹备。但是马建洵拒绝了，说能把减租这件事办好，能让百姓们获得实惠，减轻负担，就是对我最好的贺礼了。

马建洵不过寿辰，但是这一年却是他所倾慕的张皇后五十寿辰。

马建洵在宫中为张皇后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温馨的宴会，以庆祝张皇后的五十寿辰，参与的人员只有马建洵夫妻、父子、父女等直系的宗室人员。

虽然张皇后已经五十岁了，在海山洲也生活了整整十二年了，容颜老去了，但是面对老去，她选择了很平静地自然地接受，容颜老去，但依然不失优雅与气度，这是马建洵最喜欢的。

而自从张皇后有了马雯婷之后，张皇后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女儿身上。

马雯婷这一年也十岁了，在张皇后的精心培养下，遗传了母亲的美貌，而且学业也不错，更重要的是马建洵喜欢，还有就是马朝渊等兄弟姐妹们对这位最小的妹妹也非常喜欢。也许马朝渊和其余的弟弟、妹妹会有矛盾，但是他们却都对马雯婷极为喜欢，可以说马雯婷是整个马建洵后代中公认的掌上明珠，得到了所有人的宠爱。而凭借着马雯婷，张皇后虽然容颜老去，但在马建洵心中仍有着不亚于张祎澜的特殊地位。

绍宁五年三月，参知政事兼户部正判袁继成因病去世，马建洵下诏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少傅。而户部正判、参知政事的位子交由赖若旭接任。赖若旭是马朝渊的得力干将，在去年的减租当中协助马朝渊甚为得力。

绍宁五年、六年，伴随着减租的全面实行，晋国各地受惠的佃农达到了二十万户人口近百万，而随着地租的减少，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提高，普通佃农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而在绍宁六年，宫苑府奉命又开放了第二批三万亩的田地给百姓耕作，此次主要是在铭英府地域。

绍宁六年九月，内事厅知事杜倩虹去世。马建洵下诏追赠为一品诰命夫人，而内事厅的职务暂时悬空，具体事务由儿媳张祎澜主管内事厅。

绍宁六年五月，驻守双海东部的郑延明、张服振部率军号称二十万从漳泉府、晋安府一带走海路北伐建江府一带，希望驻守闽东的晋军支援，但是晋军庾淮先部秉持一贯的方略，给予了粮食等后勤支援，还资助了部分战船，但是并未派兵。

然而北上的途中，在浙东附近海域遭到了少有的大风大浪，船只损失近百艘，人员、粮草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漳泉府、晋安府。

晋国对武朝残部的抵抗是内心支持，行动上有限支持，希望燕朝与武朝残部的对抗长久打下去，这样武朝残部就能成为晋国与燕朝之间的一道缓冲区，有利于晋国的安全。而一旦武朝残余势力被尽数歼灭的话，那晋国闽东前沿就成为了缓冲区，成为了随时可能的一线交战地带。所以晋国会支持，但是碍于其自身实力只能是后勤支持。晋国这几年的重点是发展自身，尤其是稳固自身的农民和农业，确保在将来与燕朝的作战中能够持久打下去。所以为了将来与燕朝的作战，晋国也不能在此时与燕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只能是有限度支持武朝残部与燕朝作战。

郑延明、张服振是不甘心失败的，在绍宁七年立即准备了再一次的大规模北伐，目标直指建江府。为了筹备此次北伐，在绍宁七年二月初，郑延明、张服振、张玄苍三人与庾淮先在晋军控制下的中左城会晤，希望庾淮先给予大力支持。

庾淮先对郑延明不服输的精神是表示真心的佩服，而且此次三人同时前来，肯定是大规模的行动。为此，庾淮先决定支持，并较以往的力度更大。

庾淮先答应给予粮食十万石、大小船只六十艘、兵器五千件、火炮三十门，并答应其北上后，会协防郑延明控制区域，并绝不侵占，并破例答应中左城在必要时候可以允许郑延明部驻扎。

二十八日到达飞扬岛一带海域，经过两天激战，全歼镇守飞扬岛的清军，夺取了城池，焚毁敌军水师船只一百余艘。这样，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又制造了进攻宁绍府的假象，吸引苏浙燕军来援。

