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鸦片武林中的武当派与少林派——弛禁派与严禁派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是江湖就有门派。大清的鸦片武林就是一个江湖，如果说严禁派是这个武林中的少林派，那么，弛禁派毫无疑问就是这个武林中的武当派。
在鸦片战争以前，大清历代皇帝和中央各部及地方督抚先后发布过四五十道禁烟令，但是，鸦片非但没有禁绝，反而从东部沿海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入口数量从200来箱爆增至2万余箱……
眼看着Boss在上面累死累活，在下面的各级官员仍然一动不动；中央各部在上面激情澎湃，下面的百姓一声不吭，只是把吸食人数一个劲地推向新的高潮；各地方督抚在上面辛辛苦苦的，西洋夷人，尤其是英夷不但不配合，甚至连点反应都没有。面对这种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的“一桶浆糊”，大清当时的有识之士们，对鸦片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和反思。最后，有感于严禁派搞了100来年至刚至猛的“堵”字诀外功，不但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有点进入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当时的一部分人另辟蹊径，另立了一个以“疏”字诀内功为基础的弛禁派。
两派为了争夺征服鸦片江湖的“九阴真经”，进行了一场异彩纷呈的唇枪舌剑和龙争虎斗的华山论剑。
弛禁派的掌门人是时任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道光十四年(1834年),当时还在广东任按察使的许乃济,深感鸦片之害决非文告禁令可以禁止,却又想不出肃本清源的根本办法；与之相反，弛禁派另一大“智多星”，许乃济的一个“老同学”，名叫何太青的，拎着“隆中对”，却又找不到“识货人”；合该两人是五百年修来的“猿粪”，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两人无意中聊起了鸦片，许乃济大发了一通“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牢骚，何太青就此趁机向他进言说：鸦片大量输入,纹银出洋难以计数,仅此一项就使朝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除禁令,大力发动老百姓种植罂粟。把国内的罂粟和鸦片尽量搞得多多的，那样鸦片的价格肯定就会跌得烂大街；国内鸦片搞得多多的了，那国外进口的鸦片肯定就会变得少少的，没准咱们还可以抄洋货的老底，反过来向西洋鬼子出口鸦片呢。西洋鬼子一旦发现卖鸦片没钱可赚了,肯定会变得你用八抬大轿请他他都不来了,哪怕一两个不要命的浑球来了,咱们也给他征收百分之几百的高关税,那样这些浑球带来的鸦片也会变得价格奇贵无比,老百姓谁还会买他的？而他们带来的其他货物也一样，用关税整得他死贵死贵的，还要求他们只能以货易货，不许一毫克的纹银流出国外。不出二十年,鸦片大量进口的问题将不禁自绝，纹银流失的问题也将不攻自破。
许乃济听后，深有“相听恨晚”、“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于是当场请弛禁派的“妙手书生”——他们的另一个铁杆吴兰修(吴华)，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饵害论》,主张用“权变之术”,命令外国人照旧按照嘉庆之前那样，以药材的名义，缴纳关税后进口鸦片,然后交付给洋行，由洋行拿一定数量的茶叶跟洋鬼子兑换;同时规定内地种罂粟的，不但不禁止，还从种子、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不久之后，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贡两大封疆大吏听到了这哥仨的“锦囊妙计”，对此佩服得如同滔滔江水，不由得五体投地了，均对这一新方案表示了10000%的赞同,认为在严禁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此法至少可以解决白银大量外流的问题。但当时朝廷禁烟决心未变,卢坤等未敢将此议贸然直挺挺地上报中央,只写了一个名叫《粤士私议》的附件，夹在对道光“将充船设法驱逐”谕令的复奏中送了上去,婉转作了试探。
《粤士私议》的主要内容大概如下:鸦片泛滥,白银巨损,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属下经过广泛听取民情民意,觉得有人提了个还有点意思的主意，建议咱们继续按照以前那样,允许外国佬合法进口鸦片,咱们对他继续收关税,只不过要以货易货,使洋鬼子不能以鸦片这些玩意儿,顺走咱大清的纹银;同时取消内地对种植罂粟的禁令,允许国内大力发展罂粟产业，使鸦片产能能够自给自足,这样洋鬼子就没多少捞头可赚,纹银仍在国内打转转,不会溜到外国佬腰包里了。
