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八百家虽然很穷，但母亲张贵花毕竟过去是大户人家出生，虽然没读过多少书，却从小受到很多礼义廉耻方面的教育，是很有原则的一个农村妇女。她对刘八百管得很严，一直教育他不拿别人的东西、不要别人的东西，想要什么自己去买、自己靠本事去争取。经常给他讲一些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道理——“穷得清新，饿得硬气”，“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在母亲的教育下，刘八百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骨子里就觉得可耻。

有一次，刘建国带刘八百去大沟镇赶场。赶场又叫赶集，就是农村集市几天一次集会买卖商品，一般逢阳历的1、4、7，2、5、8，3、6、9的日子就会在附近不同的集市集会，大沟镇是逢3、6、9赶集。刘八百因为集市路途远，父母很少带他上街，对街上的东西都感觉新鲜，在大路中间东张西望。一不留神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在地。刘建国拦住自行车要讨说法，八里沟村的几个赶场邻居看到了也围过来。刘八百受到些惊吓，但看到一大群邻居围过来，哭得更伤心了。骑自行车的小伙子也吓到了，在邻居的七嘴八舌下，赔了四十元钱才得以离开。

骑车小伙子离开后，刘八百感觉也不怎么疼了，止住了哭声，拉着刘建国继续赶集。刘建国也是个老实人，得了别人赔的钱又没有受伤，怕别人说闲话，硬是把刘八百背在背上赶场买东西。简单买了些东西，急忙将刘八百背回了家——回家可是十多公里山路呀，本来刘八百可以自己走的，刘建国为了怕露出破绽，硬是坚持一背到底。

回家后张贵花知道前因后果，对刘建国破口大骂，要求必须把钱原路奉还。刘建国打听了好几天，才找到那个小伙子。那小伙子以为把刘八百撞得太严重，又去找他讨要药费，吓得立马藏了起来。后来说明来意后，才出来接受了还钱。小伙子父母不停地夸刘建国是好人，还留刘建国吃饭。这件事对刘八百教育很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财要靠自己去创造，不义之财不能要，千万不可见利忘义。母亲的形象也变得更加高大起来。

刘建国很辛苦，但妻子深明大义，对他体贴照顾，再苦再累他也觉得值。自从有了儿子以后，干什么都更有劲，毕竟刘家有了血脉的传承，可以香火不断。他也不知道血脉是个啥东西，香火又是个啥，但至少在和别人发生矛盾时不会被骂“断子绝孙”。“一切为了儿子，为了儿子的一切”就是刘建国的终身目标，也是他生存的意义。这个目标不管社会和他人包括刘八百本人是否承认，但有了目标、再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至少他做成了自己。

张贵花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三百六十行唯有读书高”，这些高深理论张贵花是不明白的，但她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读书可以学知识，可以算账，可以写信，用处很多。遗憾的是自己那时读书讲成分，由于地主成分想读也读不了，现在不讲成分了，有读书条件，就要好好学习。读书是张贵花对刘八百的一种期望，同时也是对自己小时候读书愿望的一种弥补。

八里沟村小学就在八里沟村委，距离刘八百家约两公里。学校有三间土坯房，包括两间教室和一间教师宿舍，外面有块平整的黄土地坪，有个木桩支着一块木板做成的篮球架。聘请了两名代课教师。刘老师有五十多岁，据说旧社会读过私塾，毛笔字写得好，村里写对联、红白喜事写礼簿都找他。张老师三十多岁，是退伍军人，初中毕业，据说当过骑兵连的班长。

八里沟村小学只开设语文、数学两门课程，其他课程也发书本，但基本上不上课、不考试。六年级增加一门“自然课”由张老师负责，其实就是历史、地理、生物、政治的综合课程。刘老师教语文，兼当一至四年级的班主任；张老师教数学，兼职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一至三年级用一个教室，两个同学共一个条桌，摆成前排、中排和后排。上哪个年级的课，那个年级就坐前排，一个年级约有二十人，三个年级也就五六十人。四至六年级一个教室，大概只有五十人左右——因为每年总有几名学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辍学，同样排成三排，轮流上课。

刘八百六岁那年的九月，他姐姐刘芬从八里沟小学毕业，考上了县试验初中，变成了十里八村的骄傲。张贵花非常高兴，卖了家里的一头肥猪，又去八里沟镇粮所卖了二百斤平价粮食、办了粮油转移关系，就送去县城读书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农村和城市二元粮食保障制依然存在。农村人要去城里读书，也就是说你要去城里吃饭，城里就会多出一个人吃饭，那么家里就得到当地粮所交售粮食，这种粮食叫平价粮，一般要比市场里的粮食价格低两毛钱。然后粮所就给你换取粮票，再办一张粮油关系转接介绍信，拿着这张介绍信和粮票就可到城里学校换购饭票了——直到1993年才取消粮票。

刘八百姐姐刘芬去城里上学后，张贵花就整理好刘芬用过的学习用具，带刘八百去村里上小学了。来到学校，只见破烂的土坯墙上用石灰沾水写着毛主席语录——“学文化有恒心，搞生产有信心”，“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等等。刘八百还不识字，但感觉学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教室里已经坐满了高年级的学生，看到外面有人在关注他们，故意把课文大声朗读起来，透露着骄傲，好像是对低年级小朋友的炫耀。

