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林则徐临危受命
1836年,弛禁派主持人许乃济上呈《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这篇弛禁派最高心法起，到1838年6月道光皇帝最终确定下了严禁的主基调止，轰轰烈烈的严禁派与弛禁派的华山论剑终于落下了帷幕。
如果说之前的禁烟运动还真真正正仅仅就是运动，只是谕旨初下的时候如罡风厉雨，各级官衙都闻风警动，一旦空气稍转霁和，就一切死灰复燃，走私的照常继续走私，开窑口的继续开窑口，吸食的继续吸食，贪污的继续贪污，受贿的继续受贿的话。那么，从此之后，自道光帝以下，全国这次是动真格了，各地真刀真枪地陆陆续续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禁烟运动。
而且，道光帝之所以挨到现在才腾出手来挤鸦片这个脓疮，主要是道光上任之初，就忙于戡定张格尔叛乱，好不容易于道光七年平定了张格尔叛乱，接下来几年又忙于整顿漕运和治理黄河、长江以及京杭大运河的水灾，打赢了“治水”之战，湖南的瑶民又跳出来闹事，待到这些事情都搞定了，道光才可以一门心思地专注于整治鸦片问题，进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弛禁、严禁真理大辩论。
当时，道光手下除了中央首相级别的已故前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现任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先后出任过军机大臣卢荫溥、黄钺、文孚、松筠、长龄、玉麟、王鼎、蒋攸銛、潘世恩等之外，比较出名的大臣还有所谓的“四大疆臣，一大名将”，四大疆臣分别是陶澍、琦善、伊里布、林则徐（注意，这个排名顺序不能颠倒），一大名将就是平定张格尔叛乱时立下大功的果永侯杨芳，因为第一名将杨遇春已经寿终正寝，杨芳现在是当朝第一名将。
首当其冲跳出来做了禁烟运动开路先锋的是两江总督陶澍。在这里，我想我有必要费点笔墨隆重介绍一下陶澍。光绪初年，朝廷官僚中出了一个喜欢品评人事、议论朝政，以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为首的小集团，他们多出身翰林，崇尚气节，憎恶贪污，志存高远，被称为“清流党”。有人戏称为“青牛党”，其中，张佩纶、张之洞因好强争胜、恃才傲物，被称为青牛的两只角。张之洞呢，稍微有点历史基础知识的都对这位“清末四大重臣”之一的状元有所耳闻，而对张佩纶的了解则不多，其实我们只要提一下他的女儿，相信大家就会有兴趣了解了，张佩纶有个女儿叫做张爱玲。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二张在一起品评道光以来人才时，就把陶澍推为第一，其次到贺长龄，往下则是魏源，接着才轮到曾国藩，紧接着就是林则徐、蒋攸铦、琦善、胡林翼、左宗棠。而陶澍不但被推为第一，还被他们誉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还有人说他是“晚清人才第一人”。以二张眼界之高，亦称陶澍为道光以来中国人才第一人，比之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由此可见，陶澍在晚清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自己是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在他周围还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并培养和影响了其后更大批优秀的人才，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琦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是陶澍这棵“桃树”下的天下桃李！除此之外，包世臣、黄冕、冯桂芬、周济、程恩泽、陈世镕、赵绍祖等，都曾经是陶澍的佐幕僚属；王凤生、俞德渊、徐宝森、梁章钜、申启贤等曾是陶澍下属；龚自珍、汤鹏、邓显鹤、黄爵滋等文人雅士，也都与陶澍友好往来。至于陶澍的生平，敝人就不再赘述了。
在鸦片问题上，陶澍是坚定的禁烟派，是禁烟派的“疆臣之首”。相较于其他词不达意的严禁派，唯唯诺诺的“两面派”和见风使舵的“骑墙派”而言，陶澍旗帜比较鲜明，而且站得高、看得远，他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身心健康出发，指出鸦片危害的关键，首在外洋，重点在广东海关；重要的是，陶澍还是个“心动也行动”的实干家，陶澍派水师在江南沿岸巡逻，查禁烟土走私，仅1838年，陶澍在江苏、扬州、苏州、南京及上海东关等地就收缴了16000余两烟土，又令海船交出烟土41000余两，一共缴烟57000两，并且一并销毁，此举影响极大，后来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可以说就是陶澍销烟的放大版。陶澍的禁烟运动，是全国最早的大规模的禁烟、销烟行动，当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大规模的禁烟、销烟行动；除此之外，陶澍还向朝廷提出禁烟八策，力主严禁鸦片；陶澍还考虑到禁烟必须有军事准备，表现出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道光十四年正月，陶澍就上了《筹议巡洋会哨章程折子》，还在两江境内检查海防设施，加强水军训练。道光十八年十二月，陶澍又公布了《沿海州县港汊、村庄设法编查履勘章程》，以期努力整顿海防。而且只要陶澍表示赞同，其他各省封疆大吏的反对，就基本等同于“参考意见”而已！
