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总漕衙门里,漕运总督沈文奎正在焦急踱步。自打仪真数百艘盐船遭焚毁后,他在朝中屡遭弹劾。
先是山西道御史胡来相揭贴:“今春镇江盐艘被焚,岸市被掠,而才赋之区奚容至此,是防严未密,申饬不切耳。”
后有工科给事中张王治在题本:“即如四月间,海贼直犯仪真,未能事先绸缪,遂致焚烧盐艘数百号,折耗课赋商本数十万,迟延至今未见两淮运司设策画谋,作何补救。坐视商疲课绌,则悠忽概可见矣。”
这些奏报纷纷通过不同风向吹到了沈文奎的耳中。他又听说皇上十分不悦,有意追究其责。沈自知难辞其咎,心中甚是惶恐。
张军两入长江,令他叫苦不迭。身为统管大清主司漕运的最高长官,旗下有上万兵丁的水师营。没有战事时,这自然是个肥差。现张名振水师两入长江,一路势如破竹,严重阻滞了漕运的畅通。阻截匪寇,保护城池,也是漕台分内之责。可就以他那区区不足万人的水师,要抵抗训练有素的海上义师,无异以卵击石。平时养尊处优、四处收刮的军士是什么样的战力他心中比谁都清楚。上方命他派兵围堵,他不得不从,但眼见义师的巨舰,有如望山,哪敢去硬碰?一路只是跟在张军的屁股后面虚张声势。
好不容易就要给这帮大爷盼走,可是几百艘盐船又被一把大火焚为灰烬。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朝廷又怎能放过他?轻则发配为奴,重则人头不保。他越想越怕,思来想去,召来手下的督粮道长官梁克用。
梁克用正是叶继武的高足。他心思机敏,才学出众,深得叶继武的真传。自顺治五年中举人后,调入漕台。从小吏做起,竟一路升做到了督粮道高位,成为了沈文奎的心腹,沈对他一向都是言听计从。
一见到梁克用,沈文奎急切地问道。“这次仪真的盐船被烧的损失太大了,皇上问责下来可如何是好?”
“既然事已经出了,大人您急也没用。眼下当务之急,是该如何应对。”梁克用冷静地答道。
沈文奎说:“这次贼寇进长江之后的举动十分奇怪。总是能避开我军的围剿,针对弱地却猛攻。似乎对江南兵力的布防了如指掌。而我方一直在疲于奔命,总是慢人家一步。”
梁克用心里暗笑,他早把清军的布防情况秘报给了叶继武。火烧盐船之时,他已将漕班水师支开。本以为这次张军能大展拳脚,谁知道,这次入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说道:“依我看,定是内陆有贼寇余党在做接应,暗中给他们通风报信。”
沈文奎咬牙切齿地说:“嗯,我想也是,不然张军怎么会如此料事如神。我听说烧盐船时,就有一伙人,没上海贼的舰船,烧完火就跑了,他们一定就是这伙贼寇余党。”
“漕帅还是想想如何脱罪吧!这次盐船烧了,与其坐等问责,不如在奏报中多做些文章,以求皇上宽赦。”
总漕部院衙门不受当地巡抚、总督管辖,不受部院节制,直接对皇上负责,可专折和密折奏事。梁克用亲自为沈文奎题写了密折,直报京都。他在书中写道,贼寇二犯长江之时,总督沈文奎率领水师数千人拼死抵抗,对张军围追堵截。无奈清水兵不习水战,战船又少,不足以同海寇抗衡。只有租借、调用盐商的船只,在江上奋力阻击贼寇,给海寇以有力的打击,并杀死贼寇若干人等,因而遭到海贼的疯狂报复,趁乱将所有待运的盐船付之一炬。致使朝廷税赋大亏,肯请皇上降罪。
恰有清江宁巡抚周国佐面对清廷的责难,也在奏折中辩称:
“夫洋逆张名振以十余年之积寇,舡近千艘,众约二万余人,且日事舟楫,久狎波涛。职抚属之兵合计一万四千六百名,又皆分防于沿江各汛地城堡之间,其中经制水师不过一千九百五十名耳!此外皆陆兵也。水艍、沙舡先后修艌搜括及将士自备,雇募者不过一百九十四支耳!水陆之势不同,多寡之数迥异,职于战舰未敷、水师实缺等事一疏言之详矣,岂若陆地之贼可与之较长于鞍马、角技于冲击。不难一鼓荡平乎!”。
清廷一番权衡过后,并没有深度追究沈漕的罪责,只是罚俸禄,并降职调任。这对沈文奎来说已算是天大的开恩。他对梁克用感激有加,卸任前,把漕运的事物交由梁克用暂代,只等朝廷新任漕运总督的到来交接。
此消息传到古风庄。
叶继武躺在摇椅上闭目遐想,如在这时,西南孙可望大部顺江东下,在新任总督未到任之前,梁克用现在掌握的一万来人马完全可被策反,届时,不仅整个江南一举拿下,清廷的漕运命脉也必将切断,多么好的战机啊!可惜万事俱备,只欠西风!
