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英国人的阴招——罪恶的鸦片走私（中）

       自从英国人一手打造出了罪恶的“工业品——鸦片——茶叶——工业品……”三角贸易模式之后，输入中国的鸦片就从200来箱的少量迅速地增加到了几万箱。从1796年鸦片走私开始至1799年，平均每年走私约4000箱，4年共计输入中国16000箱。随着鸦片走私贸易的空前繁盛，鸦片输入急剧增长，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1800~1821年，鸦片平均每年输入在4500箱上下，1821~1822年猛增到5959箱，1822~1823年再增为7773箱，1823~1824年又达9035箱，1824~1825年是12434箱，1829~1830年是24992箱，1830~1831年是29413箱，1831~1832年是30435箱，1835~1839年是205399箱。从1796年开始到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前，鸦片走私共输入鸦片大约有653939箱，如果每箱重量最低按100斤计算，那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鸦片也有6539万斤！

       在我们的印象中，以为鸦片就是影视剧中那种千篇一律的球形“黑坨坨”，其实不是这样的，鸦片也分三六九等的。当时流通到中国市面上的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土耳其、波斯和孟加拉。其中印度的帕特纳、贝拿勒斯、麻洼是最主要的产区。因为鸦片有个别名“烟土”，而且鸦片不光产地不同，还名称各异，包装上大同小异，每箱数量和重量也不尽相同，就像现如今市面上的香烟一样，品牌、质量、包装等都不同，所以价格也差别很大。按照其产地和成色划分，质量由高到低分为班工土、剌班土、白皮土、金花土和红土5种。公班土，产自帕特纳，因为英文名为Bengalopium，所以又名“派脱那土”，俗称为大土，主要产于印度，输入中国时，制成了大圆球式样，也就是影视剧中最常见的那种，每箱数量40个，每个球3斤，总重120斤，颜色呈黄黑色，质地较软，裹以烟叶，是5种烟土中的上品，质量最好、等级最高，售价也最贵，全部由东印度公司控制。其次就是产自贝拿勒斯的鸦片，英文名为Bengalopium，中文名为剌班土，每箱数量40个，重量120斤，其实也是质量稍次一点的公班土，就像龙井，产自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的“狮”字号西湖龙井最为正宗，其他稍远一些地域的“龙”字号西湖龙井、“云”字号西湖龙井、“虎”字号西湖龙井、“梅”字号西湖龙井就略逊于乾隆赐封的18株御茶所产出的“狮”字号西湖龙井一个样。再其次就是白皮土，也称加尔各答土，俗称小土，产于印度麻洼，英文名为Malwaopium，颜色为黄黑色，质地较硬，质量稍次，价钱也比较便宜，每箱数量160~200个，重量100斤，主要由印度拉基普他拿和中一度的地方政府出售，绕道果阿和达曼出口。以上两种烟土，多为英国人走私入口。金花土，产于土耳其，英文名为Turkeyopium，每箱数量160~200个，重量100斤，质量远比印度烟土差太多了，多为美国人走私输入，但由于质量太次不太受吸食者欢迎，所以输入的数量并不多。最后一种就是红土，英文名为Persianopium，即波斯烟土，俗称“新山”、“红肉”等，每箱数量160~200个，重量100斤，是日本人从伊朗输入的，通常用红纸包裹，但红土质量低劣，毒性大，对人体的危害也大，吸食稍多会出现便血等病症。因此，红土售价低廉，贫穷的烟民乐于吸食。

       当然，后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清政府被迫全面开放了鸦片的进口，大量的洋烟土充斥中国，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不久，全国各地，从长城至云贵、从东海之滨到陕甘，到处都种植罂粟，鸦片迅速国产化了，并逐渐排挤、替代了进口鸦片，迅速在国内衍生出了云烟、川土、黔土、西土、交土等等大量国产品牌的烟土，本人在此也一并做一下简要介绍。

