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长空，穿过谜团样的云层，越飞越高——这是一架从烟台飞往北京的客机，机舱里旅客很少。

       我的小妹荣琪正陪着妈妈趴在舷窗往外看，渐渐天空越来越亮，刺眼的阳光射在机窗上，云朵宛如棉絮铺展在飞机下面，形成形态多姿的美丽云海。妈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咧着嘴笑。

       这是闹“非典”那年的五月，小妹荣琪为了实现妈妈这辈子能坐回飞机的梦想，特意带妈妈坐飞机去北京旅游。

       因为非典，天安门广场空空荡荡，妈妈仔仔细细地看着人们敬仰的天安门、城楼和厚重的红墙，心情激动；小妹又带妈妈去北海公园，在平静的湖面上划船；又去好多景点参观购物。

      北京之行回来后，妈妈心情非常激动，她说：“我真是幸福的妈妈，若是你们的爸爸还在……”

      妈妈心潮起伏，想起了去世的爸爸，想起拉扯六个孩子的酸甜苦辣，回忆着我们共同勤劳、智慧、艰苦生活的这个大家庭，止不住潸然泪下，和我们讲述了在生活的长河里，流淌着一家人的沧桑岁月。

       那是一九五一、五二年，刚刚抹平战争创伤的共和国，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不断出台新政策振兴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个体工商户公私合营、钱币统一、发放公债……经济建设大潮涤荡共和国发展的道路。欣欣向荣的经济面貌渐渐显现。

      像爸爸这样零敲碎打的小生意人，没多少本钱，生意做不大，资金周转都很困难。

      也曾和老梁合伙倒卖过货物，他们遵纪守法，赚不着几个钱，到了该退出商界的时候了。

      爸爸到处找地方打零工，依安县没什么大工厂，只好找什么活干什么活，起早贪黑，又脏又累，爸爸平时就舍不得吃，赚不到钱就更舍不得吃了，疲惫焦虑使身体更加瘦弱不堪，但是奋斗养家让爸爸有无穷的力量。

      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只靠爸爸不稳定的打工收入很难维持。

       妈妈也想出去找活干，挣一点是一点，给家里一点添补。

      那时依安县东门外有个很大的苗圃园，是个培育树苗的园林。有成荫的大树、中年树、幼树，还有播种子刚育苗的。每年春夏季都招好多女工，拔草育苗、移植浇水等，我们大院里的大娘大婶常去那里打工，妈妈也想去试试。

       在那里干活一天八小时，自己带饭，中午不能回家。

       那时二弟连明只有几个月，还得吃奶，妈妈一整天不回家喂奶，奶棒的不得了，又疼又胀。

       拔草间苗的活，都是蹲在育苗畦子的土埂上匍匐着操作，妈妈的两个奶疼的弯不下腰，好不容易撑着干完这一天的活，当天的活当天结算，挣了1.45元。

       第二天是星期天，妈妈告诉我到中午把连明背来，让他吃一次奶。

       这天中午艳阳高照，爸爸也没出工，他给妈妈熘个大饼子夹上咸菜，让转运和连强在家好好玩，爸爸和我背着连明去苗圃找妈妈。

       开始不认路，我们从东城墙豁口出去，不知该往哪走，方向走反了又折回来走。

       我背连明累了爸爸就抱一会，折腾到苗圃已过中午。

       打工的大娘大婶们都在吃饭，妈妈还在畦子里忙活，见我们来了，赶快洗一把手接过连明，边喂奶边吃饭。

       爸爸坐在一旁看着妈妈，妈妈轻松地笑着说：“让孩子把奶吃了舒服多了。”

       又说：“我们干的是包工活，计件结算，多干多得，你们没到我就先干着点，不浪费时间，你们早晚来到都没关系。”

      我漫步在苗畦子边，看他们拔过的草、间过的苗，问妈妈：“你们就干这样的活吗？我也会。”

       妈妈说：“看着轻快，干起来可不易，蹲一天晚上到家，两条腿都蹲劈了，又胀又酸直不起来。”

       我看着看着不自觉地蹲下来，把妈妈没干完的那半畦子的草拔完苗间好了。

  我身小体轻，起蹲自如，“欻欻欻”一会就轻松地干完了，大娘大婶们都夸我干的又快又好，妈妈又高兴又得意，爸爸也微笑的看着大家。

       没几天，我们放暑假了，爸爸妈妈每天出去打工，我们姐弟四个的生活全由我来管。

       二弟饿了我就喂他，有时喂鸡蛋，有时喂稀饭，二弟从小爱吃，我喂多少他吃多少，不知饥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喂，有时给撑的往外吐，拉肚子，有时啊啊地叫着还要吃，搞的我也不知该怎样好。