陶澍虽然在鸦片战争前去世了，但是，在鸦片战争中坚决抗英牺牲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在台湾坚决抵抗侵略军的姚莹，乃至林则徐本尊，都曾是陶澍的部下，都受到过陶澍的栽培。
1838年12月，林则徐南下广州查禁鸦片。当时陶澍因积劳成疾已经病重请假，但是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全过程中，一直征询并尊重陶澍的意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陶澍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又产生了在具体事物上仿照、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想，从这一角度来看，他已开始突破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而开始萌发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新芽。
至于琦善这位四大疆臣的老二，虽然后来沦为了“弛禁派”“卖国贼”的代名词，但是平心而论，琦善在直隶的禁烟运动中表现的也是比较积极的，为禁烟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琦善在直隶饬议章程,严密查拿,尤其严加防范鸦片从天津海口流入内地。他多次上奏汇报禁烟情况,道光十八年的一份奏折中汇报了在天津海口拿获鸦片船,搜获烟土131530余两,起获烟枪107杆，此事稍后会详谈，此处暂且搁下不议；琦善在直隶一共缴烟16.3万两，仅次于邓廷桢在广东的缴烟数量，琦善把缴获的鸦片在天津校场附近一把火烧掉。琦善的禁烟行动得到道光的嘉奖。1838年9月，琦善主持制定了《天津海口禁烟章程》，这个章程的内容还是比较详实周密，可行性比较高的，林则徐在广东展开轰轰烈烈禁烟的同时，琦善也在直隶配合展开了严密的禁烟活动，他尽心尽力的查办，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四大疆臣之中，只有云贵总督伊里布因云贵地处内陆，鸦片泛滥较其他省份较轻，而且伊里布一直忙于搞定当地的少数民族叛乱，所以“仅”在云南先后缴获烟土22000多两,铲除婴粟花苗160O多亩，取得的禁烟成效略低之外，可以说在林则徐南下广东之前，无论是陶澍，还是琦善，他们的禁烟“绩效”都要暂时优于林则徐在湖广禁烟取得的成效。至于一大名将果永侯杨芳嘛，因为国家承平无事，禁烟活动暂时还没有他的份。
所有疆臣之中，禁烟最有力的当属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地区的禁烟活动。
由于广东是鸦片主要来源地,鸦片以惊人的速度从广东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所以广东在禁烟运动中一直走在前列。虽然在弛禁论一度盛行的时候,时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曾附合这一主张，但是后来在道光严禁态度的影响下,邓廷桢也开始大力禁烟。1939年，林则徐到达广东前，邓廷桢就已经查获鸦片烟案140起,捉拿鸦片烟犯345名,缴获烟土171600余两,烟枪600多枝;在省城外十三洋行洋面查获外国商船和鸦片12箱,共200多斤。道光十九年二月,邓廷桢在广西寻州府起获烟土4000余两,烟枪1000多枝，整个二月份，两广地区一共收缴烟土78880余两,烟枪8400多枝。
其他各省之中，闽浙总督钟祥在福建起获烟土125000余两,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两广总督邓廷桢缴获的171600余两和直隶总督琦善缴获的163000两，此外，钟祥在福建还拿获了烟贩30余名；四川总督宝兴缴获烟土32600余两；山西巡抚申启贤缴获烟土32000余两,烟枪15000余枝；山东巡抚经额布缴烟24000多两；盛京将军耆英也在道光一再晓谕下实行禁烟,搜获烟土50余两,烟具180多件。
当然，禁烟这种活动肯定是少不了我们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林大人的！眼见得大老板道光发了话，严禁派的林则徐投出了致命的一票，上了一道叫做《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的奏折，对弛禁派进行了最后的补刀，达成了对弛禁派最后压倒性的打击，也让道光帝吃下了最后的定心丸。
林则徐，生于1785年8月30日，卒于1850年11月22日，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福建侯官县人。
林则徐的出生，也跟前代那些明王圣帝一样，颇具传奇色彩。
