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琦善与《穿鼻草约》
沙角、大角炮台之战后,琦善一看仗都打成这副熊样了，没法再打了，只好再次向义律求和。这正中义律下怀，他发起此次短促突击作战，就是想要通过敲打一下当时大清所倚仗的最坚固的屏障，来以打促和的。
不过，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的义律就没有原来那么忍气吞声、嗫嗫喏喏，容许琦善讨价还价了。1841年1月8日夜，英国人释放了清方在大角、沙角之战中被俘的战俘，同时还让其中有个叫何以魁的被俘士兵带回一封义律、伯麦联名写给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谈判书信，里面提出了新的五条谈判条件：
一、英国人暂时占据沙角岛，作为贸易暂居地。
二、广州重新开启对外贸易，所有贸易事务，一律在沙角办理。
三、对外贸易所有出入税收，一律在沙角办理。
四、中方在虎门一带所修建的所有炮台，即日起一律停工，不得稍做武备。如三日内仍有武备，即行重新开战。
五、本特使素来仰慕琦相，故而如今想跟琦相依照旧约，重启谈判，务实商谈偿还银两，增开外贸港口，交还定海等事宜。
当天，英国人还把刚刚到手的大角岛归还给了清方。而这一天，恰好是关天培的60岁寿诞。但是他可没有心思去整啥劳什子60寿宴了，在第一道防线被英国人像快刀劈豆腐一样迅速敲碎了以后，关天培心知这场战斗将会是自己的最后一战，虎门将是自己最后的魂归之处了。于是，素性刚烈的关天培剪断了自己的头发，拔掉了自己的牙齿，装入一个木盒中，然后托人送回老家。因为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除了这些之外，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留给家乡的了。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关天培不是水师提督吗？他的薪水应该挺高的呀，怎么没有将自己的积蓄运回老家呢？
没错，关天培的确是一品武官，也着实是那个时代的高官厚禄者。不过，这个时候，相对于英国侵略者这个外患来说，他遇到了另外一件同样让人头疼的内忧，——在这个节骨眼上，虎门要塞各炮台的士兵却在趁机闹饷！由此可见，清朝的武备废弛到了何等地步，连关天培这个以治军从严著称的老将手下都还临阵出现这种情况，可想而知，其他各路军队，会是个什么货色！不过，这个时候的关天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唯一期望的是可不能再出幺蛾子，军心一旦散了，那局面就将彻底一发不可收拾了。为了尽力阻止英军，稳定军心，关天培决定将自己的毕生积蓄全部捐出，用来鼓舞前线将士，这位老英雄，甚至连自己的衣物、笔墨等日用品都拿出来典当充军了。琦善也咬紧牙关，紧急拨款1.1万元，拿给关天培拿去支用，关天培把这些银两，给每位士兵分发2元，余下的则规定凡是击中英舰一炮者，赏银50两，击沉英舰一艘者，赏银500两。
处理完了内忧，外患还没解决。英国人既是送来了书信，还等着他给个回话呢。由于自己乃是武官，谈判的事情不归自己管，所以他只能模棱两可地回复英国人说，有事好商量，有话好说，等我先上报琦相，咱们慢慢解决。
一见关天培都说有话好说了，同样是武官，同样没有外交授权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伯麦立即就率兵撤出虎门了。
第二天，不少文武官员向琦善请战，要求向虎门各炮台大肆添兵。早已经被打怕了的琦善，没有直接答允这些将官的请求，而是私底下偷偷地向虎门防线增派了500名士兵。就因为琦善没有敢于“雄赳赳掐昂昂”地向虎门大举增兵，怕惊动义律敏感的神经，所以此举被此后的许多人抓了小辫子，说他畏敌如虎，临难不救，尤其是一直“嘴下功夫天下无敌”的林则徐，更是把琦善骂得体无完肤。林则徐此人，最能代表当时的天朝朝野官绅士大夫，他们就像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柯镇恶，永远都是挨着最毒的打，装着最牛的X！其实，若真的是将举国之兵托付给此等人，他们也不过就是大清朝的赵括而已！