卢坤满以为武林盟主道光帝看到这个建议以后，一定会给他打一个大大的“√”，没承想道光盟主这个心机婊看了这个私议后，不置可否，啥也没说,既不打板子，也不当众表扬。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835年,道光盟主不知道哪根筋接错线路了，突然下旨废除了每年年终全国各分舵都要搞一次年终禁烟情况的总结述职报告的制度。卢坤等一大批弛禁派绝顶高手认为这是道光对禁烟丧失了信心,于是对弛禁的想法更加坚定了,从而开始形成了一个弛禁派，这个门派虽然是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可里面的人物可是成色十足：里面有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兼内阁大学士琦善，前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贡以及后来投诚到严禁派的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等，每一个都是拉出来就能压千斤的重量级人物。
1836年,弛禁派接连上了两个奏折,明确提出了弛禁的主张。第一个奏折是湖广道武林高手——监察御使王用所呈,也许是王用的弛禁大法没修炼到家，使得这篇奏折对弛禁的理由讲得不充分,而且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事隔不久,弛禁派掌门人许乃济再呈两折,分别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该两大奏折集弛禁论之大成,对弛禁的理由作了充分的陈述,其主要论点如下:
一、鸦片走私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在乾隆朝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现如今以盟主令大力严禁,造成广大走私西夷高手不敢公开交易,只能私底下偷偷地用纹银私售,从而造成每年顺走我中原武林白银一千万两以上，进而导致中原银贵钱贱,以前纹银每两换制钱千文上下,近年则换一千二三百文,而且银价有增无减,危机越来越深重,严重影响国计民生。因此,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先解决白银大量外流的现象！而这一问题,事实证明了光靠严禁派那种至大至刚的严禁外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二、百余年来的严禁派的搞法，不但证明行之无效,而且流弊愈来愈大！有人认为禁烟之所以效果不大,是因为查禁不力,许掌门人认为,查禁愈严,流弊愈多，毕竟法令这玩意儿,只能防好人，不但防不了坏人,很多时候反而还被坏人所利用，法律搞得越严,不法之徒就越加大对各级官府的贿赂，使用的计谋也就越狡猾多端……其根子就在民不畏法，奈何咱们以法惧之？与其以法惧之，不如以利诱之！更可恶的是，有些水匪海盗，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至于肆意栽赃讹诈的情况,更是随处可见,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此等流弊,都是严禁派造成的;
三、关闭海关这个孬主意实在是损得不能再损了，决计不能采用了。有人以为闭关可以解决这个危机,此法实在不妥。首先,与西洋诸国通商,不能因为英吉利这一颗老鼠屎坏了其他所有西洋人的汤，不能因为英吉利一个跳梁小丑就影响他国;其次,倘若闭关,沿海数十万人之生计如何安排;再次,想闭关也闭不住,夷船可以在数万里海岸线上随处销售货物,难以驱逐;
四、改为弛禁才能有望最终完成防止银漏并最终阻止外国鸦片流入的大业！具体操作办法如下:（1）恢复鸦片公开按药材纳锐进口这个做法,但只准以货易货,这样每年可省中原千金万金白银之偷漏;(2)不准官员、士子、兵丁吸食,至于民间平民百姓，不知好歹，要自寻死路，去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3)准许内地栽种婴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直至无利可图,外国鸦片便会不禁自绝。
五、他同时还强调说种植婴粟不会影响农业,在南方婴粟二三月开花结实,收浆后仍可春播,并且中原土性和平,一旦大量种植罂粟之后，鸦片价格必然会比大白菜还便宜,而且国产吸食鸦片，副作用远比进口鸦片低,上瘾者容易戒除。
从许掌门人上述奏疏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弛禁并不是要支持吸食鸦片,而是在鸦片严禁不止的情况下,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它不断严重恶化,倒不如采取变通的弛禁办法,这样,首先可以解决银漏这一大难题。关于官员兵丁,他在奏折中强调不在弛禁之列,仍需严禁,倘若这一条得以实现,则官僚和士兵因吸食鸦片造成的腐败和战斗力减弱的问题也可以避免。至于民间吸食者,许乃济在奏折中认为他们不是好手游闲的社会渣滓、就是不足轻重的无用之辈,甚至有些变老了的七老八十的坏蛋也吸食,这些人死有余辜，即便死干净了也对国家无甚害处。而关于胥吏巡船因鸦片走私而受贿、匪徒以搜查鸦片为名讹诈行劫之事,一旦鸦片解禁,走私则必然不再存在了,胥吏自然就无贿可索,匪徒亦自无借口再抢货扰民。
