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侦探的职业生涯很精彩，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稀奇古怪的事。作为私人侦探，受雇于人，事情办妥后拿钱走人，从情感上很少受到事件本身的影响。

但受雇于刘女士的经历，让我感动，母爱的天性和刘女士的执着让我敬佩。

接到刘女士的电话是夏天的一个傍晚，上海区号和略显乡音的普通话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闯内地的淘金者，交流中很强的逻辑性和表述重点的把握证明她是个成功的白领。

自己多年的侦探生涯，已经练就了接到委托电话时特有的嗅觉。接到委托人的电话后，很快就能从委托人的谈吐中摸清对方的文化层次、委托事项和财力状况。

大多数委托人比较感性，尤其是婚姻过错类的委托，电话中的表述基本没什么逻辑可言，有些更是会在表述过程中加入太多的臆想和猜测，这就考验着私人侦探去伪存真的本领了。

做为私人侦探，我得在与委托人的电话沟通结束前，理清委托事项的来龙去脉和调查目的。这还不够，还要在脑海中形成比较可行的调查方案、预估出调查成本等等，最好能够在电话挂断前推断出委托人能够接受的心理底价。这对调查成本控制和利润预判很有帮助。

与刘女士的电话沟通基本不用我费劲费神，她表述事情的过程非常清晰，委托目的也很明确。

不过，她说到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刘女士是新疆伊宁人，九十年代与大学同学结婚，共同在乌鲁木齐创业发展。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幸福的，可好景不长，儿子出生才一年，俩人就离婚了。离婚的原因我没有问，总之，她的丈夫直接走了，留下了她和孩子。

当时的她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乌鲁木齐打拼。后来，为了更好的照顾儿子只能辞去了那些无法固定下来的工作。

当她独自将儿子带到两岁多时，有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乌鲁木齐继续照顾儿子，要么丢下儿子去上海发展。

刘女士有个朋友，夫妻俩的经济实力雄厚，属于很低调的亿万富翁。好车好房好生活，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子女，我一直在听她的倾诉，没有问这对夫妻没有小孩的原因。

刘女士找到这个朋友，提出想让他们夫妻帮忙照看下儿子，等她在上海发展的好了，再将儿子接过去。这对夫妇本来就非常喜欢刘女士的儿子，这样的好事当然不会拒绝。

儿子有了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后，刘女士便独自去了上海。近三年的时间，她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在上海成功立足，成为令人羡慕的白领。

刚去上海的几年，刘女士和这对富翁朋友还可以经常通电话了解儿子的生活，但过了一年多，电话就变的越来越少，再到后来，就没有办法联系到这对夫妻了。

刘女士感觉到不对劲后，开始多方打听朋友的电话和地址，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朋友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说：“儿子很好，你就好好工作，找个老公嫁了，再生一个吧，儿子我们要了”。

无论刘女士怎样的解释、争论、甚至哀求，对方都无动于衷。她开始疯了一样到处寻找这对夫妇，可再也没有半点音讯。

她开始求助于上海执法系统的朋友，想通过执法单位的介入，将儿子要回来，但朋友告诉他，这属于民事案件，公安局是没有管辖权的，只能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解决。

刘女士明白，通过诉讼解决，意味着漫长的审判周期和不可预见的执行结果。

那个时候，媒体上已经有二十多篇对我的整版报道了，应该算是在国内略有名气了，上海执法单位的朋友给她的建议是：去新疆找一个叫郑郁新的私人侦探，也许会帮上忙。

听完刘女士的叙述，我的脑海中对这个案件的初步调查方案已经形成，这个案件能不能受理的关键，就在于刘女士和儿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的真实性。只有她与儿子的血缘关系是真实的，而且有法定的证据证明，才能受理这项委托，才能制定调查方案的细节。

我告诉她这个委托可以接，但需要她带着儿子的出生证明原件和其他所有的证明材料飞来乌鲁木齐面谈。同时，我也告诉她，我在新疆的收费是最高的，她要有经济上的准备。

刘女士很快就飞到了乌鲁木齐。第一次见她本人，和我判断的不相上下，成功的白领、智慧的女性、善良的母亲。

看到她带来了我要求的全部材料后，我让她回酒店等我通知。当夜，我便抽调调查员回到办公室召开案情分析会。

做我们这行的，有别于公安局的案件侦办程序，警方的案件受理和侦查，包括各个流程环节都有明确的法定程序，只要够立案标准的必须立案。

私人侦探则不一样，我只接有把握拿下的案件，并且会根据调查需要挑选能力特长相对应的调查员成立调查组开展工作。

我让韩丽负责这个专案调查组。

韩丽是我培养的最优秀的女调查员，能力比较全面，除了思维敏锐、应变能力强以外，洞察力和胆量也非一般调查员可比。

她在我这工作的几年里，主办过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件，朋友们在后面的章节可以看到她参与或主办的案件。