      快中午时，我带着弟弟妹妹背着连明一块去苗圃喂奶。

       妈妈接过二弟喂奶吃饭的时候，我就帮着干一会拔草间苗的活，有时我收拾好半畦子，妈妈才吃完饭。

       在一起干活的大娘大婶们都夸奖我这活干的不比大人差。

       后来我每次去苗圃都帮妈妈干一会，妈妈每天都比他们多拿几角钱，我也练熟了拔草间苗的活。同时也给我一个启发。

       我上二年级的班主任韩老师，上中等个，清秀的脸颊，齐肩的短发，一身深蓝色制服，对学生有一种母爱般的温柔亲切。

       刚上学那年不用交学费，后来每学年要交五元学费，对我家拮据的现状来说就是一笔大数目。

       每当开学的时候爸妈脸上愁云一片，让我实在不忍心向妈妈开口要钱。

       还有一种旧观念始终萦绕着大人的心里，爸爸有心让我放弃上学，可是忘不了每次我拿着满分的试卷，给他们看时的那种欢乐喜悦，又想到大闺女七岁就能自己报名上学，上学从未让大人操心过，成绩优异，怎忍心留家里干家务，断送她的求学路？

       不让上学真说不出口，没钱交学费更为难。就这样一直拖着，老师每次催促，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那天老师又催，我含泪向韩老师说出心中的苦衷：“我家姐弟多，爸妈靠打零工挣钱养家，我在家是老大，爸爸想让我先不上学，一方面省下学费，一方面能在家照顾弟弟妹妹，让爸妈能安心出去挣钱。”

       我委屈地流下眼泪说：“都认为女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了，上学没用。”

       韩老师很吃惊；她很喜欢我，上课最爱举手回答问题，作业考试都是满分，是最不用操心的好学生。

       想了想说：“不用太愁，我试试帮你申请减免学费。新中国男女都一样，都要有文化，不上学哪成。”

       我点点头，韩老师拿出手帕帮我擦擦泪。

       这天我高高兴兴地放学回家，告诉爸爸：“韩老师说我这学期的学费全免了。”

       爸爸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问：“你说什么？学费还能全免了？”

       我收起笑容说：“爸爸，我看出你们的心思，我把咱家的情况和老师说了，老师很喜欢我，不让我退学，她说帮我申请减免学费，今天老师告诉我，学费全免了！”我欢喜地看着爸爸妈妈。

       爸爸高兴地差点把我搂过去，爸爸打心里也不愿让我退学，只是穷的实在拿不出学费。

       他掩饰着内心的矛盾说了句：“我大闺女挺能的，还会申请免学费。”

       妈妈在一旁和颜悦色地说：“我大闺女从小就挺有能力。”

       我看爸妈他们高兴又接着说：“今年这学期的作业真多，我的作业本又用完了，反面也用上了，再给我五分钱买张纸订个本子吧。”

       爸爸让妈妈给我一角钱，让我订两个本子。

       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自己买白纸，裁成32开或16开，用线或纸捻装订成本子。铅笔二分钱一支，一个学期买一角钱的就够了。我一直没舍得买格尺，就想了个办法，用硬纸壳找同学的尺子比着画上刻度，自己造的格尺就成了。虽然能用但不硬挺，画出的直线不直，看着同学们用的格尺很眼馋，幻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拥有真格尺。

       大多数同学都有文具盒，我不奢望，连想都不想。

       我把自己订的本子用得可充分了，征得老师同意，我可以在本子的正反面写作业上交，正反面用过的本子我还可以当草本在上面演算，写满了就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继续演算试题。

       到用钢笔的时候，更能发挥，正反面能写画四五遍，直到把本子纸用得软烂无法再用才放弃。

       三年级开始用钢笔的时候，爸爸只买个钢笔尖，不舍得买钢笔杆，就用高粱秸最上面那一节细的，剪下一段，把钢笔尖插上，就成了一只蘸水钢笔。

       爸爸又买一片像药片一样的钢笔水片，放在小瓶里倒入水，泡化了就是一瓶蓝色的墨水。

       我每天上学，背着书包，小心翼翼地端着钢笔水瓶，生怕碰撒了。

      新学期快开学了，开学又要交学费、买书、买纸订本子、买笔……又要给家里添负担，我想如果我能自己挣钱，就不用爸妈拿钱了。

       于是我和妈妈商量：“距开学还有几天，让转运看弟弟，我也去苗圃打工。”

       妈妈寻思苗圃能用这样的小孩吗？就说：“现在不是单干了，每天都分组分片干，哪个组能要小孩呢？”

       我不信就让妈妈带我去，爸爸在一旁说：“打工是大人干的，你这瘦小的丫头片子，谁能用你，哪个组会要你。”

       我那时还不满九周岁，确实很瘦小，但我不服气，很认真地说：“瘦小没关系，会干活就行，大娘大婶都夸我会干活，编组不行我自己干。”

       停了一会又说：“我去挣上学的钱。”

    “看把你能的，还挣上学的钱？”爸爸一脸瞧不起我的样子说，不相信我会干苗圃的活。

       我不管爸妈答不答应，就用手帕包两个苞米饼子，还嘱咐转运一句：“看好弟弟。”就跟妈妈去苗圃园了。

      到了苗圃园没等妈妈说，我主动像大人一样报上我的名字，招工头看看我是个瘦弱的小孩就说：“不要小孩快走开。”就继续写下一个的名字。

       我急了拉住招工头说：“别看我小，我会干这里的活，我身轻手快，不比大人干的差。”

       又急着说：“我干一天，给我大人一半的钱就行。”

       招干头不理我，记好人名，就开始分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