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照妖镜折射下的真假三元里抗英神剧
现在每每提起手撕鬼子、裤裆里藏手榴弹、包子手雷、一枪打800公里、“我爷爷7岁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等等抗日神剧桥段，总会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感觉智商受到了非常大的侮辱。但其实我们历史课本里就有类似的“神剧”，只是大家不明白真相，所以没感觉到智商受到了侮辱而已。
历史课本里的“神剧”，就是三元里抗英斗争。被写进了八年级上册历史课本里的三元里抗英事迹（旧版小学历史课本里也有），只要是上那一节历史课的时候没打瞌睡的人，我想都耳熟能详了。
一般描述中，三元里抗英事迹是近代史上伟大的反侵略斗争，由群众自发组织，同仇敌忾、抵御外敌，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等等。
在广州三元里，更是树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又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陈列馆，意义之重大，似不亚于后世许多抵抗侵略之重大战役，譬如，其名气似乎就压倒了对印自卫还击站、珍宝岛之战、南沙海战等伟大对外战争战役。
照理说，说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等，大道理没错，但是不合情理，也不合常理，它其实是一场清朝为造势而宣传，到后来又越宣传越走样的抗英神剧。
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说：在广州郊外的小村庄三元里，窜入村中作恶的英军在雨中被痛扁，数万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与英军交战，打死打伤英军数百人，剩余英军被团团围困，动弹不得，眼看就要被全歼了。可惜腐败的清王朝官员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到三元里驱散民众为英军解了围，侵略军这才转危为安，免遭被全歼。
以前小学时候的我（我是小学四年级就看了这段历史课本的）看到这，我几乎以为如果不是清朝官员腐败卖国，解救出英军，鸦片战争就将以中国全胜而告终了。
我为什么说历史课本里的三元里抗英事迹是历史“神剧”呢？下面就让我们拨开云遮雾罩的历史迷雾，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原貌吧，当然，敝人也未必能完全复原历史原图，但是也是极尽可能地还历史之本原吧。
1941年5月30日，广州的天气十分闷热。
中午12点左右，英国新到任的陆队司令郭富（也有翻译作卧乌古的）和副司令布尔利一同到位于广州越秀山北的四方炮台英军大本营去巡视。
从这里望去，整个广州城一览无遗。环绕着广州城的城墙蜿蜒连绵，足足有10公里。这些城墙始建于宋朝，高7米多，大概相当于现在3层楼高。全城有16个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里界限清晰，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只能容轿子通过、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城南边，有一个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广州最高权力机构“两广总督衙门”就在里面。从城市移开视线，向北望，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从中隔开了。
这时，郭富突然发现，在距离大本营后方约5公里的山脚下黑压压的一片，似乎有大量的人员在集结。郭富赶紧抽出望远镜，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他就有了答案：为数不少的一些农民模样的人，拿着锄头、鱼叉、斧子、柴刀、扁担、铜锣等杂七杂八的家伙集结一起，原因和目的不明。
郭富不敢怠慢，立即派探子侦察。他深知中国人谋略了得，所以把握不准这其中之奥妙。
这已经是郭富进入广州内陆的第五天了。
早在25日的时候，趁着靖逆将军奕山忙于迎战进入内河的英军的机会，他带领一支由5000名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奇兵”从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的高地越秀山上的五座要塞。
这个手术刀般的操作，直接左右了战局。因为，这五座要塞的炮火形成了对广州城的全覆盖！
一番瞄准“俯射”之后，郭富正准备指挥大军大开杀戒时，顶头上司义律却发来指令说“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不要破坏城市。”
郭富很生气。一来，他认为清朝当局并不可信，要让这个城市屈服，必须在地面上给他们一些创伤。
二来嘛，他觉得不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广州当局，将错失良机。因为广州炎热多雨的气候和简陋的宿营条件使热病、痢疾等疾病在士兵中大肆蔓延，士气低落。而且，他们只带了两天的给养。此后连续三天，军队的补给都是从附近的村庄“征发”而来的，说是“征发”，其实就是劫掠。不是傻子就可以想到，登陆的英军既不愿劳师动众地穿着大皮靴，舍近求远地跨过几十公里的烂泥田，退回舰上去搬运沉重的给养，而且去的人少了，容易被中国人“游击”掉，去的人多了嘛，光是烂在泥田里的皮靴就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了；再者说了，大家身上也不会携带多余的金钱，要想让百姓主动给他们免费提供牛羊鸡鸭，难度是极大的，所以，存在“鬼子进村”抢个劫、偷几头牛、盗几只鸡之类的事情那是肯定有的，而且数量不会少，当然，有了舟山的经验，郭富还是做得巧了些，如果一户人家能拿出食物和牲畜，就发给一张“保护告示”，表示以食物换安全了。即便如此，仍不能完全满足士兵特殊饮食需求。
所以，郭富认为此番深入广州腹地，宜速战速决。否则，他担心以现在低落的士气，一旦补给被掐断，军队很危险。
“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被可怕地困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而遭到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郭富直接向义律回了个便条抱怨。
他不知道的是，早前的那一番“点射”，鬼使神差地射落在奕山居住的“贡院”上，将这位“广州对英作战总前委五人组”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胆子给吓破了。