有一种说法是传说在林则徐出生的那天，接生婆已经进门，此时他的父亲林宾日，刚从塾馆回来。当他知道妻子就要临产时，便急忙转身到集市上买了一些妻子产后的调养品，就很快回家。林宾日到家门口之时，正好时任福建巡抚的徐嗣曾巡视地方民情路过徐家门口。此时屋里正好传来了一阵婴儿出生时的呱呱啼哭声。因为孩子出生时，恰好徐大人也路过家门。林宾日就想着：孩子出生之际，有贵人经过自家门前，这贵人必然给孩子的一生带来福气。想到这里，林宾日便跪拜在这位既是儿子的恩人且又关心民生并深受福州地方民众欢迎的一品要员面前，再三致以谢意。
徐嗣曾则上前一把扶起林宾日，恭贺道：“你为我大清添了一个子民，应该是本官感谢你，本官特地在此向你表示祝贺！”
当徐大人走后，林宾日于是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叫做“则徐”，字元抚。其中“则”的意思与成语“以身作则”中的“则”的意思相同，即“以…为榜样”之意，“徐”，则是指徐嗣曾。因此“则徐”一名之义就是以徐嗣曾为榜样。“元抚”中的“元”，即为“首”或“第一”的意思。“抚”即指“巡抚”，毫无疑问是指徐嗣曾巡抚。林宾日以徐嗣曾这个榜样给刚出生的儿子取了名和字，既是对徐嗣曾这个亲民高官的赞许，同时也希望儿子成人后能当一个像徐嗣曾一样的高官。
关于林则徐的名字还有一种传说，在林则徐出生的那天夜里，在书房中等待儿子出生的林宾日正躺在椅子上，朦朦胧胧中梦到一只金光闪闪的五彩凤凰栖息在自家天井中的梧桐树上。据说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产前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麒麟突然冲进自己的怀抱，当他惊醒后，儿子林则徐便出生了。
由此，林宾日想到这两个梦均是好兆头，当即便联想到南朝梁文学家，并有“天下石麒麟”之称的徐陵。徐陵，字孝穆。林宾日于是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则徐”，并取字“少穆”，又字“石麟”。不过，此名中的“徐”指徐陵，“则徐”即是以徐陵为榜样。“少”，小也。“少穆”，即“小少穆”，林宾日用“少”和“穆”两字作为儿子的字，无非是希望儿子当一个小“孝穆”，成人后为官之时，为国要忠，为民要“穆”。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貌似都有道理，此处我们不做细究。只不过呢，虽然取了好名字，但是并未能改变林则徐小时候艰苦的家庭处境，因为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只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贡生，不得已做了个私塾先生，可以说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未中举前的范进，那年代的教师可不像现代的老师这么受人尊重，也没有现代老师那么好的待遇，再加上林宾日和陈帙一共生育了11个儿女，如此庞大的家庭，仅仅凭林宾日一个私塾先生那点微薄的收入，可以说是吃了上顿就没有了下顿了。
好在林则徐有一位贤惠慈爱的母亲，因为家庭生计困难，林母陈帙便亲自做一些女工剪纸之类小手工艺品来补贴家计，由于那年代重男轻女，中国大陆女子能够上学，还得等到几十年后的1844年，英国东方妇女促进会派出阿尔德赛女士在浙江宁波开办了第一所女校之后才行，所以林则徐的大姐也从小就跟他母亲一块学做女工剪纸之类小手工艺品来帮忙补贴家用。当然，虽然林则徐不用帮忙做女工，但是他每天都得捎带母亲和姐姐做好的小手工艺品到店铺去卖，然后后再去私塾读书，放学后又还得去店铺里拿卖小手工艺品得的钱回家。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生贫困的男孩子，往往都比较早熟，许多还志向比较远大，林则徐就是这一类。林则徐9岁时，有一次，私塾老师带学童们游鼓山，爬上鼓山绝顶峰时，一派天风海涛，令众学童兴奋不已。老师以"海"为题，出一上联："海到无边天作岸"，让学童们对下联。没多久，有位学童首先对出下联："山登绝顶我为峰"。这位“神童”就是林则徐。由此可见，林则徐从小便志存高远！
而林则徐确实也不负这豪言壮语，他在嘉庆九年（1804年），年仅19岁就中举了，要知道范进可是54岁才中举的，而且都还高兴到发疯去！林则徐也应了古人“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俗套，在成绩揭晓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河南永城知县郑大模之女郑淑卿为妻。当年十二月，林则徐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是次年（1805年）三月，第一参加会试的林则徐暂时名落孙山了。十一月，林则徐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走起了他父亲的老路，开始开班授徒。
第二年，也即嘉庆十一年（1806年）五月，张百龄出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无意中见到过到林则徐一次，就深为林则徐的才识所折服，给他做了许多免费广告，由此，使得林则徐在福建一时间声名鹊起。当年秋天，林则徐为了解决家庭生计，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给房永清同知担任大秘，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记录文书。当时厦门的社会风气败坏，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同知皆是贪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在此任上，林则徐初步接触到了鸦片问题，了解了烟贩伎俩，扩展了眼界。
