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林则徐的第一顿杀威棒——十三行之末路（中）
十三行能够在内欺朝廷、外压洋商、下弱国民的诸般恶劣行径下，依然傲立近百年，自然是有其厉害之处的。
首先，任何事物，能够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存在即合理嘛！广东十三行能够存在近百年，对清朝社会还是有很多贡献的，它不仅给清朝政府提供了大笔财政支持，还将大量的外国科学技术、文化思想、自然资源输入中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外交部的职责。在广东十三行的主导下，清朝的外贸和外交长期在对中国有利的环境中运转，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次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战略。
其次，在敝人看来，十三行这些行商其实才是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这一点，敝人不认同历史教材上的观点。就说这伍秉鉴吧，伍秉鉴就是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的。据说伍秉鉴能够在任何时候算出自己存放在英商行号中的期票利息是多少，兑付时分毫不差。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
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举1830年为例，这一年怡和行卖出的茶叶是50800箱，占的份额是整个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里的18.6%，价值1274000两。伍秉鉴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再比如说，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关注滑铁卢战役的，还有广州十三行的这些商人！伍秉鉴能够执十三行之牛耳，也是得益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1814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退位，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消息传到广州，十三行的潘有度闻讯，兴奋地即兴作诗一首：“廿年角胜日论兵，望断遐方结好盟。海水不扬依画日，玉门春到自输平。”
远在天边的广州几个商人，为何对欧洲战场这么关注呢？
这得从十三行的另一历史渊源说起。18世纪末，经过债务危机和越南海军骚扰，曾经繁盛的广州十三行，只剩下了8家，以其中潘有度的同文行、卢观恒的广利行、伍秉鉴的怡和行、叶上林的义成行四家最为强大。
这就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潘卢伍叶”这第一代四大家族。
这第一代四大家族，又以潘家的同文行实力最强大、资历最老，另外三家的老板都在同文行打过工，创立行商之初也多多少少得到过同文行的帮助；广利行和义成行是后起之秀，创立于1792年，是靠收购破产行商这样的不良资产迅速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暴发户；怡和行比较稳重，稳扎稳打，实力持续缓慢地增长。
四大家族坐拥庞大家产，风光无两。不过，四大家族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不在于富甲一方，而在于眼界极天高。
当时清朝举国上下，都被天朝上国的思维笼罩，自我陶醉，盲目自大，即便是工业革命兴起的欧洲，在他们眼里也是蛮夷，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彻底失败，就是明证。
但1793年马嘎尔尼来到广州时，发现这里的商人大多会说英语。广州十三行与欧洲商人做生意，学说外国语言，人手一本英语小册子《鬼话》和《红毛通用番语》，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在4亿人的天朝里，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是异类。当时20多岁的伍秉鉴，就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在家里教自己的孩子们学英语，连家里的老太太都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
十三行不仅学英语，还对欧洲科学文化感兴趣。潘有度对西方科学知识很感兴趣，曾写过《西洋杂咏》等作品集；为了让商品更加吸引客户，他们在瓷器上锈欧洲城堡、公主王子、西洋名画；法国大革命爆发，他们天天讨论欧洲局势；美国独立，他们就立刻与美国人做起了生意。
