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钦差大臣林则徐

        1838年11月13日，远在湖北武汉的林则徐接到了道光帝要召见他的谕旨。他预感到朝廷可能会让他主持禁烟，虽然还不知道皇上的真实意图，但垂询鸦片问题却是必然的。所以接到圣旨后，他一面将总督关防事宜移交给湖北巡抚伍长华代为署理;一面让属下将各省有关禁烟章程拿来一件件查看，凡有借鉴价值的，都抄录备用。

       处理完湖北的善后事宜后，11月28日，林则徐启程进京，当时湖广官员都前来送行，林则徐与他们依依话别，尔后即从汉口北上。

       林则徐在进京的路上，写下了那道著名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这道折子里，就有那句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让人记忆犹新的名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2月22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林则徐抵达安肃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保定，在这里“偶遇”了琦善，并且举行了一次载入史册的会晤。两人谈至深更半夜才分开，在本次会谈中，林则徐向琦善推荐了一下琦善的一个手下，因为林则徐两次路过保定府，直接接触过不少直隶辖下的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到下面清河道、保定府以及清苑县的各级官员，对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有所了解。所以，在这次会谈中，林则徐直接称赞琦善的一个下属官员有大才，值得重用。然而琦善听了却内心十分不受用，不仅当面就露出了不悦之色，表现出桀骜的态度。过后，琦善甚至当众跟别人数落说：“我属下的人有没有才，我能不知道？用得着别人来教我、提醒我？”林则徐也许只是无意提到琦善的属下的，但是这触碰到了琦善的私处和痛处，让琦善觉得林则徐在质疑他用人不当，没有发现人才的眼光，使得琦善非常不愉快。

       当然，对于两个国家栋梁级人物来说，一点点小小的意见分歧，那是无关大雅的。关于勿启边衅的忠告，才是两人会谈的真正重点。当时清政府与英国殖民者关于英方非法向我国输入鸦片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道光皇帝让南方的封疆大吏林则徐奉旨进京陛见，大有“问计”的味道。而这种敏感的时候，琦善却告诫林则徐要“勿启边衅”，这点很是耐人寻味，而林则徐的“漫应之”，又更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反正我是没看懂！

       许多人都说琦善这是嫉妒林则徐，怕林则徐一朝得势。琦善是否嫉妒林则徐我看不出来，但是可以判断的是，这个时候，林则徐已经有些目中无人了，所谓的“漫应之”，至少是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这跟琦善的当面露出不悦之色倒是颇有几分相似，可见二人至少是互相不服的，不过早在道光五年（1825年），琦善任两江总督时，林则徐为江苏按察使，林则徐作为琦善曾经的下属，如此对待老上司，确实有些飘了。而且，后来龚自珍的叮嘱和包世臣的善意提醒，以及历史事实的发展，无一不是证明了琦善的忠告绝不是多余的。至于其他的解读，我不想做任何评判，只是，可以看出来的是：林则徐评判琦善的属下，琦善心头不舒服；而琦善提醒林则徐“勿启边衅”，林则徐也有些不受用。真正的能人干吏，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这没啥不正常的，不用人为地胡乱解读，带偏路子，毕竟后来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也是互相不服，但是并不妨碍二者之间对国家、民族的忠爱。

       12月26日，林则徐到达北京。第二天早上，他就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

       28日，道光帝又召见了他，谈话的主题同上次一样，仍然是禁烟。在询问完这个问题后，道光帝问林则徐：“能否骑马？”这个问题让林则徐不知如何回答。应该说，林则徐是会骑马的，就像今天开车一样，C1驾照是有的，只不过嘛，要开A照、B照的车还是不行而已。他骑马只能缓缓而行，作为代步工具而已，只是不能像蒙古人那样彪悍地策马驰骋。林则徐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道光帝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骑马，只好继续询问他感兴趣的问题。这样两人的谈话又进行了个把小时，林则徐磕头告退。他回到朝房歇息时，接到谕旨：准许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可是天朝皇帝的恩典，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真是十分少见的殊荣。

