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继续说艾丽。

艾丽的家里很普通——乡村里的家庭都很普通。我们在年少时根本不关心同学的家庭，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农民就是一样的。

我们记得些什么？就是经常来学校的那些家长的长相，我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知道是谁的爸爸或者妈妈，当他们在教室后门或靠后门的窗户边往教室里寻觅、张望时——通常他们都拿着两把伞或提着一袋子菜——我们就赶紧给当事人报信：“嘿，张伟！你爸爸来了！”“喂！喂！陈圆，小心了，你看下外面！”当事人一脸惊愕，赶紧起身，红着脸，埋着头冲出教室，留下我们在后面发出哄堂大笑。

艾丽的爸爸经常来学校，不是来送伞，就是送作业本，偶尔也送菜——大人们天一亮就早早出去干活，有时候给小孩准备的菜是隔夜的，等大人们把早饭吃过，会再送些新鲜菜到学校。

我看得出艾丽的爸爸对她特别疼爱。他们在教室外面交谈，虽然我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但最后他总是摸摸这个小女孩的头，然后看她进教室坐好以后才离开。

艾丽的爸爸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晓芳经常看到他驾驶着拖拉机在乡里的路上跑，要么是运粮食，要么是运砖瓦。

有一个周末晓芳从乡里赶集回来，背着没卖掉的一袋二十斤黄豆，埋着头往前走。

听到身后拖拉机的突突声越来越近，最后在晓芳身边停了下来。

“晓芳！”有人大声地喊她以盖过柴油发动机的噪音，晓芳转头一看，是艾丽的爸爸。

他说：“回家吗？上车，我送你。”

他居然认识晓芳，“艾丽的同学大部分我都认得出来，”他说。

晓芳笑着跟他打招呼，然后把黄豆袋子丢在拖斗里，爬上了车。他绕了十几里路送晓芳回家。

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

然而这样一个好爸爸，一个好人，却去世得很早，他在艾丽读中专的时候害了病。

很遗憾，这才一开始，我就要说到一些悲惨的、令人痛心的事，大部分的人生故事并不是这样的。

艾丽的爸爸本来是想送艾丽读高中，然后考大学，这种思维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先进的了。

农民们一般认为读书的作用只是认字和学一门手艺，上大学那是官宦子弟的特权。何况在上大学之前还得读三年的高中，这简直就是浪费人生的时间。我们村和隔壁的几个村都没出过大学生，甚至整个乡里都很少听说哪家有人读过大学。

艾丽的爸爸没读过书，没出过乡镇，也是最普通的农民，不得不承认，在同一个环境中生存的人的思维也各不相同，他算是很明智的。

然而现实是，怎么说呢？现实都是残酷的：田间出产要养活六口人，两个孩子的衣食教育要花钱，妻子身体也不太好。

在农村，人们每天都在跟人世间最现实最迫切的困难作斗争，总不能现在就把命豁出去，去换那几十年以后才“可能有”的幸福吧。

在这里，活着最重要。

爸爸征求过艾丽的意见，希望她能抛开一切认真思考自己的前途，但艾丽很清楚父母的辛劳和家中的困境，最后主动要求去县里读中专，三年中专读下来，就可以出去工作，拿工资了。她爸爸总是在劝说她：“我觉得还是读高中好一点。”但艾丽不听。

晓芳呢，是因为舅舅在镇上的二中谋到个后勤副主任的职位，才使她有机会去读高中。

艾丽到县里读中专时，正好16岁。那是人生中最绚丽多彩、最轻松快乐的青春年华。

想想看，一个女孩子从野蛮愚昧的农村来到车水马龙的城市，不光是物质环境完全不同，连精神环境也焕然一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年轻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这些条件。

满大街都是音像店、服装店、书店，即使没有多少钱，也可以在音像店里免费听音乐，在书店装作想买书的样子随意翻阅书籍，走累了，就和朋友们在路边摊买几个油饼填饱肚子。

然而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爸爸生病了。乡里、镇上都治不了。到了县里，医生说可能是恶性肿瘤。不要说那时候，就是现在，只要是癌症，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是不可能有任何治愈希望的；即使是富人和有名望的人，当死神借由癌症来召唤他们时，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也就是金钱，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在县医院检查完毕，爸爸第二天就要回家，被艾丽苦口婆心地劝阻了。她了解城市，认为城市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创造奇迹。她希望爸爸能在医院多观察几天，也许医生最初的诊断是错误的，或者他们再多考虑一下可能会有“灵光一现”的治疗办法，她希望听到医生说：“呃，这里面有点小问题，一开始……但现在我觉得那不对……”。

