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打的就是来使
话说英国远征军于1840年6月28日驶抵广东外海，并派了5艘军舰封锁广东海面之后，其余全部主力向北开进。在主力部队开进的过程中，于1840年7月2日途径福建沿海（具体来说就是厦门外海）的时候，义律又派遣了1艘巡航舰“布朗底号”到厦门去送战书，也就是帕麦斯顿写给穆彰阿（实际是道光皇帝）的《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副本，其余39艘军舰则继续北上。
这封《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嘛，后来也有十足的戏份，稍后还会说到。实际上，这封信其实就是英国的最后通牒，是宣战书。只可惜的是大清帝国哪有什么宰相啊。中国自明太祖朱元璋以后，再也没有宰相这个官职了。大清的官员也不敢接受布朗底号送来的文书的。在大清，人臣无外交，除了广东以外，其它各地官员未经许可是不得收受外国国书的。而广东官员接收外国书信，还得通过十三行的保商做中介传递。
而这个时候的厦门，无疑是在替林则徐擦屁股了，因为按照英国外相帕麦斯顿的意思，交给懿律的这份《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总共一式三份，分别在三个地方递送。一是广州，二是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三处的某一地方，三是天津。由于义律和林则徐在广州撕逼太久，和林则徐的关系已经臭到根上了，所以，义律不愿在广州送信，以免又让林则徐摆谱，显得他很牛逼，自己太跌份。于是，义律就将送信的地点从广州改到了厦门。
不过实话实说，当时的厦门的确当得起义律的这一眼高看，因为厦门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而且历史沿革又颇具传奇色彩。
说厦门重要，是因为厦门就像福建的南大门，北距千年国际大港泉州不到100公里，还远控台澎，近接金门。
早在明朝的时候，朝廷就在厦门设置了镇守府，下辖左中右三个卫所。后来郑成功抗清，又把这里当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桥头堡。再后来又成为了三藩之一的靖南王耿氏的重要大本营。清朝好不容易平定了三藩，又倚仗施琅收复了厦门及台湾岛，收服了台湾郑氏政权，于是就在这里设置了水师提督，当时下辖海坛、金澳、南澳、台湾4镇水师，共计300多艘水师战船和2万余人的水师官兵。
厦门这个地方出奇之处就在于：第一，即便当时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全国只留广州一个对外开放口岸了，但是厦门却商贸和航运非常发达。因为厦门虽然不能与外国开展商贸关系，但是却可以与台湾合法开展商贸往来。民间老百姓更是借助这个擦边球，经常与日本、东南亚等地方开展商贸往来，使得厦门这个地方在当时成为了仅次于上海这座控扼整个长江流域的商贸往来的“内河大港”和广州这座唯一“对外开放”的海港的全国第三大港口，这也是后来英国人在《南京条约》中点名要首先开放的5个港口就有厦门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厦门是一个“大清式”的行政特区。因为厦门虽然只有巴掌大一块地方（110平方公里），由于清朝只有“省-府-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没有什么乡镇，更没有什么村级行政区划，导致厦门在行政区划上甚至连一个最低级别的县都不是，还隶属于同安县，但是这里却是福建水师提督衙门和管理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府3个府的兴泉永道道台、泉州府的府台所在地，而且。而这3个衙门，无论是哪一个都高于同安县县令的七品品轶，这就好比当今的某个乡镇，是我们五大战区其中一个的总部、某省省会和某市市级政府所在地一样。
7月2日（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四）上午，接受任务的“布朗底号”巡航舰给厦门这座“传奇”的城市又增加了一抹新的传奇之色，它罔顾当时厦门周边有上百艘水师战舰和4300多名水师官兵这一残酷现实，单枪匹马就驶入了厦门南水道。那架势，仿佛就是金庸小说《碧血剑》中妄图单人匹马就想挑了整个华山派的玉真子一般。就这架势，要是换成当时的大清水师有如此威武的行为，肯定得给你吹嘘到让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神迹都要大失颜色，赵云长坂坡七进七出都不值得一提去。
一看来了一艘英国船，这是干什么的？当时的厦门水师官兵不由得犯了嘀咕。但是，由于当时的闽浙总督邓廷桢和厦门水师主力都去了福州。于是，“接待”第一个海上的“远方的来客”的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厦门同知蔡观龙的肩上。好在蔡同知没有撂挑子，而是第一时间派了1艘水师船只挂着红旗，载着五六名水师水兵前来询问。奇怪的是，也许是“布朗底号”压根没把这艘水师战舰放在眼里，又或许是英国人已经知晓了中国的旗语，反正这一次，“布朗底号”并没有向挂红旗驶来的厦门水师战舰开炮。随后，英国人给递过来一封信，并且说，明天准备拜访厦门地方官，送交《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副本等公文。中国船上的士兵将信带走，不久，这封信又被原封退回。这是神马意思，为啥把信退回来呢？英国人有些犯晕。其实，还是那个原因，除了皇帝可以直接接触外国人和广东地方官员可以间接接收外国信函之外，其他所有中国官员在未经皇帝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接触外国人，所以，抛开《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这封气势汹汹的宣战书的内容以及格式、称谓等等“犯禁”之处不谈，就单凭接触外国人和接收外国信件这两条，就足可以让当时所有的清方当事人被诛九族了，英国人犯晕，清方当事人更是惧怕你英国人呢，人家宁可让你开炮炸死，也不愿接触你英国人和英国信件这种超过100亿KV的高压电！