许主持人的这个提议，遭到很多大臣的抗议。当然，有的官员确实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对朝廷的大局考虑，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官员是出于自己的私心：姓许的，你说啥？只让老百姓吸，不让俺们吸，俺们就不是人吗？俺们每天工作不辛苦吗？
支持的和不支持都有，道光也拿不定主意。也许因为许乃济的奏折有一定道理,一贯坚持禁烟的武林盟主道光帝随即将该折批转至抗鸦前线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那里,谕令他们妥议复奏。鸦片战争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几乎人人都有过“向后转”的经历：前一天还是弛禁派，也许后一天就变成了严禁派；前一天还是主战派，后一天就摇身一变成了主和派；前一天还是“厥功甚伟”，下一天也许就成了“其罪当诛”……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还是道光盟主意志不坚定、朝令夕改的，从而促使下面的人也都跟着朝秦暮楚的。这不？众所周知邓廷桢在道光最后铁定决心禁烟后是有力的禁烟派之一,但此时，早已经被鸦片搞得焦头烂额的他在接到道光批转的许大掌门人的奏折并认真研究后，也认为弛禁不无道理,于是会同祁贡及粤海关监督文祥联名复奏,说了一大通万事都应该从实际出发,都应该分清轻重缓急,要懂得抓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如果正向搞不定主要矛盾，反而还造成主要矛盾越来越严重，那么就要寻求变通，考虑反其道而行之的大道理。根据这些大道理、歪理，邓总督认为许掌门人所提出的弛禁变通办理,仍旧按照药材收税准许进口的办法,确实是“因时制宜”的好办法,并表示赞成许掌门人的意见，还表态说以后要是有西夷再携带鸦片到两广地面,一定照此办理，一概准许该夷商人报税入关。最后还特地强调，只不过咱们也有条件：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白银交易。而且还信誓旦旦地对天发誓说，如果照这个方法努力搞几年,肯定能够遏制白银大量外流的问题,正本清源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许大掌门人提的这招。而且嘛,一旦改成名正言顺的收税，缴税花的钱远比贿赂各级贪官污吏来得少，如此一来，受贿纳贿的问题将不解自消……总而言之，弛禁派的提议好处多多，利在千古，功在大清，望陛下斟酌考虑，采纳许掌门人的建议。
除了赞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之外,邓廷桢等为了更“周妥”地推行弛禁政策,还进一步制订了弛禁章程九条，送呈给道光皇帝,内容如下:
一、输入之鸦片全数以货易货:
二、派遣巡船稽查,防止奸商以银偷买鸦片;
三、循嘉庆二十三年例,夷船剩银准其带回三成,最多以五万元为限;
四、鸦片与他种洋货一例交易,不设专局;
五、鸦片输人税每担正税银三两,火耗银三钱、分头银八分六厘;
六、鸦片价值,听其随时涨落,不必预定;
七、各省海船运销鸦片,须由粤海关印给执照,无执照者,船货没收;
八、取消民间栽种婴粟之禁令,以资抵制外货;
九、官兵士子吸食鸦片者斥革,民间贩吸不禁。
这九条章程实际就是许乃济主张的具体化,所不同的是规定得更加完备,更加详尽。据传言，邓总督猜想道光帝一定会将新措施颁布并施行于世,所以他谕令行商给夷商查顿及其他外商写信,告知他们，他本人已请求皇上废除鸦片贸易的禁令。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在报告中也说“他们要我们相信,为了保证不久将来实行的重要开禁政策,需要小心和镇静。”邓廷桢后来坚决执行道光的禁烟谕令,成为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的最得力助手,与林则徐同被公认为近代中国的著名爱国人物,然而此时他却明确支持许乃济的弛禁意见,他的这种态度是很值得注意的。
当时,主张严禁鸦片的官员仍占多数,许乃济的奏折呈送给道光以后,眼看着弛禁派这帮武林后起之秀耀武扬威的，严禁派的那些武林前辈有些坐不住了，若是继续让这些弛禁派猖狂下去，那咱们严禁派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于是，一大票严禁派高手纷纷表示反对，表示严正抵制弛禁派的嚣张做派，并不惜与弛禁派决一死战。
对弛禁派表示不满的典型代表就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和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哥仨分别上了三篇反对弛禁的奏折。