嘉庆十一年（1807年）夏天，福建巡抚张师诚在巡抚大院办公室加班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份公文，是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送来的贺帖，其文采飞扬，构思新颖，书写的欧楷法度严谨，结体平正，通篇题材独具匠心，大大吸引了同样酷爱书法诗文的张师诚，最后一看署名，上面“林则徐”三个欧楷字恍然映入眼帘；张师诚赶紧命手下人调来厦门海防同知最近呈送上来的公文，把署名“林则徐”的通通浏览了一遍，发现其行文均清爽精妙，书写都非常的平正大气，每篇都精要简当，看得见多识广、眼里不容俗物的张师诚都禁不住连声赞叹：妙，妙，妙，真是妙啊！
求贤若渴的张师诚当即写了一份召帖，聘请林则徐来做自己的大秘。自此之后，做了省委书记兼省长大秘的林则徐家总算是彻底摆脱了贫困的生活处境。随后，林则徐跟随张师诚四年，深受其器重，并获知了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张师诚对林则徐则一直倾心培植，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可以说，林则徐成为张师诚的幕宾，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这一点，后来的左宗棠也颇有相似之处。
嘉庆十六年（1811年），27岁的林则徐考中进士。中进士之后的林则徐，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组织了一个宣南诗社，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起，林则徐先后外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任上整顿盐务、兴办河工、筹划海运，采用劝平粜、禁囤积、放赈济贫等措施救灾抚民。
后来林则徐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亲自实地查验山东运河、河南黄河沿岸工程，提出改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海以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
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当时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这个时候，林则徐的顶头上司就是陶澍，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陶、林二人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开启了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林则徐升湖广总督，这个时候恰逢轰轰烈烈的弛禁派与严禁派进行大论争的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参与严禁派与弛禁派的真理大争论之外，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的境况，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所有的支流湖泽，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38年，鸿卢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道光帝将黄爵滋的奏折下发给各地督抚，林则徐看出了道光帝倾向严禁派的意图，就积极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置“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
随后，林则徐又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这道奏折，力陈禁烟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让本来还有些举棋不定的道光皇帝最终坚定了禁烟意志。
1838年10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
林则徐对禁烟不仅立场鲜明，陈述恳切，措施具体，而且说到做到，见诸践履。他在武汉为中心的湖广地区，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
林则徐在武昌、汉口、汉阳和长沙等地开设禁烟局，派委得力官员，负责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在政策处理上，根据烟犯自首和戒绝情况，“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慝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