当然，即便如此，鄙人也依然认为林则徐此人无愧于民族英雄这一称号，一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力担当、舍我其谁地禁烟销烟，舍他之外，当世无任何人可奏此肤功；二是他在彻底战败之后，能够痛定思痛，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嗓子，所谓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嘛，能够承认对手优秀，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向对手学习，甭论其学习得好不好，学习得到位不到位，仅仅这种精神就足以值得百世学习了，而这种基因也恰好是我们这个高傲的五千年文明所欠缺的。就此两点，他已足以傲视时侪了。但是，既然是说历史，那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两分，不褒不贬，不使偏废。
1月10日，英军围困虎门要塞的第二重门户的威远炮台、靖远炮台、镇远炮台、横档东炮台、永安炮台和巩固炮台，还用武装蒸汽船像我们现在的渔政执法船去拖走江面上的非法捕捞工具一样，“滋啦啦”地几下就把关天培苦心孤诣打造出来的木排铁链给破坏掉了，而这些“英国大兵”们占了便宜之后损人也是不带节奏的，纷纷嘲笑说林则徐、关天培花费巨资竟然搞出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小把戏。更气人的是，这些“英国大兵”还把守排的清军士兵放了回来，让他们顺带捎句话来唬琦善、林则徐他们“我们马上就要打平炮台，跃马广州城，到广州城里与琦善谈判。”
这可把关天培和水师总兵李廷钰气得不行，二人叫嚷着向琦善请求增派援兵，要与英夷决一死战，琦善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和局，只能又一次偷偷地向虎门增派了200名士兵，关天培和李廷钰气得当场大哭。于是二人偷偷向林则徐打小报告，林则徐则教唆他们向皇帝上奏折打琦善的小报告。想想这个时候的琦善，也真够窝火的了，就像是被绑住了四脚放在火上烤的一只乌龟一样，正如蒋廷黻老先生所说的那样——“琦善是当时唯一认清了中西方差距的人。”可是这种唯一清醒的人，最是难做，因为所有睡着的人都会一直一致针对你。
这个时候，刚刚“收复”大角炮台的琦善，是战已不能战，谈又不能谈。只能继续苦苦使出“拖”字诀跟义律打太极。
1月11日，鉴于沙角为虎门第一重门户，就像广州的嘴唇一样，琦善实在不敢看着义律天天在自己的鼻子底下跑马。于是就派鲍鹏去面见义律，说是建议义律先生在珠江口外选择一处集聚之所来暂代沙角，然后咱们再继续照原议逐条商定其他条件。
1月12日，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虎门各炮台挂出白旗表示休战。
1月13日，琦善撤下了向虎门增派的兵丁。
1月14日，义律同意退还定海、沙角、大角这3个地方，但是要求中国用尖沙咀和红坎（Hongkong,即香港）来做交换。
1月15日，琦善考虑到尖沙咀新设有炮台，远不像香港那样是一座孤悬海外的孤零零的小岛，而且那时候的香港还是一个偏僻的不毛之地，上面除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渔村之外，就啥都没有了。所以琦善派鲍鹏去跟义律讨价还价，说是要求英国人只能以香港一处地方，作为寄居之地，仿照葡萄牙人寄居澳门之例，望义律考虑好了再答复。
1月16日，义律经过一天时间的思考后，答复琦善说愿意放弃尖沙咀，但是要把“香港一处”改成“香港岛”，并且提议双方把历次谈判结果做一下汇总，书写成文，并请琦善见个面，当面逐条面谈一下。
1月20日,怕琦善反悔，急于把胜利果实吞下肚子的义律又照会琦善,表示愿意立即归还沙角、大角2个地方, 把所有大英帝国东方远征军陆海军均撤至九龙附近的香港岛驻扎。这等于是释放了一个信号——英国侵略者就自此时起，开始准备强占香港了。同时，为了把这一事实坐实成为“铁案”，义律又擅自在广州至香港一带沿海广贴公告，宣布他与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如下协议：
一、中方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人居住、贸易，但中方仍然可以征收正当的税收。