       林则徐受此恩宠，十分高兴，能够享受在紫禁城内骑马可是极大的政治优待。大家都知道紫禁城是皇帝的住所和朝廷的办公场所，怎么可能让人随随便便骑着马在里边溜达呢？在当时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多是些朝中老臣，按朝廷惯例，朝廷官员上朝要沿着指定路线行走。偌大的紫禁城，要走到金銮殿见到万岁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年轻力壮的官员来说这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年老的官员就费劲了。于是开明的康熙皇帝恩准那些年老的官员在禁城内骑马上班，实是皇上对下属的体恤。不过这项规定，只限于朝中大员，外放的地方官极少有这种待遇。林则徐进京面圣，做为一个外放的壮年汉官，却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就连他自己都有点受宠若惊，止不住说：“外僚如此，尤异数也。”

       得了这样的恩遇，第二天一大早，林则徐就受宠若惊地骑着马上朝了。虽然他的骑术不怎么样，但还是引来同僚的一片羡慕和嫉妒之声。这些林则徐同样也感受到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与这种殊荣如影随形的是同僚的嫉妒，这后来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悲剧。其实，林则徐本身并不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但道光帝的这份恩宠，君命之下，不得不行。林则徐骑马上朝的这一天，是道光帝第四次召见他。召见时，两人继续讨论禁烟问题。最后，道光帝问他，骑马怎么样，林则徐只好如实回答：“臣不习惯骑马，还是请圣上恩准臣步行入内觐见吧。”想不到林则徐的这番回答却招来了更大的恩宠，道光帝说：“你不习惯骑马，那就坐椅子轿。”天子再次降恩，林则徐哪能不知好歹，只得叩头谢恩。后来的四次召见，林则徐都是乘椅子轿上朝的。

       椅子轿又名肩舆，有二人抬的、四人抬的和八人抬的等。林则徐享受的是第一等的待遇，坐的是八人抬的椅子轿。舆上面再放上一把椅子，坐在这样的椅子舆上，身体的位置比骑马时还要高。这自然更是一种恩遇。12月31日，林则徐坐着椅子轿上朝了，这是道光帝第五次召见他。在这次召见中，道光帝用征询的口气问林则徐：朕想任命你为钦差大臣，让你代表朝廷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广东水师也由钦差大臣兼归节制。很显然，几次谈话下来，道光帝的态度已经很明确：鸦片泛滥“事在今日，未能断其祸根，毕竟有外国商人私带鸦片。若能严治他们，将夹带的鸦片焚烧净尽，令不敢输入我国，纵使国中尚有所存，久之必吸食竭尽，其害自灭”。于是决定派出钦差大臣，把禁烟重点放在查禁广东海口走私上。道光帝觉得只有林则徐才是合适的人选，几次临朝入对，道光帝对林则徐相当满意，他想把禁烟的一切都委交给林则徐。他给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坐椅子轿的恩遇，目的是想给朝臣们这样一种印象：林则徐是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是皇上信任的人。他要向朝中的官员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

       道光帝的征询，无异于一石击水，掀起层层波澜。大家都知道，钦差大臣代表的是皇上，等于皇帝的特派员，出外办的是皇差。这个恩遇，道光帝没有授予旗人，也没有授予皇亲国戚，却给了林则徐这个外放的汉官。林则徐的第一反应就是，第一是自己被皇帝放到火上烤了，第二就是责任重大，不能胜任。但是道光帝说是征询，实际上却圣意已决，容不得推辞。

        这次谈话后，林则徐又连续三次觐见道光帝，后三次的目的都是希望辞去钦差大臣这个任命，但是道光帝圣意已决，林则徐没有办法，只好继续与皇上讨论禁烟的问题，接受朝廷的训令。而道光帝呢，以为林则徐是讨价还价，就继续给林则徐不断地添加筹码，最后，道光帝作出了“不为遥制”的保证，也就是说，道光帝赋予了林则徐临时决断的权力，不必小事大请都向朝廷奏报。这个时候，林则徐可以说已经是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林则徐在京城的短短8天时间，每天都蒙获道光帝亲自召见，而这8次入对，道光帝都让他跪在软垫子上。一般的臣子可都是跪在地上的，这当然又是一种恩宠。从紫禁城骑马、坐椅子轿到跪毡垫，他已经让同僚们够嫉妒了，现在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代表皇帝到广东禁烟。朝廷中的文武大臣谁能享受这种恩遇？阅遍大清的历史，恐怕也只有林则徐一人了。这样，林则徐被人嫉妒就无可厚非了。