朱樽等人的奏折进一步坚定了道光皇帝的禁烟决心,朝廷内外再也无人敢公开鼓吹弛禁论。道光皇帝重申禁令,令沿海各省及内地努力扎实查禁鸦片。各地官员纷纷响应,采取切实措施,力行禁烟。道光十六年,湖南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县,先后缉获广东烟贩9起,人犯20余名,鸦片烟3000余两。同年年底,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4名。道光从山海关第一次拿获贩烟人犯,认识到奉天地方“亦有私贩奸徒,不可不严行惩办。”这一年,广东禁烟成效更显著。在两广总督邓廷祯领导下,认真采取禁烟措施,大力搜捕走私船,并和福建等沿海各省连成一体巡防堵逐走私船,致使鸦片在广东销不出去,在沿海其它省鸦片船也多被击沉。道光十七年,成为自禁烟以来取得成效最大的一年。英国的大鸦片商人马地臣声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l837年),我们的鸦片市场起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
中国禁烟取得的成效直接危害了英国政府和鸦片商人利益。他们不甘心失败,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广东及沿海各地进行鸦片走私活动。他们甚至在走私船上挂英国国旗以求庇护。鸦片走私达到猖撅无比的地步。道光十八年是战前英国输华鸦片最多的一年,共达40200箱,从中可估计出吸食者约为4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
清政府在开展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前,所实行的一系列禁烟活动都未取得明显成效。鸦片屡禁不止。导致这种情况存在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腐败的吏治是禁烟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各海关的文武官员将弁中的许多人徇私枉法,从中获得大量贿赂。当时广东的情形尤为严重,“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讯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官员由于受贿而隐瞒、包庇鸦片贩子,这样使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地方官除了“得规故纵”鸦片贩子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官对禁烟并不认真,对“鸦片烟事”经常失于察觉。道光已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他在道光三年颁布的《酌定失察鸦片烟条例事上谕》中规定:若地方官由于失于察觉而禁烟不力,则按其烟斤多寡,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官吏的腐败直接破坏了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禁令,致使许多禁烟法令形同具文。第二,道光十四年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从此开始了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疯狂的鸦片走私阶段。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刺激大鸦片贩子无视清政府的禁烟令,冒险贩运。
越来越严重的鸦片危机,迫使清朝内部的一些严禁派官员继续寻求根治鸦片之策。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放出了严禁派的大招，呈送了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系统地向道光陈述了他的严禁观点。黄爵滋是严禁派的掌门人,他在该奏折中主张首先重治吸食者,由皇上严降谕旨,规定自今年某月某日起,到明年某月某日止,给一年的时间让人戒烟,之后如有人仍在吸食,则一律处于极刑。此外,黄爵滋在奏折中还提出,对于通都大邑,往来客商,责成店铺监督,如有容留吸食鸦片的,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期吸食者,应照常人罪加一等；至于官员的亲戚、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员也应当一并严加治罪。他认为只要对吸食者以死刑相威胁,并对有关者实行诛连,就可以断绝烟祸。
林则徐在内的其他严禁派一致认为禁烟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拔本塞原，中策是严刑峻法，下策是避重就轻。鸦片本身出在印度和中东，拔本塞原有点鞭长莫及；只能采取中策；而许乃济提的乃是下策。