7月2日（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四）下午，布朗底号继续前进，直接开到厦门岛。布朗底号放下一只小舢板，挂上白旗，派出翻译罗伯聃继续前去送信。清方士兵不知道英国这个小舢板挂着白旗是什么意思，反正中国当时的旗语里没有这个，只有办丧事才挂白幡，至于休战旗语，前面也提到过了，应该是挂的红旗才对啊！遗憾的是，天朝百姓不懂西方的宣战规则和旗语，这点我们可以理解，而中国当代的许多学者也假装不知道，这就有点让人“忍无可忍”了。比如说历史学者牟安世在自己的书里把罗伯聃送信的行为称作“他们又乘船挑衅”，唉，事到如今还仍然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以图欺世盗名，是可忍，孰不可忍？！话说回来，莫名其妙的清方士兵搞得一头雾水，也不知道对方是来下战书的使者，只见洋人的船径直向自己驶来，还要登陆，这对于当时的大清“海禁”政策和“华夷大防”政策可真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啊，于是火枪弓箭一齐发射，将罗伯聃打得到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第二天，即7月3日（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布朗底号继续为送信努力——打仗之前一定要招呼一声，这是个礼貌问题（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就因为打之前没有打招呼，所以深为美国人所痛恨）。来的还是一只小舢板，挂着白旗，派出的人员仍然是翻译罗伯聃。大概是昨天有夷人小船想上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厦门。今天，厦门的老百姓都乐呵呵地跑到海边看热闹。一时间海岸上，还真是人山人海，热闹不凡。船近岸后，罗伯聃用生硬的中国话高声喊叫，提出“不让上岸，就要打仗”，但岸上没有人回答他。这时的天朝兵民还听不懂这类近代政治意义上的“鸟语”。罗伯聃举起一块方木板，试图说明自己的目的，但是迎接他的，是士兵的愤怒及抓获他的冲动，敢情他们是把罗伯聃当成了奇货可居的麂鹿豚兔之类野味儿了，吓得罗伯聃赶紧往回跑，直到爬上了“布朗底号”，确定自己是安全的，一颗吊着的心还在“扑通扑通”狂跳不停。
尼玛，打着白旗，送个信，你们就这样吓唬我们的人，真是可恨！于是，布朗底号选择了开炮。本来准备到了舟山才正式开打的，可是在厦门就轰他娘的了。
一看到炮弹“轰隆”、“轰隆”地落地爆炸，围观的群众“哗啦”一下就像鸟兽一样，四散逃命去了。而布朗底号和厦门海岸上的大炮互相开了几炮，然后就没事了。
炮战之所以很快就结束了，据说是中国的那8门岸防炮全部被打哑火了。炮声停息后，英国人心想，把你的大炮通通都干坏了，总该可以让我上去送战书了吧？因为岸上的人已经跑光了，于是英国人就想着把战书直接贴到清军炮台的墙壁上，没承想，还有一些零星的士兵躲在炮台周围的犄角旮旯里，继续用火枪、弓箭向想靠岸贴战书的英国信使射击。
其实，英国人大可以继续再开几炮，把潜藏在犄角旮旯里的清朝士兵统统炸死或者驱散的。但是英国人心想，他娘的，老子就送个信而已，犯不着跟你们死磕，所以就饶过了这几个“英勇的士兵”。
但是，送信的任务无论如何得完成啊，可不能拎着一份没送出去的信去向义律他们汇报啊。于是，“布朗底”号舰长包诅就想了个绝招，把那封《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放到一个玻璃瓶里，然后把装了信的玻璃瓶扔到了水里，希望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漂流瓶”能够被“天朝”老百姓捡起来，然后上交政府（也有说扔在了沙滩上的，还有说交给了一个渔民的）。
这场所谓的“第一次厦门之战”就这样草草落下了帷幕，还是和以前广州附近的那几次所谓的“七战七捷”的冲突一样，双方都说自己占了便宜。
清朝方面，刚由两广总督改任闽浙总督不久的邓廷桢，把前面在广东发扬光大了的谎报战绩之能事又一次超常发挥了一遍，奏称击毙英军4人，伤甚众，清军战死9人，伤14人;英国方面，罗伯聃称大败清军，击毙清军约10至12人，其余清军溃散，英军无一伤亡。对此，我不想说什么，只是觉得吧，清朝的战报，你就当它是放屁就行了，最好是连一个标点符号你都不要相信，因为连标点符号都是谎言的注脚。
对于这次交战的结果，在大清和以后的历史上，竟将这次规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炮战，称为“第一次厦门之战”。这种说法倒确实足够郑重其事，只可惜这场炮战小得连冲突都算不上，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当然，抛开这次战斗的结果和非常有限的规模不谈，这场炮战的意义却很大，因为这是正式的鸦片战争中的第一战。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布朗底号送信的任务没完成。直至后来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战争彻底结束的那一刻，这封《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都没有传到任何一位中国官员的手里，更没有传到当时唯一具有外交权限的道光皇帝的手里，至于到底漂到哪里去了，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了，没准哪天谁不小心捡到了，还可以当作历史文物拍卖也未可知呢。
信在厦门是送不出去了，“布朗底号”只好扔了个漂流瓶，然后继续北上，追赶大部队去了。很快，在厦门“百万大军”中三进三出的“布朗底号”于4天后就在舟山追上了大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