       云土，产自云南省，是国产鸦片中的著名品种;云土又分迤南土、迤西土、迤东土，其中迤南土质量最好，色香味俱佳，有“王中之王”的美誉，嗜食鸦片的人称之“半里闻香味，三口顶一钱”，迤南土质量比班工土还好，堪为全世界最好的烟土，没有之一;云土一般制成长方砖型，外包装上贴有以虎门销烟著称的林则徐的头像，可谓滑天下之大稽。川土，产自四川省，质量稍次于云土，也是烟土中的上品;四川全省各地都产鸦片，其产品又细分为丰都土、南坝土、涪州土、夹江土、屏山土、巴州土、桂花土、龙泥、凤土、磁块等，产量在全国居首位。贵土，又称黔土、毛块、贵州黑等，产自贵州省，质量也较好;毛块形状如马蹄，每块重约10～20两。西土，产自陕西、甘肃等省份;又分为甘肃省出产的甘土，俗称甘砖、兰砖，制成长方砖形，质地坚硬；陕西出产的西土又称西砖，其中渭南所产渭南土尤为著名，是西土中的佼佼者。交土，又称代土，产自山西。宁土，产自宁夏。北口土，产自热河，也称为红土，一般制成砖形，重约100两;北口土烟味浓烈，也是著名的烟土。西口土，产自绥远。西货，也称西口土，产自察哈尔。边土，又称东土，产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中名品为“冻土”，烟劲最足，连烟灰也可以吸食多次。青海所产烟土，也称为边土。亳州浆，产自安徽。东土，又称洛宁土、枣泥土，产自河南。湘土，产自湖南。施南土，产自湖北。建浆，产自福建。鲁土，产自山东。苏土，产自江苏。粤土，产自广东。赣土，产自江西。

       这些国产烟土中，以云贵川、东北、陕甘等地产量较大，其他省份所产烟土数量较少，其中，云烟是其中质量最好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全面禁毒后，金三角一带仍出产全球最好的鸦片的滥觞之一。

       鸦片战争之前，为了形成对其他烟土的降维打击，形成一家独大的垄断态势。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对其手头的输入中国最多的公班土进行“保质提量”，一边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一边不停地提高质量。为了达此目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不惜把手中质量稍次的烟土一律毁掉，甚至禁止烟土质量较差的孟加拉地区种植罂粟。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烟土，尤其是公班土，一直在对华输入的烟土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

       不过，英国“民营企业”输入的白皮土后来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大打价格战，利用白皮土价格低、产量高的优势，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公班土形成了极大威胁。尽管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手中的特权，多次对英国“民营企业”的白皮土进行打压。但是，就像现如今的山茶油一样，即便土生老品种油茶籽榨出的山茶油质量非常高，但是也架不住改良后的新品种软枝油茶价格低、产量高的优势打击，公班土相对白皮土也存在三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就是公班土产量较低；第二就是白皮土在包装上占了大便宜，白皮土盒子小而且扁平，非常便于搬运，公班土大而且圆咕隆咚的，容易滚来滚去的，又没有提把，不好着力，不方便搬运；再一个就是白皮土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计算，采用当时中国的重量值石来包装，而公班土采用的是英国人习惯用的磅来包装，后者在交易过程中给“中国顾客”换算带来了很大麻烦。所以，质量略差一些的白皮土一方面可以形成对金花土和红土形成质量碾压，另一方面又对公班土形成产量、价格和包装上的优势。所以，白皮土得以后来居上，取代了“鸦片中的贵族”——公班土成为了输入中国最多的烟土。后来那些让林则徐伤透了脑筋的大烟贩子颠地、马地臣、查顿等，都是比较著名的白皮土走私贩子。

       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从英国人开始在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的第一天起，中国清王朝早都已经三令五申禁止贩卖鸦片了。所以，我可以非常严肃地声明，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从一开始就是违反了中国法律的，是非法的。而这种非法走私活动，也分为澳门-黄埔时期、伶仃洋时期和外海走私时期三个时期，其中，澳门-黄埔时期又分为2个小时期、共4个阶段。

       1729年,清政府首次颁布鸦片禁令。面对大清政府的严防死守，一开始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走私商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有胆量来当是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广州搞鸦片走私生意，当然，面对政府禁令，当时唯一代理广州进出口生意的十三行也不会允许鸦片走私商鱼目混珠掺和进广州来。所以，澳门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政治地位以及葡萄牙驻澳门当局实行毒品庇护政策,使澳门岛成为了鸦片贩子躲避中国政府稽查的“理想国”,澳门于是变成了早期西方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最主要仓储地和转运站。

