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钦差钦差又见钦差
琦善因为在天津跟义律稀里哗啦地折冲樽俎，瞎过了几招，然后义律莫名其妙地领着英国“渤海旅游团”稀里糊涂地南撤了。这让道光皇帝心头就像打了几吨鸡血一样，爽得不要不要的。想到琦善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让英国人乖乖回到了广州，于是顺便把琦善这个马仔也给好好表扬了一番。受到老板表扬的琦善，那感觉，真酸爽！于是乎，琦善也有点飘了。
人一飘，就容易出问题。这不，琦善本来人在家中乐，不想锅从天上来！10月3日，道光帝心头一爽，本着鞭打快牛的原则，把第三顶钦差大臣的大帽子，给扣到了琦善的头上。那意思是说，你既然你行，那你上吧！既然林则徐没搞定义律，你一上就把他忽悠跑了，那就换你上。
不过，接过林则徐的钦差大臣黑帽子的琦善，也接过了道光帝出给林则徐的那道无解的命题作文——上不失国体，下不起边衅。
因为道光帝出的这道题，导致出现了鸦片战争中的又一个特点：越往后，派出的钦差大臣越倒霉。因为几千年来的的“天朝体制”，或者说天国本身作为东亚文化圈扛把子的历史惯性，以及几百年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使然，造成这些“天朝”的大臣根本不知道所面对的大英帝国跟以往的任何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乃至倭寇之类对手完全不同，更不知道对手的底牌到底是什么。而道光帝一上来就打出了“不可轻启边衅”这道底牌，这就好比给各位钦差大臣戴了一道紧箍咒一样，让这些天朝大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开不开边衅，那是由英国人说了算的，能战才能和，不能战你也妄想要和？想得挺美！
不过，面对道光帝出的这个无解难题，琦善的破题方法与林则徐的大相径庭，林则徐是无知者无畏，不怕跟英国人硬碰硬，不怕拿天朝的鸡蛋去碰英国人的硬石头；琦善则不然，琦善自从在天津见识了真正的英国舰队之后，本身也认同了“不轻启边衅”这个底牌，因为启了也是白启。所以，后来琦善在南下广州的路上，在多次跟另一位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的钦差大臣伊里布的不断书信往来中，两人都数次主张说“处理夷务，在柔远而不在威远。”
琦善出京后，倍道兼程，仅仅56天就于1840年11月29日抵达了广州城，这可比当初林则徐的63天还要快！
在路过山东的时候，发现山东巡抚托浑布手下有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才”鲍鹏（也不知道鲍鹏那水平跟现在那些考过四六级的比起来如何），琦善就从托浑布手里把鲍鹏给“借调”了过来。就因为他这一启用鲍鹏的举动，让他多了一个后来让人攻讦的污点，因为鲍鹏是原先林则徐在江西就通报要抓捕的要犯之一，说来也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鲍鹏本来有个叔叔是颠地的宝顺洋行的买办，其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经理那样，因为这层关系，鲍鹏后来也“走后门”也进入了宝顺洋行干事，作为道光朝的“外企白领”，照说鲍鹏的收入也属于高收入一族了。但是，鲍鹏为了赚外快，据说帮人做中介，受人委托，帮朋友携带过鸦片。那段时间恰好是大清朝野刚刚结束“弛禁”与“严禁”大争论的时期，举国上下都在搞“严打”，鲍鹏“顶风作案”，虽然没被抓现行，但是有“同事”举报他，所以，林大人还远在江西的旅程中就对他“悬念已久”，特批要抓捕他。
鲍鹏能够在洋行和十三行之间长袖善舞，自然是消息极为灵通的。所以，一看钦差大人要拿自己开刀，就像泥鳅一样，一溜烟逃到了山东，还托门子拜在了托浑布的巡抚衙门下，做了一个“洋务师爷”。可以说鲍鹏是大清第一代“洋务派”，不过这个“第一代洋务派”，在林大人的口中，却是“汉奸”。这也难怪，在那种“洋人与狗，不可入内”的年代，谁要是跟洋大人打交道，自然会很容易就被安一个“走狗”、“汉奸”、“内奸”之类的恶名。
