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年的深秋，三姨不知有什么事来到我家。
这次见到三姨我倍感亲切，缠着三姨说长道短，又让她看我的课本我的作业，还给三姨唱在学校里刚学的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又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还喜悦地告诉三姨：“这个学期我们学校建少年先锋队了，就是原来的儿童团。学习好的都能加入，还给一条红领巾扎在脖子上。”
三姨问我：“你也有红领巾吗？”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委屈地说：“没有。”
又似乎很有理由地说：“老师评少先队员时可麻烦了。”
我顺手拿起一条尺棍，学着老师的样子，一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手拿着尺棍点着我三姨的头，粗声粗气地说：“这个同学够不够条件？”全班同学都齐声说：“不够。”我又用尺棍点着我的头说：“这个同学够不够？”全班同学都喊：“够！”
老师记下我的名字，又问“你几岁了？”
我那时犯了傻劲，认为当初为了能上学，撒谎报九岁，现在已经上学了，我可以说实话了吧。
于是我说：“七岁。”
老师疑惑地望着我又问一句：“你真的七岁？”
我觉得说实话心里那么踏实，就认真地回答：“我已经七周岁多了，过了年就八周岁。”
只见老师叹口气，摇摇头说：“你年龄不够，要满八周岁。”
接着老师又去点下一个同学的头问够不够？这时我脑子很乱，后悔自己不该说实话。
最后只见老师回到讲台上总结说：“现在班里只有***，***等几个同学够条件评上少先队员，淘气的、学习不好的、不够年龄的都不行。”
又说：“以后每个学期都会评一次，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争取早日做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我又兴奋地说：“戴红领巾那天可光荣了，全校开大会，讲台上挂着一面五星红旗、一面有火炬图案的少年先锋队队旗。"
校长讲了很多话，我印象最深的那句话是: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的。"
然后有几个戴红领巾的老师给站在台上的同学系上红领巾。
那时我羡慕地望着同学们胸前飘动的红领巾在想：这要用多少先烈的血才能染红这么多红领巾？后来当我上了高年级，戴上红领巾，仍然认为红领巾真的是用先烈的鲜血染成的。非常执著地尊重爱护红领巾，红色革命的种子在我心中深深地埋下。
三姨看着我口若悬河地讲演，笑得合不拢嘴，引起一阵咳嗽，我看三姨咳嗽一阵吐出些血块。
妈妈赶快过来看三姨说我：“别缠磨你三姨了，让她歇一会。”
三姨一边摆手一边轻咳着说：“没事，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继续讲吧。”
我看看妈妈又看看三姨，停了一会又眉飞色舞地给三姨讲：“校长开大会还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作战的事。又说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号召全民抗战出力出钱，校长号召同学们捐钱买飞机。我把妈妈给我买纸订本子的五分钱也捐献了，买飞机也有我一份。”
我那神气得意的样子又惹三姨好笑，点着我的脑门说：“就你那五分钱能买什么飞机？”
我理直气壮地说：“校长讲了，一分钱不嫌少，还可以买颗螺丝钉呢。”
以后几天，我放学就飞快地往家跑，一溜烟跑到家踏过门槛，跳过炕前的椅子，钻到坐在炕上的三姨怀里亲昵。再给她讲学校的趣事，给她唱歌。
三姨和我在一起每天都是那么开心快乐。
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三姨来我家有什么事？身体怎么样？为什么老是咳嗽？还吐血？
有一天放学，我依然飞快地往家跑来找三姨，却不见三姨的身影，妈妈告诉我，三姨坐火车回家了。
我急切地问妈妈：“怎么事先没和我说一声？我还没和三姨告别呢。”
妈妈脸上表情很忧伤，声音低沉得几乎哽咽的说：“你三姨的病都吐血了，要回家再打针。”
好似一年后的一天，妈妈哭得很伤心，爸爸也不劝她，才知道三姨去世了。
妈妈内疚地边哭边说：“实指望给她找个好主，自己好好过日子，谁知找了这么个人家，你三姨內向、老实、不爱说话，纯是让那个刁蛮的老婆婆给气死的。她的病也是让她男人传染的。”
我也心痛地和妈妈一起哭，痛断心肠地大哭一场。
没想到那没来得及的告别竟成了永别。
多少天我们都沉浸在痛苦的思念和回忆中，妈妈拿出三姨出嫁前，和我们在一起的合影。
那张照片拍于四九年夏天，妈妈抱着几个月的连强和三姨并坐在一起，五岁的我和三岁的妹妹转运分站在两旁。我理的小平头，转运扎两个翘翘辫。
和三姨在一起的照片一直保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