爸爸很疼这个女儿，就满足了她的请求，准备在医院多呆几天。但实际上，很可能爸爸是因为剧烈的疼痛而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不想在弥留之际躺在老家的床上看不到女儿在身边。

家里的农活不能撇下，妈妈只得先回家了。

艾丽把学校宿舍的铺盖搬到了爸爸的病床边，每天晚上都陪着爸爸。

吃饭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学校的饭菜是没有什么油水的，但在外面吃饭又太贵。艾丽为了给爸爸补身体，让他尽快好起来，就买了一个煤油炉子、锅和铲、一双筷子、一个碗和十斤煤油，医院里不让做饭，她只好躲在学校宿舍里做。实际上，学校里也是不允许做饭的。她每天上午上完课就赶紧到食堂打好自己的一份饭菜和额外加一份饭，然后急匆匆跑到宿舍用煤油炉子炒菜，菜是前一天晚上买的。做好了菜，就马上送到医院，和爸爸一起吃。她吃食堂的饭菜，爸爸吃她炒的菜。我们那县城不大，医院和学校之间也就是步行十分钟的路程。

下午放学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菜市场买菜。在此之前，每个月150块钱的生活费，完全是为学校的一日三餐准备的，早上一元钱吃三个馒头，中午和晚上吃饭各要花两元，这笔账掐算得仔仔细细、准确无误。现在，150块钱要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用，只能是做过一天算一天的打算了。爸爸要给她钱，但她说：“爸爸，我有，生活费还够呢。”

为了尽量节省些钱下来，她只得厚着脸皮、死乞白赖地在菜市场跟菜贩讨价还价。五毛钱一斤的青菜，四块五一斤的猪肉，在她看来都有点难以接受，不过下午的菜总能便宜几毛钱。但当她问好了价钱并且得到了能够再便宜一点的承诺，还是显得有些踌躇犹豫的时候，菜老板们就会对她冷嘲热讽，把她臊得面红耳赤。有些老板脾气好，并不当面奚落她，但这种掂斤播两的买卖也让她浑身不自在。

即使预计到生活费不够用、买菜的经历让人太难堪、每天在学校和医院之间跑四趟，而且更重要的是，像一座大山那样沉重的压力堵塞住心灵，但艾丽并不需要坚持多久了。

一个星期后，爸爸再次强烈要求出院回家。他的态度很坚决，没人能改变，因为前天晚上的剧痛已经让他完全看清了命运的安排，他的尿里有血，咳出的痰里也有血，头发被轻轻抓一下就掉。一个留有余地、还有希望的生命不会是这样的，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他只从医院带了些止疼药，就独自回家了。艾丽想陪着回家，但爸爸另外有安排：“还有三天就是星期六，你星期五放学后再回家吧。”

但两天后，也就是星期五，艾丽的爸爸就在家里去世了。晚上，艾丽回到家时，看到的是眼睛已经哭肿了的妈妈，满屋嚎啕大哭的姑母姨娘，和僵硬地躺在灰色床铺上再也不会醒来的爸爸。

姑妈告诉艾丽，爸爸回家后两天没有吃东西，这天下午突然疼痛难忍。妈妈到村部叫来了邹医生，给爸爸打了一针吗啡。之后爸爸全身轻松，沉沉睡去。亲戚们短暂地松了一口气，坐在禾场上和堂屋门前闲聊，虽然忧心忡忡，但也没有过分悲观。小潘锐——爸爸的外甥，时不时进屋去看看。六点十三分，他猛地从屋里冲出来，叫大人们快进去看看，为什么舅舅全身冰凉的了？

爸爸已经平静地去了，至少逝前无甚痛苦。

还有什么事比在年少时失去爸爸或者妈妈更残酷呢？小鸡和小鸭在褪去稚嫩的黄绒毛之前也离不开母鸡和母鸭的照顾啊！每个人都会在这世界上受点委屈，心里别扭，但只要父母在，心就有寄托，有归宿。但如果父母不在了，特别是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还没成人的时候，受伤后的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求慰藉呢？