道光本来在看了许乃济的奏折后感到弛禁似也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但现在看了朱、许、袁等人特别是黄爵滋的反弛禁折后立场又动摇不定了。
黄爵滋和许乃济是对待鸦片问题的两个极端，一个很暧昧，一个很决绝。同样黄的建议一出，朝堂上的正方和反方又是一番激烈的讨论。这两拨人已经吵成了一锅大杂烩，两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乱乱糟糟一大片。道光皇帝一看情况不妙，如若再不制止有爆发肢体冲突的隐患，这是我的朝堂，可不能变成你们的灵堂了。于是大手一挥，示意停止，老大发话了，大家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道光不愧是清朝的老大，盟主的能力确实不一般。他说道：不如这样吧，还是先谕令各省将军、督抚，看看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常年工作奋斗在一线，比我们更了解情况。
对此，禁烟派表示同意，反对派也表示没意见。关于怎么对待鸦片这个问题上，只能再次搁置了，坐等各地官员的意见。
于是道光将黄爵滋的奏折转给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直省各督抚,要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结果这篇奏折在全国封疆大臣中掀起了广泛论战。半年之内,有29位大臣遵旨向道光帝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对黄爵滋的主张，有1人表示朝廷套路深，说自己搞不懂，明确表示要弃权。其余28人，个个都是心明眼亮的，大家都在看道光帝的眼色行事，眼看道光帝下发了盟主贴，大家都支持禁烟派了，只是：表示完全赞同的只有7人,其中4人表示支持靠武力严禁，比如说湖广总督林则徐、湖南巡抚桂良支持黄爵滋的观点,陕西巡抚富呢扬阿主张应首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云贵总督伊里布主张应严惩造卖贩卖之人,江西巡抚裕泰主张应重惩海口接引商。而余下21人则持不同意见,占了绝对多数,其中同样包括两广总督邓廷桢。这21位持不同意见者是:盛京将军宝兴、山东巡抚经额布、山西巡抚申启贤、黑龙江将军哈丰阿、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护理湖北巡抚张岳裕、吉林将军祥康、陕西巡抚富呢扬阿、槽运总督周夫爵、贵州巡抚贺长龄、江西巡抚裕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云南巡抚颜伯煮、陕甘总督瑚松额、云贵总督伊里布、广西巡抚梁章拒、福建巡抚魏元乡嗅、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闽浙总督钟祥。这21位大臣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反对对吸食者一律处以死刑，具体意见又各有不同,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下列两大方面:第一,吸食鸦片者能戒的只是少数,若按黄爵滋的方案执行,被处死的将不计其数,到时候会杀人盈野、流血漂橹、诛不胜诛，有失为政之大体。如宝兴认为,若谓对吸食者一律论罪,恐怕会诛不胜诛。经额布认为,将吸食鸦片的人都拟以死罪,而兴贩之犯转从轻典,不特轻重例置,且吸食者众,诛不胜诛。第二,妥善的办法应是多管齐下,多种措施并举,综合治理,逐步解决。在当时清朝的官僚中,象上述21位大臣这样的高官是完全不吸食鸦片的,因鸦片走私而受贿之类的事情也是与他们几无关系的,他们不同意黄爵滋的主张,反对严惩吸食鸦片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此法确实欠妥,难以实行,因而应从其它更为妥当有效的途径来解决这一大难题。
这21人持不同意见者，我觉得也是考虑问题考虑得比较深远的，因为他们只是不赞成以死刑处置烟民，因为依照嘉庆二十年（1816年）颁发的《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军民人等吸食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侍卫官员吸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内廷太监吸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为奴。这样的刑罚已经够严厉了，如果按照黄爵滋那种激愤的言辞所表达出来的酷烈手段处理，以死刑禁烟，就意味着天下要大兴大狱，而全国的瘾君子总人数多达几百万，直隶、两广、两江、湖广……每个省都有近百万，如果抡起鬼头大刀，杀到流血漂橹、尸骨如山，也未必杀得干净！再加上这些瘾君子都上有老，下有小，有七亲八戚，连带起来，其伤害的人数将达到亿计。