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曾经以“一个人的招聘会”为题，报道过我办理的一个案子，现在回想起来，里面的一些细节和过程挺有意思。

一四年的夏天，乌鲁木齐市一家基层法院执行局的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需要商量。

电话放下后，我估摸着应该是让我帮着找人的事情。我赶到法院后，局长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

经常协助他们办理案子，我已经和很多法院执行局非常熟悉了。局长给我倒了杯茶后说：“老郑，也不和你客套了，这次得看你的了，一个被执行人消失了好几年，案件执行不下去了。这个原告很可怜，你帮他把人找到，我们去抓，尽快帮原告挽回些损失”。

办公室墙角的沙发上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双手抱着茶杯拘谨的坐在沙发边缘，低着头盯着手里的茶杯一声不吭。一看就是又一个被官司折磨的即将崩溃的原告。

很多人打官司打到最后，硬是在执行环节一夜白头。原因就是官司胜了，案款执行不回来，承受不了胜诉的喜悦与无法执行之间巨大的落差。

现在已经好了很多，大数据可以让老赖无处可逃，限制高消费可以逼着老赖自觉还钱。

在当时法律还没有完善的前提下，查找恶意躲避的债务人下落，是私人侦探很大的一块业务。

局长转头对坐在沙发上的原告说：“老李，你也别愁了，我不是不给你办，找不到被执行人的下落，我和你一样着急，现在好了，我请来了找人的专家，有他出马，你就放心在家里等消息吧，别再像每天上班一样来我这啦”。

本来坐在角落里失魂落魄的老李此时像遇到救星似的连连称“是”，可能是因为感觉到有了希望显得有些激动，向我介绍案情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叙说事情的经过，怎么好心给被告借款，怎么被被告的花言巧语骗了几年不还钱，期间还时不时夹杂着几句骂娘。

本来，我只需要拿到找人的线索就可以走人了，没必要听他讲事情原委，找到人后的佣金也不用担心，因为是付完调查费才告诉他老赖下落的，但我还是要配合执行局局长的想法，要帮他化解眼前的困局。

我给他续了几次茶水，耐着性子一直听他连说带骂的讲完。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感觉到法院领导多么重视，不至于让他以为局长又是在打发他，也算是和局长的一种默契。

了解完案情，局长让老李先走。老李走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声音都有些颤抖：

“求求你了，一定得把这个松找到，不然我就不活了。”

“老哥，你放心回去等我消息吧，我会尽全力帮你的。”

我只能这样安慰他，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什么案子都能搞定，在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之前，给委托人的许诺要留有余地。

局长把门关上后，摇着头说：“老郑，现在明白为啥叫你来了吧，这个原告认为我们法院不作为，每天准时准点来我办公室，弄的我别的工作啥也干不成。他还到处去上访，搞的我头大，你赶快帮我把案子拿下”。

我笑着说：“局长，我一接到你电话就知道又一个烫手山芋，呵呵，既然你安排了，我硬着头皮也得上啊”。

线索少的可怜，要找的目标名叫程卫国，除了判决书上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就没有别的任何线索了。

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快进市区时，调查思路和框架也慢慢清晰。

方向一转，直奔刑警队。

沙区刑警队里很多老刑警都是我侦探生涯中办案技巧的启蒙老师，警校一毕业我就是在那里实习的。

我当时是在刑警队二大队的探组，也就是反盗窃探组实习，探长名叫范宏伟，刑警们都亲切的叫他“阿范”。

阿范长的很帅，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大大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很有女人缘。他酒量也很大，当时还没有什么禁酒令，我们整个探组的工作规律基本上就是侦查、抓捕、喝酒。

刑警的作息时间是没有日夜之分的，结案之后的必然节目就是喝一场庆功酒，回家的次数都很少。我觉得那几年警察离婚率高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和没日没夜的侦查破案，之后又畅快淋漓大喝一场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那个时候警察的装备不算好，基层办案民警能随意使用的车辆很少，大部分刑警办案，都是骑警用三轮摩托车。

阿范给我配备了一辆摩托车，这可把我的积极性调动的快要爆棚，不管晚上加班有多晚，每天早晨我都会是第一个到刑警队的，打扫完卫生就开始擦摩托车。很多刑警路过时都会和我开玩笑：“小郑，你把车漆都擦掉啦”。