       唯利是图的葡萄牙政府，规定葡萄牙船不得为其他国籍商人运送鸦片,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也不许从外商手中收购鸦片,想以这种方法把其他外国鸦片贩子挤兑出中国市场，由葡萄牙人垄断中国的鸦片走私生意。1764年,葡萄牙当局重申鸦片垄断令,但是葡萄牙商人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满足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葡萄牙船主搞不到那么多货,反而给了英国等其他外国走私商乘虚而入的机会,他们大批量运进鸦片进行廉价倾销。在16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很少有超过200箱的,这年之后,输入量陡增到1000箱,并持续快速增长,这迫使驻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不得不对垄断政策进行了改变。

        1775年,天主教澳门主教吉马良斯向澳门议事会呼吁关注鸦片贸易。次年,又建议允许外国人用葡萄牙人的船只把鸦片和其他想运进来的一切货物运进澳门。于是，葡萄牙驻澳门当局“顺应民意”，允许澳门葡萄牙人“合法”收购或代理外人鸦片。由此，澳门逐渐成为了早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走私鸦片的“毒窝”。

        到了1782年,澳门已经成为了西方对华鸦片交易的最大市场,贸易网延伸到东南亚等地，一时间,澳门这个小小弹丸之地,竟然滋生出一大批大发鸦片走私罪恶之财的代理商。

       但是，由于要经驻澳门葡萄牙人的手之后，鸦片才能出手，整个鸦片走私中，不但要给这些葡萄牙人巨额的分成，还得给他们缴纳大量的佣金，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意一直被驻澳门葡萄牙当局“卡脖子”，这造成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其他外国鸦片走私商对此深怀不满。所以,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其他外国鸦片走私商一直想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故而英、葡之间一直在暗中较劲，互相为了“制人”与“制于人”进行着明争暗斗。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澳门南部的“云雀湾”建了个鸦片仓站,想要绕开葡萄牙人独立自主地开展对中国的鸦片走私生意。

       1793年,中国广东政府发现了云雀湾的英国商船有鸦片走私嫌疑,于是对其进行了警告。翌年,外国鸦片商再次向葡萄牙驻澳门当局提出允许在澳门自行经营鸦片的申请,又被拒绝,云雀湾又遭到中国政府的查堵和海盗的骚扰。特别是1796年中国的禁烟措施加强,东印度公司担心影响茶叶等正常贸易,只得放弃直接在华经营鸦片的政策,改为只在印度负责生产,在华鸦片由散商经销的“垂拱而治”战略。

       而英国散商一开始也主要还是依托澳门进行对中国的鸦片走私。1798年,不算来自麻洼和土耳其的鸦片,仅从孟加拉进入澳门的鸦片就有2000箱。然而,英国人从未放弃摆脱驻澳门葡萄牙当局制约的念头。1799年,葡萄牙摄政王致函澳门议事会,要其商议是继续维持驻澳门葡萄牙当局的鸦片经营垄断权,还是允准他去爱国走私商在澳门自营鸦片,驻澳门葡萄牙当局从中抽取重税,何者更有利的问题。信函提出,需防止出现外商不经澳门而将鸦片偷运进中国大陆的可能,因为那样一来,将极不利于澳门的财政税收。

       葡萄牙王室的这个提醒未能引起驻澳门葡萄牙当局的重视。但是却让英国人“醍醐灌顶”、“如梦初醒”了,1803至180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秘密委派驻华大班剌佛等人赴越南,企图诱使安南国王同意把离土伦港约20海里的卡拉岛或坎贝罗斯岛租让给东印度公司,用以打破澳门的“独家生意”，为促成双方合作愉快,公司特拨6500元作为前往拜见安南国王的秘密经费，由于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的作梗,班剌佛使命未遂。

       1805～1806年,为了打破澳门对鸦片生意的独占，英国人与驻澳门葡萄牙当局打了一次“贸易战”。英国人收买海盗对澳门进行了几个月的“包围”，还串通中国官府严厉严厉查禁澳门的鸦片走私，致澳门几个月内一箱也没能卖出去，而且英国还对前往加尔各答的葡萄牙船课征重税导。为了报复英国人,驻澳门葡萄牙当局严厉禁止任何非葡籍船运鸦片入澳。