其实叶继武心中深知,孙可望部不会来了。大弟子杨忠早年被他遣到永历朝廷效命,从杨忠千里迢迢寄来的书信中,他已得知西南军时局的复杂,远超乎他的想象: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境内身亡,大西军急速南撤。他们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大西军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在张献忠四个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率领下,大西军余部集中于四川綦江,收集溃散,重整队伍,一举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
清肃亲王豪格派遣的军队随后追踪而来,大西军继续南撤,进入贵州,占领了贵阳。此后,他们就在这儿安扎下来,重整旗鼓,贵州形成了四将军共襄的局面。
此时云南发生叛乱,云南王沐天波被叛军赶跑,整个云南已被土司沙定洲叛军占领,大西军在孙可望四人的率领下,当即决策挥师南下。
大西军进入昆明后,四位将领推可望为帅,平定云南各处叛乱。孙可望同沐天波联手,举起“共扶明后,恢复江山”的旗号,于是各地军卫、土司次第来归,云南一带不战而下。
沐天波向永历朝廷请命,封孙可望为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他们经过一年多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境,彻底铲除了沙定洲叛军的残余势力,艾能奇在往征东川时中毒箭身亡,由此,大西军形成了三将军独大的格局。
大西军进驻云南后,兵精粮足,统治日趋稳定。孙可望请求永历朝廷加封他为“秦王”,也有借此有别于李定国、刘文秀之意。
面对曾经作乱的“流寇”的遥奉归附,永历朝廷并未感到欣喜,反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朝臣曰:“大明就是亡于李闯、大西流寇之手,其狼子野心不可姑息任之。”也有朝臣题奏:“现今胡虏当道,此时应放下旧怨一致对敌,联寇讨虏方为当下明智之举……”
南明永历朝廷就是在这内部的相互倾轧中,最终分崩离析。随着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攻占广州,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领桂林,两广土崩瓦解。朝廷的文官武将有的慷慨就义,有的避入深山,或披缁为僧,投敌叛变者更是比比皆是。永历帝已走投无路,辖地尽失,在清军的追击下一路西逃,直至桂滇交界处的孙可望境地,方转危为安。
于是,孙可望终得偿所愿,受封秦王,名义上遵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利,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把朱由榔及其随行人员迎往贵州安隆居住,更名‘安龙府’。这里原是明代的一千户小城,地方僻狭,民不过百家。此后,永历帝便寄人篱下,成了孙可望的活招牌。
与孙可望不同,李定国与刘文秀是一心效忠大明,奉永历为主。尤其是李定国,此人有勇有谋,用兵机动灵活,英勇果敢,是南明以来,最强悍将。
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亲率领部队,挥军转战千里,取得了桂林大捷、衡阳大捷两大辉煌战绩,先后击杀了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一举收复广西全境。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特别是击毙了贵为亲王的满洲八旗劲旅主帅尼堪,打破了满人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一向所向披靡的满洲铁骑一度一蹶不振,给清廷以沉痛的打击。
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顺治皇帝悲叹道:“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李定国在湘、桂战场上的胜利,使当地绅民复明情绪高涨,极受鼓舞,一时间闻风云集,共襄盛举。在李定国连歼二王,复地千里,军威大震之时,他的功绩,引起了孙可望的嫉妒,欲设计擒杀,却被李定国识破,为了大局,李定国率领所部五万兵马撤入广西,打算另辟蹊径,坚持抗清。
两年间,他数次联络东南的郑成功海师,希望能够东西夹击,合力攻占广东地区,再兴兵北上,收复江南。此战略与北线的长江会师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等来的却是郑成功模棱两可的敷衍。
现在,贵阳秦王宫的孙可望的野心日益膨胀,他想取代永历自己做皇帝。因而要亲自坐镇黔、滇,不能亲自统兵东下。于是,他便命抚南王刘文秀出师东征,与二张海师会和。
孙可望篡位之心已昭然若揭,永历帝秘密求助于身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为了永历帝的安危,刘文秀经过一番审时度势,终决定先以稳定时局为首务,抗命按兵不动,未能出师东伐。
孙可望亲自拍板,北线长江会师计划就此搁浅。而李定国同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也因郑成功的拖延而付之东流。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的绝佳战略,实现遥遥无期。
想到此,叶继武气得捶胸骂道:“孙可望奸贼误国!刘文秀又是何等糊涂!临阵踌躇不前,竟分不清孰重孰轻,错失战机,即便保住了这个光杆皇上又能如何,真是愚忠之至!”