话说这山东巡抚托浑布，在英国舰队南下经过山东长山岛的时候，就在民间搜刮了大批牛羊去慰问，而且还和英军嘘寒问暖，场面十分融洽。这事要放在虎门销烟以前，托浑布必然是罪大莫及的，被道光皇帝拖出去活剐了都有可能。但今时不同往日，他这一番卖力表现，反而哄得道光皇帝高兴，把他好一顿表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托浑布这人做官是多么地“善于观察风势”（不过，这也怨不得他，在道光时期的官场上，能够活下来，而且还活得这么滋润，这么游刃有余，这么如鱼得水，没有这招是万万不行的，否则可能早就领了盒饭了）。但表扬完了，道光皇帝随即又做出另一个决定，以后好些军事史研究者说，大清在随后的战争里，之所以会败到这么惨，就跟这决定有关：“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麋费。”也就是为表示“怀柔”诚意，前线兵勇能撤就撤。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他这还裁军。
由于琦善头顶上比林则徐还多了“文渊阁大学士”和“一等奉义侯”的光环，所以，广州各界在天字码头热烈欢迎琦钦差的排场，比当初林则徐抵达的时候更隆重，更热闹。
话说天朝这边出了人事变动，英国那边竟然也巧合地同时出现了人事变动，因为受舟山疫情的影响，大英帝国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外交代表懿律，因为身染疫病，再加上国内有人指责他在舟山英军疫情中的不作为，所以他趁势托病回国养病去了，其东方远征军总司令一职由原东方远征军海军总司令伯麦顶上，而其全权外交代表一职则由其堂弟，原全权外交副代表义律顶上。这样一来，就等于是懿律到中国半年，就仅仅是在舟山打了一仗，在厦门和渤海“旅游”了一圈，还在关闸虐了一下菜之外，就没有做其他的太多动作，就跟林则徐“同归于尽”了。同样，这一来也导致了整个鸦片战争中场阶段，就是琦善和义律这两位考生面对面的比赛考试了。
琦善一到广州，就派了白含章、鲍鹏和张殿元去拜见义律。义律一看，哟呵，“天朝”的钦差大人已经抵达广州了，也不管琦善到底接过的是道光帝给出的啥题目，就开始做起帕麦斯顿给他出的题目，张口向琦善索要《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了。那么，帕麦斯顿给他出的又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呢？
首先，肯定是义律、懿律兄弟俩一波三折，送了三个来回的《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里面开列了五条题目：
第一、赔偿被毁烟价。
第二、中英官员平等往来。
第三、割让沿海岛屿。
第四、赔偿商欠。
第五、赔偿军费。
这只是“中心思想”，为了能把题意出得更详细、更规范，帕麦斯顿还另外附了一份自己的外相手令，叫做帕麦斯顿第1号训令。这份特殊“附件”里，帕麦斯顿详细开列了十个条件，分别是：
一、要求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
二、英国可以在上述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这些官员可与天朝官员直接接触。
三、天朝割让沿海岛屿一处给英国。
四、天朝赔偿英国被毁鸦片烟价。
五、中国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赔偿军费。
七、未能一次性付清的赔款，要求按5%的年利息计利息。
八、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之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国方撤离。
九、条约用英文、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以英文解释为主。
十、条约在规定的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
乍一看，是不是很眼熟？没错，就是后来的《中英南京条约》的“初稿”。因为《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与帕麦斯顿的1号训令有所不同，1号训令里添加了好几条非常苛刻的条件。为了更便于义律在实际执行中“灵活运用”，帕麦斯顿又补发了一份4号训令作了一下补充说明，说以1号训令为准，《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为辅，1号训令除了第三条可以略微通融之外，其他九条都不允许对方有任何讨价还价、打折扣的可能。