即便杀得全国十八省，村村披麻，家家戴孝，全国城乡一片白汪汪的，时时闻敲锣打鼓之声，处处有钉棺材板的叮当声，天天鬼哭神嚎的，也未必能解决得了问题，如此杀人如麻，搞不好还会激起民变，没准辛亥革命提前爆发都难说。而且，无论是谁主政，执政者这个酷吏的臭名肯定是首先摆不脱的，国家也有酷政之实。再者说，依照《大清律》，承平时期，府县州道及各省封圻都没有生杀之权，只有皇上有勾决权，但凡判人死刑，都要先由府县州道初审，然后送交各省按察使司复审，按察使司认定当杀的，再把案卷材料移交给刑部，然后刑部会同大理寺、都察院三堂会审，散发司审核过后，再交给皇帝亲自勾决，即便一个普普通通的杀人案卷，其材料都已经半尺高了，程序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繁琐得要命，道光皇帝没有鸦片吸食者的案卷操劳，都已经忙不过来了，每年再增加论百万的死刑犯案卷，从皇帝到各府县州道都忙不过来，那岂不又要凭空增加无数冤案？
但是，另外那8人支持对吸食者处以死刑的，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禁绝鸦片的根本就在于无人吸食，无人吸食了自然就没有销路了。照他们看来，给吸食者一年的戒除时间，国家又研制戒烟药丸，如果多管齐下，一年后还吸食的，那就只有像黄爵滋说的，统统杀掉了。他们认为黄爵滋是用心良苦的，因为《查禁鸦片烟章程》那么严的处罚，都没能让烟鬼们悔过自新，唯有立怵心之法，才能让瘾君子们心生畏惧。黄爵滋的支持者，还给他的方法取了个名字，叫辟以止辟。以期杀一儆百，以高压态势根除鸦片泛滥。
朝中大臣，以及各地封疆大吏，都风向一转，跟着变成了禁烟派（不一定是严禁派），轰轰烈烈的严禁派与弛禁派的华山论剑落下了帷幕，严禁派取得了全面的压倒性胜利。
后世许多人对弛禁派大加批判，认为他们只是一心想着巩固满清统治，而不管中华民族的死活；说他们只着眼于挽救满清财政危机，而弃置广大老百姓于不顾，是一种极端短视的残忍行为。其实，我个人认为不能以“事后诸葛”的眼光，扛着40米长的道德大刀，胡乱对着弛禁派挥出3.1415926米。要设身处地，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对弛禁派的爱国苦心给予充分肯定。因为：
第一,弛禁派的弛禁主张并不是让鸦片完全无限制地泛滥,而是为了杜绝走私和防止白银外流不得不作出的一种保车弃卒、亡羊补牢的做法。在入口方面,主张把鸦片与其他货物一样,入关报税,虽不必设局专办,但必须一体交与洋行,说明还是有一个统一管理机构；在交换方面,只许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不得用白银买鸦片；在贩运方面,必须要持有粤海关发给之执照方可畅行,不得擅自和自由贩运；在吸食方面,文武员井兵丁士子仍列入严禁之列,不是任何人均可自由吸食；在种植方面,他们鼓励、提倡国内种植罂粟，目的也是以土烟抵制洋烟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土烟因价格、性能等方面的优势会在竞争中将洋烟击败,从而使洋烟不禁自绝,此外,种植婴粟必须以不妨碍水稻种植为前提,并只限于丘陵贫窄之地。总之,弛禁主张的各种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鸦片的泛滥,只允许鸦片正当贸易,不得私售。
其二,弛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杜绝纹银外流,增加财政的收入。这一点首先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大量的鸦片换走了大量的白银,所以,防止白银外流是当时统治阶级、有志士大夫们的共同愿望。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廷桢等人主张弛禁,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以为允许鸦片正当入口和贩运则可防止走私漏银,即以正当公开的方式来替代违法走私,一切必经管理部门进行,其次,明确规定不准用银购买鸦片,以及洋船不能携银出口,节制纹银外流,再有,批准鸦片报关纳税入口,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对此,马克思曾作过分析,认为如果清政府将鸦片抽税入口,那么在1830年国库便会得到385万元的收入,在1837年则能得到加倍的收入。正是就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称许乃济为当时中国最出色的国务要人之一。所以说,防止纹银外流,增加财政收入是弛禁主张的最终目的。就这一点来说,与严禁派是相通的。
不少人以为弛禁派既然主张弛禁鸦片,在行动上必然与禁烟运动针锋相对,反对、破坏禁烟,其实不然。