反观历史教材上的魏源、徐继畬、梁廷枏这些“根正苗红”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写了本《海国图志》，对美国的“皿煮大法”进行了一定的推销，还扯开嗓子喊了声“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却应者寥寥，直到20多年后才被人所接受，但是又没有具体的实施纲要、技术细则以及具体方法，等于没说；徐继畬呕心沥血的编述了《瀛寰志略》一书，打了一下华盛顿“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和英吉利“尤其称雄强大”的小广告，书成第一天就被人扣上“汉奸”的帽子，从而很快就歇菜了，哪怕林则徐这位同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同行，都还蔑称“徐继畬”是在“涨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而梁廷枏先生人生的最后时光里，一直沉迷于推翻、洗刷自己前半生对欧美西方国家的推崇这一“历史性错误”，以期重树“天朝上国”的“文物典章”！
所谓睁眼看世界，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才是“第一人”，比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这些官僚士大夫还早了几十年，不仅看得比他们早，更比他们看得远。
因此，当拿破仑战争爆发后，他们倍加关注。毕竟，欧洲是十三行的最大市场和命根子。甚至很有可能，在当时偌大一个中国，广州是唯一知道世界上有个叫拿破仑的人并谈论他的地方；当然，拿破仑也非常关注十三行的这些行商们。
1800年夏，四大家族齐聚在伍秉鉴的家里，并不是来商谈拿破仑，而是伍国萤不行了。
伍国萤年近七旬，在当时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年代，他属于绝对的高寿。这一天，他睁着双眼，目光涣散，眼看大限将至。伍家子孙和四大家族都围在床前，听他交代后事，送他最后一程。
伍国萤去世的当天，伍家又迎来一个新生命——孙子伍元华出生。这是伍秉鉴的第四个儿子，将在以后接替伍秉鉴，成为怡和行的第三代掌门人。
冥冥中自有天意，上天似乎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不过，伍国萤去世时，怡和行的接班人并不是伍秉鉴，而是哥哥伍秉钧。
年轻时候的伍秉鉴，低调沉稳，沉默寡言，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资，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反倒是哥哥伍秉钧，聪明伶俐，活泼热情。行商选择接班人，没有立长不立幼的老规矩，而是能者居之。哥哥锋芒毕露，伍秉鉴只能当副手。内敛的伍秉鉴与外向的伍秉钧，颇有点像电影《教父》里的麦克与哥哥桑尼。连命运也相似，哥哥英年早逝，弟弟接手家业，当然，性格、命运与之相似的还有光武帝刘秀和他哥哥刘縯两兄弟。1801年6月，伍秉钧突然去世，伍秉鉴仓促之间走马上任。
当时，很多人是不看好伍秉鉴的，认为他难当大任，怡和行将会在他的手里没落。尤其在18世纪末，行商的倒闭，已经不是新鲜事。
确切地说，年轻时候的伍秉鉴，就像一只蛰伏的蛹，连同他的父亲伍国萤在内，没有人看好他的能力，谁也不会料到他以后能取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所以说，不要小瞧了任何一个人。还有，自己不能小瞧了自己！
伍秉鉴刚刚执掌怡和行时，心里也是有点犯怵的。不仅仅是受拿破仑战争的影响，欧洲局势不明朗，而是国内有人虎视眈眈。
1801年，伍秉鉴刚刚接班不久，潘有度就慌慌张张地来到伍家，急得直搓手。与伍秉鉴一样，潘有度也是富二代，1788年就开始执掌十三行中最大的同文行，大风大浪见过不少了。因此，见到潘大老板如此有失风度，伍秉鉴就知道肯定出事了，而且是大事。
原来，北京永定河发大水，北京周边遭受洪灾，按照惯例，十三行又得出钱赈灾了。很快，朝廷向十三行摊派了25万两，其中同文行捐献5万两。
对此潘有度并无异议，早就习惯了。但是，粤海关监督佶山认为十三行捐得太少了，责备潘有度没有觉悟：“国难当头，区区25万两怎能救民于水火？你作为总商，要做好示范带头作用。”
潘有度心知肚明，对方的私囊嗷嗷待哺呢。多交点就多交点吧，但是佶山狮子大开口，潘有度差点晕过去。
同文行一家就要捐献50万两！
潘有度怒火中烧，同文行虽然富有，但这钱也不是印的，更不是捡来的啊。况且现在生意难做，行商接连倒闭，朝廷不给点优惠政策倒也罢了，还来落井下石狠咬一口！
潘有度几经商量，决定只捐献10万两。
佶山于是怒了，威胁说若不照办，就上奏朝廷，抄没家产。佶山是以嘉庆皇帝的宠臣身份来到广州的。1799年抄没和珅家产，就是佶山直接负责的。嘉庆皇帝对佶山的工作十分满意，就把粤海关监督这个肥差给了他，1799年9月到任。
佶山估计是受到了和珅财富的刺激，立志要做嘉庆皇帝的“和珅”，一到广州，就开始史无前例的横征暴敛。以至于最后嘉庆皇帝都看不下去了，1801年颁发旨意，要求善待行商，不能过度盘剥。
