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不正规上课或停课，学生没人教，没人管，自由活动，老师和大学生涌入社会闹革命。
济钢子弟学校也是如此，荣康初中毕业无法再继续升学，年龄小不懂文化大革命，没有参加文革社会活动。
在家闲不住，和同学们玩一些男孩子喜欢的活动，什么捕猎、打鸟、抓蝎子等等，让妈妈很是担心，半大小子不知好歹，调皮捣蛋再闯出祸来咋办？就想给他安排个事做，收住他的野心。
半大孩子能干啥呢？那时妈妈还在济钢干家属工，喜儿常自己在家。妈妈想到67年春节不放假，没能回老家看爷爷，如果让荣康带着小喜去老家看望爷爷，可以在老家多住些日子，这样既能拴住荣康，也能看小喜，真可谓一举三得。
荣康很赞成妈妈的意见，高兴的准备带小喜去蓬莱老家。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社会上搞文化大革命有多乱，这趟旅途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67年5月，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荣康带着小喜登上回老家的火车。
去的时候还比较顺利，爷爷看见他们喜出望外，想不到孙子自己能来看爷爷，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让他们吃。
那时正是春季农忙时节，荣康勤快爱干活，帮助爷爷干农活，还会做饭，照顾爷爷，每天都有新鲜事，可开心了。
闲聊时听爷爷讲老家的故事，讲家史、讲爸爸怎样闯关东、讲老家的大爷爷二爷爷的事······我们的爷爷排行老三，讲太爷爷怎样分家，他们过着怎样艰苦的生活。
爷爷讲到一件可怜又有趣的事：那时家里买条咸鱼不舍得吃，每顿饭拿出一点点，怕孩子偷吃，就把咸鱼吊到房梁上，说完爷孙俩都爽朗地笑起来。
爷爷的家很节省会过，这种习惯已经成了家风，爸爸也很勤俭节约，在自己身上从不舍得多花钱。在那种兵荒马乱、一贫如洗的日子里，能把自己这么多儿女拉扯大，实在不容易。
听爷爷一番讲述，让荣康对爷爷肃然起敬，心中注入强烈的爱和孝，想以后有条件一定好好孝敬老人们，让他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爷爷去年冬天肚子疼，自己在家拔火罐，把肚皮烧了碗大一块伤疤，这疤一直不好往外渗水，自己用烟袋锅的灰摁上治疗。到现在半年了，疤越结越厚，仍然渗水。
老家看病不方便，伯父要带爷爷去看病，爷爷不把小病小灾当回事，更不舍得花钱。
荣康想哪能这样捱下去，让爷爷受罪。就和伯父商量，想带爷爷到济南医院看看。那时走信太慢，打电话也不方便，荣康没来得及和爸妈商量，自己决定把爷爷带回济钢。
荣康刚满十五岁多点，带着五岁的小妹妹和年迈的爷爷，坐汽车再倒火车，一路千里迢迢，可想而知该有多难。
伯父把荣康和爷爷他们送到黄县汽车站，乘汽车到潍坊下车再换乘火车。荣康背着爷爷的衣服和老家送的花生米等两个大包袱，却忘了带吃的东西。到潍坊是下午五点多钟，买的午夜十一点多的火车票到济南。
他们在候车室等车，人很多放下包袱找不到座位，只好让爷爷先坐在包袱上。
小妹直叫嚷：“我饿了。”一天没吃东西是该饿了。
荣康想咋办？一点吃的没带，趁候车时间出去买点吃的？又不放心这一老一小，还有两个大包袱。
想了想说：“爷爷，喜儿，你俩一人坐在一个包袱上，又能看东西又能坐着休息，我出去买点吃的。”
喜听二哥说买吃的乐哈哈的说：“我都快饿死了，快点回来我要吃。”
荣康再三叮嘱小妹：“不准乱跑，好好和爷爷作伴呆在这里，二哥很快就回来。”
喜顽皮的推着二哥走：“别啰嗦，快去快去，我要吃。”
荣康很不放心的离开候车室，站前人很多乱哄哄的，没看见卖东西的，只好往前再走一条街。
这时街上过往一队队游行的，队伍很长，激昂的喊着口号，围观的群众挤满街道。
荣康无心看热闹，也没在意他们喊什么，心里惦记着在等他的一老一小，爷爷多年没出过门，把他自己留在车站等着，会不会等急了？爷爷是看不住小喜的，小妹不安分，别被什么热闹吸引跑了，就想快点找到卖吃的，快点回车站。
荣康边想边疾步快走，走到一条比较僻静的街上，看见几个摆摊卖吃的，有火烧、包子、馒头、面条等，荣康高兴的跑到摊前，结果光用钱买什么都不行，所有东西都需要粮票。
荣康这次出来压根就没带粮票，只好可怜巴巴的和摊主商量，说出自己的难处，渴求摊主能发发慈悲，出高价买他的馒头，或者用钱买他的粮票，再用这粮票买他的馒头。
摊主毫无同情心，板着脸说：“你想让我犯错误吗？不知道买卖粮票是犯法吗？国家有政策，哪能做高价买卖。”那时候，有钱没粮票一样吃不上饭，商家都那么严格遵守政策，因为一旦违反后果会很严重。
荣康好不容易找到卖吃的地方，买不成吃的，爷爷和小妹饿一天了咋办？饥肠辘辘、愁眉苦脸的站在那里不想走。
摊主看看他说：“那边的面条可以光用钱买，你去吃面条啊。”
荣康走到面条摊前问：“有办法让我把面条带走吗？我得带给老人和孩子吃。”
那时没有塑料袋，把面条带走实在难办，摊主为难地说：“在这吃吧。”
荣康哪有心自己先吃，还得想办法把吃的带回去。荣康在几个摊位前转来转去，乞讨似的想用钱买，怎么商量都不成，没有人可怜同情他，只有冷眼相对。荣康想再去哪里买都一样，又惦记在车站等候他的老人和小妹，失望的只好先回车站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