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忍着泪和妈妈说：“别多想了，咱们这苦命人，光累也会累死的。”
我握着妈妈的手说：“谁也不怪，怪就怪那个时代，这么多灾难，这么多不公平，穷苦人能活到今天不容易。”
妈妈长吁一口气说：“不想了，我现在够幸福的了。”
但是在妈妈的心中留下了叫魂重要性的阴影，吓着了或突然离开一个地方，必须叫叫魂再走。怪不得我们一生中常见妈妈用叫魂的办法给孩子们治小病。
1937年，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把中国大地变成人间地狱，敲骨吸髓，横征暴敛，干尽丧尽天良的事。
生意人的日子更难过，姥爷在烟台的小买卖越来越难干。在忧心忡忡中经营，整天入不敷出。坚持着又干了两年，一九三九年冬天，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关门停业，回家过日子。
姥爷从年轻就学做生意，农田的活不太会干，无从下手，使不上劲。回家后看着一大家人要吃饭，阮囊羞涩，心如火焚。姥爷是很爱面子的人，心里干着急，有苦也不说，再难也要自己撑着。再加上两个儿女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心中总是愧疚。原来祖上留下的家业，快折腾空了。极大的生活压力，内外交困，1941年，回家不到两年，姥爷毒火攻心，一病不起。急坏了一家人，请了好几位大夫，吃了不知多少中药，心火难消。终被痛苦、焦虑、压力夺去了脆弱的生命。
妈妈讲到姥爷的事极度悲痛的说：“你姥爷走了，一家人犹如万箭穿心，家里没了顶梁柱，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妈妈抽泣着说：“自己哭了半个月，不想吃，也不能睡。爸爸妈妈都没了，落在后妈手里，我该怎么过呀？”
妈妈感觉到自从后妈有了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关爱亲切了。
姥爷的离世对后姥姥打击也很大，精神刺激使她好像又有些精神不正常，像变了个人似的。
那时在家里的孩子数我妈大，家里家外的事都得操心，轻活重活主要都落在我妈妈和她三妹身上，整天有干不完的活，残汤剩饭是她俩的主餐，有多点吃多点，忍饥挨饿，当使唤丫头一样对待。
失去亲爹娘，就像失落的小燕一样，无人疼无人爱。
姊妹俩常常抱在一起痛哭，又多么想念去东北的亲大哥，有苦有怨无处诉。
在村里我妈有个叔叔家，自我姥爷去世后，来往不多，他家的叔伯哥哥我妈叫他大虎哥，有时来看看她们，也不敢多言语。
为了活下去，妈妈只能咽下眼泪，忍着委屈过日子。
日本侵占中国，国难深重，生灵涂炭。再遇上连年天灾，老百姓穷年累月的忙活，也难维持生计。
妈妈说：“ 1942年那年，旱灾加蝗灾，那蝗虫飞过一片，铺天盖地的遮住了日月，只听咔咔嚓嚓一片蝗虫嗑庄稼的声音，一会地里全剩下光秃秃的麦秆了，夏收几乎无粮。人们到处挖野菜、草根和捡树叶充饥，这些没有了，就吃树皮，把榆树皮磨成面，掺着吃。谁知吃榆树皮面，拉不出屎。小孩憋的直哭。”
妈妈深深的皱着眉头，停了一会，妈妈微笑了一下说：“就在那年，你大舅从东北回来看我们了，给我们带来一些东北的榛子，我吃了几个，看看那饿得骨瘦如柴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还是让他们吃吧。”我大舅回来给我妈妈带来了快乐和依靠。
这天家里找了一个工匠，帮助修补多年失修的房子，我妈妈当小工，和泥搬瓦，还得管做一家人的饭。
我妈妈说：“那天蒸的野菜杂粮包子，我忙里忙外，又累又饿，心发慌、腿发软，我把蒸好的包子盛出来，想先吃一个充饥。刚咬一口，被你后姥姥看见了，一巴掌打到一边去了。还指指点点的说，外面的活干完了吗，就先吃饭，就知道吃。”我妈妈又累又饿又委屈，躲到一边哭去，几乎哭晕倒了。
我大舅看到此情此景，怒火冲天，抢白我后姥姥说：“广英（我妈的名字）里外忙活，又累又饿，先吃个包子怎么就不行？哪来的那么多规矩，想饿死人吗？”
我大舅的怒火让后姥姥无话可说。
静了一会，我大舅再拿包子送给我妈妈吃，我妈妈满肚子的怨气和委屈，怎能再吃下去。
这顿饭没有吃，还得到外面忙修房子的活。
饥饿、生气、郁闷几乎站不住差点晕倒。
我妈妈向我大舅倾诉：“自咱爸爸走了，后妈像变个人似的，也许是精神刺激又犯了老病，整天不知道做事，魔魔怔怔的竟找事，原来还有些亲情，现在情随事迁，再没有温情没有亲切了。家穷吃不上饭怨我们，怨我们姊妹俩吃的多，我们哪敢吃饱，不饿就不吃了。”
妈妈搂起裤腿让我大舅看她大腿上像巴掌大的伤疤说：“家里饭不多的时候，常把我们姐俩赶出来，让我们自己找饭去。我们上哪去找啊?有时我俩去大姜家村的咱三姨家（妈妈的亲三姨嫁到大姜家村的一户人家），见到三姨像见到亲妈一样，我俩委屈地哭诉不停，三姨总是含泪给我们找点吃的，安慰我们。咱三姨家也有好几个孩子，并不宽裕，我俩不好意思常去。那一天，我俩又被后妈赶出来了，我俩在外面到处走，想挖点野菜充饥。一天水米没进了，傍晚我们走到大虎哥家门口，想进去看看，刚进院门，一条大黄狗向三妹扑来，我跑过去挡住，被大黄狗咬住了裤腿，把我拖倒了，又是一口，咬在大腿上，鲜血湿透了裤子。大虎哥和婶娘跑出来赶走黄狗，我俩才脱险。婶娘给我上了点药，不太疼了，妹妹才扶着我一瘸一拐地回家了。”
我大舅仔细地看着伤疤说：“这么大的疤啊，真是老天照应，好歹没发炎。”
我妈又说：“腿伤成这样，还得照样干活，后妈说不养吃闲饭的。”
妈妈琢磨了一会又说：“原来后妈对我们还可以，现在真和有精神病一样，我们也不能和她一般见识，只能忍着。”
我妈妈沉思一会又说：“这后妈挺能败坏，把家里祖传的东西和咱爸留下的一点家产，都折腾的差不多了。还把我们姊妹俩当眼中钉，整天说要把我们嫁出去，换点彩礼。”
妈妈说不下去了，痛哭着对我大舅说：“哥哥，在这个家是没法呆了，早晚得被折磨死，不死也得被卖了换钱。”
我大舅默默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妈妈的话。让她尽情的倾吐这几年的冤屈。不知该怎样安慰我妈妈。沉思着，在想怎么办才好。那时我妈妈已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俊俏贤淑，心灵手巧，什么活都能干，在家是个好帮手。不知后姥姥怎么想的，折磨排挤，不喜欢她。
我大舅想了一会和我妈妈说：“广英你们姊妹俩跟我去东北吧，再这样下去会被折磨死的，留下的家产让后妈他们自己过吧。”
于是这年（1942年）我妈妈和她三妹跟着他大哥去东北开始闯关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