由于办事严正，举措有方，林则徐在湖广发动的禁烟活动迅捷奏效，战果累累。当时的汉阳是禁烟先进地区，1838年秋，在汉阳捕获鸦片犯朱运升，在其船上货厢内起获烟土1200余两、烟膏800余两。汉阳知县郭镜堂（觐辰）出于裕国保民之意，功令森严，恃法断案，多次拿获要犯，起出大量烟膏烟土，林则徐上奏朝廷，报功请奖。
汉口镇也掀起了一个查烟、禁烟高潮。禁烟局在汉口邱第祥栈房内，起获贩烟犯何日升烟土2070两、付桂芳烟土500两；在余万顺楼房内，起获范永某烟土720两、钟亚长烟土1250两；此外，又在已潜回广东的两个烟贩邹阿三留下的皮箱中搜出烟土2070两、冯奉金留下的木箱内搜获烟土980两；还在在逃的烟贩樊益某的夹层床内搜出烟土850两。
在禁烟高潮压力下，许多烟贩和吸烟者怀刑畏罪，自行投首，邵锦璋一人就呈出2000多两。至1838年7月，查获和自行呈出烟土共计12000余两，收缴烟枪1260多杆。后来，又进一步查获、收缴烟枪5500余杆。
湖南方面的查烟禁烟也收到了可观的成效。湖南境内查获烟贩10余个，收缴烟枪3540余杆。稍后，又迭次拿获大批烟贩，起获烟土烟膏3万余两，收缴烟具2000余件。烟土、烟具大批收缴之后，林则徐在武昌率同湖北巡抚及州县官，亲自验明，先用刀劈烟具，又用火烧烟土烟枪。即使是一些余膏残沥，也“拌以桐油，再行烧透，将灰投入江心”。
1838年10月27日（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十日），林则徐和湖北巡抚布政史臣张岳崧亲赴校场（校场在今武昌阅马场），带着部属查验搜缴鸦片烟枪1754杆，以及若干具烟斗烟具，随后统统槌碎焚毁，又缴获烟土烟膏共16768两，江夏（武昌）缴获的一律投入江心，汉阳缴获的暂时封存到藩库里。
在林则徐发动下，武汉三镇的通衢要道遍贴禁烟告示，官府和群众都行动起来查烟馆、抓烟贩、搜烟土、缴烟枪，有些知情的举发，有些犯罪的自首，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林则徐在湖广境内的缴烟数量仅次于邓廷桢、琦善和钟祥，位居全国第四。
如果历史就此刹住车呢，也许林则徐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不过跟此时的琦善、伊里布一样，停留在一个寻常好官的地位。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两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打断了历史本来的进程，把林则徐推向了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第一件事就是10月25日，爆发了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三大皇室宗亲在尼姑庵内吸食鸦片事件。
刚刚搞完弛禁、严禁真理大讨论，就在全国一片禁烟的呼声中，在道光帝准备对鸦片贩子和吸食鸦片者大力出手之际，道光帝的眼皮底下，京师东郊的灵官庙里，却爆出了皇族成员公然在佛门禁地吸食鸦片，被五城察院、风俗御史当场抓获的丑闻。道光帝愤怒之下，将首犯庄亲王奕窦削去了王爵。
首犯奕窦，时年30岁，生于嘉庆十九年，是第五代庄亲王绵课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十三。他母亲是绵课的侧福晋夏氏。他13岁那年，父亲故去，由他承袭了“铁帽子”庄亲王的王爵。道光八年，由于道光帝追论绵课生前办理宝华峪陵工不善之罪，将他降为郡王。
道光十三（1834年）年，道光帝过五旬万寿节时，对皇室宗亲大加恩赏，赏还了奕窦的亲王爵位。不过，他并未吸取父亲的教训夹起尾巴谨慎做人，反而沾染了鸦片毒瘾，经常前往灵官庙内吸毒。
灵官庙位于北京东郊，是一座佛教寺院。这里的住持是一个法号叫广真的女尼。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浸染到了这座佛门净地中来。广真绰号“广姑子”，身为僧尼，却不吃斋，不念佛，整天召揽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进进出出，把一座好端端的庙宇变成了抽鸦片、涉黄聚赌的场所。一些市井无赖混进于其间，不少纨绔子弟甚至社会上层的达官贵人也被吸引进去。广真倚仗这些人的势力，活动起来并不掩人耳目。
广真生日这一天，灵官庙热闹非凡，前来为广真祝寿的人五花八门，上至庄亲王奕窦、镇国公绵顺、辅国公溥喜等宗室成员，下至内务府郎中、刑部员外郎等政府官员，甚至已保送副都统的理藩院郎中松杰也不顾及远大前程，来凑热闹。
但见庙内烟火燎绕，喧哗嘻杂，广真里里外外忙着招呼客人，奕窦与辅国公溥喜躺在一起吸着鸦片，并由镇国公绵顺带来的妓女唱着曲，内务府郎中文亮、笔贴式通桂带来的妓女弹着弦。理藩院郎中松杰，身为一等司员，业已保送为副都统，即将上任，打听到广真的生日，也特地送来了香资，并听着妓女弹唱。还有几位官员，如刑部员外郎吉清、文庆，理藩院主事奎英，事先并不知道这天是广真的生日，只因平时与这里混得很熟，这天偶然闲逛到此，赶上了这番热闹，也坐下饮茶听曲。其他的人，有喝酒的，有猜拳的，大呼小叫，一片混乱。刑部员外郎庆启，因为衣服被水浸湿，前来庙里烘烤，看到跟前情景，也身不由己加入到这群人当中。
