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林则徐的第一顿杀威棒——十三行之末路（上）

       前面敝人提到过，林则徐抵达广州的前八天，一直蜗居在越华书院内做宅男，貌似啥事也没做。其实，林则徐在越华书院内已经开始了布局。

       甫一下天字码头，稍事休息后，林则徐随即前往越华书院。

       原来，他是要急着拜访越华书院的监院，也就是校长梁廷枏的。在这里，我想我有必要费点笔墨隆重介绍一下梁廷枏这位作为林则徐禁烟重要助手的岭南大儒。

       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佛山顺德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幼年随父亲入西樵山静习，把父亲的书全部读遍。14岁那年，父亲去世，他迁居省城，寄居在光孝寺读书，可惜屡试不第，转而潜心通古训，考制度，辨名物，对戏曲、金石尤有心得。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梁廷枏23岁，刊行了处女作《金石称例》四卷，其后著述一发而不可收，三年后刊行《论语古解》十卷；清道光五年（1825年）刊行《藤花亭曲话》五卷，论述杂剧、传奇；道光九年（1829年），梁廷枏仿陆游《南唐书》体例，撰《南汉书》十八卷，记述南汉国历史，又将自己的考证札记写成《南汉书考异》；道光十年（1830年）刊行《藤花亭十种》《书余》一卷；另外还有《藤花亭镜谱》《藤花亭书画跋》等书；道光十三年（1833年），梁廷枏在光孝寺完成《南越五主传》三卷，又把散见于史籍中的南越国史料辑成《南越丛录》二卷。可以这么说，37岁以前的梁廷枏主要把精力集中到科举考试和汉学研究上，他所接触的几乎都是传统中国文化典籍。虽然他生活于当时清王朝唯一的开放口岸——广东，但往来这儿的外国人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这主要是受当时的环境及他本人的出生背景所影响，因为此时正值大清王朝急遽衰落，而西方加速崛起之时，此时中国盛行的学术主要是乾嘉考据学，前面提到的包世臣就是其中的大家巨擘，而经世之学此时尚在萌芽之中；由于梁廷枏出身于门第世家，自幼就接受着儒家正统教育，家学渊源深厚，少年时代就致力于汉学，所以其研究方向偏重于汉学研究。而  且，为了出人头地，梁先生从十几岁时就开始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

       道光十四年（1834年），梁廷枏终于中了一个副榜贡生。但这时他的学术成就，已远远超越一个副榜贡生的水平。两广总督卢坤在越华书院设立海防书局，延聘梁廷枏为参修，编纂《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这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这套书本来是由卢坤主编的，但还没开始动笔，卢坤便病逝了，梁廷枏在时任广东巡抚邓廷桢（邓旋即接任了两广总督）的支持下，把全部工作承担了下来。他全家迁入越华书院，经过两年时间，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查阅了无数的文献资料，几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项意义非凡的工程。该书记录了自清顺治十二年（1656年）至道光年间，中外交往的重要事件，提出加强东南沿海防务，把广东老万山作为南海第一重要门户的主张。

       1837年他受聘为粤海关志局总纂，开始《粤海关志》的撰写，于次年完成《粤海关志》30卷。它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关志书，该书所载史事，始于清乾隆十四年（1750年），迄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全书共三十卷，叙述鸦片战争前广东海关沿革、通商情况及行政制度，分列前代事实、口岸、设官、税则、禁令、兵卫、贡舶、市舶、行商、夷商等十四门，为研究鸦片战争前夕中外关系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在修这些书的过程中，梁廷枏进一步认识了西方。  