       林则徐受任钦差大臣以后，同为宣南诗社成员的龚自珍专门为他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提出十条意见，并强烈要求随同林则徐一同南下。林则徐虽然感谢龚自珍，却表示“事势有难言者”，托人劝阻龚自珍，不肯带他去广东。

       因为龚自珍恃才自傲，在官场上树敌太多，连他那个时任礼部尚书的叔叔龚守正他都得罪了。林则徐深知，如果带这种人在身边，会给自己惹麻烦。果然，一年后，龚自珍就被迫辞官回家，两年后在赴上海迎战英军前夕突然离奇去世，其子龚半伦怀疑父亲是被清朝皇室毒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龚半伦主动参加英法联军，给英法联军带路，做了近代以来最早的“带路党”，带领英法联军去火烧圆明园泄愤，然后又给英国公使当翻译，对当时交涉的大清官员进行百般刁难。恭亲王奕䜣怒斥他：“尔等世受国恩，为何为虎作伥，甘当汉奸？”龚半伦怼了一通很是让后来人深思的话:“我等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你等堵死，只得乞食于外邦，你如今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恭亲王一时语塞。

        虽然林则徐没有带龚自珍一同南下。但是，龚自珍的建议，林则徐还是采纳了，龚自珍在给林则徐送行时，苦口婆心地叮嘱他:“现在鸦片流毒全国，害人骗钱，凡是有爱国心的人谁不痛恨呢?希望您到广州以后，对那些吸毒的人、贩毒的人，还有帮助洋人的汉奸，严加惩处，毫不留情。一定要彻底禁绝鸦片才好!”他见林则徐一边听一边点头，就又严肃地补充说:“据我看，禁烟以后，那些洋人绝不会甘心，肯定会来报复的。您要抓紧练兵，修整武器，加强防卫。如果他们胆敢动武，就迎头痛击，决不妥协。”

       林则徐紧紧握住龚自珍的手，连声说:“你说得太好了，太好了!”龚自珍又说:“我也要为禁烟出力，所以写了一份建议书。刚才说的那些也都在上面了。”说完就拿出建议书，双手递给了林则徐。林则徐深情地望着龚自珍，十分高兴地说:“你的话，我一定记住。这份建议书，我要仔细地看一看。你放心好了。”

        林则徐在去广州的路上，坐在轿子里反复地研究龚自珍的建议书。他越看越兴奋，觉着从这份建议书的字里行间，看到了龚自珍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后来，他给龚自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建议非常珍贵。如果没有远见卓识，是写不出来的;如果没有深切的爱国情感，也是不肯写的。你的话，给了我力量，使我禁烟的决心更加坚定。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我也要闯它一闯!”

        1839年1月8日，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林则徐，接待完宾客，焚香九拜，发传牌，正式启程南下广州，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屈辱的序幕！

       当时的京官外出。都是威风凛凛的，一路大搞排场，前呼后拥，派头是相当的足。沿途的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程都会极力的去讨好他们，阿谀奉承自不必说，贿赂馈赠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往往这一来一往之间，肥的是外出的京官，亏的是国家和百姓。

       而以廉洁之名传世的林则徐，自然是极力规避这种不正之风。顶着钦差头衔出京的他，为了避免沿途的地方官为了接待他搞不正之风，在出发之前就做了相关的处理。在他临行前就做好了轻车简从的决定，命令沿途地方不得为了接待他而铺张浪费。

       此行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广东五省，行程数千里。行前他就发出了与其他钦差大臣风格完全迥异的“传牌”，别人是向地方打招呼，要求地方把接待规格搞得高一点，排场搞得隆重一点，暗示要把送的土特产搞得有特色点，林则徐则反其道而行之，对沿途接待事宜作了明确规定： 一、此行未带亲信秘书，只有勤杂人员十人。二、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两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向各驿站索取分毫。三、对伙食标准严格规定，指出禁用“燕窝烧烤”等高档食品。四、对身边人员收受红包馈赠的必定查处。“传牌”最后强调“言出法随”，要求沿途各州县驿站官吏照此奉行。

