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家那时的生活还算不错。我姥爷在烟台有个小店铺，经营烟酒糖茶等杂货，挣点钱置了点地，这些财产仅够一家人糊口。

      地靠自己种，雇不起人，只有在麦收时，忙不过来才找人帮忙。

      大约一九三〇年左右，我妈妈六七岁，我姥姥不知得什么病没治好去世了，留下两儿三女。

      全家人极度悲伤，痛哭喊着妈妈快起来，快看看我们……邻居们也为这一家人的悲惨哭的泣不成声。

       这一大家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我妈有大姐大哥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自己排行第三。

       那年排行最大的大姐十三岁，小妹才两岁，没了妈妈，生活举步维艰。

       我姥爷要常去烟台打点店铺，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孩子们自己照顾自己。

       妈妈说：“我八岁那年，看人家去赶庙会，可想去了，找了半天衣服，没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穿的裤子。找到一块布，自己模仿着剪了一条裤子，不会缝，就用浆糊粘起来。试穿一下，还挺合适。就得意的穿着这条裤子跟大人们去赶庙会。往回走时，腿被浆糊磨的越来越疼，到家一看，腿都磨破了。还怕人家看见笑话，只好偷偷忍着疼不敢说。”

       妈妈心灵手巧，慢慢学着用线缝衣服，自己做了一条裤子后，又大胆的给弟弟妹妹做衣服、做鞋。不会缝的地方就再用浆糊粘起来。

       一家人就这样大孩照顾小孩，互相照顾着艰难度日。

       我姥爷很想给孩子们再找个能照顾他们的妈，可是谁愿接手这么多孩子。

       就这样过了几年，大约一九三三年吧，我姥爷娶了后姥姥。

       后姥姥原来自己有一个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夭折了。后姥姥受刺激后，精神不太正常，整天跟着麦浪跑着追孩子，认为那起伏不定的麦浪就是她的孩子在跑。他男人也遗弃她了，很让人同情可怜。

       村里媒婆看姥爷家这么多孩子正愁没个娘照顾，又看她那么喜欢孩子，就把她介绍给我姥爷。

       姥爷也觉得她是想孩子害的精神病，有我家这些孩子，也许会好了，很无奈的把她娶回了家。

       后姥姥嫁过来后，家里这么多孩子让她忙活，渐渐的精神好多了。挺开心的为孩子们做吃做穿，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们也算有了依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东北变成了殖民地。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让侵略者肆无忌弹烧杀抢掠。

      国内军阀混战，败兵、伪军、土匪横行霸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敲诈、勒索、抢劫已成常态，社会动荡不安。

      姥爷在烟台经营那点小生意整天惶恐不安，微薄的收入被他们搜刮的所剩无几。年景不好时，家里的那点薄地收的粮食还不够交公粮的。生活窘迫，朝不保夕，并日而食。

      后姥姥嫁过来，一年后添个男丁，姥爷不想让孩子们都在一起受罪，就想给我妈的大姐找个人家嫁出去。算是给孩子找个出路，也能减轻一大家的负担。

       妈妈的大姐是姊弟中最大的，大约1934年，有十七八岁，到了如花似玉的年龄，生的俊俏，性格温柔内向，勤快能干。

      媒人给找了比较有钱的一户人家，出嫁时婆家还给送来彩礼和嫁妆，花轿迎娶，吹吹打打，还办了几桌酒席，风风光光的娶进门。

      谁知我大姨嫁过去的是当二房，日子过得很惨。大房媳妇泼辣蛮横，婆婆刁钻古怪，横挑鼻子竖挑眼，整天折磨我大姨。我大姨是个老实淑静的弱女子，很少言语，更不会反抗。整天过着小心谨慎，心神不安的日子，受累受气受辱只能忍着，有泪往肚里咽。时间长了，心气郁结，导致身体多病，弱不经风。病魔日久缠身，这家人也不给请医生看病。