       鸦片战争的爆发，更进一步冲击了梁廷枏的世界观。于是他从1844年至1846年相继完成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身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的撰写，又把它们合编为一书，名为《海国四说》。此书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最早也是最为完备的参考书。许多人都把林则徐（或者魏源）看成是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不严谨的，至少开眼看世界的那批知识分子当中，梁廷枏先生不在魏源/林则徐之后，《海国四说》的水平也不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下，梁先生毫无疑问至少也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知识分子，记住，只是知识分子而已。当然，梁廷枏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并不仅仅局限于本人所提到的这区区几本代表作，对梁廷枏先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单独对其学术和生平等进行研究，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话说林则徐来广州前就已经读过了不少梁廷枏的著作，其中，《广东海防汇览》中的《粤海险要图》让他对边防大计了如指掌。故而，林则徐与梁廷枏先生在广州一见如故。而梁廷枏先生也对林则徐倾囊相送，毫不保留。梁廷枏把海防资料一一绘制成图，交给林则徐，作为整饬海防的参考。由于熟悉地方情况，梁廷枏还为林则徐细陈地方利病、论禁烟要务、商守城之策，深得其赏识。他曾提出“五邻结保法”，建议照会英国女王要求禁种烟片，甚至为林则徐准确地打探到了英军来华的日期。

       3月25日，为了解当时的社会舆情，林则徐就在梁廷枏的建议和出面号召下，召集了越华、粤秀、羊城三所书院645人，借考棚进行一次“观风试”，其实也就是面向全广州的知识分子，对鸦片贸易、民情吏治搞了一份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对林则徐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关于此次“观风试”，稍后再详谈。

       林则徐以越华书院作为行辕，在此办公近一年的时间，梁廷枏实际上成为其幕僚，深度参与了禁烟运动策略的制定。

       除此之外，林则徐在越华书院的8天内，还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人会商并发布了《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札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和《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规》等禁烟文告。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在禁烟一事上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两年多里查获的鸦片数量居全国之最。不过，如果和这两年鸦片走私流入中国高达8.1万箱这个数字相比，就显得不值一提了。

       这无疑意味着，继续使用传统的禁烟手段，如捉拿烟贩、查抄烟馆、驱逐运烟船等，只能是治标，已经不可能完成道光皇帝临行前下达的“鸦片务须杜绝”的任务。

      林则徐决定采取新办法，他要治本！按照清朝的规定，到广州来的外国商人，只许和政府指定的行商们交易。所以，抵达广州的第8天，林则徐就召集十三行的行商们来钦差行辕听宣并报告鸦片走私事宜。

      接下来，让我们浓墨重彩地描述一下广州十三行这个历史怪葩吧。

     广州十三行的创立，与清初三藩之一的尚可喜有着巨大的关系。明代繁华的广州经尚可喜一手主导的“广州大屠杀”而成为了白地，后来又在尚可喜主导下渐渐重现生机，其主要成分自然是尚氏家族及其部曲，他们占据着广州城内大部分的资源物力。后来在三藩之乱中，尚氏父子向两个篮筐里都放了鸡蛋，尚可喜和长子尚之信分开站队，因而三藩覆灭后，反清的尚之信虽然被处死了，但是尚氏家族却并未因此覆灭，尚氏集团在广东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创立于康熙年间的广州十三行，就与尚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不可言说、外人不得而知的关系。就像明末清初靠出卖大明而得到满清大力扶持的八大皇商一样，广州十三行诞生的背后，掩盖的也是淋漓的鲜血和叛徒们屠刀下的累累白骨。

       清康熙盛世，延续明朝隆庆以来的开放政策，实行开海通商政策。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专业外贸团体———广州十三行逐渐应运而生了。

        “十三行”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岭南另一大儒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及其中引用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

       至于“十三行”是哪时候建立的，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过去的学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见，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的一年，认为是广东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国摩斯、美国亨德等西方学者主张这一说。后来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说的谬误，认为“是年无非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种意见认为广东十三行出现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后，如日本学者稻叶岩古郎以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十三行逐渐变成了公行的代名词。这一说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广东洋货行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是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的主张：“粤海设关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吴晗在介绍《广东十三行考》所写的书评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说法。不过，他根据昭涟《啸亭杂录》记吴兴祚的事：“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认为这是吴兴祚始任两广总督到粤海设关之年任内时期的事，因而断定说：“则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间事。”

