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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迎来了一批特殊听众，说是听众又不尽然，他们是刚刚经过选拔加入中国文物警察队伍的年轻警察。文物警察在中国是新行当，身着警服他们各个英姿飒爽，但仍难掩一次警校外活动带来的兴奋。

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准警察们列队进入了学术报告厅。

“我今天才知道上海博物馆的地下室有这么大的报告厅。”小伙子的轻声嘟囔引起了身边同事的注意。

“连这都不知道，你还考文物警察？”女警察略带鄙夷地问。

“我对文物没兴趣，可我对刷题感兴趣。我从小过目不忘，逢考必过。”小伙子信心十足地吹嘘着自己的特长。

女警察迅速从小伙子手里抽出宣传册：“考考你，今天的授课专家有什么专长？”

“这可难不倒我，她是上海博物馆总工程师，是《敦煌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是国际被盗文化财产数据库的创始人之一，还参与破获数十起重大文物走私要案，包括洛阳的“12·10”大案。我们的教科书是她编写的，比如《防止非法贩运文物手册》、《为了未来保护过去》，她还是核心期刊《文物学报》的主编。”尽管只匆匆扫过一眼宣传册，小伙子一字不拉地把授课专家的头衔全背了出来。

“你果真是过目不忘的背书机器。”女警察耸耸肩，“沈教授的经历比宣传册上介绍得传奇的多。我可佩服她了，就是因为她我才走上文物警察的道路的。”她充满期待的表情和粉丝见到倾慕已久的偶像一样。

“你们是来聊天还是来培训的？”指导员看了看手表说，“沈总工马上就到了，还不赶紧找位置坐下来。”

两位年轻警察这才收住嘴，依次坐下，正襟危坐地等待专家。

9点差10分，一位身材瘦削的中年女士走上讲台。长期的学术研究工作损害了她的视力，她戴着厚底眼镜；伏案工作使她腰伤复发，她走路略带跛行；眼角的皱纹泄露了她彻夜备课的疲惫；鬓角的白发使她比同龄人显老。在人群里她那么普通，你很难将她与拥有众多“中国文博史首次”头衔的研究员联系在一起。

助手贴心地搬来椅子，沈总工温柔地摆摆手：“我要站着讲课。”

调试完课件，她宣布：“欢迎你们参加第四批中国文物警察开班仪式。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年轻面孔，你们将筑起保护中国文物的新的长城。”

掌声渐歇，报告厅里响起纷纷扬扬的翻书声。

她笑起来：“你们不用记笔记，课件都可以共享。我们今天玩连连看，明天玩拼图。”

“啊？”报告厅一片哗然。

“让我们放松来了？”

“你得把连连看和拼图技能玩溜了，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文物警察。”沈总工清了清嗓子说，“被盗掘文物有两类，一类是已经被发现且进入国家文物清单的文物。一类是未被官方发现但被盗掘者捷足先登，没有进入国家文物清单的文物。你们赶到盗掘现场时，只能看到零星文物残片。即使你们抓到盗掘嫌疑人，找到赃物，嫌疑人仍可以万般抵赖，说他是通过合法途经得到这些文物的。这时候你们要怎么证明文物是盗掘的？在警校里你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刑侦技能，也顺利通过了文博考古专业知识考核，但这距离你们成为一个合格的文物警察还很远。鉴于没有进入国家清册的文物一旦流失，鉴定和证明其为非法所得极为困难，《敦煌宣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诞生的。它呼吁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所有考古发现的相关信息能及时、完整地发布，并录入国家清册。鼓励各国建立能够自由便捷访问的被盗文化财产国家数据库，并与国际数据库，特别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被盗艺术品数据库相链接。”

她点开一个网页：“这是我国创建的被盗文化财产数据库。在座有谁登录过？”

现场有五个人举起了手。

“第七排的女警察，你说说看，将被盗文物录入数据库需要上传哪些资料？”

“文物不同角度的照片，文物尺寸，被盗时间，文物独有特征，还有。”面对偶像，她答得不太自信。

“回答得不错。你知道什么是文物独有特征么？”

女警察抱歉地连连摇头。

“请坐。”沈总工解释道，“文物独有特征就是用来识别它身份的标识。”

