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沟村是刘八百的老家，位于贵南省崎山县偏远山区，离县城五十多公里。崎山县虽然管辖上属于贵南省，实际上离渝州市更近一些，这里有着渝州人的习惯，语言相近，也喜欢吃火锅和面条。
因这里是一个很长的山沟，约有八里长，取名为八里沟。贵南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交通非常不方便。他家到崎山县城步行要一天，到大沟镇也有十多公里，步行需要两个多小时。
八里沟村土地稀少，水田更少，只沿着这条山沟两边有点狭窄的梯田，人均不到一分田。但是八里沟人非常勤劳，把土地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秋天收获了稻谷，他们会把水田里的水放干，马上耕作种上冬小麦和油菜籽。第二年五月收获了麦子和油菜籽，又借用夏季雨水多的特点，及时装上水变成水田插上秧苗。用当地话说叫“人歇地不歇”——其实八里沟人为了生存，一年四季都不曾停歇过。
靠着山沟边的斜坡是旱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豆类等旱地粮食。由于这些粮食收获季节的时间差，而且土层薄、土地瘦，聪明的八里沟人运用了一种叫轮歇地的种植方法。他们把土地分成一到两米宽的垄，隔一垄种一垄，既便于通风采光又便于施肥，同时闲下的空隙又种上另外的作物，尽量发挥土地的作用。
比如秋天种了小麦，冬天就在间歇地里种上冬洋芋。洋芋植株没有小麦那么高，并不影响小麦生长；洋芋是根茎类植物，对采光要求也不高，也不会受到小麦影响。次年三月就在洋芋地里种上苞谷，洋芋的叶子保持了苞谷种子的湿度，促进了发芽。五月收获了洋芋和小麦，苞谷苗差不多长到二十公分，马上施肥让其保持旺盛生长，洋芋地就变成了苞谷地。同时将小麦地复耕种上红薯，由于苞谷苗的遮阴，红薯成活得非常好。八月苞谷收获了，这块地又变成了红薯的天下，远远望去一片片全是绿色，红薯长势喜人。秋天又在苞谷地垄上复种小麦，周而复始，轮番种植，尽所能地发挥了土地的作用。
八里沟因土地稀少、交通不方便，尽管辛苦劳作，也只能填饱肚子，村民依然贫穷。再加上超生受到罚款，家庭生活压力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还清债务，刘建国想到了从事最危险最辛苦的工作——挖煤。
贵南省煤炭资源丰富，崎山县也盛产煤炭，八里沟村附近有个西山煤矿。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煤矿企业制度不断变革，更多合同制工人进入矿山，他们基本都来自附近农村。
刘建国找到同村朋友刘大军。刘大军比刘建国大一岁，从小在一起长大，两人关系很友好。刘大军的父亲刘崇宝是个孤儿，靠吃百家饭长大。1951年西山煤矿成立招人时，村里见刘崇宝可怜，就推荐他去西山煤矿挖煤。当时都觉得挖煤是个又苦又累又危险的工作，后来没想到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拿月薪制、吃三两米的——这是当时对吃国家饭的统称。要是当时知道有这么好的待遇，怎么也轮不到刘大军他爹。
后来西山煤矿用人制度改革，开始招收合同工，主要从事比较繁重和危险的工作。刘大军在他父亲安排下也成了合同工，还有个愿望，就是靠他父亲的关系转个正式工。
刘建国说明来意后，刘大军说：“建国弟，你的忙我肯定帮。你的情况确实很难，但现在煤矿当合同工也有名额限制，不是说来就来的。”他右手扯着胡子思考了半天，“如果建国兄弟实在要来，就等夏秋农忙季节，很多人请假回家打理庄稼了，我叫我爹给矿里说一下，看能不能安排顶岗两个月。”刘建国心想，两个月也好，于是满口答应。
转眼到了五月，又到了一年最忙的日子。刘建国抓紧时间收拾了庄稼，就跟大军走了十多公里山路去矿上。矿上合同工基本都是农民工，农忙请假的人多，矿里缺人手，刘建国进入采煤一大队顶班。这是西山煤矿的采煤突击队，任务最繁重、危险度最大。其他采煤队都是正式工人，工作量少、加班少、工资高，很多合同工心里不平衡，干着干着就骂娘，有的甚至出工不出力，磨洋工。
刘建国想，人就是不知足。有了合同工身份还不珍惜，能按时完成任务、每月二十五元工资的工作去哪里找？每天八角多钱呢。尽管正式工每月有三十多元，那是他的事，人得学会知足。
刘建国一边想着，一边拿了一把煤镐就钻进煤井挖了起来。他在部队锻炼了几年，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是有的。用煤镐挖了几分钟，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有些地方还可以直起身子，比当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挖猫耳洞容易多了——煤就是煤，它比硬土和石头要软得多。
刘建国想着家里的债务，干起活来十分卖劲，不讲怪话，不偷懒，总是提前完成当天的采煤任务。完成后还经常去帮助其他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力气使了还复来。这一切采煤队张大队长看在眼里。在一次闲聊中得知张大队长叫张二虎，是转业军人，当过连长，参加过抗美援朝，后转业到西山煤矿。同是军人出身，交谈分外亲切。刘建国说明情况后，张大队长很是同情，向矿里做了报告，破格将刘建国招为合同工，理由是解决退伍军人就业安置。退伍军人这个牌子很神奇，用他时就是个充分的理由，有无穷的魔力，非常刚性；不用时，他就是个牌子，啥也不是。
刘八百的父亲当上西山煤矿合同工以后，家里的农活全部落在母亲张贵花手里。
又一年农忙时节到了。张贵花一边干农活一边照顾两个孩子，辛苦点倒没什么，大不了起早点、睡晚点，早出晚归。但一些重活还是很难胜任的，特别是耕田——那头水牛老不听使唤，好像欺负女人一样；犁头也很重，转弯时怎么也拖不动。刘建国没有办法，只能不住宿在煤矿上，过起了早出晚归的生活。
刘建国很珍惜矿上的合同工工作，每个月二十五元的工钱让他看到了还债的希望。如不是需要耕田犁地他绝不请假——因为人可以加夜班，牛可不行。从八里沟到矿上有十多公里，走路来回要四个小时。每天五点起床，简单煮点稀饭喝了，六点出发，刚好赶上矿上八点开工；下午六点放工，回到家就是八点多钟，天已黑，但还可以借着星光到地里干点农活。
夏季还好，月明星稀的日子较多，这也许就是披星戴月的真正含义。碰上月黑风高的晚上，他就在家里修理家具、打麦子和剥苞谷。八里沟村打麦子是纯手工劳动：把收割回的麦子捆成把，连杆晒干后，抓着麦秆后部不断用力敲打地面和木板，直到麦粒脱落，一般一把麦子要敲打十多下。这是个费力气、灰尘又大的劳动，一个小时能打四五十斤，刘建国一般干两小时。
张贵花喂完猪牛鸡鸭，准备好了简单的饭菜，就叫八百叫他爹吃饭。她关心丈夫——每天走二十公里山路，还要挖一天煤，晚上还要干农活到十点，吃完饭简单洗洗身子就到十一点，第二天五点还要起床吃饭去矿上，一天最多睡六个小时。她害怕建国吃不消，所以会尽量在晚上十点前准备好饭菜，不让刘建国干得太晚，而且孩子们也饿得要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