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大人们讲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年幼无知的我对这些哲理显然是知之甚少的。直到我走上临床工作岗位接触到患者以后，我才更加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以及难能可贵。
幼儿班下学期伊始，我连续好几天都被同桌的男孩殴打。渐渐地，我不愿意去上学了，拳头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爸爸抓起一个鸡毛掸子朝我身上打来，我像受惊的小动物，背起书包逃到了门口。那是我第一次含着泪水向爸爸倾诉我在学校受到的欺凌。
爸爸对于我这个瘦弱的、不争气的儿子感到非常头痛，他让我先去上学，承诺他会跟向彭伯母反映情况。我不为所动，仍赖在门口不走。他抓起手里的鸡毛掸子向我打过来，我机灵地躲过。
彭老师恰巧经过，看到爸爸拿鸡毛掸子要揍我的场面，于是问爸爸怎么回事。爸爸皱着眉头，把我被同桌欺负得害怕上学的事儿说给伯母听。伯母听完，当下便承诺会给我调位置，并让我跟她一块儿去学校。有了彭老师这个保护伞，我这才肯去上学。
爸爸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谋生计，年初出去，到年底才回来，所以关于爸爸的记忆大多已经变得模糊了。但我对于爸爸的那个鸡毛掸子却是记忆深刻。我早已数不清和它有过多少次“亲密接触”。爸爸在家的日子，如果我不乖乖吃饭，爸爸就会亲自端起碗来喂我，假如我还不乖乖吃饭，爸爸就会去拿柜子上的鸡毛掸子，然后用它打我两下。这个时候，即使我没有食欲，也还是会努力往食管里咽食物，因为鸡毛掸子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那段时间，我跟所有同龄小朋友一样，喜欢唱红脸的妈妈，讨厌唱白脸的爸爸。因为爸爸老用鸡毛掸子打我。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陪伴我的时间竟如此短暂，短暂到我甚至记不清他的脸了。
一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回家吃中饭。爸爸和妈妈都外出打工了，我跟哥哥，还有几个堂哥堂姐全由爷爷奶奶照顾。90年代末，经济远远不如现在这样发达，我们家连坐式电话机都没有。我和堂哥堂姐们端着碗在外面边吃饭边聊着学校的事情。爷爷的哥哥（我们称为大爷爷）急匆匆地走进屋内，说是有急事找爷爷。没过多久，威哥出来告诉我和哥哥爸爸出事了。我记得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可我还是很出色地掩饰了自己的情绪。我以为爸爸一定会没事的，我甚至还天真地以为出事就像得了个小感冒一样，过几天就会好转的。然而，事态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想到，从那一刻起，我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次日，放学后回家，我看到芸伯母来到家里，把爸爸去世的噩耗告诉了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老泪纵横，悲痛不已，奶奶甚至多次用头撞椅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呀！老天爷呀，把我这条老命带走，让我崽儿活过来……”
那年我才6岁。对于“死”这个字眼，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看到奶奶悲痛万分的样子，我心里虽然也觉得十分难受，但是我居然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在这个学期接下来的时光，我依旧像往常一样，上学-回家-上学，我并没有因为爸爸的离开而觉得不同。
只是，渐渐的，周围人看我和哥哥的眼光变得不一样了，他们甚至总是无所顾忌地在我和哥哥面前提说:“造孽（可怜）啊，这么早就死了亲爹……”
他们总是用那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和哥哥，并不是他们有多同情我们，因为他们从未雪中送炭过。而是看到我和哥哥，他们心底就在暗自庆幸：比起我们，老天爷待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还是不错的，至少他们的儿子还有爸爸。好好珍惜吧！
我很讨厌这种被人看不起的感觉，好像失去了爸爸就等于失去了一切。这些异样的目光以及无情的话语，实质上对我和哥哥构成了二次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