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还不错，因为自觉理亏，该学习的时候就认真学习，不敢开小差，所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哥哥的学习却不行，年级排名倒数，所以高考落榜了。爸爸让他复读，他死活不去。爸爸就托人把他送进了工厂。
哥哥从此吃住在厂里，家里就剩下了爸爸和我，爸爸每天下班回来都要把自己喝得人事不省。
有天早晨，爸爸没醒，我自己泡了个干馒头吃完就去上学了。
中午回来，爸爸还没醒。
我叫他，他没反应。
我感到了害怕，跑去了哥哥上班的工厂，哥哥回来看过后告诉我：“爸爸去世了！”
哥哥搬回了家里住，每天早晨骑好长时间的自行车去工厂上班。
日常的生活起居，我能照顾好自己，只是夜里害怕，需要哥哥陪伴。
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中，家里的柜顶上摆着一对绿油油的骨灰坛，一个是我害死的，一个是恨不得我死的。
学校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减免了我不少学杂费。
上了高中后，我一门心思都扑在学习上，我迫切想考上大学，然后离开家，离开这个小县城，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因为我在家里的待遇，可没有在学校里那么好。
随着学费的增加，哥哥的负担越来越重，他开始嫌弃我了。
我当时上的那所高中没有住校条件，所以每天都要回家面对哥哥的脸色。
那时我虽然看到爸妈的骨灰坛还是有点瘆，但毕竟年龄大了，不那么害怕了，我对哥哥说：“你住在工厂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哥哥于是搬到工厂去住了，可没过几天又搬了回来。那家工厂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国有转为民营，很多员工福利取消了，不再提供食宿。
哥哥虽然大我十岁，可是自理能力很差，做饭洗衣都不会，这些都要我来做。
我每天早早地起床，做两个人的早点，自己先吃过，就骑着自行车上学去了，临走时还要叫醒哥哥。
倘若哪天我忘了叫他导致他上班迟到，他就会埋怨我。
家里到学校有段距离，我用尽全力蹬着自行车也差不多需要半个小时。
中午哥哥先我回来，但他不做饭，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等我做好了饭，他才起来。
吃完饭，收拾完碗筷，我就又该走了。
下午放学也一样，我先回来做饭吃了再去学校上晚自习。
尽管如此，哥哥还是不待见我，他总是无端地冲我发脾气，把他的各种不如意都推到我身上。我做出的饭菜，他不是嫌咸就是嫌淡，有时骂骂咧咧，有时摔盆掼碗。
我觉得好委屈，但我从小没学会争辩的能力。况且，是哥哥养活着我，我理亏。
我只能一再严格要求自己，力争把每件事都做好。
那时像哥哥那个年龄段的男青年，大多已娶妻生子了。哥哥也想娶老婆，可是没人愿意嫁给他，一是穷，二是没本事，三是带着一个妹妹。
我常因此自责不已。
几次相亲失败后，哥哥索性放弃了自己，整日酗酒，相比爸爸有过之无不及。他常常酒气熏天地回来，不吃一口饭，喝酒喝到打饱嗝。
我劝他别喝那么多酒，要注意身体，他冲我一瞪眼：“老子又没花你的钱！”
我的亲哥哥给我当老子，我无言以对。他花自己的钱，连我也是花他的钱，而且还要继续花下去，我没有任何理由干涉他的自由。
哥哥也开始骂我是个妨主货，妨死了爸爸，妨死了妈妈，现在妨得他连老婆也娶不上。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自知理亏，我只能诚惶诚恐地虚心接受他的谆谆教诲。
高考完的那年暑假，我整天守在胡同口，从早到晚，每当看到那个穿着绿半袖的大叔骑着绿摩托经过时，我的心里就不由一阵紧张，不停地吞咽着口水，然而那个大叔没有一次拐入我家这条胡同。
我几次想叫住他，但没敢。
直到八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那个大叔才拐进了这条胡同，他按了一声喇叭，突突突地向里面骑去了。
我转身就去追他，望见他果然停在了我家门口。
我加快速度跑过去，站在摩托车跟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大叔看到了我，呵呵一笑说：“等不及了吧？”
我咧开嘴傻笑。
大叔慢腾腾地从摩托车后架上写着“邮政”两字的包里翻了一阵，取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
那个信封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一号，而且很厚，撑得四个棱角都圆鼓鼓的。
我已伸出手去，大叔却不慌不忙地看着上面的字，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的心都悬了起来，他才抬起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忙不迭地回答：“芦苇。”
大叔仍不把信给我，眯起眼睛看着地面，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我有些慌，莫非不是我的信？
大叔蹲下来，伸手揪下一片从红砖缝隙里钻出来的芦草叶子，站起来递给我。
他说：“孩子，你知道芦草叶子上为什么会有三个牙印子吗？”
我疑惑地接过那片叶子，看了看，还真的有三个清晰的牙印子，我以前从没注意到。
我摇摇头。
大叔说：“当年王母娘娘下凡，被这芦草叶子划破了小腿肚，她问侍从，这是什么草？侍从说，这种草，没有用，牛羊都不吃。王母娘娘生气了，就让侍从把这棵草挖出来，想让它绝种。可是挖了很久，都没挖到根。王母娘娘恨得不行，就在上面咬了三个牙印子。孩子，这可是神仙都奈何不了的草啊！”
我正在思索着大叔的话，大叔把信递给了我：“孩子，祝贺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