       一场“贸易战”打下来，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打了个两败俱伤。这也促使英国人加快了对对华鸦片走私基地的转移步伐,英国人逐渐把鸦片走私基地从澳门移到了广州黄埔。

        尤其是1815年发生在澳门的“朱梅官事件”，使大清政府加强了对澳门鸦片地下走私生意的打击力度。1810年,广东著名海盗张保仔向政府投诚，旋即被授予福建水师职缺。由于其深悉鸦片走私内幕,在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后,探得澳门存有一个鸦片窝子，福建方面遂把情报移送广东当局。1815年春,广东方面抓获朱梅官等为首的鸦片贩子12人,其在澳门与葡萄牙人安东尼交易鸦片120筒(每筒重约二斤七八两),又以3840元的价格售出,其余人也都得1320至3500银洋元不等，朱梅官等人后来受到枷号1个月、流放黑龙江充当苦役的处罚。此事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被大清政府放到秤盘上，成为了千斤也压不住的秤砣，由此，广东当局加强了对澳门鸦片的防堵,专门制订了《查禁鸦片烟章程》,放弃此前葡人进入澳门船只免检的特惠,规定嗣后对入澳的所有葡船,在卸货前必须接受清朝官宪的临场检视。对失察官员予以处分,查出鸦片的官员给予奖叙。此项章程经朝廷批复后颁行。此时也标志着清朝的禁烟方针由此前偏重于外国人的“内禁”到对外商查缉的“外禁”并重政策的双管齐下时代。

       1821年,又发生轰动一时的“叶恒澍事件”。叶恒澍,葡萄牙人称之为“阿西”(Asee)。其曾捐纳得州同虚衔,于是在澳门置船经营鸦片,在其周围形成一大型鸦片走私团伙。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叶恒澍在澳门与同伙转卖鸦片,被逮捕。叶恒澍作为澳门的鸦片掮客,又是葡澳为求鸦片走私向清朝官员行贿的经手人。所以,他被捕后,为了自保,一口气咬出大批有牵连的官员,揭出行当内的黑幕,他所出示的帐簿包括收集多少鸦片贿赂,送给哪些地方官员,每人每箱若干,每年若干,都有确数。受贿者不仅包括中下层官员,还包括“蓝顶”的高级官员,以至“红顶”的水师提督。由于此案牵扯面出乎意料地广,若追查到底,连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都要至少挨承当失察的责任，两难之下,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选择用火包纸，大事化小,只是轻判叶氏以贩卖1次鸦片之罪,枷号1个月,发近边充军而已。阮元还将此事诿过于“十三行”行商领袖伍敦元,即伍浩官，伍敦元被查后,行商们再也不敢玩忽职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还对驶入黄埔的“安米利号”美国船、“墨罗佩号”、“胡格利号”、“欧亨利亚号”英国散商船进行指控,揭明3艘英船均与大鸦片商马地臣有关。结果中方宣布对3艘英船已经起卸上岸的半数货物予以没收;勒令马地臣离开中国口岸,永远不得再来。在中方查禁下,美船驶往巴达维亚,英船“胡格利号”驶往印度,“欧亨利亚号”则逃避到伶仃洋洋停留5个月之久,而“墨罗佩号”居然就势在伶仃停留了3年之久。英国“土巴资号”、“塞努号”等海军战船也到了伶仃洋。

       由于非葡萄牙籍外国走私商“转移阵地”，澳门又接连“出事”，大清广东当局加强了对澳门的严防死守，澳门作为对华鸦片走私转运中心的地位迅速衰落,只剩下一些零星的走私生意仍在澳门开展。

       早在1794年，英国人在多次请求葡萄牙政府允许其在澳门建立贸易点失败,同时云雀湾的鸦片贸易也屡次被中国政府打击之后,英国人干脆直接开着载有30箱鸦片的船只,长驱直入虎门,到了黄埔港就停在江面上，直接拿商船作为鸦片走私据点了。而英、葡贸易战之后，英国在内的所有外国走私商索性都效仿英国人，直接把船开到黄埔港，直接以船为鸦片走私据点，黄埔从此逐渐取代了澳门，成为外国走私商对华走私鸦片的重要据点。