刘老师问了刘八百的姓名，刘八百害羞地不说。张贵花说：“快告诉老师，叫刘八百。”刘老师又叫刘八百数数。刘八百从一数到九，然后就不知道数十了，再数了一遍还是拐不过十这个弯。刘八百没上过幼儿园，八里沟的小孩子都不上幼儿园，数数是母亲张贵花教的。

刘老师鼓励刘八百胆子大点，说他聪明，要像他姐姐刘芬学习。刘芬是刘老师的骄傲——他教的学生有几年都没有考上县中了，刘芬是第一人。于是兴高采烈地和张贵花谈论刘芬是如何成绩好、将来会如何有出息，好像是他姐姐刘芬报名似的，谈的内容反正与刘八百无关。谈了十多分钟，见其他孩子来报名，刘老师才结束谈话，让张贵花交完五元钱的学费，带刘八百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刘八百喝了两碗红薯稀饭就和邻居家的哥哥去上学。张贵花想让孩子上学要体面点，不能再打赤脚了，于是把刘芬穿过的小凉鞋和旧书包扔给刘八百。刘八百不肯要——觉得穿个粉红色的女式凉鞋怕别人笑，书包也是篮底白花的花布缝制的。张贵花气得要打人，骂道：“挑什么挑！管他什么鞋子，有穿的就不错了。背什么书包不一样，关键是要成绩好，成绩不好背个金书包也没用……”一顿数落后，张贵花也觉得委屈了儿子，毕竟家里穷，没办法。最后还是让了步，让刘八百打赤脚背着花布书包上学去了。

来到学校，同学们背着各式各样的书包。有两个同学是背式书包，大多数都是单肩挎包。刘八百挎的是单肩书包，旧点、烂点倒无所谓，关键是花布做的，他确实有点受不了——那怕是再烂再旧的书包也不要一个女孩子的花书包。但没有书包，怎么装书本呀？他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军绿色挎肩书包。

后来刘八百找了支蓝墨水笔，硬是把书包上的白花全部涂成蓝色的。母子连心，张贵花看见了大哭一场，说：“八百呀，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要什么自己买啊。”

贫穷让刘八百从小就没有自尊。由于他们家本来就贫穷，他出生又罚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再加上一个到县城求学的姐姐，他们家比别人要更加穷一些。虽然父母对他疼爱有加，但实在是穷困潦倒，爱莫能助。

刘八百经常穿一些他姐姐刘芬穿小的衣服。他怕别人看见，只穿在里层，衣袖也不露出来一点。课间的时候经常和小朋友玩得满头大汗，再热他从来不脱衣服——他怕露出女孩子的衣服，别人笑话。

刘八百很能吃苦，而且天生聪明，动手能力特别强。也许是遗传了母亲大户人家的优良基因。因父亲常年在煤矿务工，家里农活没人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刘八百就练就了干农活的好手，犁田耕地、播种施肥、养猪放牛不在话下。当然也是生活所迫——由于父亲常年在西山煤矿当合同工，平时较少回家，家里农活全部落在母亲张贵花身上。八里沟小学下午只上两节课，每天下午四点钟就放学了。刘八百每天回到家里，找出锅里母亲留的饭扒拉两碗，就去帮着家里干农活。

有一次回家，刘八百放学回家看到碗柜里有一块洗好的腊肉，以为是煮熟的，直接抱着就啃了一大半，后来才知道是生肉。竟然吃了肚子也不会疼——事实证明穷人的胃口很好，腊肉也是可以生吃的。

那时学校五一劳动节放假，那是真正关于劳动人民的假，又叫农忙假——劳动节放假真是要劳动的，不像现在谋划怎么出行旅游。因为五月份正值小麦、油菜籽收获和水稻插秧的时节，又叫“双抢”时节，即抢收抢种。那时八里沟村小学的五一假要放得长一点，一般是半个月。五一放假也是没有家庭作业的，扔下书包就是劳动。如果五月份麦子和油菜籽收不回来，就会烂在地里，而且水稻也无法种植，将错过最佳时节造成减产，所以五月份非常重要、非常繁忙。

学校一放假，刘八百就会把书包挂起来，接受劳动再教育。那时他姐姐已经去城里上学了，平时为节约路费都不回家，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刘八百年纪小，做不了多少重活，家务活和一些轻活就落在他身上。

暑假是天生的劳动节。八月初要收获苞谷，八月底收获稻谷。收获稻谷也叫打谷子，方法和打麦子类似，只是打谷子是在稻田里割下来就打，打麦子要晒干后再进行。相比打麦子，剥苞谷就容易得多——咩苞谷就是将苞谷棒子上的苞谷粒用手掰下来，这不怎么费力气，只是咩久了手指和手掌会疼，特别是大拇指。剥苞谷这种劳动老少皆宜，所以刘八百承担了很大的劳动任务。他自制了脱粒机，具体是把解放鞋穿在一条放倒的长凳脚上，把苞谷棒子放在上面摩擦，达到脱粒的目的。小方法解决了大问题，在八里沟争相模仿，一度传为佳话。

张贵花很关心刘八百的学习和身体，经常劝他少干劳动多学习，但家里实在太忙又需要他搭把手，所以显得特别无助。为了弥补对儿子的亏欠，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但不管怎样困难，每天早上都会坚持给刘八百煎一个鸡蛋。鸡不下蛋时，她会去邻居家借，甚至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也会花钱去买。所以刘八百对鸡蛋特别有情怀，写了一篇作文叫《鸡蛋》，记录了他母亲张贵花每天坚持给他煎鸡蛋的故事，把老师和很多小朋友感动得稀里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