死亡，这本来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们不该在青春年少时去面对它，看清它，甚至让它的阴影一直印在我们心上，像一条蚂蝗一样钻进肉里吸血。我没读过《百年孤独》，但我听说马尔克斯在书中有这样的看法：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当父母死去的时候，帘子被掀开，我们才真正看到死亡的真相，这个惨白痛苦的真相是我们在旁系亲属死亡时看不到的。

我觉得马尔克斯把这种事情说得很清楚。

艾丽和死亡之间的帘子被掀开了。

姑妈对艾丽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只要你和弟弟不忘了他，他就还在。你看，他的眼角和嘴角还带着笑呢。”

这一年是2000年。幸好艾丽没有选择读高中然后读大学，没有了爸爸是不可能负担得起大学费用的。

无论如何，爸爸的去世对艾丽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她非常难过，不知哭过多少次。后来每每想起爸爸，还是禁不住落泪。然而，活着的人的生活总得继续下去。

接下来的一年，艾丽更加认真和刻苦地读书，也只有这样，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她减轻心里的痛苦，让她暂时能从回忆和悲伤中走出来。

她也想多回家看看妈妈、爷爷和奶奶，给家里人分担一下那间破瓦房里的家务和田地里的农活。但回家是需要路费的，从县城到家里，五块钱的路费对于一个失去了主要劳动力的家庭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一个来回就是十块钱。现在，我们谁会在乎五块，十块，甚至一百块钱呢？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孩子，这就是一笔需要仔细琢磨和算计的开支。

她决定每个月回家两次。花四块钱坐车从县城到镇上，然后走十五里的山路从镇上到家里——这段路程本来需要花一块钱坐车。

到镇上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如果是夏天和秋天，此时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临，人们已经吃过晚饭，悠闲地沿着街道散步，或是躺在屋前的睡椅上摇着蒲扇；如果是春天和冬天，七点钟的街上就没有一个人走动，连一只狗都遇不到，只有沿街的窗户里透出点点灯火。艾丽还没有吃饭，不过这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她说她对饥饿不敏感，实际上是她已经习惯了饿着肚子。

沿着国道往镇子东边走，大约二里路能到荷花堰，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她家，比大路要近很多。这条小路不算难走，途经的人家也不少，而且她总是随身带着手电筒和雨衣。

无边的夜色像阴沉的浓雾一样笼罩着大地，周遭看不到一点亮光，听不到一丝动静，耳边只有她自己急促而沉闷的脚步声回荡着。偶尔也有几声猫头鹰的凄凉鸣叫，或者一只野鸡从旁边的枞树林里跃起，这些突如其来的动静倒是给人一些乐趣，使她确信这条路上还有活物。她只是一直往前走。

路边有一户屋场抬高了的人家，土夯的禾场，砖土结构的瓦屋，只有偏屋的窗户发出一点灯光。第一次经过那里时，艾丽被俯卧在禾场上又突然跃起的大黑狗吓坏了，这只狗狂吠着，吓得艾丽战战兢兢，落荒而逃；当她第二次经过时，黑狗似乎认出了她，只是蹲在地上，并不吠叫，它昂着头，眯缝着眼睛，缓慢地摆动脑袋，好像表示它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路人通行；而第三次，大黑狗居然摇着尾巴跑过来与艾丽亲近，闻闻她身上的味道，发出亲昵的呜咽声。后来，大黑狗总是跟着她走上一程，当它觉得离家实在太远时，才撒腿往回奔去。

这段小路并不是毫无乐趣的。

艾丽一般在晚上九点多到家。她匆匆地吃点东西，洗漱一下就去睡了。

接下来的两天，她一刻不停地在家里和地里忙活，好像在学校度过的半个月时间是享受和浪费，而现在她要把这段“虚度”的时光用两天的劳作来弥补。

那两年，她只有偶尔的几次因为雨太大而没有在星期五回家。只要没有下大雨，或者她预计那只是一场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雷阵雨，她总是按计划赶上从县城西站发出的最后一班车。回家的路费——来回八块钱的路费——是她从伙食费里克扣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