二、中方赔偿英国人600万银元，其中100万元为首付，立即付清，其余尾款在1846年前全部还清。
三、两国正式平等外交往来。
四、广州应当在10日内恢复通商，中方应当仍旧允许英商暂时回黄埔经商，直到新的居住地香港安置妥当为止。
同时，作为附加条件，中国方面释放宁波的安突德等战俘，英国则同时把大角、沙角以及定海3个地方归还给中国。
这就是琦善跟义律交涉了几个月的最终成果——《穿鼻草约》。就该条约的内容而言，一个主权国家割地又赔款，肯定是丧权辱国的。
不过，凡事都没有绝对的。《穿鼻草约》对中国而言，的确是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谁也不敢说一纸割地、赔款的条约是国家之光、民族之荣。但是，对比起后来替代《穿鼻草约》的《南京条约》而言，《穿鼻草约》无疑就是像蒋廷黻先生说的那样——是一种外交上的胜利。
相较于《南京条约》，《穿鼻草约》让中国少付出了以下代价：
一、少了增开五处通商口岸（不过就我个人看来，多开通商口岸对中华民族而言，反倒是一件幸事）。
二、少了1200万元的军费赔偿和300万元的商欠。
三、《穿鼻草约》至少规定中国还可以在香港收税，还可以像在澳门一样正常行使行政管理权，其实不过就是现在的特别行政区的类似版本。而《南京条约》则是规定把香港完全割让出去了，中国政府不得掺和香港的任何权利事务。
四、英国人放弃了关税协定。
同样，比起帕麦斯顿的《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以及帕麦斯顿1号训令而言。《穿鼻草约》也少付出了如下代价：
一、英国没有要求增开通商口岸以及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
二、少了1200万元的军费赔偿和300万元的商欠赔偿。
三、没有给予英国人领事裁判权。
四、没有给予英国人最惠国待遇。
可以说，琦善的“卖国”让中国少死了几万人，少赔偿了至少1500万两白银，也少付出了许多其他附加代价。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失了一颗马蹄钉，丢了一个马蹄铁；丢了一个马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国王；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
可以说，琦善的“止血”行为就是停止在了“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场战争”这个程度，是一种及时止损的行为。但后来那些臭骂琦善“卖国”的人，却是把战争引向了“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的程度，是一种继续加速掉血的作为。而这些一百步者统统都打着道德旗帜去骂琦善这个五十步者，岂不可笑么？
再者说了，对于义律的这个开价，琦善也并没有签字，还作了一定的砍价，他给出的底价是：
一、准许英国人在广东通商，准许英国人在香港一处寄居。
二、此后英人来广东贸易。悉按旧例办理。
三、英船夹带鸦片和违禁物品，或偷税漏税者，货即没官，人即治罪。
四、英人此后对此处理不得有异议。
义律在擅自发布公告的同时，为了增加知晓度。他还把这些文告在香港岛上各处村屯显眼处到处张贴，逼使琦善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义律这么偷偷摸摸的勾当，引起了帕麦斯顿的极度不满。所以，义律后来又对《穿鼻草约》做了修改，添加了不少的条件。可是，义律这么多年在中国，的确也是吃够了闭门羹，受够了“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白眼，没少向天朝的大吏们卑躬屈膝。而且琦善还动不动就吓唬他说，你开高价不要紧，你错负我也无所谓，就怕你这么步步紧逼，把我弄走后，朝廷再派一个把像林大人那样铁面无私的人来，你就没办法这么好跟他说话了！要知道，整个天朝就没有几个比我还好说话的人。
所以，即便帕麦斯顿措辞严厉地指责他，但他经琦善这么一忽悠，也不敢过分增加砝码。因此，义律又在1841年2月13日重新草拟了一份条约——《穿鼻草约》，并将其送到了琦善手中。不过，即便以义律送交到琦善手中的这份放大版《穿鼻草约》——《缮定事宜》来说，那也是比《南京条约》大大降低了中国方面的损失：