眼看十三行这只肥鹅宰得差不多了，1801 年11 月17 日，嘉庆皇帝将佶山调离粤海关监督，去担任另一个大肥差——曹雪芹家族曾经长期担任的两淮巡盐御史，去新地方继续为皇帝敛财。
送走了佶山这尊瘟神后，十三行迎来新任粤海关监督三义助。三义助一改前任的“鹰派”政策，实行“鸽派”安抚，减税降负，修补紧张的政商关系，还主动退还了潘有度捐给永定河洪灾的10万两白银。
然而，三义助的友好姿态并没有换来十三行的支持，相反，四大家族纷纷递上了辞职信，要求解散行商，享受平静生活。在四大家族的示范效应下，几乎所有的十三行都递交了辞呈。
你以为这是十三行对政府的无声抗议？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十三行作为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跨国财团和睁眼看世界的商业群体，他们的重大决策，不能仅仅以国内的视角来看待，而是得放在世界舞台来考量。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中，中英贸易占到70%以上。
1763年七年战争，英国战胜法国，法国几乎丧失全部的海外殖民地，英国正式成为不可争议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外贸需求日益强劲，将十三行的中国商品销往亚非拉殖民地和欧洲大陆；而法国逐渐退出全球贸易，蜷缩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欧洲国家，1793年还取缔了负责海外贸易的法国东印度公司。
而且，茶叶作为当时中国商品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的“中东石油”，受到英国的欢迎，但在法国遇冷。法国人还嘲笑喝茶的英国人，说这是乡巴佬才喝的玩意，我们高贵的法国人才不喝。
因此，中英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很高，十三行的不少行商就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创办的，包括伍秉鉴的怡和行。
这样一来，拿破仑战争，成为十三行极为关心的事。
英国胜，利好；法国胜，利空。
1799年拿破仑战争爆发以来，财大气粗的广州四大家族就给予了较大的财政支持。以往中英贸易，十三行只接受现金交易，但现在四大家族破例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支票交易，减轻英国的财政压力。
1802年《亚眠条约》签订，法国胜，终结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四大家族便开始有人坐不住了，1804年义成行的叶上林递上辞呈，急流勇退。
1806年拿破仑针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四大家族的另外三家开始谋划退出商界，清政府一看形势不对，不愿舍弃这块肥肉，“你们都撒手不干了，皇室开支从哪来呢？”一概没有同意。
没有退路的十三行，只得寄希望于英国取胜。他们不仅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出击。
十三行向粤海关申请减少外商的税收，而且直接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但是，形势越来越糟糕。1807年7月，第四次反法同盟结束，拿破仑在欧洲的势力越来越强悍，对英国的封锁越来越严，广州天空的阴影也越来越大，十三行迎来一场大地震——同文行要歇业了。不是倒闭，而是主动关门。
作为最大的行商和广州十三行的“教父”，同文行在1807年底就停止了全部交易。潘有度花费60万两打通官场全部关节，得到了政府批准。1808年2月，潘有度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15.2万两白银的欠款，正式关门。
广州十三行最亮的那颗星，就这样迅速熄灭了。
潘有度如此下血本急不可耐地退出，就是为了规避拿破仑战争的负面影响。如果现在不果断决定，万一法国在战场继续获胜，同文行可能就资不抵债了，到时候自己一个铜板也捞不到，还要背负一身债务。
趁同文行现在兜里还有钱，见好就收，还能当个富家翁。眼见潘有度对英国人釜底抽薪，作为英国最大死敌的拿破仑没有理由不对他青眼有加，就差给他颁发一枚几吨重的硕大勋章而已了！
四大家族已去其二，伍秉鉴和卢观恒如坐针毡，多次向政府申请退出行商，但就是不允许。
伍秉鉴与拿破仑是同龄人，都是1769年出生，但伍秉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刚接班，命运却被掌握在另外一个同龄人手里。
既然无法退出，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安下心来认真经营，跟拿破仑“赌”到底了。为了防止卢观恒当“逃兵”，自己独木难支，伍秉鉴想了个办法，就在1808年同文行关门的这一年，他与卢家结成姻亲，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卢观恒的儿子卢文锦。