       本人倾向于认可第三种。1685年初，清廷指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口通商，当时广东的贸易经营华夷不分，没有专营外贸的行商。1686年4月，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为了划清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税的界限，将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种。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从此洋货行便成为了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同时，朝廷为了洋货洋外贸的便利，饬建了外洋行公所，招募了十三家殷实富户，授予他们外贸专营权。这十三家商户经过粤海关审核，然后报户部备案。以后就约定俗成，把专营外贸的广州商行叫做“十三行”。其实，这些商行，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转行不做了，有的破产倒闭了，有的因为老板去世歇业了，有的转让出现更替了，有的商行分家了……现代商业上出现的一切变更，十三行统统都经历过。故而导致 十三行并非一直严格是成立之初的十三家，多的时候有二十几家，少的时候只剩下五六家。只是“十三行”这个约定俗成的名字一直没改。

       十三行自其成之日立起，就一直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口岸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广州十三行不但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还有征收关税的权力。本质上，广州十三行与元代的包税商人一样，虽然能够给朝廷提供一定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其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却远大于此。

　 　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一年能敬献给朝廷100多万两白银，至于他们到底收了多少税银，利用朝廷给的特权又赚了多少中外银子，朝廷根本不知道。

       这还是轻的，广东十三行还竭力唆使朝廷闭关锁国，避免朝廷以及其他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垄断商贸以及商贸信息的目的。

      其针对外国人的限制措施，更是手段迭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把前来贸易的洋人圈禁在被称为商馆的固定区域内。里面设有办公室、仓库、宿舍乃至妓院。没有他们的首肯，洋商们无法随意外出。按照惯例，来大清贸易的洋人，每年可以有几次旅游机会。不过要限定名额，人数一般不能超过十人。

　　 此外，早期来大清的西洋人还被禁止学习中文，不得购买任何中文书籍，更不可私自与官府沟通。若是有非常必要的文件传递，也要通过十三行的买办们转达才行。

　　 被隔绝在小世界里的洋人，自然就和十三行的地头蛇们有了信息上的时差。这也是十三行不法行为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十三行的商人们，每年都需要向广州的各级官僚输送利益，方便他们在国内的贸易。而这笔潜规则式的支出，自然被转嫁到洋人身上，实践了羊毛出自羊身上的亘古哲理。

　　 最开始，“羊毛”价值仅仅是正常商业税收5%。但在十三行的推动下，数值一路攀升，到最后增加到令人瞠目结舌的20%。

　　 十三行能够这么肆无忌惮，自然是因为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清朝当局认为洋人会“带坏”天朝的顺民，所以不允许普通民众与外部世界有自由接触机会。但他们又希望从贸易中获利，便雇佣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商人作为中介。这个政策给了官商们以巨大的便利，使他们从平等贸易逐渐转向掠夺式贸易。

       目光短浅的乾隆大帝为十三行输送的眼前之利所忽悠，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1757年，发生了洪任辉事件。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的生意。

       从此，作为粤海关属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开放了新的5个通商口岸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来自各国的商船，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的雏形。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广州十三行。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一口通商下，广州十三行的权限和利益都实现了最大化，擅长薅羊毛的十三行商人们固然提高了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但是清王朝的封闭程度却大大提高了。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照理说，每年赚得盆满钵圆，十三行的行商们应该心满意足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因为当时的社会，商人位列“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虽然有钱，但是社会地位低下。所以，这些行商们，就又动起了歪脑筋，想到跟朝廷挂靠，要买朝廷的红顶子来戴在头上，想通过成为只有“士”这四民之首的阶层才能成为的朝廷命官，在拥有顶级经济地位的同时，还一举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行商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