挺让我惋惜的是她的身体不好，血液中有一种病影响到心脏，手术是早晚的事。医生告诉她要避免太过劳累，她仅凭着对侦探职业的热爱在格雷公司一干就是五年。

我对调查员的管理是松紧结合，案件调查中我不允许调查员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调查结束后，大家称兄道弟怎么都行。

我到现在都在后悔把韩丽训斥的直接晕倒的经历，虽然是为了工作上的失误训她，但仍要在这本书中给她正式赔礼道歉。

现在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文职方面的工作，做的不错。就像我经常给调查员说过的一句话：一名优秀的私人侦探转行做什么都可以出类拔萃。

为了锻炼调查员的能力，我会让每个调查员在案情分析会上先进行发言，说出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和调查思路，这样做的优点是，在结案后，调查员可以有对照的进行总结，有助于自身调查能力的提高。

有些新入行的调查员在刚开始参加这类案情分析会时，往往抓不住调查重点，有的可能是受到了影视剧的影响，思路简直是天马行空，我有时会憋着笑听他们胡说八道。

还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韩丽这样的老调查员引导新人，他们的成长就会比较快，我也不会太累。

大家都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我提出了本案调查原则和思路：承办这个案件的底线在于血缘关系的真实性，这点如果有虚假，那我们就有可能触犯刑律。

也就是说，贸然通过我们的手段达到母子团圆，而之后又确定母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那我们就要承担拐骗或者绑架的刑事风险。

在确定以上风险都可以合法规避后，要先找到刘女士儿子的下落，之后再决定采用哪种方法达到母子团聚的结果。

第二天，我约见了刘女士，我先提出的建议是我们只负责帮她找到儿子下落，之后通过诉讼解决。但刘女士说，她在本地没有任何关系网，通过法律诉讼胜算不大，而且她本人也不愿意耗时费力打官司。

刘女士的要求很明确，就是通过我们找到儿子，并且直接将儿子带走。既然这样，我就告诉她，可以签订合同，在时机成熟时，我们协助刘女士将她和儿子护送出乌鲁木齐。

但我也要求刘女士必须在关键的时间和关键的位置出现，并且在母子团圆的第一时间要向110报警平台和当地派出所主动说明情况。

刘女士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我向她介绍我们的调查思路和方案时，她提出个想法，她说，为了不让养父母再来纠缠，她准备办理一张一次性电话卡，等她向警方解释完事情经过后就扔了这张卡。

她这个想法反映出一个高级白领清晰的思路，这对她来说，确实少了很多麻烦，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整个行动的关键，如果在警方没有确定是否属于刑事案件的前提下，刘女士的消失，则会给格雷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我当场就拒绝了她这个提议。而且为了防止她带着小孩擅自离开，我私下嘱咐韩丽，行动成功时一定要亲自监督她用常用的手机通知警方，而且要看着她向110指挥平台和当地派出所解释清楚带走小孩的原因，之后，手机不能关机，要一直保持畅通。

在与刘女士合同签订，并且支付了调查启动资金后，调查组开始工作。

查找目标的下落由副所长马武军负责，马武军对待案件的细致我都自愧不如，他主办的经典案件后面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

韩丽的任务是待查找到小孩下落后，创造条件与小孩接触，并且成为小孩的朋友。

调查员肖兵和梁天负责外围协助，肖兵贴靠目标的能力可以用不可思议来评价。我曾经给过他一个任务，要求他与一个保安成为朋友，最大限度的利用他来提高我们的调查效率，因为这个保安工作的小区就有我们要找的一个目标。

我给肖兵的期限是三天。没想到才过了三个小时，肖兵就回到办公室说：“老大，搞定”，我还在怀疑三个小时能交到什么样的朋友时，他兴奋的告诉我：“我和他拜把子啦”。

我问他用了什么代价忽悠的，他的回答让我笑的肚子疼，他说：“我先观察了半个小时，对他的性格掌握个八九不离十，然后直接进值班室错认他是多年没有见面的一个战友，然后买了两盒烟狂侃两个小时，把烟往花盆一插，磕头搞定”。