就拿弛禁派一等一的高手邓廷桢来说吧，前面说过,邓廷桢是弛禁主张的拥护者,其积极态度甚至超过许乃济,但在道光下决心禁烟后,他却与林则徐一道在广州查获了大量鸦片并彻底销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力的禁烟人物之一,这些事实已为大家所熟知,兹不赘述。即使在道光下决心禁烟前,由于弛禁主张未获谕允,所以邓廷桢在行动上也同样是坚决查禁鸦片的。比如说道光十六年(1836年),英吉利商人用趸船装运大量鸦片进入广州海关,邓廷桢禁止不许进口,而且放出话去，要是洋船不离开,要对其进行驱逐出境；同年,他还在大屿山口拿获私运有纹银二万两的蟹艇1只,接着又在急水洋截获用于走私的白银28000余两；道光十八年(1838年),邓廷桢在广州拿获兴贩鸦片的窑口4座；在同年的一个晚上,他又派员在广州逐户进行搜查,捉拿了2000多名吸毒和贩毒的罪犯。邓廷桢还将广州城内的9名外国鸦片贩子驱逐出去。在他的严厉查禁下,禁烟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邓廷桢并没有因为赞同弛禁主张而放弃禁烟活动。
弛禁派的另外两大好手卢坤和祁贡也跟邓廷桢一样，并没有因为赞成弛禁而对禁烟活动阴奉阳违。卢坤和祁贡为政都较为清廉,在禁烟问题上他们虽主张行弛禁变通之法,但在行动上也均能遵照朝廷的禁烟法令,设法缉拿走私,严堵鸦片,加强海防。道光十二年(1832年),卢坤接任两广总督后,即革除旧弊,裁掉包庇鸦片走私的巡船,并调两湖将弁,来广州训练营伍；后又奏筹堵洋船章程,责成水师提督派舟师官兵,实力稽查堵截；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1834一1835年),他接连多次拿获鸦片走私犯,截获烟土,按治窑口；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领事律劳卑率舰入侵虎门,进迫黄浦,要挟多端,卢坤严加拒绝,并设方略扼其归路,断其接济,集水陆师临以兵威，将英舰驱逐出口，事后又增筑炮台加强海防，备御外患,直至1835年9月病逝。祁贡在广东任职期间亦尊旨严厉禁烟,打击烟贩,同时修虎门炮台,重兵防守,并且用学正曾钊之策,设险狮子洋,北遏夷船闯入。又檄谕属县,团练南海、番禺、顺德、东莞、花县、龙门、从化、清远土著民为七社,不费官币一钱,而轮戍虎门诸台二千人有奇,听调五万人有奇,建仓储谷十万石有奇。其禁鸦片强海防的业绩也是比较突出的。
至于弛禁派的两外两大泰山北斗琦善和穆彰阿，则是比较复杂。因为在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中,琦善和穆彰阿均被划为弛禁派、投降派。实际上,他们两人在鸦片战争期间成为十足的主和派是不争的事实,但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禁烟问题上,尽管他们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鸦片输入的严重危害还是清楚的,对烟毒是深恶痛绝的,因而禁烟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先说琦善,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任直隶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制定在天津查禁鸦片的《稽查天津海口章程七条):(l)闽广出洋商船,由原籍厅州县给与票照,来津进口,向文武衙门呈验申报,以备稽查;(2)商船往返外洋,所带军械,进口后呈交大沽营守备营暂存,以重海防;③商船进口,节节稽查,以防偷漏;(4)商船应令停泊空处,不准挨近民房铺户,以杜句患;(5)查验货物,逐加签探,以防夹带;(6)海河两岸居民铺户,暨天津府城外行栈店铺,应立牌保,以严纠察;(7)上海沙船,天津本处商船,应一体搜查,以杜接运。琦善制定这七条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严防鸦片从天津流入。而在这一期间,他在查禁鸦片方面也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在天津拿获的烟贩和缴获的烟土,比当时林则徐在湖北、陶澎在江苏所缴获的要多得多。至于穆彰阿,在禁烟的讨论中,当众议纷纭之时,是他奉旨主持制定了《查拿鸦片章程三十九条》,经道光帝批准转发各省执行的这个章程不仅把严禁的主张具体化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也吸收了其它一些不同的建议,具有综合治理的特色,其所起的禁烟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穆彰阿还先后奉旨议奏了数十个全国各省各海口的禁烟具体章程,都是本着从重从广的精神,推行多管齐下的整治烟祸的措施的。