她摁了一下课件换页笔，大屏幕上显示出8尊佛像。

“你们看到的8尊佛像照片来自4尊被盗的大足石刻，款式相同。当我们找到佛头时，4尊佛头的颈部都被狡猾的偷盗者磨平了，所以无法用颈部断面是否与佛身吻合来证明佛头是从大足石刻上被凿下来的，偷盗者声称这是他家祖传的佛头。幸好，大足石刻的所有造像都被事先拍照存档，现在请你们把第一排的完整佛像与第二排的佛头对应起来。”

“这比连连看可难多了。”

“看起来都一样。”

畏难情绪迅速蔓延开，没有人敢挑战这道题。

“有谁眼神好、记忆力也好的？请自高奋勇。”指导员催促道。

“张益明，你上。”大家纷纷起哄。

“我不去。”张益明推脱。

“张警察，众望所归，你说说看。”沈总工亲切地鼓励他。

张益明凝神屏气地看了三分钟：“第一排的第一个和第二排的第四个是同一尊佛像，第一排的第三个和第二排的第二个是同一尊佛像。其它四尊，我分不清。”

“你的理由呢？”

“第一排的第一个和第二排的第四个佛像的右眉上方有块水滴状白斑，第一排的第三个和第二排的第二个佛像的耳垂都有一道浅浅的裂纹。”

“观察得很仔细。”沈总工点评道。

随即大屏幕上八尊佛头表面均出现了网状激光扫描线，随着佛头图像被慢慢放大，那些与众不同的标志点凸显出来。沈教授公布了剩下的答案：“第一排的第二个和第二排的第一个是同一尊，因为佛像发髻上的装饰物有同样的磨损。余下的两尊佛像，嘴角上翘的弧度比其他佛像大，或者说笑的更夸张。”

说完大家都笑了，并对“文物独有特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沈总工授接着说：“随着科技进步，中国文保界已经使用先进的文物扫描仪来采集文物表面的结构纹理信息，通过计算机进行三维建模，建模精度可达0.05毫米。这不仅使文物建档标准化，有利于今后的文物保护、修复及数字化展示，利用AI技术识别文物还减轻了你们的工作量。”

大家又笑开了，底下有个不羁的声音问：“有AI了还要我们干嘛？”

 “AI是帮助提高识别文物效率的工具，但揭穿盗挖者和走私犯的谎言，不能依赖高科技。”沈教授回答道，“作为文物警察，根据被盗文物的特点推理出它的出处，寻找案发第一现场；或者在海量文物档案中锁定被盗目标，利用专业知识证明被盗文物的来源，让嫌疑犯无从狡辩，都需要你们熟悉掌握各类文物知识，可以说对你们的要求一点也不比考古学专业人员低。”

上午授课结束，沈总工回办公室休息片刻。

她的助理推门进来：“沈老师，这是新到的学术期刊，还有你一个包裹，好像是从外国寄来的。”说完便把一只方盒子和两本期刊放在办公桌上。

海外邮件使她很纳闷，受疫情影响上博已经三年没有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了，按理不该有海外包裹。她抓起纸盒摇了摇，分量轻得好像没装东西似的。她仔细查看了外包装，没有署名，但有一枚英国航空快递的邮戳。她脑中掠过几家与上博有合作关系的英国博物馆的名字，又都对不上。如果是公家快递，也应该直接寄给上博对外交流科。

她疑惑地揭开密封条，塑料气泡填充物填充满整个纸盒，把一个蓝丝绒质地的首饰袋护在中心。寄件人真谨慎！为这么小个物件费尽心思，堪比千里送鹅毛。她打开最后一层柔软的保护，里头是一块羊脂玉牌——她一度以为遗失在英国、再也找不回来的玉牌，但曾经系在玉牌上的手工编织挂绳被摘掉了。

她端详着失而复得的玉牌，色泽如同凝脂般洁白透亮，玉牌上的刻字依旧清晰可见，显然它得到了悉心妥善地保养。

她的眼眶瞬间噙满了泪水。回国后，她寄去英国的三封长信都石沉大海，她明白他不可能原谅她，不管怎样她终究是他精神崩溃的始作俑者。但她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将玉牌完璧归赵。

她的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淌。

她记得当时她是怎么把玉牌束之高阁的，她决心不让往事重演，从抽屉里找出一根红挂绳。她把玉牌串在挂绳上，同时串起了在英国留学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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