       为了防止有人借他之名一路招摇撞骗，他在到达一地之前，都会再次命令骑马的随从把他们一行人的人数向那里的“接待办”讲清楚。

       这还不算完，林则徐的廉洁和铁面无私，很多地方官久有所闻，所以接到林则徐的通告，基本上都会遵命行事。可偏偏有一个县官得到传达之后，自以为林则徐这是怕地方官招待不周到，才故意这么通知的。于是乎，宰猪杀羊，张灯结彩，派工铺路，装修新房，专候钦差大臣光临。几天后，林则徐派出的先遣官员来了，当了解到这个县官劳民伤财的行径和老百姓恨透了他的情况后，连夜派人把这事报告了林则徐。林则徐果断决定绕道而行，同时，还将情况告知这个县官的上司。结果这个县官被官降一级。这时他才省悟：林则徐的廉洁并非虚传，而是真的。

       而且，廉洁一直是林则徐的招牌动作。林则徐刚出武昌北上进京面圣的那会子，他也是一样的发出传牌，谕知沿途招待办，申明自己仅仅带了随员1名，护卫6人，其他仆役3人。沿途不得大操大办，不能过分讲究接待！

       当然，林则徐之所以这么做，却也不完全是廉洁奉公的秉性。背后还隐藏了他的一个更深的打算：不能打草惊蛇！

       鸦片屡禁不绝，根子就是腐败，广州这摊“乱草”里面，不知有多少“蛇”在蠢蠢欲动，想着法子钻自己的空子，所以林则徐干脆先高调标榜廉洁，看他们如何动作。

       事实也确实如林则徐所料，广东此时的局面，确实十分复杂，就像英国鸦片商给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写的信里说的：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

      简单地说，鸦片已经好似粘合剂，把官场上各色人等黏在一起，上至朝廷，下至吏胥、兵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庇怂恿鸦片贩卖并从中受贿的集团，如此铁板一块，林则徐的困难可想而知。

       如此困难景象，在上世纪艺术家赵丹的电影《林则徐》里也有表现，而比电影里的情节更夸张的是：电影中那位与林则徐亲密团结，共同查禁鸦片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这位当时64岁的老爷子，虽然在禁烟运动上有过历史性的大功，却也难掩他在历史上是个结结实实的贪官，除了收鸦片贩子黑钱出名，还被广州老百姓写诗讥讽：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罂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

        总督都这么“模范带头”，下面自然效仿，从总督到小吏，基本都是一条绳的蚂蚱。

        林则徐“传牌”的消息传来，这群“蚂蚱”果然慌了。

        英国人写的《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里就有相关的描述：听说了林则徐这姿态，整个广州城的官员慌得不得了，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行商，个个坐卧不安，连夜开会想对策。

        当然，一路上，林则徐都非常注意调查广东鸦片流毒的情况，凡有官绅友人来拜访，他都要问及有关禁烟的事情，收集了不少情况。

        在江西途中，林则徐接到邓廷桢等人的来信。邓总督率先表态，表示愿和林则徐同心协力，共除中国之鸦片大患，并向林则徐通报了广州禁烟的现状。

        这时，林则徐身在马背，心在广东，通过各种渠道，他掌握了一批贩毒、贿赂等罪犯的姓名、住址和罪状。

        路过江西南昌时，林则徐特地去拜见了当时的大名士包世臣，向他请教禁烟之计，包世臣向他提出“止浊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的方针。

       而对于禁烟行动，触碰英国人的奶酪，英国侵略者为了坚持可耻的鸦片贸易，必定会用武力挑起侵略战争，包世臣对此也有充分的估计。他提醒林则徐，英国人远非戚继光时期的倭寇可比的，他们的实力超出了以往的任何夷人、洋人、蛮狄。所以，他一再向林则徐建议招用澳门一带熟习海性的游勇四五千人，以增强抗英防御力量。

       包世臣认为抗英应该整体防御，对有功者论功行赏，对投降者激烈抨击，他认为中国几万里海岸线，从最南端的广东一直到东北奉天，乃至到库页岛，七省口岸，都是英国军舰随时可能攻击的目标，因而主张抗英防务必须全国一盘棋，反对着重偏防一隅，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尤其重视加强台湾和福建的防御力量。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又是产米之区，福建则盛产出口茶叶，都是不得不严加防范的战略要地，对这些战略上、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地方，必须严防死守。而且，他还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运用以夷攻夷之策，使各国“集众弱以为强，共翦英夷于海中”，他主张对共同抗英有功者，自当论功行赏，仍准通商，并分别功劳高下，减免各该国货税。