呵呵，第二天顺理成章的给那个保安布置了监控工作，几天就找到了目标，法院执行局成功将目标堵在了小区里。

那个案子比较小，我没有什么印象了。但肖兵的接触能力和层出不穷的鬼点子，让他成为这个行业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我每次给调查员讲课时必讲的经典。

梁天是个比较内秀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察了。我创建格雷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二十四名调查员中，仅一年时间就有五人考上了公务员，全部都是人民警察。

现在，这些兄弟都已经成为了领导或精英。他们告诉我说，在格雷的侦探生涯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至少办案思路会更开阔一些。

二十四比五的概率就是我骄傲的资本。

刘女士提供的线索很少，只有一个手机号。

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这个手机号找到小孩的养母，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到小孩的下落。机主信息和位置信息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的，那些信息只有执法单位有权查看，我们得想其他的办法。

马武军以物流公司的名义拨通了这个电话，告诉她说有个包裹是寄给她的，但表格上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问她把包裹送到哪里签收。

这段对话我让调查员录了音，播放给刘女士听完后，确认了电话那头就是躲着不见的朋友。

对方说下午要去百货公司买东西，让把包裹送到商场门口去。弟兄们立马开始准备，马武军去邮局要了一张空白表格，填写上邮寄地址后，再将表格上面的字故意擦模糊。又买了几盒名牌化妆品，将化妆品包裹装好后，从邮局朋友那里借了一件快递制服穿在身上。

当然，正规的签收环节还是要假装的像一些的，这样可以再次确认手机持有人的名字。这些手段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效果也不错。

马武军穿着快递制服和外围调查员就位后，就通知她过来签收。

签收的地点在友好商场旁边，不一会，一位看上去挺富态的女士过来说拿包裹，坐在车里的调查员立刻对她进行了拍照，将照片发给刘女士后，刘女士说这就是小孩的养母。

签收之后，外围调查员就开始对她进行监控，为了防止在闹市区跟丢目标，我安排了一辆卧车和一辆摩托车同时跟踪。

一路上还算顺利，一直跟踪着她进了一个高档小区，发现她是从包里拿出钥匙打开了单元门，也就确认了她住在这个单元。

当天的任务完成了，我让调查组撤回来，让弟兄们休息的同时，作好第二天围绕这个小区进行调查的准备。

第二天一大早，调查组一行四人早早就进入了这个小区，两辆车分别守在单元门口小路的两头，选择好监控位置后，就拿着长焦距相机坐在车里拍照片。

从早晨八点一直到天黑，将所有进出这个单元的中年人、小孩全部拍照。之后回公司再让刘女士进行辨认，当刘女士看到儿子的照片时，还没有说话就哭了。

小孩的下落确定了，养父养母的照片也人手一份，调查顺利推进到第二阶段。

接下来的工作是分两组同时进行的，韩丽围绕小孩开展工作，掌握学校、班级，最重要的是慢慢和他成为朋友。另外一组对这家人进行调查，掌握这家人的生活规律。

第二组的工作比较顺利，调查员以忘带钥匙的理由按响别人家的门铃进入单元，进去后就在楼道里等，等到养母进来后，调查员尾随她一起进入电梯，等她按过楼层的按键后再按下比她低的那一层，出电梯后，迅速通过消防楼梯跑上一层楼，很顺利的就观察到养母进入的房间号。

韩丽的工作急不得，必须慢慢来。观察了几天，发现小孩每天上学放学都有专车接送，晚上吃完饭后会去楼下玩一会。看上去这个小孩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说话。

小孩的日常规律有了，可以进入与小孩建立友谊的环节了。

他每天放学回家后，韩丽就去楼道里等他，等他从家里出来就一起坐电梯下楼，第一次只是对他笑笑，第二次才打了声招呼，小孩比较腼腆，只是低头笑笑。

到第三次一起坐电梯的时候，他已经愿意和韩丽对话了，韩丽便和他一起在楼下玩，用了一个星期，俩人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案情分析会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中进行，我对工作能在预期的时间点结束还是很满意。

带离小孩和母亲团聚的时机差不多已经成熟了，调查员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标出了几个带离小孩的时间段，一是早上小孩上学，在校门口专车离开的时候；二是中午放学；三是晚饭后小孩下楼玩耍的时候。

最后，我否决了这三个带离计划。

理由很简单，早上和中午实施带离行动都会把学校牵扯进来，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从而对我公司的不利。

