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末到六八年初文革两派武斗，已造成国家全面混乱，中央出政策刹住武斗风。派军队介入工厂，实行军管，军管会领导下成立革命委员会。工厂派工宣队介入学校、医院进行管理。全国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基本停止武斗。
我厂也介入军管会，军管会宣传中央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平息武斗气焰。
六八年春节过后，回家的职工陆续返厂，长期离厂的那一派也陆续回厂。
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由各派头头组成，可谓乌合之众。一切事物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原厂领导是“走资派”，靠边站，等待批判。
为了工厂安全，军管会派一个班的士兵驻扎重要部门——变电所，厂里正常生产逐渐恢复。
两派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开始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群众组织，没有原则没有标准，以个人观点认为造成群众武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责任。那时厂领导已无权管理生产，听从批斗。
就在这时候变电所正缺人，我把分管厂长要去帮助变电所值班，使他免遭一劫。
文革两派的斗争都表示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以争相学习毛主席著作表示忠心，自上而下的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的浪潮。
毛主席著作四卷人手一份，版本逐渐升级，大版本翻印成袖珍本，便于携带。毛主席语录、诗词、改编歌曲等各种版本满天飞，人手不知有多少册。
全国各地流传毛主席像章，各种样式，各种材质，大大小小层出不穷，每人胸前必佩一枚。亲朋好友同事之间互相传递、赠送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活动。为此我也搜集近百枚各种像章珍藏。
那时做任何事之前必须先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甚至起床、吃饭前都要说一句。后来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不论有没有文化，都要全文背下来。上班前、开会前都要背老三篇，工作不重要，背老三篇是第一位。搞得人人顾不得工作，走路吃饭都忙着背老三篇。那么长的文章，尽管再努力，背过的人还是不多。
后来到处做毛主席雕像，沙画像，要求每人都做，厂里提供描绘好主席画像的三合板和彩色沙、胶水，让职工粘出头像来。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艺术天份，怎能做出像样的头像沙画呢？不积极参与就是不忠。
我和金坚也分了一份，粘了很久都不像样，这活动后来不了了之。
电工班小陈打算用水泥筑成一座毛主席全身像胚子，再进行雕塑。班里不安排他任何工作，让他全身心做雕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全凭一腔热血上头，胚子刚做出来大家就看着不协调，高大的主席身影被筑成身子长腿短的人，越雕越不像样，干脆停工了，放在一边谁也不敢说砸了，好像这就是毛主席一样。
那时全国还有一项活动：男女老少都跳忠字舞表忠心，不参加就是不忠。到处都写忠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狂热而纯粹的忠心了。
在两派斗争激烈时，很多家庭、亲人、朋友、同事因观点不同，展开激烈的辩论，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让人分辨不清谁是谁非。造成多少和睦家庭破裂，情侣夫妻分手，朋友同事反目。
厂里另有一小撮坏人、投机分子打着闹革命的旗号，不上班，不生产，到处挑事闹事，制造是非，攻击破坏工厂里的正常生产部署，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企图再次煽动职工离厂，自己就可以逍遥在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年七月的一天，夜深人静人们正在熟睡，突然外面传来乱砸乱喊的声音，吓的我们从床上一骨碌坐起来仔细听。
声音越来越近，不知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忽然我家门外传来大喊大叫声，几个人连踢带砸我家家门，我心里很紧张，紧紧的抱住金坚。
他很沉着的大声喊道：“谁呀？干什么的？”
没想到这一嗓子把外面人骇走了。
我们半宿不敢睡，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
早上起来看我家的木板门被砸个大窟窿，金坚找人修好门，又找来一个方木棍，每晚睡觉前把门顶上，防坏人保平安。
去上班才知道，昨夜就是不干正事的那伙人，到宿舍区闹事，企图把人们吓跑，搅乱正常生产秩序，他们就可以趁机离厂不受约束。
厂里在军管会的整治下，逐渐恢复正常生产，除少数捣乱分子还在闹事，大部分都回到工作岗位。
变电所的人基本都回来了，帮我们值班的那位厂长也恢复他的工作，变电所开始正常三班倒。
那时住在山下宿舍的只有我和张庆福，为了安全，我俩一个班。
那时没有班车，从山下到山上上班要走七八里路，我已有身孕六个多月，上山的路是漫上坡，越走越累，逐渐我身体越来越笨，走一段肚子就下坠的难受，只好用手捧着肚子走，再难受就站一会蹲一会，张庆福只好也慢走陪着我，就这样四十多分钟的路能走一个多小时。
下中班或上夜班，夜间走路更麻烦。走大路太远，走田间小路，脚下崎岖不平不说，还要经过一片瘆人的坟地，地头有一个村庄，时不时传出刺耳的狗吠声，每次都把我吓的毛骨悚然。
这样坚持到身孕七个月，实在走不动了，金坚多次找领导申请，让他们出个代理班长替我，身孕八个月才调到山下电工维护班，班里主要工作是维护检修机床。
我对机床电器比较感兴趣，这是我接触较少的一门技术，我积极的和同事们研究图纸，到现场处理事故，一点不觉累，比起上山上班轻松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