       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船进入黄埔港,开启了对华鸦片走私史上的黄埔时期。到了黄埔时期，就不再是葡萄牙人搞“一言堂”，不再是围绕葡萄牙人打转转了，葡萄牙人被架空到只能做一些补充走私的地位,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别挤占了第一第二位；再一个就是黄埔时期的鸦片走私范围比澳门时期又大大的扩展了，从而带动了走私规模以至走私线路也跟着水涨船高，大大地增加了,形成了以黄埔港为中心的鸦片走私辐射线路网络。由于这个时期的鸦片走私情况比较复杂的。从1794年至鸦片战争前夕,以英、美两国为首的黄埔港鸦片走私时期,按其不同活动地点和方式,又可以细分为以下3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为买卖双方在黄埔直接交易阶段，时间大约为1794—1799年。这个阶段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于1773年实行全面鸦片专卖、1781年实行全面鸦片专运、1797年实行全面垄断鸦片制造权之后,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初鸦片也和英国其他物品一样是公开交易的,而且十三行的行商还为运载鸦片的商船作保。因为这一时期，清政府虽然在1729年(雍正七年)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内，反复颁布过禁烟令,但这个时期内的禁令只禁止国内开烟馆吸食鸦片,并不禁止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1796年,当时的嘉庆皇帝意识到鸦片进口才是吸食鸦片泛滥的症结所在,于是即位伊始就下令禁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由以往的“内禁”转入“外禁”。即便如此，贪欲日益增长的英国殖民者仍继续扩大鸦片贸易,就在中国政府宣布禁止鸦片进口的第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又1797年实行了全面垄断鸦片制造，达成了对印度鸦片买卖的全面垄断。结果造成嘉庆皇帝的禁令形同虚文，英国人大批量地暗中偷运造成黄埔港输入的鸦片总量不降反升。

       2、第二个阶段就是澳门-黄埔的船边交货时期，大概时间约摸为1800-1820年。因为1796年的颁布鸦片禁令没达到预料中的效果，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再一次加强了对鸦片的严禁,嘉庆皇帝降谕查禁从外洋输入鸦片和在国内种植罂粟,想靠着内外两手都要抓，两手的都要硬的双管齐下手段，一举从内外两方面来杜绝鸦片的来源。1809年,为促使公行加强对外商的管制,严防他们随船私带鸦片入口,清政府又下令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在中国政府严禁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表面上作些收敛,于1800年宣布退出广州的鸦片贸易，跳到幕后去做对华鸦片贸易的后台老板，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进入了打代理人招牌时期。由于清政府加强禁烟,鸦片贸易已不能再按照老方式在黄埔进行下去,于是鸦片贸易又转移到澳门，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存储站,由葡萄牙驻澳门当局允许英国商船运输鸦片到澳门存放，每年5000箱,英国公司每年缴纳10万两关税。后来大约在1815年,驻澳门葡萄牙当局又恢复了原先禁止非葡萄牙船运载鸦片在澳门上岸的禁令,英国人当年被葡萄牙人这只毒蛇咬伤过，一看到他们又祭出了一条井绳，立马觉得葡萄牙人勒索太重,因此英国代理人往后基本上都是把装载鸦片的船只开到黄埔,在那里成交,只是不再由十三行行商担保具结，而是私下开展船边交易，这种方式一直廷续到1820年。

       3、第三个阶段就是在黄埔出售鸦片样品,到伶仃岛上的夏船上取货的阶段，时间大概为1821年至1833年。1820年，嘉庆帝去世,由第二子旻宁继位。翌年改元道光,是为道光帝。道光帝登位后面临着鸦片泛滥,清帝国百孔千疮的严重局面,于是甫任辄复严申鸦片禁令。在广东,两广总督阮元和巡抚篙孚接旨后也开始选派得力干员,会同沿海地方文武及守口员弁,在各海口稽查鸦片。仅在1821年下半年查获上报朝廷的便有六宗大型烟案,其中在澳门查获的有5宗,另1宗则是由行商在黄埔查出具禀,计有英国私商吃船、立臣船、比见船及美国商人急庇仑船4艘。此次稽查,十三行总商伍敦元也因徇私隐瞒外船夹带鸦片而被阮元请旨摘去三品顶戴,责令率同众洋商遵旨杜绝,同时封锁了澳门和黄埔两个鸦片走私据点。至此，外国鸦片走私商在黄埔港再也难以立足,纷纷把走私据点转移到伶仃洋上。