下楼玩的时候也不合适，因为带离小孩的时候刘女士必须在场，有被小孩养父母或者家人发现的风险。最后决定，还是继续观察，等待时机，力争在学校和小区之外实施带离行动。

随后的几天，韩丽和小孩也加深了感情。俩人在一起可以有说有笑的做游戏了。

我发现韩丽对他产生了真感情，记得后来在带离小孩的行动中，韩丽悄悄的哭过，我问她为什么哭，她告诉我说小孩这么可爱，为啥从小就要介入大人间的恩怨，两家都抢着要他，这其实对他来说不见得是幸福的事情。

又过了几天，等小孩养父母都出门后，肖兵以找人的借口直接敲门进入了养父母的住宅，目的是想通过保姆了解这家人周末的行程，目的没有达到，保姆的嘴挺严。

据肖兵说，房间的奢华程度把他吓住了，这家人直接买了楼上楼下两层，然后又将两层打通，安装了楼梯，成了两层豪宅。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继续监控等机会了。

运气是拿下案件的又一重要要素，充分的准备和不懈的努力就会换来瞬间的运气。

一天下午，小孩兴奋的告诉韩丽，星期六全家人都会去南山度假村度假。

机会终于来了。

为了带离行动的顺利，我安排了三辆车。一辆车载着刘女士提前到达南山旅游区附近，其他两辆车负责交替跟踪这家人的车辆，确保不丢目标。

南山是离乌鲁木齐最近的度假胜地，有“天然氧吧”之称。这里山连着山，两条土路顺着山脊可以到达大山深处的瀑布，城市的人们大多会在周末去瀑布附近野炊、露营。

这个家族挺大，有近二十人一起去南山度假，到了南山旅游区后，一行四辆车直奔瀑布露营区。

露营区的草地上分散着几处之前游客挖好的土灶，他们下车后，就开始忙碌起来，有的拾柴生火，有的扎营搭棚。

小孩们在一边玩耍，甚至没有大人们照看。

马武军载着刘女士的车停在瀑布小道尽头的山脚下，另外一辆车停在旁边备用，目的是为了掩护撤离，如果养父母家的车追上来，就在唯一的一条山路上伪装成故障车把路堵死。

现在的关键就看韩丽了。

韩丽和肖兵一直躲在旁边的树林里观察。运气不错，刘女士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小孩边玩边走，慢慢的离家人有两百多米的距离了，他俩就从树林里出来，走到小孩跟前打招呼，孩子们非常高兴，肖兵很自然的带着三个小孩开始做游戏。

肖兵的特长这时发挥的淋漓尽致。不到几分钟，他就把另外两个小孩带到了其他的地方继续玩，留下了韩丽和刘女士的儿子。

韩丽接到肖兵的信号后，就假装突然摔倒把脚崴了，接着对小孩说：“姐姐脚崴着了，你能不能把姐姐扶到车里去？”小孩像个大男人一样立刻搀扶起韩丽，一起往山下走去。

到达与刘女士汇合的地方得走十五分钟的路，如果养父母发现情况不对，报警只是几分钟的事情。韩丽后来告诉我说，小孩这么可爱，她不愿意为了赶时间而让小孩发现她是假装的，所以，一路上的山路，又全都是密密的树林，她就那么一瘸一拐的走了下来。因为紧张，胳膊还被树枝挂了两个口子。

走到车跟前时，小孩扶着韩丽坐到车里，韩丽说你也上来吧，我把你送回去。小孩没有犹豫，很听话的坐了上来，他上车后一眼就看到了刘女士。

虽然这对母子分离的太久，可能小孩朦胧的意识中还存有割不断的亲情，当刘女士哭着把他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没有拒绝。

我想，如果他那时能有记忆，这一刻将是推动他过早失去童趣、感受早熟和烦恼的开始。

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里抽掉了一包烟。接到电话说行动成功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第二句话就是让调查员用刘女士的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韩丽拿过刘女士的手机拨通了市公安局110报警电话，让刘女士亲自告诉警方，是她将儿子带走了，并向警方介绍了母子失散的原因。之后又拨打了南山度假区派出所的报警电话，说一会有人会报警丢失小孩，请公安局务必做记录，是亲生母亲将小孩带走的，没有丢失。