而且，帕麦斯顿还在4号训令里开列了新的5个条件作为1号训令中第三条“天朝割让沿海岛屿一处给英国”的交换条件：
一、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
二、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清政府不得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
三、给予英国人最惠国待遇。
四、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国人进行人身虐待。
五、给予英国人领事裁判权。
另外还对此做了详细的补充，说要是中国不割让岛屿，就把1号训令减为9条执行，把上述新开列的5条新的条目并入第2条。
当然，因为双方君主不可能就在条约签订现场，所以只有“双方君主批准”这个时间是可以略微有一点点自由的，也就是给道光皇帝一点点“清场”的时间。
为什么帕麦斯顿不一次性就把所有条件都在《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里一一详细开列出来呢？可能是帕麦斯顿本人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如此的不堪一击，毕竟这可是有80万常备军，4亿人口的大国，谁也不敢小觑这种庞大体格的国家，所以他刚开始还不敢给懿律兄弟加太重的担子，以免出现像道光帝出的题目一样，变成了一道无解的悖论题。后来，越打就越觉得见中国军队太辣鸡，所以帕麦斯顿就又一次次地提高了敲诈勒索的价码。
当然，琦善除了“不可轻启边衅”这道死题之外，也另外获得了四道小题，分别是：
道光帝默许的两大“条件”——
一、道光帝一厢情愿地允许“诛晁错”，同意惩办林则徐。
二、允许英国人恢复在广州的通商。
琦善自作主张默认的两大条件——
一、合理地赔偿一部分被毁鸦片烟价。
二、中英官方往来文件用“照会”。
既然双方都拿到了题目，那就坐下来一题一题地开考了。12月4日，琦善接过了林则徐的两广总督一职，正式走上考场，与对方考生义律同场竞技，开启了正式谈判。
一开始，在中国多年低声下气，刚刚一朝鸟枪换炮的义律，还不敢把所有的条件一股脑儿地全部拎出来摆到台面上“商谈”，于是就捡了5条重要的附在回复琦善的拜访文书里面，给鲍鹏带了回来：
一、中国赔偿英国军费。
二、中国赔偿英国商人商欠。
三、赔偿英国被毁的鸦片烟价2000万银元。
四、在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割一处岛屿，用来交换英国人已经占领的定海。
五、双方平等外交往来，双方间的文书采用平行移文。
面对义律开出的高价，白含章和张殿元当场就抡起鬼头大刀，像现在那些砍拼多多的骚年一样，开始了大刀阔斧地砍价。
首先，对于赔偿2000万银元军费一款，系英国人自发出兵的，并非是“天朝”主动邀请的行为，应该“自付军费”，再说天朝为了在沿海各省防堵英国军队，也花费了不少钱，试问这些军费天朝又该去问谁要？是不是英国人也要赔偿“天朝”军费？
其次，对于商欠一款，既然是商欠，那就应该去问商人要，官府不承担责任。
第三，至于鸦片烟价嘛，更无赔偿之理。哪里说还要赔偿非法走私的物品的道理？
第四，关于要求天朝割让岛屿这事儿，更是纯属无理取闹，我天朝允许你们来天朝做生意，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怎么还能再割地呢？
第五，至于双方平等外交一事嘛，以往是英国商人与广东官府往来，故而长期使用上下行文，以后如果中英官方往来对话，文书体例自可变通。至于如何变通，那就不是咱俩小喽啰可以决定的了。
一看到这俩小喽啰上来就把价钱砍到了底，义律也是丝毫不让步，仅仅表示说除了鸦片烟价可以减到1600万银元之外，其他的断无降价之理。一看到义律还价了，鲍鹏也给还了一个底价，表示最多可以赔偿300万银元，不能再多了。见鲍鹏回价了，义律又一次降价了，说是可以降到1200万银元，不能再减了。鲍鹏又一口价回到400万银元，并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再涨了。义律也不愿意再降了，于是双方就此不欢而散。