一、英国人前往广州贸易，按旧例领取牌照，准许自由出入。中国政府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查无违禁品的英船主，无须具结。
二、两国官方公文平等往来。商人业务由商人自办，并按旧例向中国官宪具文。
三、中国皇帝批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国主，并准许中国船只去香港。
四、在华英人犯罪，由英中两国官员共同审理，在香港服刑。在香港的中国人犯罪，引渡给中国，由中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
五、英船按旧例驶入黄埔。英商缴纳行商费用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41年2月23日）为准，不得再增。两国通商章程、税率等项，由中国行商3人共同讨论拟定，由广东官府批准实施。中国3年内还清商欠，3年内取消行商制度。
六、今后英商携带违禁品入境，货物没收，人犯或由中国驱逐，或交英方处理。
七、条约由英全权代表和清钦差大臣盖印，然后由英国政府批准，再由清朝钦命大学士盖印。
面对义律的威逼，琦善也拿不定主意，他着实不敢拍板割地这么大的国事。于是，就口头上先哄骗义律说好好好，但是却没有在义律的协议上签字，而是写了一道奏折向道光帝请示，希望由道光帝拿一下主意。
但是，琦善不知道的是，其实在大角、沙角之战爆发之前的1月6日晚，道光帝接到琦善在1840年12月26日上报的奏折的时候，就已经“变了心”。他在12月30日指示琦善说要不给一分钱，更不能割让一寸土地。同时还命令四川增兵2000，贵州和湖南各自增兵1000前往增援广州，听候琦善调遣。随后，又在江西增调2000名士兵驰援广州。1月19日，道光帝又下令两江总督裕谦和江西巡抚钱宝琛选派2000名赣南兵，前往驰援广州。
傻乎乎的琦善，还在忙着增强防务，还采纳了林则徐的提议，在南海、番禺、东莞等县新招募了5800多名民间壮勇，还增拨款项给关天培，并不断增兵，以致小小的虎门两道防线，竟然蜂拥云集了当时广东所有能调派的水师部队，陆路也是使得各炮台都已经人满为患了。
让琦善更加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的指示正好就在这一天送达广州。接到老板主战指示的琦善，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去跟林则徐商量，至于两人商量什么，后人已经难知其详了。
1月21日，骑虎在背的琦善在广州召开了一次“扩大全委会”，把广州城里所有的官绅头面人物都邀请了过来，共商“夷务”。林则徐这个时候耍了个滑头，他装病没去参加这次会议。
林则徐闪了，琦善可不能闪，现在轮到他像当初林则徐那样，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1月25日，是中国的大年初三，没过好这个新年的琦善早早地就赶往狮子洋边的莲花城，筹备与义律的会晤。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很“官方”了，他派了一个下属，代表他去给琦善送行了一下。
1月26日，英军私自占领了香港岛全岛。
1月27日，义律也抵达了莲花城。两人共进了一次“鸿门宴”，并且就在宴会结束后就接着开了一次“茶话会”，会议的主题自然是如何落实《穿鼻草约》的问题。琦善一直坚持主张说只能让予香港一处给英国寄居，义律则坚持说要中国割让全岛。虽然两人的口气不像林则徐那样“义正词严”，反而有点相谈甚欢的味道，但是并未达成任何的共识。与此同时，道光帝也下达了要求浙江和广东对英国人大加伐挞的诏书。
与伊里布在浙江的情形一样，因为存在时间差。就在道光帝的诏书向广东飞驰的这段时间差里，琦善也与义律进行了最后的“俎樽折冲”。
1月28日，伯麦给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发来一份照会，要求赖恩爵将香港岛上的所有驻军撤回，交由英国驻军来驻守。
1月29日，义律发出公告，宣布组织香港政府，同时对于进入香港的中国公民，将给予特殊对待，按照中国的法律治理，但是免除一切非人性化的刑罚。对于英国公民，则将按照英国法律来治理。随后，他又作了补充规定，强制把香港岛的中国公民划归为英国公民。