这些人吸烟的吸烟，听曲的听曲，正在哄闹之时，突然有人跑进来报告说，“王钰来拿人了!”众人闻听，吓得躲的躲，逃的逃。他们不知，此处早已为本城风俗御史所注意，于数天前密折参奏，道光帝已下令五城察院选调东城正指挥使王钰，随御史查拿广真。
眼见公安干警突然驾临，广真趁着慌乱逃脱，后被拿获。奕窦、溥喜吸食鸦片当场被曝光，文亮、通桂向差人编造假名希图蒙混过关也被识破。
灵官庙丑闻传开后，京城百姓拂沸扬扬，艺人甚至编出唱本传唱，影响极为恶劣。
案发后，道光帝于九月初四下令：“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在灵官庙吸鸦片，镇国公绵顺带同妓女赴庙唱曲，卑鄙无耻，分别交宗人府严议。”
为什么要分别交宗人府呢?因为吸鸦片与狎妓是两种性质的事，固然都属卑鄙无耻，但前者情节比后者要重。
案内的政府官员文亮、通桂、松杰，因“不知自爱，有玷官箴”，被革职发往热河，前程因此被毁。
刑部的吉清、文奇、奎英属于不自检束，被交部严议。到庙里烘烤衣服的吉庆也有不合规矩之处，照例议处。
对奕窦和溥喜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奕窦革去王爵，溥喜革去公爵，各罚养赡钱粮二年。已经被降过一回爵位的奕窦，由于此次鸦片丑闻，“庄亲王”的爵位终于没能保住。此爵后来由奕窦的族叔绵护承袭。
此后，道光二十三年，奕窦又因强娶民女为妻，被控犯法，发往黑龙江圈禁。
鉴于此案发生在京城，且内有亲王这样的高级案犯，这大大滴让道光帝感到内心出离地震惊！于是在九月九日发布谕旨，重申严厉惩处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政策。
没过几天，11月8日，琦善又上奏在天津一次性缴获了13万两鸦片。这是自1729年清政府颁布第一条禁烟令以来，一次查货鸦片最多的大案，而这些鸦片的来源正是广东。
这件事情本来是这样子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九月，风平浪静的大沽口岸停泊着两艘洋船，一条名为金允发，另一条名为金广兴。
水手们在甲板上或打扫或聊天，一如平常的商船。天津道道台王允中很疑惑，明明这两条船早已卸完货，为何还停滞在大沽口不走。他思忖，天津是闽、粤船只聚集之所，早有奸商夹带鸦片，希图牟利之事，而且天津在此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拿获多起鸦片烟案，共起获烟土二万九千余两。查禁的森严，导致奸商闻风畏惧，不敢起运上岸，但难保不在船内藏匿，乘隙偷卸。
王允中迅速派属下，严密探查。果然，不出他所料，手下回报说两条船上有可能夹带烟土，并未起运上岸。
九月初九，王允中便以查海口为名，赶赴两条洋船停泊的地方，威风凛凛的兵士们在河岸上一字排开，震慑着整个海口。兵士告知两条船说，怀疑两条船上有犯了大罪但是还没有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于是连哄带吓地欺骗这两条船上的水手，骗他们把船开到码头，然后来了个人赃并获。
水手们被骗上岸的同时，王道台还派人抄后路悄悄潜入了船舱。天津镇总兵刘允孝亲自带领十多名士兵，分驾小舟，由海上登船。先在金允发内搜查，并无烟土，随即靠近金广兴洋船，没想到金广兴上依然存留有水手，还一个个凶神恶煞般持械拒捕。刘允孝首当其冲，拔刀跃向船上，以武力逼迫船上的水手放弃抵抗。
果然，在金广兴洋船的后舱内搜获82大麻袋烟土，计重131536两，同时起获烟枪107支，新旧烟灯、烟锅、烟斗、烟盒等若干件。又在船内起获长杆刀矛14杆，竹火铳9根，虎叉2把，矛杆2根，箭89支。敢情这就是一只武装走私船！
后来，被抓获的水手邓缮招供，他们是广东三水县人，与南海县人佘晖、顺德县人崔四、福建龙溪县人郭有观，大家合股出本钱，在广州府城外水西街万益号通过香山县人李四，经手向外国船只代买了83担烟土，每担约1500多两，来到天津准备贩卖，正值查拿严紧，不能上岸，只得将糖货起卸，商量着把船驶往奉天西锦、南锦地方售卖。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停泊在大沽口观望的时候，就被一举拿获了。
一场缉毒战，以天津官府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此次查获烟土之多，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缉毒案件，连道光皇帝都为之震惊了。
当然，最初缴获鸦片之后，并非都是像林则徐在虎门那样用石灰浸蚀，然后销毁，而是用火烧掉。这种用火烧掉的方式不仅会导致鸦片融结成块，形成鸦片膏，而且还会有民众争相捡食这些熟鸦片。
而后，直隶总督琦善在处理这八十二袋烟土的时候，用了另一种方式。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天，他命差役用砖在教场附近垒成巨大的锅圈，安放上铁锅，在锅中熬上桐油，当桐油灼热至极的时候，便投入烟土，顷刻成膏。随后，再加以焚烧，鸦片膏在熊熊大火的反复焚烧之下，最后彻底变成了一对焦炭和火灰，彻底达到了焚毁的目的。围观的老百姓纷纷叫好称快。为“赶尽杀绝”，差役们还要将焚烧后的余滓揉碎，扬灰至海河里。
当然，一同被销毁的还有一并缴获的那107支烟枪和烟灯、烟锅、烟斗、烟盒等吸食物件以及另案搜获的广兴和盛同发等店铺的1040余件烟盒、390余件烟罐及若干烟具。
可以说，琦善干了虎门销烟之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硝烟活动!