打完电话后，我让韩丽监督刘女士不许关机，一定要保证手机的畅通。

当他们赶到我办公室楼下时，我已经发动好车等着了。换乘我的车后，我和韩丽带着她们母子直接从计划好的路线离开了乌鲁木齐，一路不停的前往另外一个城市：伊宁市。

在一路上避开摄像头驶出乌鲁木齐后，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也才有时间观察这对母子。

刘女士抱着儿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小男孩清秀、安静，甚至让我感觉他有些成熟。他就那么静静的靠在刘女士的怀里，任由刘女士的眼泪滑落在身上。刘女士紧紧的搂着小男孩，生怕再一次失去似的，我可以感觉到她手臂的酸痛，但她就那么紧紧的搂着儿子。

那一刻，刘女士是幸福的。我却在想，小男孩这几年一直生活在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环境中，养父养母给予了他最好的教育和生活，现在让他融入几千公里外的陌生，重新接受已经淡忘的母爱，对他而言，到底是幸福还是痛苦。

当天开车跑了一千六百公里路，把母子二人送到伊宁市后连夜返回乌鲁木齐。

因为我知道，小孩的养父母关系网复杂且庞大，报警电话又用的是刘女士常用手机，警方查到我这是迟早的事，决定格雷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山雨欲来的压迫感是那几天我唯一的感觉。

第三天的上午，我正在外面办事，接到办公室电话说，市公安局刑警队来了七个刑警，将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和人员进行了控制，让我赶快回去处理。

意料之中，这个案件的最后一个环节必须要面对了。

回去的路上我先给市公安局的老领导打了电话，将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并请求他帮个忙，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如果人为干扰的因素太厉害，请他出面协调。

这同时，我又给报社的记者朋友打了电话，说我同意就此事接受采访，有记者介入，多多少少可以防止因为人情案给我惹麻烦，还可以提醒小孩的养父母不要采取过激的报复手段。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四间办公室和调查员都有刑警分别控制着，这些刑警表现的很干练、专业。其中一个刑警队员在看过我的身份证后，很严肃也很客气的说：“郑总，你得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老大马上到”。

从这些刑警队员的身上我就可以嗅到刑警队长的风格和霸气。果然，没过多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走了进来。他坐到我办公室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的用新疆土话说：“郑总，我知道你是刑警队出来的，现在你干的这个活也不容易，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到你这来你知道啥原因吧？”。

我笑着说：“大队长，我当然知道了，要不你们怎么这么多人来呢，我肯定配合你。但这件案子我既然敢接，我是仔细考证过的，是民事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不属于公安局的受理范围。而且我的人协助刘女士找到小孩后第一时间就向警方报警说明了情况”。

随后，我将早就准备好的小孩的出生证明和户口本递给刑警队长。并且给刑警队长介绍说，小孩的养父母为了达到收养小孩的目的，早在几年前就在四川给小孩重新办了户口并改了名字。

显然，刑警队在来我办公室之前，就已经对我进行了调查，并且对案件性质有了初步判断，如果明显构成刑事案件，那么，他们不会过了三天才来找我，更不会这么客气。

刑警队长看完材料，要求我转告刘女士，拍了一张她和小孩的合影寄过来，他们向领导汇报后，再确定这个案件能不能立案。

第二天，我把母子俩的合影送到了刑警队，刑警队长将照片报送给局长后，案件就撤了。

这么多年，我和这位刑警队长早就成了好朋友，很久之后的一次闲聊中，我问他当初的打算是怎么办理这个案子，他说：“说心里话，我查了一辈子案子没有佩服过几个人，但你把这个案子办的滴水不漏。本来计划是以绑架案把你收拾掉，而且我的直接领导压力特别大，为子这个案子还挨骂了，我和法制科的人研究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抓你的法律依据”。

后来，我通过市公安局的朋友向那位挨训的领导表示歉意，这位领导很大气的说没事，他说这本来就不是刑事案件，你让小郑好好干吧。至今我都想当面表示感谢，但和这位领导没有接触过，就在这表达谢意吧。

这个案子是我侦探生涯中比较经典的，对格雷来说，案件调查完美收官，但对刘女士来说，与儿子的团聚只是短暂的幸福，一个星期后，刘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养父母叫来了小孩的亲生父亲，亲生父亲又知道刘女士在伊宁亲戚家的住址，他们带了三十多个人将刘女士住的巷子围起来后，强行将小孩抢了回去。

之后的几年间，刘女士曾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希望我继续接手，用翻倍的价格帮她抢回儿子。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与小孩养父母关系网的交手只能是一次，如果再出手，将会对我一手创办的格雷公司有致命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