能得到刑警们的认可，除了我工作态度比较积极外，还源于我主办的一桩盗窃案件。

那是一桩没有盗窃现场，无法判定作案时间的案子。有一个单位第二天要发工资，出纳员去账务部把自己部门的现金领出来后就放在了挎包里，然后把包放进了办公室的柜子里。

这位出纳下班前没有锁柜门就出去办事，办完事回到办公室拿上包也没检查就坐公交车回家，回到家后又和来串门的邻居聊到半夜，直到第二天去办公室后才发现包里的两万元现金不翼而飞。

探长阿范召集我们探组开了案情分析会。摆在眼前的，是个一没现场可查，二没线索可寻的案子，侦查员们一个个都沉默着。

我虽然有些思路，但因为是新人，也就坐在那不吱声。阿范毕竟是老刑警了，可能看出了我的犹豫，就直接点名让我说下自己的想法。

我说：“经过之前的调查和走访，我认为在办公室内被盗和在下班公交车上被扒窃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疑点比较多的是邻居来串门的环节，因为这期间出纳员去过洗手间，邻居有近一分钟的时间单独在放包的房间内逗留。考虑到本案没有任何现场和痕迹可查，所以如果要能拿下这个案子，可以试一下通过审讯技巧，从邻居身上突破”。

阿范的眼神一亮，让我不要有顾虑，继续说下去。

被领导一鼓励，我更加有了自信：

“我建议传唤邻居的时间定在凌晨四点，那个时间段的人最瞌睡，反审讯伎俩不会太多，容易突破，在询问过程中再配合上一个手段，就是侦查员突然进入讯问室提取邻居的指纹，骗她说在包上找到了指纹需要进行比对。提取指纹之后加大询问力度，这样拿下本案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阿范想了下，将烟往地下一丢，说：“就按小郑的方案办”。

那时的刑警队还没有专门的审讯室。将那个邻居带回来后，就在阿范的办公室里开始询问。

我们组其他的侦查员都蹑手蹑脚的趴在门上听，一听到阿范给了暗号，张龙便穿上从技术组借来的衣服，拿着取证设备进入办公室，故意大声对阿范说在包上找到了指纹，现在要进行比对，几个小时就可以出结果。

其实我们知道，在布制的包上是不可能提取指纹的，这个策略是为了配合审讯，给嫌疑人制造最大的心理压力。

阿范后来说，提取指纹的过程中，那个邻居眼中闪现的一丝慌乱让他心中一喜。

后来的三个小时，完全在阿范的攻心战和我们的忐忑中渡过。东方发白的那一刻，这个邻居终于哭着说：“范队长，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说话”。

从开始侦查到确定嫌疑人，再到将藏在这个邻居家电视机下面的两万元赃款起获，整整十个小时。

老刑警们给我的评价是：天生的刑警。

当时的法律对警察办案的要求还不是很细，对待一些主要犯罪实事已经清楚，在细节上还偷奸耍滑想抵赖的嫌疑人，时不时还有打骂的现象。后来对警察办案有越来越严的法律出台，已经杜绝了这种现象，为了破案打骂嫌疑人的警察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队长郭建新在这方面可以说对我提醒的非常及时，记忆犹新的是在我即将离开刑警队的时候，郭队长送给我一个打火机，并且给我送了一句话，他说：

“小郑，我没啥值钱的东西送你，这个打火机给你留个纪念，还给你送一句话，你是刑警的好苗子，优秀的猎人不是他的枪有多好，而是猎人使用枪的本事，对警察来说，就是要努力拥有超过罪犯的智慧”。

这句话在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影响很大，我开始很理性的去思考案件的侦破方案，尤其是喜欢受理那些疑难复杂的案件，在斗智的过程中寻找快乐，感受兴奋。

张龙是我在刑警队关系最铁的兄弟，他的性格不同于其他刑警，他属于非常纯粹的文人。他的办案思路和法律条款的运用在刑警队出类拔萃，很多老刑警经常向他请教法律和程序上的问题，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直到现在，有些案件调查思路和构想还会时不时给他一个电话探讨下。