1月30日，道光帝下旨要求从四川、湖北、贵州、河南、广西、江西增调1万多名士兵增援广东。并钦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大将军、果永侯、河南提督杨芳2人为参赞，一起前往广东，负责主持广东的征伐事宜。同一天，琦善从莲花山返回广州城，他还一路上视察了各地的防务情形。同时，琦善还在随后几天连续多次请教了林则徐以及邓廷桢。而且他还把广州战无可战的情形向道光皇帝上奏折详细作了明说。
可是道光皇帝这一时半会还转不过这个弯来，他在奏折的批复上把琦善给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说琦善所言失实，还下令拔去了琦善的顶戴花翎，交部议处。至此，道光帝手下的“四大疆臣”，除了已故的陶澍之外，被道光皇帝给一一“枪毙”了个遍。
1841年2月9日下午，道光帝的圣旨抵达了广州，虽然圣旨上明说要拔去琦善的顶戴花翎，交部议处，但是还得要他暂时顶一会，统辖广州官兵，等待奕山、隆文、杨芳他们来了好跟英夷一决雌雄。好巧不巧的是，当天早上，琦善又一次召集了广州的各位要员，包括广州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广东巡抚怡良以及革员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召开了一次紧急“常委会”。不过，这次会议，就像刘鄩要大家喝光滔滔黄河水一样，所有人倒是出奇地第一次一致地达成了战无可战的共识。只是，一说到要和谈，谁都不愿做出头鸟，所有人都把琦善往火上推，还是要琦善去干这脏活累活。
2月10日，琦善硬着头皮在穿鼻洋蛇头湾与义律再一次会晤，仍然是为了到底是寄居香港一处还是割让香港全岛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虽然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琦善这次又把义律给忽悠了一遍，他跟义律又一次祭出了“拖”字诀，要求义律等10天，10天后等他收到皇帝的批复了再来答复义律。
不过，眼看这个时候皇上都已经翻脸了。林则徐伙同琦善的所有广州同僚们，开始跟琦善划清界限了，这还不算，大家还通同一气，在背后对琦善下起了暗招。尤其是林则徐，他自从大角、沙角之战战败之后，就一直在撺掇广东巡抚怡良在背后给琦善捅刀子，虽然一开始怡良没有那么冒失，但是也做了试探。现在一看，天赐良机到了，就上了个叫做《奏英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的折子，举报琦善卖国，私自出卖香港。
1月16日，琦善再一次私自拜访了林则徐；1月17日，琦善又一次在邓廷桢的私人别墅拜访了林则徐和怡良。不过，因为最终的确定权全在道光皇帝那里，所以琦善跟义律的和谈最终还是破裂了。
实在没办法了，琦善就在1月18日和2月16日分别接连两次给道光帝上折子，如实汇报说广东乃至大清的确是打不赢英夷啊。要知道，承认敌人比自己强就是那么难呐！而道光帝的批复则是一次比一次严厉，意思几乎都是一个，你琦善不要哄朕，你如此欺骗朕，实在是居心不良！骂得比当初骂林则徐还要严厉、不堪！
再加上这个时候，怡良他们举报琦善出卖香港的奏折也送到了道光帝手里。最后，忿忿不平的道光帝终于忍无可忍，下旨革去琦善的大学士，革职锁拿，押解进京，交部严加审讯。琦善也跟伊里布一样，落得个被皇帝查拿看看是不是有里通外国的汉奸行为了。
不过，琦善仍在为他的“和谈大业”奔走。2月16日，义律给琦善发来照会，说英军已经撤离舟山，归还了定海。要求琦善在2月20日前在《穿鼻草约》上签字，否则就再次开战。琦善彻底没招了，对内，皇帝逼他；对外，义律逼他。没办法，琦善只能临时装病，说自己最近神志恍惚，头脑有些不清醒了，等到身体一康复，神志清醒了，就立刻答复。
1841年3月2日，道光帝又一次给皇侄奕山发下谕旨，要他严查琦善，看他是否有通敌卖国行为，尤其是要重点查一查他是不是已经把香港给出卖了。
1841年3月12日，道光帝的圣旨抵达了广州，琦善彻底倒下了！琦善被戴着枷锁铁链械送北京。至此，仅存的3个“四大疆臣”无一幸免，全部倒在了道光帝的枪口下。而中英之间的谈判，也因为琦善的倒下而彻底告一段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