　 　但是，凡事都是物极必反的，十三行的行商们虽然通过一口通商、保商制度和改制公行赚得盆满钵圆，还成功跻身红顶商人行列，可是最终也受到了反噬。

        嘉庆元年，川陕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让本就囊中羞涩的清廷，陷入了更加窘迫的境地。为了能够缓解财政压力，清廷开始下令对广州十三行进行摊派索银。这个时候，十三行的行商们暴露了他们短视的缺点，为了能够躲避清朝官员们几乎毫不掩饰的摊派，十三行的商人们干脆纷纷将手中现银全部购进当时能够长时间保存，并且还一直处于升值状态的印度鸦片。

　　十三行商人们的行为，令原本对这里寄予希望的清廷大为恼火。这导致1799年，嘉庆皇帝下令广州十三行禁止继续进口鸦片。但是此时的清廷，已经无法对南方沿海进行有效管治，所以这一法令不仅没有禁止印度鸦片继续流入中国，甚至还导致国内鸦片价格上涨。

　　十三行从鸦片中介贸易中获得巨额财富，于是要挟朝廷，如果想得到十三行的资助，就得容许十三行贩卖鸦片。清廷为了能够尽快从十三行征收现银，因此对当地商人向内地输入鸦片一事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反倒助长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也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鸦片之殇”的开始。

　　 而一向对外国人并不太友好的十三行商人们，这一段时间却因助纣为虐，帮助英国人向中国倾销鸦片，获得了很多来自英人的浮夸不实的赞誉。

　 　广州十三行对于大清海关的垄断，对于外国人的敲诈勒索，使得大清更加闭塞，其外交上的粗暴拙劣，更是成为英国人为打开中国大门而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的一大诱因。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后，广州十三行商人极力阻挠和怂恿清政府拒不履行《南京条约》中的某些条款。若官府的态度出现松动，他们又可以高举忠君为国的旗帜，寻衅滋事。因为根据五口通商的协议，西洋各国已经拥有了与清朝官民直接进行贸易的权力。这无异于给挟洋自重的十三行官商们，以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这样的结果，自然导致广州一港的衰退与厦门、上海和宁波等新口岸的崛起。不依不饶的洋人又要求直接进入广州城做买卖。这些推诿与冲突，很快引发了损失更为巨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并同意根据国际惯例进行外交和贸易事务。

　　此后，十三行中介们便彻底失去了闹事的资本。伴随着恢复平静的广州口岸贸易额因更深入的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快速增长，广州十三行黯然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且，在白莲教起义之前，因为十三行是朝廷的“天子南库”，朝廷可以说是对十三行言听计从，百般庇护，给予了非常多的特权。但是，白莲教起义之后，因为在平定白莲教起义过程中与朝廷离心离德、阴奉阳违，此后朝廷就再也没正眼看过十三行这些奸商们。

        本来就腐败透顶的大清王朝，从皇室宗亲，到基层的关津胥吏，从此都把十三行当做可以随意搜刮的肥猪，经常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向十三行摊派索要金银财物。其次，即便行商再有钱，也只是大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哪怕伍秉鉴他们捐了五品、六品的官衔，照样经常被那些科举功名出生官员的挤兑，既要应付大清官员的压榨，还饱受越来越嚣张跋扈的外国洋人的气。所以，这些行商们，许多人的子孙后代都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想要辞去行商的头衔，无奈朝廷严命规定不许殷实富裕的行商退出，即便年老病死，也要推举子侄儿孙来接班，故而这些行商们不得不奉命又接下他们前辈一直都想甩掉的行商头衔。

       就像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作为“四民之末”的他，就用他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穷得只剩下钱了”！ 在当时那种畸形的社会中，作为十三行扛把子的老伍的一生，就像一个“血奴”一样，是当时那个已经腐败到了根子上的社会的“奶牛”。

       ——2001年，华尔街日报在千年之际评选了过去一千年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

       其中有6个中国人，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宋子文。

      伍秉鉴是唯一的商人，也是当时的世界首富，身价2800万两。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王朝，他的存在不可谓不神奇。清朝一品大员林则徐年俸加补贴180两，也要不吃不喝15.5万年才能与伍秉鉴持平。伍秉鉴还是垄断欧洲与东方之间的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欧州首富罗斯柴尔德身家无数，也只有伍秉鉴财富的十分之一。