尽管市场行情不景气，新开辟的美国市场难以弥补欧洲市场的下滑，但同文行和义成行解散后，它们的市场份额很多就转移到怡和行和广利行。曾经的四大家族，演变成了双龙戏珠。
但伍秉鉴很明白，若英国不能在欧洲战场取胜，广州十三行不会有好下场，眼前利益只是暂时的。再加上怡和行的创办和发展离不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鼎力支持，于是伍秉鉴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
截止1813年，广州十三行总共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75万两，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55万两，一家就占到73%。怡和行一跃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全球的最大债权人。
当拿破仑的财力逐渐枯竭时，英国依然能拿到中国广州的白银和商品，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
对于广州十三行而言，这是用真金白银下赌注。稍有不慎，可能战争还能没结束，自己的资金链就崩了，身败名裂。
1812年，心力交瘁的卢观恒去世，享年66岁。这一年，拿破仑正在远征俄国。
很遗憾，卢观恒要是能多撑一段时间，就能看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天。说不定心情一好，还能多活几年。
在这段艰苦岁月，伍秉鉴经常思念自己的哥哥伍秉钧，要是哥哥还在，自己现在就不用这般煎熬了。
不过多年以后，伍秉鉴肯定会感谢这段日子，因为四大家族，被拿破仑战争熬走了3个。义成行和同文行解散，广利行的卢观恒去世，接班的儿子卢文锦缺乏商业头脑。
就像司马懿一样，活得长就是最厉害的武器。等到1813年拿破仑兵败俄国时，伍秉鉴的怡和行就自动成为行业第一。
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怡和行一超独大，伍秉鉴独自担任总商。
守得云开见天明。商场如战场，战场拼粮草，商场拼资金，谁撑得久，谁就是赢家。
自此，四大家族成为旧名词，伍家成为最靓的仔。
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伍秉鉴的怡和行不会这么快取代潘有度的同文行。
从当时看，拿破仑是伍秉鉴的灾星；从后来看，拿破仑是伍秉鉴的幸运星。一个是当时的欧洲战神，一个是后来的中国商神。还有，两人都出生于1769年。
十三行厉害的第三个地方，就是经营十三行的尚可喜的这些福建部曲后代，具备优秀商人的一切特质！现如今的福建人，还保留着这种特质。与多为安徽、广东、山西等省的老一代“官商”不同，十三行新一代“洋商”的这些人能够在商海纵横是有很多原因的，例如福建商人组织性强、信誉好、海外关系多、经营头脑灵活等。不过，福建商人在清朝中期迅速崛起、进而垄断广州外贸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当时国际贸易大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清朝初期，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瓷器，其次是丝绸和绿茶。广东籍的行商谭康官主营景德镇瓷器，可以说以瓷器起家，安徽籍的行商则主要经营丝绸和绿茶。但是过了不久，欧洲的瓷器生产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下降，瓷器专家谭康官自然就随之衰落。丝绸行业同样如此，南欧丝绸产业的发展，使中国丝绸出口量也不断下降。到了乾隆年间，茶叶已是清朝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出口量在所有出口产品中遥遥领先，可以占到70%到80%。
欧洲人原本大多喝绿茶，但是绿茶价格昂贵，又容易在漫长的航海运输过程中霉变，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商品，所以各国东印度公司都大力推广价格便宜而不易霉变的红茶和半发酵茶，例如武夷山乌龙茶。这些广告收到良好的效果，18世纪初，欧洲人的主流饮茶习惯终于从绿茶变为红茶和半发酵茶。安徽、江苏和浙江作为绿茶的主产地，外贸市场上的重要性自然会下降，红茶和半发酵茶的主产地福建(特别是武夷山)则明显提升。福建商人拥有红茶和半发酵茶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可以向欧洲商人及时提供质量最好、价格也最合理的产品，于是顺理成章地将来自其他省份的“官商”淘汰出市场。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萤就一度靠贩卖福建茶叶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当然，十三行行商也并非就是天选之子，比如说，除了好运，还有一种东西——火灾，就经常光顾十三行！