       接下来就进入了鸦片贸易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伶仃洋走私时期，时间大概为1821年至1833年之间。

       伶仃岛对位于虎门附近大鱼山洋面,是黄埔港出海航道上的一个小岛。这里水路四通八达,是从外海进入广东的必经之地。由这里西进虎门可通广州,向东泛海可达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是个绝佳的鸦片走私据点。外国鸡片贩子正是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以设立武装的趸船,用以贮存从印度运到的鸦片，然后由中国鸦片船到趸船上交钱提货。刚开始,停泊在伶仃洋的趸船有七八艘,大多数都是英国走私犯的船，这些船，一遇到广东当局稽查驱逐，就开到外洋，稽查人员一走，立刻又开回来。其走私方法也与从前不同,凡载有鸦片的船只一到老万山,先把舢板开到趸船旁边，把鸦片从趸船上卸下来装到舢板上,再载着合法商品前往黄埔,以避盘查。在黄埔以样品委托经销人在广州大窑口也就是广州十三行所在的联兴街一带,以开设钱店为名承销。鸦片一概以现金出售,议价完毕由英国人出具提货单，交给中国不法商贩，然后到舢板上提货。有些老顾客之间,不用看样品,双方直接凭提货单照议定的数量发货。

       提取鸦片后,由50个到70个水手驾驶一种广东当地人称为“快蟹”、“扒龙”的武装快船包揽运载进入大窑口。当时这种快船有几百只之多,就像现在的出租车一样，所有由舢板船上送货到大窑口的鸦片,都是这些武装快船承运的。这些快船武备齐全，船上装的外国小炮比清朝的铁球实心炮还要先进,船上有3根桅杆,两边设有铁丝网用来防御当时大清朝的铁球炮弹,左右两边设有五六十支快浆,在江面上来往如飞。从伶仃岛到大窑口的所有关卡,他们均有重贿买通,凡是遇到官方缉毒船想要动他们,他们动起手来反而连缉毒船都干不过他们。所以,鸦片走私已经形成了从国外到国内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利益链”，从这条罪恶的利益链获利的,不仅仅有中外的鸦片走私商,就连经销商乃至包揽运货的歹徒,都共沾其利。

       同时，这条利益链所形成了的走私组织也完备得出奇:收贮有长年停泊在伶仃洋面的趸船，卸货的有伶仃岛上的舢板，运载有专供走私的“快蟹”“扒龙”,包销有以开设钱店为名的“大窑口”,还有零星销售的许多小窑口;还有以包庇走私为生官方巡船做保护伞。鸦片走私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做的,并且常常是在那些经常进出于停泊处所的缉毒船眼前干的。正是在这套完整的走私组织包揽下,鸦片输入量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增加。不久,鸦片贩子又增开了金星门和急水门2个新据点作为是船的停泊点,冬季停泊伶仃岛,当西南季候风来到时,则移泊金星门和急水门。直到1839年林则涂到广东禁烟之前,这里一直是鸦片的集散中心。

       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是外海走私时期，同时也是鸦片贩子亲自从趸船走私,在岸上向买主交货的时期，时间大约为1834一1839年。这一时期，也是鸦片走私最猖狂的时期。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结束了长达233年之久的对华贸易垄断权,使鸦片贸易全面向英、印私商开放,印度鸦片成了“自由物”,各路鸦片贩子云集印度东西海岸采撷鸦片金果,英国自由商人一变而成为在广州鸦片贸易的主角。尤其是早年在广州经营代理贸易业务发展而成的大行号，诸如英商怡和、宝顺洋行、美商旗昌洋行,此时实力大增,竞相投入鸦片贸易，当然也包括沙逊洋行在内。这批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的洋行从它们产生之日起,就与鸦片贸易结下不解之缘,走私鸦片对他们来说是驾轻就熟的故伎。因此,鸦片走私又象1821年以前那样在广州水道上出现,唯一不同的是此时在数量上己超过以往六倍。在走私手段上,一改前期那种先出售样品,委托经销人承销,凭单到趸船上提货的方式,而发展到赤膊上阵,外国鸦片贩子自己从伶仃岛趸船走私,在岸上向买主交货。据统计,当时30吨到300吨的鸦片走私船,在虎门外而有50多只,在内河里有30多只。从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面的花地,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了这种贸易的舞台。 

