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苦痛的心情去临时领导办公室找找，心想只要不去新城铁工厂，去哪都行。
我说的理由是：“我爸已去陕西，我也要去，一家人可以团聚。如果不能去陕西，留济钢或济南化工厂都行，我妈妈一人在济钢带着弟弟妹妹，需要我帮忙照顾。”
我不知自己说的理由有多么幼稚可笑，那位临时领导根本不同情，连哄带骗忽悠一番，找个机会溜了。
办公室里有个人说：“从今天起，这里已经没有领导了，领导也不知分哪儿了，现在公司已经各人顾各人，留下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处理善后工作。”
我像找不到家的孩子呆呆站在那里，有个好心的工作人员挺同情的凑过来对我说：“这事半年前就研究，该找的早找了，你现在来找太晚了，事已成定局不可能变动。”
我委屈极了，甚至恨自己愚钝，为什么只知道埋头苦干，自以为自己很敬业应该被尊重，可有谁关心在乎你呢？
为什么从不关注公司的动态，事到如今无法补救才知道呢？
我像断线的风筝任风吹来飘去，不知落在哪个山头洼地。
感觉一种不可触摸的无形的社会关系网罩在每个人的头上，我的天真无知显得那么另类。
呆站在那里不知该往何处去？难道就这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
那位好心人看我傻站着不动，走到我面前小声说：“你可以去冶金厅人劳部找一下，直接找邱科长，咱们现在都归他那里管。”
又悄声说：“如果在厅里找不到就去他家找，也许有回旋余地。我把邱科长的家庭住址写给你。”
我带着这一丝希望离开即将消失的办公室。
那时我们还在济南化工厂干着扫尾工程，到66年1月我们的人事关系就转到分配的单位去，工资也归新单位发，原来的公司已不复存在。这种情况给我的感觉就像没娘的孩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真不甘心这样任其摆布，回家把一腔烦恼都说给妈妈，妈妈诧异的说：“你工作以来一向是好工人，什么苦累都吃过，再难的技术难不住你，总是评为先进，好人应有好报，这回怎能这样对待你？”
我说：“我觉得很冤很不服气。是的，我自从参加工作，再苦再累再难我都干，从没闹过情绪，有谁替我想过，这次真把我的心伤透了。莱芜交通不方便，回家都难。我豁出去找领导闹闹，现在公司没了，我去济南冶金厅找上面的领导，坚决不去莱芜。而且去莱芜的只有我一个女的，同去的那位电工挺烦人，”
我越说越气愤：“过去我太老实太傻太无知，老实被人欺，我太委屈。”
妈妈从没见过我为工作这么闹心过，看我满腹牢骚，不知如何是好？是劝还是支持？妈妈想了想若是真去莱芜，就和他爸分开了，以后更难调一块。便说：“你尽量找找，能去陕西更好，去不了能留在济南的厂子也好，咱们就不搬家跟你爸去了，留在山东，咱们家还在这里。”
第二天我无心去上班，向师傅请假，踏上那条漫长的“告状”路。
我坐市郊火车到济南找到山东冶金厅，挺顺利的找到人劳部邱科长，心中暗喜：真是个好兆头，第一次出击就没落空，也许能解决问题？
邱科长面带笑容接待我，我把自己自参加工作以来的优秀表现和现在的委屈，及我的要求去陕西或济南的理由说的很深透，像是找到知心大哥一样倾诉衷肠，希望能得到理解和支持。
这位邱科长四十多岁，瘦高个子，笑里藏刀的面容，两眼目光冰冷犀利，像一眼就把你吃透一样让人不敢正视。穿一身板正的中山服，看上去就像老油子，做人事工作很有经验。
他很耐心的听我把话说完，满面笑容地说：“你真是个好工人……”夸奖奉承我一番，然后便夸夸其谈地讲起大道理，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讲到新城铁工厂的重要性，我们的重要性和发展前途……总之讲的让你不能有其他想法必须去。
我不管他讲的多么好听，就想不能再那么老实受欺负了，认准一条路，必须给我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要不然就靠在那不走。
邱科长的耐心渐渐磨没了，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我想来一次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多找几次，就留下话说：“邱科长希望您能为我多考虑考虑，我太冤了，我还会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