       如今的中国对外贸易被美国打压时常有之，但200多年前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保险时，伍秉鉴已经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成了美国人名副其实的金主爸爸。

       晚年病逝前，他将财产交给义子福布斯打理，福布斯用这笔财富投资经营，成了美国铁路大王。

       可就是这么一个拥有泼天富贵的伍秉鉴，只是广州十三行中，其中一家商行的掌柜。以卖茶叶给洋人为生，偶尔卖些丝绸瓷器。顺便投资国外巨额利润的行业，再放贷给欧美贸易公司。其他十二商行，也是同样操作。

       于是，全世界的银元金币，源源不断地流进广州十三行。无尽的财富，也造就了十三行的富商们奢靡无比的吃穿用度。

       就在广州市中心的珠江之岸，坐落着伍秉鉴的豪华宅院。玉楼金阁，曲径通幽，华丽程度远超《红楼梦》的大观园。

       都说乾隆时期是封建王朝最后的繁华，这话倒一点也不假。因为它有广州十三行坐镇。“香珠银钱堆满市, 火布羽缎哆哪绒”，这里堆满了全世界最珍奇的奢侈品；“碧眼番官占楼住, 红毛鬼子经年寓”，这里是全球商人向往的理想王国；“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这里也成了清廷的“天子南库”。

       自乾隆二十二年起，广州十三行每年上缴40%的关税，把清廷的国库塞得满满当当。前朝后宫富得流油，乾隆也成了清朝过得最滋润的皇帝。乾隆在谕旨中要求“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 、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十三行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 仅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就有数百件。紫檀木、象牙、珐琅、 鼻烟 、钟表 、仪器 、玻璃器 、金银器、毛织品、宠物……当时清廷所有的洋货，皆源自广州十三行。

        而广州十三行给中国带来的，远不止珠宝银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极端严苛。存天理、灭人欲，让人们严守礼教纲常，不敢出格半步。而此时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打破“禁欲”，解放思想。当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逐渐传至中国时，封建王朝的君主们深感受到威胁。乾隆登基，把康熙的“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独留广州。当全世界人都想探索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而中国人也想开眼看世界时，广州十三行成了唯一的通道。宛如高筑多年的大坝开了个小口，虽无济于事，但也聊胜于无。作为举国封禁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十三行造就了中国最早的洋务运动者。

       他们学习外交外贸，懂西语，通夷情，成了那个时代下为中国注入新思想的唯一一批人。1793年，英国进京贡船途经浙江沿海， 准备上岸采购置货，但因语言障碍无法沟通，乾隆从广东商行调走通晓西语的商人，代表清政府与英贡使者交涉；嘉庆年间，由于清廷缺少外语翻译人才， 广州行商曾被招至京城礼部衙门，负责处理外来公文；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兵船围攻广州城， 洋行众商出面疏通调停， 促成交战双方和谈与英国撤兵。在“卑贱之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的社会里，广州行商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而对于那些仰慕东方文明的西洋人， 十三行更是他们走向京城天街的桥梁。商行不遗余力地接待来中国学习的洋人，教习他们中国的文化思想、人情世事。西洋传教士、手艺人、科学家、医生、画匠……十三行给皇宫输送了数不清的人才，让帝后看到了天朝上国之外的世界。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洋画师郎世宁，正是在广州十三行学习东方文化和宫廷礼仪后，进入清宫，终生供职。

       只是，处于摇摇欲坠的帝国下的十三行，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和见识，也无法扭转乾坤。它们最终还是成了罂粟花下的壮丽悲歌。中国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外来货物。而西洋人又对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充满狂热。常年循环之下，欧洲银元在中国只进不出。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便弄出了鸦片这种中国没有的东西，贩卖给中国。但在官府严密监督下的十三行商没人敢沾鸦片。尤其是商行大哥伍家更主动在港口严查夹带鸦片的货物。