       可以说，包世臣所提出的方法，是最适合当时的中国抵抗外敌的唯一法门。可是，那个时代，这个法门，哪里行得通呢？

       行至江西泰和县境内时，林则徐下了一道叫做《密拿汉奸札》的通缉令，责成广东官府捉拿王振高等十七名要犯——

      “责成广东官吏派员装成便衣，分头查探，出其不意拘拿所开最主要人犯王振高等十七名，随即审讯取得供词，解送衙门听候本部堂到任后审理，不得使名单中一人逃走。确查清楚后，再抓人犯苏光等四十名。”

       这份密拿令足见林则徐办事雷厉风行，且有理有利有节，如密拿令中有“先查缓拿武弁中包揽最甚之人犯蒋大彪等五名”句，“先查缓拿”、“确查”等，都说明林则徐办事既果断又严谨，不失为大将风度。

       广州这边乱得不可开交，赶路的林则徐，也在继续忙着做足他的功课：除了一路探访民情，搜集鸦片方面的情报，一边扩大了抓人名单：既有恶名昭彰的烟贩子，也有资深的老烟客，还有臭名远扬的贪官污吏，总数竟有两千多人，随后统统拟了名单给广东布政司送去——抓人！

       这一招可谓极高明，啥话都没说，意思就点到：你们先前干的那点勾当，我全都知道。至于到底查办不查办你，就看你是否配合工作。

       如果只是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广东方面先出招了！听闻林则徐要南下禁烟了，许多广东官员立马精神抖擞，尤其是邓廷桢，平日查禁鸦片，基本是两天晒网，三天打鱼的。邓总督一接到林则徐的密扎后，这次却突然变得雷厉风行，信心倍增起来了，当即会同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着手广东禁烟事务，几天就打掉了近一百五十个走私团伙，仅烟枪就收缴了一万多杆，为林则徐的到来铺平道路。而且，邓廷桢还调动水师二标，轮流在伶仃洋上堵截追拿鸦片走私船，派关天培在虎门武山与横档之间的江面上拉起两道木排铁链，防备洋人舰船闯入肇事。广州的外国鸦片商们，也都早早地第一次领教到这位林“Imperial High Commissioner”的威力：人还在路上，就在广州闹起风暴了。而等到林则徐的船到达广州天字码头时，他的名号早已在当地如雷贯耳了。

       闲言少叙，且说林则徐出了泰和县以后，很快就进入了赣南，随后从江西坐船至南雄，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境内，然后从韶关沿北江水路，经清远、三水、佛山到广州天字码头。

      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从北京出发，3月10日到达广州。当时，广州府距京师7570里路（3785公里）。当然，这个“距”指的不是直线距离，而是当时的道路里程，从北京走到南昌，然后再到广州。林则徐走这3785公里路，用了63天时间，平均一天走126里路（63公里），是极限速度了。由此可见林则徐是倍道兼行，不敢稍有片刻疏虞地对待南下禁烟这件事情的！

        对于禁烟的办法，在他离京的时候，他就已经胸有成竹、腹有机谋了。他的办法比任何一个官员所想的都要严厉的多，这个办法叫三管齐下。

       首先他要严惩广州参与鸦片走私的官员，通过深入的反腐败，彻底拔掉走私的保护伞；其次，他要将禁烟深入到百姓当中，不但实行五户连保，而且用最大的力度掀起一场禁烟的全民风暴；最后，他要把矛头指向鸦片的乱源——那些从事走私的洋人，他要以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为代价，彻底铲除掉鸦片走私活动，让所有的洋人再也不敢、再也不能贩卖鸦片。

       这就是林则徐的真实想法，他要把所有接触鸦片的人都逼入绝境，特别是那些贩运鸦片的洋人，他要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杜绝鸦片。林则徐的决心非常大，他深信自己可以办到。

       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的那一天，虽然这年广州的春天，比之前几年都要酷热得多，甚至到了“天甚热，穿夹衣犹出汗”的地步，但却比不得林则徐的知名度火热，万千百姓簇拥在珠江两岸争相一睹这位大人风采。