       这个阶段由于形势的变化,鸦片走私较之以前显有某些不同特点。

       第一就是走私范围扩大。猖狂的走私活动造成了鸦片在市面上供过于求的现象,与日俱增的鸦片贸易己难于在广州一口消纳。早在1823年,麦尼克行(1832年改名为怡和洋行)的马地臣就乘“尤金尼娅号”港脚船沿着东海岸北航至福建的泉州,首次开辟了新的鸦片走私线路。接着,1827年美国人福士指挥的“奈尔号”美国帆船也装载着鸦片驶抵厦门。至1831年,英国“杨上校号”鸦片船索性固定停泊在东海岸,作为与伶仃岛之间鸦片贸易的联络站。1832年,新组成的怡和洋行开张伊始即派“希尔弗号”鸦片快艇航抵北方沿海各口。据不完全统计,自1832年起,从黄埔、伶仃岛启航北上的鸦片船,先后有英船“阿米士德勋爵号”、“希尔弗号”,“杰姆茜娜号”,丹麦船“丹尼斯波格号”、“克隆斯伯格号”以及荷兰船“卡罗塔号”。这些鸦片船最远的到达辽东湾,在沿海奸商的串通下,以伶仃洋为中心，沿海路贩运北上。沿途又新形成一条“产业链”,甚至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一带的不法商贩，亲自开船到广东海面“进口”鸦片,使走私活动范围自广东以迄上海遍及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口岸。往返于伶仃洋面的鸦片走私船最为频繁,趸船也随之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走私贩毒已到了不可收抬的地步。

       第二就是鸦片飞剪船投入走私营运。当时的鸦片走私船,分为三类,即飞剪船、沿海航船和趸船。“飞剪船”顾名思义，就是说这种船有“往来如飞”之意。这种船相较于以前的船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逆季风航行,外国鸦片贩子一般将它用于从印度到中国的鸦片长途运输,回程多载运白银这种由禁烟而派生出来的禁止进出口的买卖物品。这种船是美国首创的,英国立即仿效利用它来竞争鸦片生意。例如怡和津行的“红色海盗号”和宝顺洋行的“水妖号”都是当时在中国沿海走私较著名的鸦片飞剪船。据记载,英国飞剪船“安东尼奥·佩雷拉号”于1837年12月9日从伶仃启航,12月30日驶抵印度加尔名答,仅用21天时间,创造了当时木帆船航速的最高纪录。飞剪船用于贩运鸦片,可节省时间,缩短运期,使在一年之中可多做几趟鸦片生意。它的出现意味着鸦片贸易竞争更为激烈,走私入中国的鸦片由从前只能顺着季风气候前来，然后下半年逆着季风气候返航变成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正常运营”了，走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由此又进一步大大地增加了。

       第三是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开始成为了鸦片走私船。外国轮船首次来华是伴随着鸦片走私船而来的。虽然飞剪船的出现给鸦片贩子带来了运载上快速、载重量大的便利,但是随着印度鸦片生产量的日益增加,比如说,1837年巴特拿和比纳里斯新收获的鸦片就有1900箱,麻刺土估计有22000箱,如何将印度鸦片按季节生产如期运至中国梢售,仍是突出而急待解决的间题。显然,光靠木帆船运输己不适应竞争的需要了,以蒸汽轮船拖带鸦片木船便首先被应用到鸦片贸易上来。1930年4月,英国“福士号”轮船拖带着装有840箱鸦片的“杰姆茜娜号”趸船从印度驶抵伶仃抛锚。这是在中国领海上见到的第一艘外国轮船,以后来华轮船渐渐增多。1835年另一艘轮船“渣甸号”驶抵伶仃后还闯入虎门,拟穿行于澳门、伶仃与广州之间。至鸦片战争时轮船已发展到二十艘。在外轮对华贸易航运史上,外国商人最先将轮船用于鸦片贸易,由此可见当时对华走私鸦片已经发展到了何种地步，你可以想象，假如如今美国把他们最新式的代表当今造船业最高水平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都运用到对中国开展鸦片走私上了，那是一种何等样的场景！

       总之,英国对华走私鸦片分为3个时期，共6个阶段，每个时期和阶段又互相交错，互为补充，而且彼此之间存在交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