作为举世闻名的富商集团，广东十三行从创立之初，就面临着无数天灾人祸的威胁。其中令其最为恐惧的，不是清朝官场的压榨，也不是外国资本的剥削，而是在瞬间就能够吞噬无数财富的火灾。
中国传统的土木建筑主要用竹木等易燃物建造，给火灾提供了完美的肆虐环境。十三行所在的广州西关虽然不在广州城墙内，但由于靠近码头，交通便利，建筑密度高，而且常年堆放大量货物，更加重了爆发火灾的隐患。偏偏广东人自恃气候潮湿，普遍缺乏消防意识，因此一旦着火，将经常蔓延成毁灭性的大型火灾。
早在潘振承刚刚创建同文行的公元1743 年，广东十三行就第一次遭遇了大型火灾。只是这次火灾并未给广东十三行造成致命打击，只削弱了一些早期的大洋行，为同文行这样的后起之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火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洋行确实全方位地超越了老一代洋行。不过，他们仍然像老一代洋商那样，忽视了消防工作的重要性。
1743年以后，由于欧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广东十三行的贸易量增长了好几倍，清政府却没有批划更多的经营用地，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堆放在西关至黄埔一带的沿江地区，原有场所长年存放着大量物资，加上从事外贸的人口也相应增长了好几倍，西关至黄埔一带变得拥挤不堪，建筑密度甚至超过了广州城内。
1822年11月1日晚上9点半，位于十三行街北侧，离行商公所不远处的一家饼店着火了。时值秋冬之交，广东北风盛行，天气又干燥，火势顺风向南蔓延，很快就进入了十三行夷馆内。偏偏当时新英国馆边的猪巷里堆放了很多木柴，被点燃以后火势加强。外国商人原本在商馆内备有几台灭火机，但这种老式灭火机需要先拉到珠江去吸水，再拉回来救火，这对当时的熊熊大火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眼见情况紧急，十三行商人提议立即拆掉部分房屋，制造出一条隔火带，但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却出于迷信思想拒绝了，只祈祷神佛而已。这位阮元是位名气很大的学究，当他通过广东十三行接触到哥白尼的理论，听说大地是个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怒斥日心说“离经叛道，不足为训”。由于他的不作为，到了次日中午，整个西关烈焰冲天，持续七昼夜之久，“只有丹麦、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公司的商馆保存下来”，共计“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洋银融入水沟，长至一二里”，将李白魔幻现实主义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变为现实，各种奇珍异宝在超高温中剧烈燃烧，形成五彩斑斓的火焰，场面之震撼可想而知。四千余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朝鼎盛时期一年的国库收入，足够修建3座圆明园（总造价约1500万两白银）或2座颐和园（总造价2000余万两白银）了，对广东十三行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空前的大火灾既是祸乱，也是机遇。对于债台高筑的商人来说，他们可以将抢救出来的财物转移到他处存放，而向债主声称，自己的财物已被大火焚毁。新创建的天宝行洋商梁经国就因此被外国商人骗去一大笔钱，自嘲说“吃得亏亦是好处”。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由于外贸牌照在清朝异常昂贵，很多广东商人都私自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十三行之外的洋商被称为“行外商人”。行外商人参与外贸本是非法，其行为自然不受法律约束，但他们普遍遵守十三行和东印度公司制订的外贸行规。1822 年火灾前，美国帕金森洋行的合伙人约翰·顾盛将价值约5 万银圆的5000 匹纱布托放到行外商人“义盛”处，准备染色。火灾发生的二天后，义盛来找约翰·顾盛，表示：“我的房子、我的店铺全没有了，都完了，太糟了。”约翰·顾盛以为自己的5000 匹纱布一定也化为灰烬了，不料义盛接下来说：“我只搬出了你的纱布， 损失了84 匹（抢救出4916 匹），我尽了力，损失不算太大吧？”义盛在火灾时不顾自己的私人财产，首先抢救生意伙伴的财产，令约翰·顾盛大为感动， 他在这场灾难中的损失还不到2%。