       自大姨出嫁后，我妈去看过她大姐，看到原来漂亮文静的姑娘，活生生变成了病入膏肓的黄脸婆，不禁相拥而泣。大姨向我妈妈讲述她悲惨的处境，妈妈劝大姨回家吧。后来几次想把大姨接回家，无奈那个封建落后的年代，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接回娘家是不可能的。就这样大姨在婆家连气带累，嫁过去不到两年就离世了。妈妈说：“纯是给折磨死的，有病也不给治。”也是那个封建落后的时代给女人带来的悲惨命运。

        后姥姥先后共生二子一女，家里没了大女儿，还有七个儿女。大儿子就是我大舅，学名王兴家，生于1920年，大约十八岁娶了一位姓白的姑娘，沉重的家庭负担逼得他想办法找寻生存之路，带着媳妇去东北闯生活。听说最后落脚到黑龙江省依安县，在一家电料行里做电工，生活还过得去，有时能往家里寄点钱。

       姥爷在烟台的小生意越来越难经营，收入不多。家里那点薄地收成好了，是他们唯一的口粮。

      种好地的活就落在我妈和我二舅的肩上。妈妈不仅勤劳能干，还聪明伶俐悟性好，学会好多种地的技术和经验，记得好多农业谚语，例如：春打六九头、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春分看耕牛、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稳、小满雀来全、芒种过了不可强种，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立秋裤腿往下揪、白露三朝打断谷腰等等。还学会看天气，看云估雨：朝红有雨夜红行千里、鱼鳞斑不过三，过三十八天、雨水冒泡泡，雨天晴不了。

       还学会治理天气，当然不可信，却挺有意思：连阴雨的时候盼晴天，把槌衣服的棒槌挂在屋檐下，同时念叨：棒槌棒槌打滴溜，雨停天晴听知了。别说有时还真的雨过天晴了，也许是巧合。妈妈那时虽然累点，碰上好年景，收成还不错，够一家人吃的，也挺有成就感。

       命运不是都那么随人愿，妈妈说：“三九年入夏，快到麦收的时候了，老天不作美，本应让麦子在灿烂的光照下快快成熟，却隔三差五的下雨。”

       妈妈渐渐的语气沉重，像是说不出话了。沉默了一会，妈妈的眼睛湿润了，用很低的声音说道：“到了麦收的时候，很怕老天再下雨，要抢时间快收麦。倘若遇上大雨，一年的辛苦打水漂，全年的口粮就全没了。那时已雇不起人，全家老少一起上阵割麦、运麦、打场。幸好这几天都是大晴天，顾不得火辣辣的太阳晒的人口舌冒烟，皮黑肉紫，汗水、泥土、麦芒混合在一起，遍野都是麦香味。全家人不分昼夜的忙活，肩挑人扛，只想快把颗粒收回家。”

       妈妈用手擦了一下眼睛，痛苦的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吐：“这样辛苦的麦收，小孩怎么受得了，那天割了一夜的麦子，天快亮了，我二弟又累又困，实在撑不住，就倒在地头上睡着了。谁也没注意他，也没给他盖点什么。

       天大亮了，乌云遮住了天边的朝霞，全家人忙了一夜，又累又困又饿，叫醒二弟回家。

       二弟睡的朦朦眬眬的，爬起来跌跌闯闯的就跟着走。回家后就病倒了。

       “那时候只顾抢收打场，也顾不得照顾他，没在意他病成啥样，也没给找医生看，啥药也没吃。”妈妈哽咽了，“病了六七天，就没了。”

        妈妈哭的很痛苦，我也止不住泪流满面。

        我不愿让妈妈再勾起伤心的回忆，紧紧的抱着妈妈，不知该安慰什么，也不想说什么。

        一会妈妈抬起头来坚定地说：“你二舅是在地头上睡觉受凉了，也许是叫他时爬起来就走，也没醒一会，把魂落在那里了。光忙收麦，也没去给他叫叫魂。”

        妈妈那么懊悔地说：“你二舅比我小两岁，十四岁的孩子，正是长个的时候。细高挑的个子，聪明活泼、勤劳能干，纤瘦的小身板干什么都行，什么都会干。言语不多，最听我的话，和我在一起干活真是好帮手。”

       妈妈深深吸了口气说：“都是我没有尽到心，没好好照顾他，若是去给他叫叫魂，把魂叫回来，或许不会死。”

       妈妈不停地擦泪，擦不尽忧悒难止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