受上述皇室宗亲吸食鸦片事件和琦善上报的百年来最大的缉毒案两件事情所影响，改变了道光帝对鸦片泛滥程度的认。此前，他还以为鸦片泛滥仅限于沿海地区和寻常百姓，而且各地接连不断传来的“喜讯”，让他误以为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有所收敛，鸦片泛滥情况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而这两件案件，让他猛然间觉得鸦片泛滥的程度不是已经得到有效遏止了，而是泛滥得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已经深深浸透了皇亲国戚。这让道光帝突然间觉得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广东全面禁绝鸦片已经是时不我待、刻不容缓了!于是，道光皇帝在11月9日这天下了一道特别谕旨——“着林则徐进京陛见”！
道光皇帝手下虽然说能臣猛将数量不多，但是也不少，为什么不派别人，而偏偏选择了林则徐呢？而且，当时邓廷桢已经在广东搞禁烟工作搞得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派林则徐去呢？
其实，一开始道光帝的心目中，首选的还是其最得意的那四大疆臣。首先考虑到的毫无疑问是两江总督陶澍，因为他政老练宽达；第二是直隶总督琦善，因为他办事果敢锐捷；第三才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因为他理政细密周到，第四就是云贵总督伊里布，因为他善于镇抚边务。其中陶澍在海口任职，已经处于中风半瘫痪状态，已几次给假调理，不能再勉为其难了；琦善在天津查禁鸦片事件未完；伊里布的长处是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且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还暂时离不开他；林则徐自然成了首选。
而且：
首先，林则徐是当时所有总督中唯一的福建人。道光皇帝非常清楚，要想真正把鸦片赶出中国市场，就必须有广东十三行的全方位配合，因为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行商更是直接参与鸦片贸易，利用其遍布全国的购销网络将外国鸦片贩卖到中国各地。摧毁广东十三行是不可能的，那将会导致清帝国的经济大崩溃，甚至连道光皇帝本人的收入也会大大缩水，因此只能软硬兼施说服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脱离关系，并且资助清政府严禁鸦片，这就要求当事官员能够与广东十三行建立充分密切的联系。自雍正以来，广东十三行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福建人，日常使用独特的闽南话。对琦善、伊里布这样的老北京人而言，闽南话几乎和英语一样难懂。此外，鉴于广东十三行与反清组织天地会的秘密关系，如果这位福建籍官员还具备对天地会的斗争经验，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仅凭这一条，道光皇帝就没有理由不选择林则徐，也只能选择林则徐。
第二，邓廷桢是地方总督，而如果另择一人，只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否则两头蛇，谁也指挥不了谁，而林则徐禁烟的态度和邓廷桢差不多，而且二人私交不错，二人不会在工作上产生矛盾。
第三，林则徐当时任湖广总督，管着湖北、湖南两省，与两广总督邓廷桢是“邻居”，就近南下方便。
第四条，就是林则徐的个人条件够坚实。能够淘净鸦片走私泥潭的人，必须是公正清廉、办事认真、有一定地位、能破除官场旧习而起衰振弊的民事长官，而不是一个统帅三军与“外夷”开战的军事统帅，更不是一个与“外夷”折冲樽俎交涉谈判的外交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林则徐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因为官清廉，恰是林则徐的优长。在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恶浊之中，他的操守，他的自律，有着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新。至于禁烟决心，林则徐正是首行者。当他收到道光帝要求对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的谕旨后，不待进一步的指示，率先动作，起获烟膏烟土1.2万余两。道光帝在上谕中称赞他：“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力查办，自可渐有成效。”