我的车直接开进了刑警大队。每次去刑警大队都有回家一样的感觉。老的刑警都认识，见面都很随意的胡乱开玩笑。

我在刑警大队的楼里转了一圈，没找到张龙。最后干脆是见到哪个老熟人有空，就生拉硬拽的拖到电脑前，调取一些对案件有帮助的线索。

不久之后，我拿到了程卫国家庭成员的所有资料，关键是查到了他有一个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妹妹叫程艳玲，并且查到了她在乌鲁木齐的暂住地址。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给马武军拨通了电话，让他把手头的案子交给其他调查员，来配合我上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线索比较少，他办案的细致和韧劲可以弥补我的不足。

在办公室，我俩研究了案情，确定了调查方向，那就是围绕目标的妹妹做工作，先找到她的下落，然后再找突破口。

当天下午，我和马武军根据她登记的暂住地址，找到了乌鲁木齐郊区的一个居民区，说是居民区，准确来讲应该叫棚户区，就是那种随意搭建，慢慢扩大形成的群居地。

一进到这里，感觉就像进入了电影里的贫民窟，遍地的垃圾和低矮交错的砖房，时不时传来一声小孩的哭闹声和狗的吠声。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这里别说找门牌号，连巷道的标志都是乱七八糟的。

登记的门牌号肯定是找不到了，简单的商量后，我俩决定分头行动，专门往小卖部进，进去后再随机应变，买东西加上和老板的唠嗑，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收集到一些线索。

大概一个小时后，马武军那边传来消息，说进了五家小商店，最后一个商店的老板认识程艳玲，她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工地上给工人做饭。

我俩马上汇合，根据商店老板提供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三公里外的建筑工地。

接触程艳玲之前还是有铺垫工作要做的，我们把车停在了不远处，先对这家建筑工地布局和进出食堂的人员进行观察。一直到天快黑的时候，看到一位中年妇女锁好食堂的门往我们这边走来。

虽然她的长相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有些差异，但在她路过我们车的时候，还是可以确定她就是我们要找的程艳玲。

马武军尾随着她一直走进那个乱糟糟的棚户区，确认了她的住址后，观察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有利条件可以利用。

怎么接触？我俩坐在车里商量了很久，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住宅区和她接触，这种以老乡关系聚集居住的群体，都有比较强的排外意识和警惕性。

打蛇要打七寸，调查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重点，找到这个重点，有针对的制定方案是私人侦探的基本功。

目标住的地方极其简陋，建筑工地食堂里的工作也很繁重，这两个外部环境因素告诉我们，目标的经济能力不怎么好，那么，“钱”就是对她最具诱惑力，是最有可能被我们所利用的七寸了。

最终计划出台了－－高薪挖人。

这个挖人可不是真的给她换份工作，而是要在应聘的过程中和应聘表上作文章，争取套出她哥哥的下落。

还得预见到这个计划不起作用，那么，制定的备用计划是：如果这两个策略都没有达到目的，再由女调查员和她建立私交，姐妹感情投入，慢慢收集情报。

结合前期的观察，发现接触目标的最好时机是工地中午开饭过后的一个小时内，那个时候食堂里的人最少，程艳玲这个时候一定会在食堂大厅打扫卫生或者休息。

计划确定后，我俩撤回了市区。第二天中午，工地食堂开饭前我们就赶到了工地附近，远远的看着一拨又一拨的建筑工人端着饭盆进进出出。等工人们从食堂走的差不多了，我俩一起走了进去。

我俩一起进入的目的，是为了如果食堂里有其他的人，我可以想办法把人支开，给马武军创造和目标单独接触的机会。

进去后发现条件不错，只有程艳玲一个人在。

我装出大老板的派头夸了几句食堂的卫生，说她在这么苦的条件下还把食堂打扫的这么干净，比我们几个工地的餐厅干净多了，说完我就借口找工地老总谈项目退了出去，并且故意说让马武军在食堂等我。

马武军本身就自带一身书卷气，也正是这种亲和力，在很多的案件调查中可以让他快速取得目标的信任。

他的这种文雅在和客户谈合同时也挺有优势，往往谈出来的价格比我要高出许多。我谈合同比较强势，行就行，不行拉倒。呵呵，这也是我喜欢让他负责与客户谈合同的原因吧。

马武军很快就取得了程艳玲的信任。他的祖籍也临时变成了四川成都的，顺理成章就攀成了“老乡”。

老乡之间当然是无话不谈的，在有意无意间，马武军暗示说我们是国企，而且还是石油单位，正在招聘一名厨师，管吃管住，工作简单收入高，每天只负责给十个人做一顿午餐，月工资八千元。