义盛肯定不会想到，因他的义举才保住巨额财产的顾盛家族，将会成为美国侵华的急先锋。在这场大火后的22 年，也就是1844 年7 月3 日，约翰·顾盛的堂弟凯莱布·顾盛将依仗炮舰的威力，强迫清政府签署《望厦条约》， 沉重地打击了广东的外贸产业，广东商人义盛在大火中冒死抢救顾盛家族财产的恩义此时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世界上有见义勇为的人，也有恩将仇报的人，更不乏隔岸观火的人。1822 年十三行火灾期间，珠江对岸的河南岛上，一瘦一胖的两位中年人正在若有所思地驻足观望。他们，就是广东十三行总商、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鉴，及其挚友“啉呱二世”关乔昌。靠着关乔昌的画笔，这场无比壮观的大火场面才得以流传至今，由于火灾巨大的影响，该画多次被复制和翻印。
不过，身为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何以在这毁灭性的大火面前如此淡定呢？原来，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在河南岛上，与西关相隔珠江，大火无法波及。西关的怡和行馆也有幸避免了火灾，只被烧了一些货栈仓库，损失不大。同样因定居河南岛而避免被火灾吞噬大部分财产的，还有伍秉鉴的邻居——同孚行老板潘正炜一家。除了这两家福建籍富商外，大部分行商都因为集中在西关居住和办公，遭到火灾重创。
根据伍秉鉴事后给两广总督阮元的报告，1822 年火灾前，十三行实际上只有11 家在经营，受灾较小的5 家，其余严重受灾的6 家从此一蹶不振，其中就包括盈顺行老板、号称“毅兰堂”的谭家。人们为此编了童谣说：“火烧十三行，里海毅兰堂，一夜冇清光。”
十三行商人们已经“一夜冇清光”了，按理说，清政府应该加以抚恤，发钱赈灾，组织重建，减免税收。可是，时任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的阮元虽然在哲学、艺术方面具有骄人的才华，也曾经在政治、军事方面展现了相当高超的能力，但作为重农抑商的儒家思想忠实信奉者，他跟当时的绝大多数士大夫一样，满脑子的“重农抑商”思想，所以他对十三行商人们没有半点好感。面对中外商人请求减免税收的申请书，他考虑再三才给新登基的道光皇帝上奏说，今年粤海关应收税款148 万余两白银，比嘉庆皇帝定的税额多63 万余两白银，其中出口税510055 两、各海口收费128593 两、船钞费182091 两都不能因火灾豁免或推迟缴纳，只有进口税664400 两可以酌情豁免或推迟缴纳。他建议，外国商人应缴的140243 两白银进口税可以全部免除， 十三行商人们应缴的524156 两白银进口税不能免除，应视各商行受灾轻重，让他们在以后的几年内分期补齐。道光皇帝当即准奏。
按照阮元的方案，十三行商人们不仅要自己解决店铺、仓库、货物被焚毁造成的一切亏损，而且要为已经不存在的大批出口商品缴纳全额出口税和相应费用，并为同样已经不复存在的、由自己承保的大批外国商品分期缴纳全额进口税，而外国商人则不用再缴纳这笔税款。乍看起来，阮元这简直是乘人之危，要把广东十三行往死里整。其实，他顾及的多半只是自己的官运而已。在广东十三行几乎被火灾完全摧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清朝全年国库收入的这一年，阮元为道光朝廷从广东十三行弄到了82 万余两白银，只比嘉庆皇帝定的正常税额少了3 万多两白银，而且还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再分期攫取52 万余两白银，道光皇帝怎能不对他赞赏有加呢？作为回报，道光皇帝很快让他兼任广东巡抚，他罕见地集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三大要职于一身，而且一干就是9 年，俨然新的“平南王”。对广东十三行来说， 这真是“道光道光，赔个精光”。
1822 年的大火还带来了一个看似不大却影响深远的后果。在作为外国商人旅馆和办公场所的十三行夷馆前面，有一大片广场，广场里种植着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也是升各国国旗的地方。为维护秩序，广场周围原先立有栅栏，只许粤海关官员、十三行职员和外国商人进入，普通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在大火中，栅栏被焚毁，由于阮元和他之后的广东官员反对，栅栏此后再未重建，导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广场，此地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贩叫卖的新市场。不熟悉外国人的中国平民与外国人在这个广场上频繁零距离接触，不可避免引起了诸多冲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在各个租界内大规模重建旧栅栏隔离华人，最终发展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国耻，很大原因就肇始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