五月十九，武军抵达吴淞口，郑延明派人秘密联络守卫此地的提督（相李逢知。李逢知按兵不动，实际上是心怀观望，要看郑延明是否能攻下建江府才决定公开表态。

六月初一日，武军进至江阴，文武官员凭城扼守。郑延明接受诸将建议，以县小不攻，率师西上。十六日进攻瓜洲，阵斩清游击左云龙，破敌满汉兵马数千，截断江防，焚毁清军江上浮营（又称木城）三座，夺得谭家洲大炮数十门，使清方苦心经营的江防工事全部瓦解。同一天，攻克瓜洲，操江巡抚朱衣助投降，郑延明命援剿后镇刘猷镇守该城。接着，于六月二十二日在镇江银山大破燕军援兵，南徐守将及知府献城投降。郑延明命右武卫周全斌、后冲镇黄昭入城防守，降将高谦以熟悉地利留之协守，其部下兵马调随主力进攻南京。又派工官冯澄世为常镇道，戴可进仍署知府事。六月二十六日，张玄苍带领的一支为数不多的舟舰已进建江府城下。

从七月开始，武军不断收紧对建江府的包围。燕军将帅在危机的时候，刚开始是一片混乱，为了防止城中汉人投降，甚至有人建议全部杀光，后被阻止，遂改为死守待援。三江总督郎廷佐下令将城外靠近城墙的房屋烧毁，扫清视野和射界，并把近城十里之内的居民全部迁入城中。其次，人贴出告示，安定民心，同时强令商家出售粮食，稳定百姓情绪。允许百姓进出水西门和旱西门两座城门，购买粮食、柴草，运入城中。第三，派兵严密查访，杜绝内应，并严惩乘机盗抢作乱之徒。第四，加紧储备粮草，置办武器，搜集整修船只。此外，增修船桨、绳索等物品，招募舵公、水手，为将来的水陆反攻做准备。

七月中旬，燕军主力陆续抵达了建江府周围，为反攻开始做准备。而武军顿兵坚城之下不攻不战，士气难免低落。

七月二十二日，燕军以五百骑兵开始了反击的序幕，利用武军长于水战而陆战一般的特点及部署上的失误，当夜以精兵突袭武军大营，获得了大胜。

次日，燕军水陆并进，从四面八方向武军展开了总攻击，到七月二十八日，武军刚收复的地方全被又被燕军夺回。武军被迫退往海上，然后南下返回漳泉府、晋安府一带。

建江府一战，武军的损失至少在2万人以上。同时，还失去了多年来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十余人。可以说这是郑延明、张服振、张玄苍一生征战中最惨重的一次损失。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陆战能力不及燕军及其附属的汉军步骑兵，另外就是没有扼守建江府周围的险要。要么尽力攻城，要么继续西上，彻底截断整个航运，而武军都没有，反而是顿兵坚城之下，导致了最后的失败。也使得整个东南沿海的武朝残余势力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庾淮先在得知了郑延明部失败的消息后，高度紧张。同时还有驻守北线的沈岳阳。二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下令死守所在区域，以防燕军在反击武朝残部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势要进攻晋国辖区。

马建洵、马朝渊父子及左相杜怀义、兵部正判康遇之对此战也分外关心。

七月的时候，马建洵父子还询问杜怀义、康遇之对此战的意见。

杜怀义直接说：“若郑延明只以海上优势劫掠东南，则燕朝顾此失彼，必将难以应对。如若顿兵坚城之下，必败无疑。”

康遇之则说：“光靠海上为后方远征江南，虽然其壮志可嘉，但终究缓不济急，必败无疑。”

可以说晋国两位最具实战经验的高官都对此战没有信心。但同时提出要前沿加强守备，与武军残部紧密协作，以死守前沿地带。如果万不得已，则撤回宁西或者海山洲。而且必须要打好，要守护好前沿，只要能挫败武军的反扑，就能够保卫海山洲，就能够在万一与燕朝的媾和中获得极大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场建江府之战，改变了整个东南的局势力量对比，也必将影响晋国的命运，晋国与燕朝的第一场大战将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