最后,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尽管弛禁派提出弛禁主张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此举解决白银大量外流的问题,同时避免胥吏水师因鸦片走私索贿受贿加剧腐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主张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救国之策,即使当时道光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也肯定解决不了纹银大量出洋的问题。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迫于英国的压力,允许英国鸦片合法进口。为了抵制外国鸦片,在一些大臣的建议下,清廷终于准许民间种植婴粟,可结果是国内鸦片产量逐年增长,而国外输入的鸦片每年仍不下几万箱,白银外流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至于腐败问题,那更是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克服的痼疾！更为重要的是,放任民间种植、吸食鸦片,这种主张不管怎样说都是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所严重相悖的，即便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放任四万万人民堕入鸦片毒品的罪薮，建立在这种罪薮基础之上的大清帝国焉有独存之理，哪里有基础垮了而大厦巍然挺立的可能？
长期以来,人们囿于弛禁就是放松或解除对鸦片的关禁,就是让鸦片无限制地泛滥的观点,因此,许多著作和文章都把道光中期鸦片输入增加归咎于弛禁主张的提出。这是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的、缺乏具体分析的简单推断。首先,弛禁主张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未为道光帝采纳,因而没有付诸实施。在许乃济之前,弛禁主张只是在酝酿,未正式提出。至许乃济正式奏请弛禁后才引起道光帝的注意,旋令邓廷桢等驻粤大臣商议。但弛禁之议一出,则马上遭受满朝公卿反对。在邓廷桢等人草拟弛禁奏折时,其门下诸士如主讲越华书院的陈鸿屏、南海人李可琼等人就力谏阻止,提出“(弛禁)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持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当邓廷祯奏折呈递的一个月,便有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人站出来反对。随着形势的发展,作为弛禁派主要代表的邓廷祯已渐渐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转向严禁,并在广东进行了一系列禁烟活动。至道光十八年,道光帝令各省督抚讨论黄爵滋奏折时,大多数封疆大臣力主严禁。最后,道光帝下了禁烟的决心,罢了许乃济的官。从上述的过程可知,弛禁主张根本没有批准实施过,这就很难设想它会带来多大的后果了。
其次,从鸦片的输入情况来看,1836年为34776箱,1837年为34373箱,1838年为40,200箱。这里,我们可对比一下,许乃济、邓廷祯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请弛禁的,到次年(1837年),鸦片的输入不但没有大幅度的增加,反而略有减少;到1838年才有较大的增长,而此时邓廷桢已在广东开展了禁烟活动,林则徐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赶赴广东禁烟了。可见,弛禁主张也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第三,即使鸦片输入在弛禁主张提出后有所增加,也不能归因于弛禁主张,而只能从鸦片烟贩的贪婪本性及英、印政府的政策方面寻找主要原因。马克思就曾提醒过我们应注意两个事实:第一,从1836年起,在英国对华输出贸易的每个发展阶段上,偷运的鸦片贸易之份额不断增长,第二,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中纯粹经商取利的利害关系逐渐消失,而英、印政府在这种非法营业中以税收为目的的利害关系却随之增大了。巨额的税收收人,使英印政府大力鼓励鸦片贩子的走私贸易,这才是鸦片输人逐年增加的奥秘所在。
有人说：江湖的精彩就在于，江湖永远会有奇迹发生！随着弛禁派与严禁派的第一轮华山论剑落下帷幕。最终，裁判员兼武林盟主兼华山论剑主持人道光亲自下场作了评判，鉴于严禁派武功卓绝，取得压倒性胜利，本次华山论剑，盟主判决严禁派胜出!同时，也希望弛禁派败不馁，继续再接再厉，争取下次华山论剑取得胜利（至于第二场比拼，要等鸦片战争打完以后，才又戏剧性地以弛禁派暂时胜出收场，此是后话，此处暂时不提。）而道光更以他的行动加强了他的态度,他明令嘉奖了在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知县郭魏辰。此外，道光帝还把弛禁派主持人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勒令退休，表示与鸦片不共戴天！一位朝中大臣因为上了一份不合圣意的折子，被大加惩处了，明白人都看出了皇帝的心思。
至此，轰轰烈烈的鸦片大讨论，最终以严禁派大比分领先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