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新城铁工厂的车间开始施工。
施工第一步是劈石开山，特地从山东各矿山借调大批有经验的采矿工，同时也把新招的在外地培训的工人陆续调回厂。
回厂的电工成立电工班，电工班里邵正辉是三级工，我是二级工，其他都是刚招的新工人和周村技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
这些技校学生是小学毕业考入技校上三年。文化水平和我差不多，年龄相仿，比我小一二岁。大家刚凑在一起，互相不了解，论资排辈就把邵正辉指定为班长，我也成了师傅。
在原公司多年没招工，我们这批小级工，一直被认为是最小最年轻的，都是跟着师傅干活，很少有独立工作机会。到新城铁工厂这种新环境中，大多都是新工人，都称我师傅。
我每天要领班带这些新工人干活，深感自己责任和压力的沉重。我暗自要求自己，要不惧困难做个名副其实的师傅。虽是一位弱不禁风、不比他们大多少的小女子，得让他们看得起，赢得大伙的认可和尊敬。
这个想法鞭策鼓励我，使我有勇气有能力去担当师傅的重任，带好新工人。
劈石开山建车间主要用卷扬机，需要电工班先把用电设备安装到山顶，再把电送到山顶。
山虽说不算高，但好歹也是座山。需要在石头缝里挖坑埋电线杆往山上架线，要肩挑人扛把卷扬机用的电气设备送到山顶。
干完这个山头还要转移到另一个山头，这个山头所用的电杆、电线、电气设备全部拆除，再搬到另一个山头用。干的其实都是体力活，没什么高深技术，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腿痛。
这些活，最难干的是拆除电线杆。木质电线杆有六七米高， 虽然是临时性的但还是要保障安全，拆除时要把它挖出来放倒，要做到不伤人不伤电线杆是有一定技巧的。
在坡度大的山坡放倒电线杆更麻烦，因电工人少，加入好几名民工，民工都是当地农民，老实勤快但对电工知识一窍不通，带他们干活必须千叮咛万嘱咐，保证他们的安全是第一位，但也免不了失手。
有一次我带着一位新工人和若干民工拆除这个山头的电线杆，拆电线杆必须听统一指挥，当电线杆倒到一定斜度，指挥大家统一松手，电线杆自己倒下就安全完成了。
前几根还算顺利，当拆最后一根时，靠山顶坡度较陡，放到一定斜度，喊大家松手时，大家都一起松手了，只有一位民工不知是没听明白，还是为什么，拽着绳子不松手，跟着电线杆倒的方向跑。
我急了使劲喊他松手，越喊他越拉着绳子跑，山上石头多，他跌跌撞撞的跑着，一下扑到一块大石头上，腿上创破一大块皮，鲜血直流，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工地保健站包扎。
我很内疚，干这点活竟伤着人，那民工自言自语说：“不怪你们，怪我不会干活，没好好听指挥。”
这位民工家住附近里辛村，邵班长和我一块去他家看望，安慰他并向他道歉。
那民工很愧疚的说：“这事怪不着你们，你们指挥的没错，别人都知道松开绳子，就我太笨了，这点活都干不好。”为此事我很内疚，也很委屈。
当时在我的指挥下，大家都配合的很好，唯有他不知咋回事，听不懂指挥也应看出点门道。既然出了安全事故，再有理由也无力辩解，我要负主要责任。
邵班长本来对我就有成见，这回抓住这个小辫子，大会说小会讲，可是有了报复我的话题。以至于到年终总结时，把我全年的成绩全抹煞了。
这一年我工作的很不容易，电工班除了班长和我，全都是新工人，所有工作都是我们俩带着人干，人手不够还要带领好多民工，再难的工作也没有讨价还价，都是无条件接受，圆满完成。
工作一年来，我的人缘比较好，大家都愿跟我在一起工作。
在班里我担负大部分主要工作，对班长是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还主动帮他排忧解难。他不但不感激，反而对我嫉妒、排斥、打击、报复。
他认为在班里我技术水平比他高，对他而言是最大的威胁，能把他压下去。
他还疑心大，有时我和同事们在一起说话，他就疑心是不是在议论他。
他总觉得我和他是一个公司来的，会不会把他在原单位的丑事泄露出去。
他时时找我的事设法贬低我，好像这样就能抬高他的形象。
这种心机男是不可能理解善良的人，我就不是那种爱搬弄是非的人。
到这厂里我从来没提过他过去的任何事，尽力做好他的助手，协助他把电工班带好，维护他的利益和形象。
他不领情还找茬攻击我，在一次班会上，他说我是为了回家故意加班攒休班，昧着良心说出这样大言不惭的话，真是不可理喻。
每次加班都是因为任务紧，他亲自安排的加班；有时在山上干几天几夜不能回宿舍，有多少个星期天不让休息，这种情况全班人都知道。
他找这个理由攻击我，不但站不住脚，反而更暴露他居心叵测的人品。
我当然很气愤，气到简直无法再干下去。同事们眼睛都是雪亮的，都来支持我，安慰我，不愿让我离开他们。
他的卑鄙无耻极大打击了我的工作积极性，我本来就不愿来这里工作，又遇到这种小人，更让我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后来厂里大环境的发展，又给我注入新的希望。决定置他于一旁，不去在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