说到这里时，发现她有明显的兴趣，便故意说应聘的人太多，她想跳槽还不一定能成功呢，先把电话留下，他回去先帮她运作一下，如果有可能再通知她。

饵放出去了，我们也知道鱼很想咬钩。

回来后就开始准备，得准备一间像模像样的石油单位办公室。因为是法院委托的案子，没有什么前期经费，为了省钱，在评估确认这个案件调查结束后，没有人来报复的风险后，我决定就用自己的办公室来设局。

弟兄们分头行动，四间办公室的门上分别贴上了工程处、财务处、经理室的标牌。我办公室的门上贴上了处长室的标牌，又打印了几沓石油工程的材料摆放在桌面上。

当然，最关键的是应聘人员登记表，精心铺设的局，都是围绕着这张登记表，登记表的核心就是其中“担保人”一栏，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她在担保人这里填写的就是她哥哥，得随机应变了。

好戏上演之前，马武军已经通过电话告诉她，说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找老总要到一个面试的机会，一会正好要路过她的工地，可以顺路把她带过来面试。

程艳玲又是兴奋又是激动，马上就向工地老板请了假。她不知道的是马武军哪里是路过啊，而是一个上午在远处观察着工地，一直到看着她忙完了才拨的电话。

马武军陪着程艳玲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我没有理她，自顾自的接电话、打电话，全是工程上的事情，时不时还要把电话那头的人训斥一顿，办公室不断有人进来汇报工程进展的情况，当然，这都是调查员们的演出。

把她晾了十几分钟后，才开始办理她的应聘。到这个时候，她已经对我们完全信任了，这些前奏也最大化的提升了这个职位对她的吸引力，她也相信，有“老乡”的照应，这么优越的职位一定是她的。

我信口开河的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主要是让她感觉到这个岗位有很多人来应聘，如果能入职，一年能挣好几万。

和她聊了一会，感觉到时机差不多成熟了，我就让她先把应聘人员登记表填好，然后等通知。

我们设计的应聘表里专门有一栏，就是“直系亲属担保人”，法院几年找不到的人，能不能从这里反映出来就是关键了。

她很认真的填写着登记表，房间里配合演出的调查员们，包括我在内，都随着她填表的进度越发紧张，还好没有将这种紧张表现出来。

当她填写到担保人这栏的时候开始犹豫起来，马武军就立刻开始引导：“你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啊，叫啥名字呢”。

“有呢，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叫程卫保，一个叫程卫家。”她说道。

马武军之前早就做足了功课，对她兄弟姐妹的信息都研究的很透了，一点没犹豫就继续引导她说：“你家兄妹们的名字起的好啊，都是保家的，那有没有卫国的呢，保家卫国多顺口啊”。

“有啊，我哥就叫程卫国，还在新疆呆过几年呢。”她头都没抬回答道。

我心中那个欢喜啊，赶紧接着她的话说：“好吧，就填他吧，在新疆工作过的人做担保才合适”。

“不行啊老总，我哥现在已经回四川了，几年前就回老家了。他回去后把电话都换掉了，我让弟弟做担保人行不行？”，这个时候，她显得有点犹豫。

我故意不耐烦的说：“哪有什么合不合适啊，我们是中央驻疆企业，关键是我们单位的人事处能联系到他，哥哥当然要比弟弟当担保人可靠的多。马科长，你干脆让她先出去，叫其他人来我看看”。

马武军趁热打铁的说：“你真笨，快点填啊，就填你哥吧，外面还有好几个人排队等着呢，你得抓住机会啊”。

“好好好，我填，马科长，有些字我不会写，你能不能帮我下。”她还是害怕被赶出去失去了这个机会。

“处长别生气，我这老乡没文化，你包涵下，我来帮她写。”马武军拿着笔，把需要的信息，一问一答的清清楚楚的写在了登记表上。

搞定。临走，她说是不是回去就办理辞职。马武军赶忙劝她，让她先别辞职，等二十天左右，工程队出发时，我们再正式通知她上班，到那时再辞职也不晚。

这个时间是计划好的，一是二十天的时间，足够法院执行人员出差抓捕，二是别让她真的辞职，少了一份生活来源。

三天后，法院执行局派出一组法警和执行局法官，由格雷的两名调查员配合，一同赶往成都，把正在那里经营一家咖啡厅的程卫国成功抓获，并带回了乌鲁木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