        广州所有的官员，全部出城迎接，这当中包括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还有广州将军德克金、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将军、副都统左翼奕湘公爵以及右翼英隆等广东的高级官员，全部在接官亭躬身相候等人。

       与之相应的，是鸦片贩子们全都跑了。据林则徐自己说，他到广州前几天，广州最大的鸦片贩子，绰号“铁头老鼠”的查顿，闻风就撒丫子跑路了，实际上查顿早在一月份就弃商从政，回国竞选议员去了。还有二十多艘英国鸦片船，也都逃遁得无影无踪。老百姓们欢声雷动，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位青天大老爷。还有报道说，有些毒品贩子，还有吸毒人员，也都痛哭流涕，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今后再也不吸毒贩毒了。

       这些场景，其实大部分都是后来人杜撰的。洋人也有记载，只说钦差大人气度庄严，表情相当坚定。比如说美国人威廉.亨德（W.C.Hunter）就全程目睹了该盛况，在笔记中描述林则徐的威仪，说：“他具有庄严的风度，表情略为严肃而坚决，身材肥大，须黑而浓，并有长髯，年龄约六十多。”实际上，林则徐当时才五十五岁。

       当时的真实场景是：只听得3声礼炮响，桅顶挑着“钦差大臣林”官幡的官船，徐徐向天字码头靠拢。

        林则徐风采悦人，目光炯炯地步下舷梯，在众官的簇拥下来到接官亭。稍事寒暄，林则徐直奔钦差行辕越华书院。

       越华书院地处珠江边上，离十三行不远。

       邓廷桢为林则徐安排这个住处，就是为了便于监督行商，如有什么不法之事一经查出，也可随时知道。

       林则徐来到越华书院，与迎候在那里的地方官交接完公事，仅留下邓廷桢一人叙话，了解广州各方面情况，商议禁烟大计。

       而且，林则徐进城之前，就已经派了两名精通粤语的人，偷偷进城搞摸底工作了。所以他进城的时候手里就详细开列了一份黑名单，这个名单里一共有62人，包括17名鸦片贩子和45名低级官员。林则徐指示邓廷桢把这些人全部抓进大牢，等候发落。人还未到，就先开列抓人名单，随后又在小本本上扩大抓捕范围，一到广州，又再次开列黑名单，可见林则徐的确是够雷厉风行的！当然，这也等于是给广州城的大小官员敲响了警钟。

       整个广州城，从官员到烟贩，无不进入到最紧张的时刻，各个都屏住呼吸，等着林则徐下一步动作。

       和想象中大刀阔斧的场面不同，新到任的林则徐，出乎意料的低调了。

       除了发布《关防示稿》，申明自己不参加地方应酬外，就是接见一些当地人士，包括行商和士绅，询问广州的各种问题，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聊家常似的。还招来贡院的学生，下问卷调查广州鸦片的状况。

       也就是说，头八天的时间，林则徐基本就做了宅男，哪怕广州官员天天都来请示，也都问不出啥来。这是因为于林则徐来到广州时，并不了解广州的全部实际情况，所以他的第一步工作，先是耐心地听。他让所有行商都住在越华书院的旁边，以便随时咨询。还有一些当地的乡绅，也都请来咨询。可以说，林则徐是先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了，再谋定而动。

       不管怎么样，相关人员的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特别是广州的官员们：官场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沉默，正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南下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如晴天霹雳，使中外鸦片贩子闻风丧胆，惊恐万状。

      然而，英国领事义律却不以为然，这个“中国通”一向认为自己对满清官场十分熟悉，封疆大吏也好，钦差大臣也罢，中国官吏惯用“虎头蛇尾”的方法来禁烟，“严禁”只不过是讹取贿赂的筹码。

       “林则徐，难道不是中国官员吗？”——义律和英国鸦片贩子准备拭目以待。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当林则徐在风风火火闯广州的同时，邓廷桢因为急于表现自己，想抢在林则徐到来之前抢到一份“投名状”，因此在操切过急的缉私路上遇到了硬茬子。

        邓廷桢遇到的刺头名叫因义士。

       1838年12月3日，广州政府查获了两箱鸦片，搬运工人说这些鸦片是一个叫因义士的英国人的，于是广州政府要求因义士和他的鸦片船，在三天之内离开中国。三天之后，广州政府查出来，这是一个叫塔尔波特的美国人把鸦片卖给因义士的，再由因义士偷卖给一个叫阿仙的中国人。于是，美国人塔尔波特也将被赶出中国。