       可他们终究管不了十三行之外的自由商们。吸食鸦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白银外流、人民疲态、吏治腐败、军纪败坏，清王朝一时危机四伏。当“禁烟第一人”林则徐来到广州后，满腔怒火想要切断鸦片流入的源头。作为十三行行首，伍秉鉴被痛斥勾结鸦片走私。为了自证清白，伍秉鉴派儿子将从外商那里缴获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没想到反让对方更加确信伍家与英商勾结。“商人重利”，这是几千年来人们统一的认知。可一切只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十三行商贩卖鸦片。“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干这种买卖。”这是美国商人亨特在书中的记载。但商人本就处于社会底层，即使富可敌国，面对官府也只能任人拿捏。

       鸦片战争前夕，伍秉鉴捐资修建炮台和战船，仍没挡住战争中清军的颓势。为了换取英国人不进广州城，清军交赔款 600 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十三行，伍秉鉴一人就出了110万两白银。

        可这一切，都被当时朝廷认为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伍秉鉴被冠上“汉奸”的名声，因为富可敌国而丧失尊严，沦为落水狗。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清廷赔款1000多万两白银。满清贵族不愿自掏腰包，以购买“赎罪券”的名义，再次将手伸向十三行。被羞辱着掏空家底，商行之首伍秉鉴气绝身亡。曾经十三行商说：“十三行什么都卖，就是不卖鸦片。”后来才发现，在那个社会里，卖与不卖，从来不是商人说了算。而广州十三行也不过是畸形贸易制度里的产物，如烟花般绚烂短暂。“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没有一个行商不这么认为。一个拥有大量财富而没有政治地位的富人，在官员面前，无疑如同怀揣珍宝过闹市的小儿。粤海官员总喜欢以各种名目举办活动，而行商们都会提前收到大红请柬。在行商眼里，那不是请柬，而是一纸罚单。每个行商必须送上一笔让官员满意的寿礼，才能获得此后的相对平安。谁送了不一定记得，谁没送却一定记得。远在京城的宫廷更是变本加厉。帝后寿辰、国家战事、兴修水利、征缴盗匪、黄河泛灾、增加各类税务……贪婪的清政府想尽办法压榨十三行。仅1773年到1832年的60年里，十三行捐款高达400万两。国用无度，再加上被迫分摊的赔款，十三行欠上了外商的钱。乾隆听说拖欠外商脸面无光，下令抄了行商的家，并允诺再加一倍偿还，以显“天朝”风度。而其他行商均要分十年清还巨额债务。行商们债台高筑，不堪重负。当后来两次鸦片战争搜刮干净十三行的财富后，这个繁荣了一个多世纪的贸易港口，被炮火化为灰烬。它终究还是留在了历史的尘埃里，成为封建王朝的牺牲品。

       十三行没了，但十三行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财富。一百多年的对外贸易，让广东无论在思想、科技、文化上都领先全国。它是革命浪潮的发源地，是近代新思想的启蒙地。它的土地上养育了洪秀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杰。当然，这是后话。

       再比如说伍秉鉴的四儿子伍元华，26岁时，就奉命接掌了怡和行总商的头衔，因为一点小事冒犯了官府，当时的广东巡抚朱桂，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伍元华臭骂了一顿。伍元华年轻气盛，顶撞了几句，朱桂勃然大怒，罚伍元华在巡抚衙门前长跪，好不容易经粤海关监督说情，才得以释放。后来，又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师盼夫人事件。朱桂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为师盼做保的伍元华捉了起来，一顿毒打，打得伍元华皮开肉绽，还重重地开出了罚金，同时把奄奄一息的伍元华关入大牢。伍秉鉴四处使银子，上下活动，花了几十万两白银，好不容易把伍元华取了出来，但是出狱后的伍元华也伤痕累累、命在旦夕了，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再有一方面，因为十三行成了阻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障碍，必然也日益成为了觊觎中国财富的外国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