他又收到消息,此时,在清军的威逼下,张名振全军已向浙江方向退去,复屯南田。张名振把部队交给了张煌言暂带,他已亲自南下闽海,到厦门面见郑成功。
叶继武心中更清楚,郑成功为了不破坏“和谈”,他既不会北上去联合张名振部,也不会西进与李定国部会师。他需要中间这块清军的屏障,遥奉永历,壮大自己,做独霸一方的枭雄。此刻的郑成功,宛如在南海的擎天一柱,岿然不动;又似一根弹性钢条,左右摇摆于明清之间。
“为何我汉人总是不长记性,重走那条老路!这样下去,早晚要土崩瓦解,为人各个击破!”叶继武常为此愤愤难平,好在家中一喜讯,冲淡了他连日来胸中的郁结之气。
玲儿平安分娩,是一健康男婴。安节喜得贵子,更是乐不可支。叶继武喜得外孙,见后继有人,心中得到了一丝慰藉。
兆骞远游归来,正逢安节家中喜事,忙前来道贺。见襁褓中的孩子面貌喜人,哭声嘹亮,也为之欢喜。
“看这孩子生的眉清目秀,又健康茁壮。跟他爹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长大一定是栋梁之才,不如给我做姑爷吧。”兆骞打趣道。
安节高兴的只知一味傻笑,叶继武喜道:“既然兆骞贤侄喜欢这孩子,不妨给他赐个名字吧。”
“哪敢,哪敢!先生博学多才,哪轮得到我在这里班门弄斧。何况先生是孩子的外祖,理应由先生赐名。”兆骞再狂傲,在叶继武面前也不敢卖弄才学。
叶继武道:“此言差矣。你们是多年的好友,又同为江东才俊,我已老矣,日后孩子们长大了,这下一代人也将子承父谊,由你这个叔伯赐名,日后必将是一桩美好谈资。”
看到叶老如此诚意,兆骞不便推辞。取名可不同于作诗作赋,兆骞自家大女的名字都是老父托恩师计名给起的,如名字取的不好,那可是当众出丑。叶先生这分明是给自己出题啊,他冥思苦想了一番,忽然灵光乍现。
“怀仁!”兆骞脱口而出。
众人一致称妙,叶继武更是会心地赞许:“此名甚好!心怀仁爱,其意又暗含“忠贞不二”,真是妙哉!”
此刻,谁不会想到,这男孩今后的命运,竟然与兆骞紧紧地连在一起。
远隔几千里之外的紫禁城里,也有一男婴呱呱坠地。顺治帝的庶妃佟佳氏为他诞下了第三个皇子:爱新觉罗·玄烨。
顺治皇帝下诏:普天同庆,大赦天下。
上方下达指令,郡县的秀才,举子们都要上表文章或诗词以表恭贺。被选中者重重有赏,免乡试,直晋举人。很多平日自诩有些文采的书生都跃跃欲试。兆骞等慎交众多士子都对此嗤之以鼻。
在众多赞词之中,有一篇文章“脱颖而出”。章素文不愧是同声社党魁,一篇骈文写的端庄华丽,大赞当今“盛世”,国泰民祥,大清皇帝英明神武,天降祥瑞,龙子诞生,天下平定,江山一统……,一副谄媚之情跃然纸上,深得清廷垂青,被礼部荐为国子监生,享举人功名,待明年春,直接赴京会试。
同声社声望自此跌入谷底。
古风庄里,家丁哑二见低迷已久的叶继武近来心情似乎大好,也随之高兴。他跟随叶继武已多年,生得五大三粗,虽然不会说话,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对叶忠心耿耿。庄里的大事小情,凡事出力的事,全都一个人包揽,混身像有使不完的劲。每当有人问起,叶就说他是自家的远房亲戚。
这天,待社事完毕,家中只剩主仆两人。哑巴开口说话了:“承蒙先生关照这么多年。先生现在家中女贤婿孝,又喜添新丁,真是令人羡慕,现在,我也该走了。”
叶继武并没有吃惊,而是平静地说道:“我知道早晚有这一天,强留你也无用。此行的凶险,想必你比我还清楚。一定要多加小心。无论结果如何,今后庄上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哑二鼻子一酸,跪地叩头不止。
哑二是“逃人”。他叫刘勇,本是河北沧州的一富农。由于勤劳肯干,清军入关前,家里有十几亩田地,妻贤子孝,生活还算惬意。随着甲申之变,清军入关后,刘勇家原本稳定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了。
多尔衮为了解决大批入关满洲居民的生计,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大量侵占畿辅地区居民的产业。“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土地被满洲强行圈占,原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满洲权贵、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份耕种田地。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被称为家生子儿,世代为奴。很多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
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愈演愈烈,清廷为维护满人利益,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
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为考核标准。由于“逃人”是满人的重要劳力,满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因而逃人法旨为“薄惩逃人,重治窝主。”逃人抓回后,处以鞭笞后发回原主,收留逃人的窝主则处以斩籍没。不仅如此,还会因此而牵连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连地方官府也会因而受到连坐。
早在顺治六年(1649)九月,靖南王耿仲明统兵南征广东,由于他的军中收留了旗下逃人被察觉,在江西吉安府境畏罪自杀。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兆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竟被一律处死,家产全部抄没。连贵为王侯和朝廷要员触犯了逃人法都难免一死,更何况平常人?