       美国人塔尔波特真的很冤。他是整个广州的商人里最不可能贩运鸦片的人。他是奥芬利洋行的工作人员，这个洋行从来没有做过与鸦片相关的生意，并且在20多年后，在鸦片已经合法化以后，还因为拒绝为别人运鸦片，导致公司内部矛盾，最后这个洋行卖掉了自己的轮船，然后退出了贸易行业，毅然决然的再也不做贸易生意了。

       整个公司真的是很干净很纯洁。当然塔尔波特当时并没有被驱逐出境，他废了老鼻子劲，才让广州政府相信，他没有从事鸦片生意，这中间相当的困难。

       因义士倒是一位真小人，他承认，这些鸦片都是我的。是我运来的，但是我不走，我为什么要走，又不是我走私的，我只是运到公海上而已。你们中国人走私,应该抓中国人啊,赶我走算怎么回事呢？

       当时大清的对外贸易，每一批洋人来中国经商，都有一个中国商人做为担保人，如果洋人不听话，就拿担保人开刀。

       这位担保因义士的广州行商，也是真汉子，为了赶走因义士，他把商馆的房子烧了。因义士没地方住了，只好离开广州，去了澳门。但是他却没有离开澳门，后来又曲折的回到了商馆。广州政府的工作效率很高，但成绩嘛，很一般。

       被因义士崩了一颗大牙，邓大人气得牙痒痒的，既然因义士存心恶心他，邓大人也要以牙还牙，要恶心一下因义士在内的夷商。他抓了很多中国的鸦片贩子，还有开烟馆的，然后把一个叫何老金的鸦片贩子，绑到外国商馆区的门前，要在这里行刑，杀头。杀鸡给猴看。

      可是杀头的这个地方，没有选好，选在了靠近美国国旗的地方。美国领事当时就急了，找执行官员理论，却没人理他。于是他降下了美国国旗。

      其它国家的商人们，也不答应，他们跟官员和刽子手吵了起来，结果被上万名老百姓围了起来，双方动起了手。外国人拿的棍棒，中国人是石头砸玻璃。事件上升了，商馆成了暴力场所，护栏也被拆了，中国人群体性打砸抢的本性一出来，个把洋人如何抵的住，这可是上万中国老百姓。于是，最戏剧的一幕，很快就出现了。

       下午四点钟，就在事件将要上升为打砸抢烧的时候，南海县令带了二十个警察(衙役)出现了，抓了三名带头闹事的老百姓，然后上万名中国老百姓一哄而散，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洋人们向总督抗议，说这里是我们的住处，你不能在这里杀人，你不能把这里当成一个刑场。

      总督说，你们的住所也是天朝的地方，你们再不上缴鸦片，本督还要在这里杀更多的人犯。你们虽然生活在蛮夷之地，但经过这样的一场事，可以让你们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以后就会更加遵纪守法。

       何老金最终并没有在商馆区被杀头，而是在隔了一条街的潮音街被砍头的。

       英国商馆理事义律在12日下午到达商馆，在没有得到广州政府的允许时，他并不能待在广州，所以整个事件，他并不知道。

       17日，他在商馆邀请全体商人，包括其它国家的商人，开了一个全体大会，发了一个公告：

       一、所有鸦片船只，都必须离开伶仃洋；

       二、所有跟贩运鸦片有关的人，如果杀了中国人，就会被处死。

       三、有人走私鸦片，英国政府不会对他进行保护。

       四、暴力抗法拒绝检查的船，是违法行为。

       同时，他把这些内容都“禀”告了邓总督，邓大人说，你很听话，这事办的不错。

      之后，广州城外的鸦片贩子还是有的，义律的警告收到了效果，但是却没有完全禁绝。

       在1839年2月26日，邓大人又一次要在商馆区杀人，这次义律只是抗议，没有再出现暴力抗法的事件。然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所有商馆区，凡是有国旗的，都降了国旗，并且到林则徐来，再也没有升过国旗。

       那么，林则徐到广州之后，又是如何开展禁烟工作的呢？请看下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