而且林则徐还具备以下三点品格：严于律己，办事认真，落实迅速。就说严于律己这条吧。道光十年（1830年），林则徐出任湖北布政使。还没到任，他就发出告示，宣布赴任途中一切费用自理，不许用公款迎来送往，更不许借机从中牟利，违者严办。道光年间，官场腐败，贿赂盛行，朝廷屡禁不止。在这样的环境里，林则徐能做到清廉克己，不讲排场，独善其身，确实难能可贵，给道光帝提供了一个官场榜样。而且，众所周知道光帝是自己都节俭到了成为“丐帮帮主”的人，他当然称赞林则徐“官声颇好”。至于办事认真呢，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被提拔为河东河道总督。他虽然表示自己是治河的外行，但朝廷仍坚持让他赴任。无奈之下，林则徐只好恶补治水知识，亲自督办河堤建设，逐一测算，“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道光帝是个守成之君。守成，就是守住祖宗的基业，最需要官员们认真办事，夯实家底儿，避免松动。林则徐这样的表现，当然令道光帝高兴，被皇帝称赞为“认真”“勤劳”。而落实迅速这条嘛，道光帝传旨讨论黄爵滋奏折的时候，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收到谕旨后，他二话没说，率先动作，捣毁烟馆，查获烟膏烟土一万二千两。道光帝称赞他“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力查办，自可渐有成效”。
由此看来，道光帝选择林则徐主持广东禁烟，是有其理由的。而后来林则徐在广东的惊世表现，也证明道光帝的眼光不错。若要派其他人去，很可能流为轰轰烈烈走过场。
那么，面对道光帝扔过来的鸡毛，林则徐就真的傻乎乎地直接当做令箭了吗？
后来道光皇帝连续八天找林则徐谈话，许多人说是对林则徐的恩宠，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林则徐对让自己单独去广东禁烟的这个任务有抵触情绪，道光皇帝不得不亲自耐心做思想工作。
早在抵达北京前四天，原本正在北京向道光皇帝述职的直隶总督琦善就专程南下迎接林则徐，两人在安肃县（今河北省徐水县）相遇，交谈了一整天。以琦善这个天下第一总督兼“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他能在北京等林则徐这个湖广总督，就有点自降身份了，他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屈尊降贵赶往北京西南仅100 千米的安肃县去提前会见林则徐，其实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授意，开一场预备会议，先行做林则徐的思想工作。传说，琦善当时告诉林则徐，皇上有意派他去广东禁烟，但是“勿启边衅”（不得因此引发与外国的军事冲突），林则徐不以为然，“漫应之”。其实，以事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想要收缴英国人的鸦片，又要不启边衅，根本就是一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主动权不在林则徐手里，也不在琦善手里，更不在道光皇帝手里，而是取决于英国人！
而且，道光帝的那句“勿启边衅”，除了要求不招惹英国人之外，还有另一层潜台词，那就是“你可别让朕掏银子！”林则徐可不是龚自珍那种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之辈，他在官场上磨砺了多年，八面玲珑，懂得规矩。他很清楚，道光皇帝和琦善正在给自己下套，自己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双方都希望严禁鸦片，此外并无共同诉求。道光皇帝授予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这是巨大的权力和无上的荣誉。可是，“天下第一抠门皇帝”道光根本不可能让户部和内务府拨一两银子的财政经费给林则徐。也就是说，林则徐必须得自费查禁鸦片，他为此能够动用的，仅有钦差大臣、左都御史、湖广总督这三份工作的工资和福利，加起来一年仅有几千两白银。即便再算上当时官场“正规”的各种灰色收入，充其量也就三四万两白银，而且需要在北京官场支付各种名目的感谢费，所余不过一二万两白银。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一万两银子供养一个普通官宦家庭还算充裕，但雇几位幕僚就很拮据，更别说给禁烟的官吏兵丁发放奖金、采购装备了。显然，对林则徐来说，自费查禁鸦片，是一个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果然，后来道光帝也确实没掏一个子儿给林则徐。所以，面对道光帝这种只想要马儿跑得飞快，又不给马儿一根草的“丐帮帮主”作派，他有抵触情绪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道光BOSS敬了林则徐8个小钢炮，他只能喝下这杯苦酒了，否则，道光帝敬过来的罚酒，那可能就不仅仅是苦酒，而是1杯都承受不住的毒酒了。所以，最后林则徐明知道是坑，也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跳了，说得好听点，就是林则徐总结的那句很到位，很识大体，很讲政治的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那么，接招后的林则徐，又是怎么拆招的呢？请看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