刘勇也和大多数务农百姓一样,家里十几亩良田完全被圈占剥夺,妻子更被满洲官贵强行霸占。他和儿子沦为了满洲人的奴役,终日耕作,食不果腹。眼看着自己曾经辛勤劳作的田地沦为了满人的私产,而朝夕相处的妻子又身在狼窝。刘勇心如刀割,想一死了之。可是孩子还小,不忍心抛下孩子独活在这世上。妻子管氏是个好女人,为了孩子,忍辱偷生,总是背着隶主偷偷地给父子投衣送食,一家三口偷聚在一起时总是抱头痛哭。一天,妻子去看孩子时,被庄头发现,通报了主人。主人大怒,将他绑在柱子上抽了一通皮鞭,又在太阳底下暴晒三天。妻子自然也免不了一顿毒打。孩子不忍爹爹受苦,半夜里偷偷给他喂水,又被庄头发现,将孩子扭送到主人那里。
熬过了漫长的三天三夜,刘勇已经被折磨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已身在临县的农庄。原来,当日儿子就被农庄主失足踹死,妻子管氏当场就疯了,对庄主又撕又咬。庄主对孩子的死也是心痛不已:长大后多好的一个劳力啊,就这么死了,白费了这一年多粮食。现在又失去了这么端庄的一个婆娘,更令他追悔莫及,庄头劝他,要斩草除根,把刘勇一并杀了以绝后患。庄主更是舍不得,这刘勇身体健壮,农活是把好手,便叫人把他卖到了其它农庄,总算减少了点损失。刘勇不知道妻儿的遭遇,只得暂时安心在农庄干活,一心指望有机会能与家人团聚。直到有一天,一个疯婆子跑来农庄讨饭吃,刘勇一眼认出了是自己的妻子。他忙问孩子哪去了,疯婆子突然又发作,大喊:“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你个畜生,为何这么狠心踹死我的儿子……”刘勇如五雷轰顶。他才知道,孩子已遭遇了不测。他瞒着主人,安顿好了妻子。当夜,他不知在哪里弄来的酒肉和菜肴,给妻子吃了顿饱饭。乘着妻子吃饱喝足后安详地睡去,他含泪掐死了妻子,然后,乘着夜色,连夜逃脱。
他潜回自家庄上。乘夜潜入庄主宅中,见人就杀。在连杀死了几个女眷后,惊呼和惨叫声惊醒了庄主。庄主慌忙起身,见这这庄主满身刀疤箭痕,看来原本也是满洲行伍出身。只是多年养尊处优,体力已大不如前。经一番搏斗,肚上挨了一刀,负痛逃走,刘勇哪里肯放?追出屋外。庄头已带着家丁赶来。众多家丁见着已杀红了眼的刘勇,哪敢上前,只有庄头“忠勇”。上去搏斗,却被刘勇一刀毙命。再寻那庄主,已经逃远,不知去向。
刘勇不敢久留,本地是不能呆了,只得往南方拼命逃窜。一路经山东,逃到这里。由于逃人法严厉,谁家也不敢收留,甚至连口饭都不敢给吃。他身上又中有刀伤,一路摸爬,其艰辛可想而知。
叶继武在唐家湖畔发现刘勇时,他已昏倒在湖边,伤口腐烂,奄奄一息。叶继武把他救回庄中,医好刀伤,悉心照料。刘勇才逐渐好转起来。在听了他的遭遇后,叶继武义愤填膺。刘勇怕连累恩人,执意要走,却被叶好心挽留。此后,刘勇便留在了庄上,视叶一家为恩人。由于河北口音,怕人多嘴杂露了马脚,他于是便扮起了哑巴,就这样一晃过了六年。大仇未报,刘勇心里一天也不踏实。
刘勇终于拜别了叶继武,踏上了回乡复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