一看到义律竟然一下子变出这么多“魔术”出来，琦善傻眼了，想当初，在天津的时候义律可没这么狮子大开口，提出这么多条件啊！其实，这也怪不得琦善，当然更怨不得义律，因为《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虽然提了5大条件，可是翻译的马儒翰没把它给整明白，连道光帝都没看出来，还以为英国人打上门来就是为了“昭雪申冤”！而帕麦斯顿的1号训令和4号训令，又是天津“会盟”之后义律才接到手的。
但是，琦善还是耐着性子首先把赔偿鸦片烟价从2000万元砍到了500万元。看来，道光帝这位节俭大帝平时苦心孤诣地教导臣下要会“过日子”，会砍价的“节俭大法”，这会子发挥上用场了。其次，对于割地这一款，英国人撒泼耍赖，说无论如何要向葡萄牙搞到澳门那样，打死也要天朝割让一块地盘，如果天朝不给，那英国人就不退还定海了。对于其他所有条款，道光帝给琦善的底牌就是“同意惩办林则徐”，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就像“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一样，对方喊了一嗓子“清君侧，诛晁错”，汉景帝就把诛杀晁错当成底牌一样，殊不知，对方要的是天下，是你的命，至于你杀不杀晁错，跟对方没有半毛钱关系！手头的价钱跟对方喊的高价一个天一个地，这可难坏了琦善，琦善只能一个劲地给道光皇帝上奏折叫苦，说英国人无礼太甚，提了这么多讹人的条件，臣做不了主，但是要是不答应嘛，对方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天天喊打喊杀的，只要说一声“不”，对方肯定会随时打上门来，又要重启战端了（那样，臣就不能保证“不可轻启边衅”了）。但是，琦善叫苦叫怕，道光帝就是没看懂琦善的潜台词，那就是——打不赢啊！
20天后，道光皇帝接到了琦善叫苦的折子。他也傻眼了，满以为几句好话就可以糊弄对方，“片言片纸胜过十万之师”呢，没想到这些该死的岛夷，如此狮子大开口，还要给朕狠狠地放一口老血啊！给不了对方这么高的价码的道光帝，不由得瞬间由喜转怒。他丫的，欺人太甚，打他丫的！于是，道光帝又由“抚”转“剿”，由谈判改成大打出手了！就像他在奏折上的批示一样“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不得不先为之虑。”
还不知道道光帝已经“变了心”的义律，还在继续跟琦善讨价还价，说愿意把鸦片烟赔偿价减到700万元，还要求在自己回国前至少先交出200万元，好给自己拿去向大英帝国子民们交差，余款则可以分五年分期付款，每年付100万元，每年付1次。面对琦善这么个“一毛不拔”的主儿，义律也大呼“上当”，在天津不是相谈甚欢吗？怎么到了广州，就变得这么不好说话了呢？于是，义律在其他条件上也给了一定的减价降价，鉴于清廷不太可能轻易割地，甚至增开通商口岸可能都是没影儿的事，所以义律同意用增开舟山、广州、厦门这三个通商口岸来代替割地和增开五口通商这个条件。但是，要清朝同意说假如此后向其他国家增开任何其他口岸的时候，英国人应该享有同等权益。即便这样子，琦善都还不能接受！眼见如此，义律又一次表示，不要求中方履行所有条件后再还回定海，只要清朝大皇帝同意、批准增开三口通商口岸就还回定海了。
既然义律有诚意，琦善也得表示表示，他在12月15日发出照会回复义律，同意把鸦片烟赔偿价增到600万元，分七年还清，还答应在义律回国前先付100万银元。义律答应了这个要求，但是要求剩余的500万欠款，要按每年5%的利率来多付利息。琦善扭扭捏捏地拒绝了一下，最终同意了这个条件。
除了赔偿烟价这款和业已成为事实的平等外交之外，双方对其他条件上再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义律不愿意再降价，琦善除了表示愿意再增开一处通商口岸之外，也不愿意再抬价。双方就此陷入了僵局。
最后，义律跳出来首先打破了僵局，他在12月26日气势汹汹地对琦善发出了最后通牒，表示要中方在增开两处通商口岸与割让岛屿之间二选一。否则，就枪炮底下见真章！而且还表示说，如果27日不给予肯定答复，那就休怪刀枪无眼，只有再次开打了！
虽然义律发出了最后通牒，可是琦善仍然回绝了英方的要求。如此一来，义律只有抡圆了膀子，再干一仗这一条选择了，否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