没过多久，探子回报。原来，这群农民是来自白云山西边一个叫“三元里”的村子的。因为昨天英军一队士兵在三元里附近的东华村“征发”期间，强行闯入村民韦绍光的家，企图侮辱女主人未成，引发了大面积冲突。
郭富将信将疑，为安全起见，他跟副司令布尔利商量，先将中国农民驱赶出大本营的“安全距离”之外。随后，他令副司令布尔利坚守阵地，自己则带领第26喀麦隆团、第37 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前去一探究竟。
事实的真相，验证了郭富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
此时农民已经集合有5000多人了，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有人加入他们。
实际上，他们并非自发出动的，而是有“幕后看不见的手”在组织指挥。据后来得知，在幕后组织的“带头人”有三个：何玉成，是当地有名文人；王韶光，土讼师（无牌律师）；梁廷栋，统领着一种叫“社学”的机构。
早在5天前，就在郭富带兵奇袭四方炮台几小时后，三元里附近大大小小的村庄，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就在牛栏岗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原因很简单，他们想把各村人组织起来，以备遭遇危险时能够相互援助。这三个领导人就是当天选出来的。
随后，大家便各自分头去各村动员。约定以锣为号，实施“村村联防”，16到60岁的男村民负责战斗，女村民则负责后勤，比如说送食物和水。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先见之明是无比伟大英明正确的。“东华村事件”的迅速反应也正是得益于此。
“征发”还能忍受，但是妇女被欺辱，在世界任何文化，任何人种中都属于不可饶恕的。
同时，让村民群情汹涌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在昨天，英军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不仅粗暴地抢掠了双山寺庙宇，还挖开了坟墓，寻找随葬的珍宝，把尸骨乱抛一通。对祖宗崇拜甚浓、迷信思想深重的广东人而言，这是大逆不道，禽兽不如的行为。由此，村民自然而然地担忧起他们那些安葬在山上的先人坟墓。
三重重压之下，生存受到巨大威胁，于是大家奋起反抗。
至于所谓的“爱国主义”嘛，这些人不仅不晓得“国”为何物，更对大清国没有特别的情感。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老百姓习惯于朝代的更替，只要能维持原状，不触动眼前的利益，大都能逆来顺受。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皇帝也未必比“红毛番人”更可亲可爱。
不一会，荷枪实弹的英军就到达了。奇怪的是，农民们远远见到他们就立即后撤了，似乎是出于恐惧。就在英军将农民驱赶出5公里的“安全距离”时，陆军少校军需副监霞毕却因中暑而死了。这个死者后来成为了大清官员干部们奏折和文学作品里大吹特吹的“战绩”。郭富遂下令停止追击，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越秀山北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到广州知府余保纯耳中。余很紧张。“现在兵息民安，恐官兵、乡勇、水勇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甘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乡勇”即团练，相当于村庄保安队，虽然不由官方直接控制，但仍旧具有官方背书。根据这一告示，任何主动的军事行动，非但无功，而且有罪！
广州三元里那个“秘密”会议，正是在余保纯的经营下组织起来的，最初目的是组织“自卫”。但是，现在已经超出“自卫”的限度，若把事情闹大了，激起英国人对广州城不利，以余保纯的职位，根本担待不起。余保纯赶紧向两广总督祁贡求助。然而，祁贡的“操作”却让余保纯更加惊骇。
现在是下午1点，三元里临近越秀山北方向上的村民的阵地上突然来了2000多人，其中竟掺杂有500多个荷枪实弹的“水勇”。他们正是“广州对英作战总前委五人组”之一兼两广总督祁贡的直属部队---林家水勇。“勇”就是官办的组织，相当于武警部队或警察部队。领导人林福祥是个没有功名的秀才。3月份，通过他那在祁贡那里当幕僚的老师黄培芳的推荐，获得祁贡的委派来招募“水勇”，他迅速就从香山、顺德等地招募来五百七十二人，在石井一带进行军事化训练。
祁贡不仅把越秀山北的消息压了下来，还加了一把火！余保纯的惊骇和不解正在于此。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祁贡之所以有这样的决策也是迫不得已。奕山和他的军队龟缩进广州城后，广州的军事奕山说了算。但是，奕山已经被英国人的炮火吓破了胆，他宁愿欺骗道光皇帝，让广州人民出600万赎城费赎城，也不愿意再做抵抗。然而，祁贡作为封疆大吏，如若不抵抗丢掉城池，按照大清律例是要砍头的。派林家水勇参加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且，祁贡的算计远不止于此，他这一招叫做一石三鸟。首先，林家水勇作为官方内应参战，有利于把握事件进展，起码将事情置于可控的范围内；其次，不论结局如何，关键时候可以将行动归为广州官方抵抗的结果，也就是表明祁贡是组织了有效的抵抗的；再者说，要是英军追查起来，自己也可以将这件事情一推二五六，全部推到老百姓头上。
但是，祁贡还是怕把事情闹大了。于是，他要求林福祥，非万不得已，不能将此中联系透露出去。在“卡里斯玛”权威下，官僚的前途和命运都决定在上峰手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无论是奕山、余保纯、还是祁贡，决策重点不在解决问题，而是如何避险和推卸责任。遗憾的是，这些“官场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未有多大改观。因为事情并未发展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所以林福祥一直恪守着他和祁贡之间的约定。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感吧。
后来，林福祥在自己的著作《三元里打仗日记》中不仅表明参战的经过，“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更把自己美化成三元里事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虽然有点吹嘘的成分，但是林福祥的到来，确然是带来了一样很关键、很要命的东西：士气。
“水勇”的到来，被乡亲们解读为“官方支持”，从而大受鼓舞。人们举起了从三元里古庙取来的“三星旗”，迎着敌人的枪弹慢慢前进。
这次，轮到英国人后撤了。撤出一段距离后，郭富认为，必须在天黑以前打败中国人，以免大本营受到威胁。下午1点钟，郭富兵分三路，发起总攻。作战的目的是要把农民队伍赶出5公里以外的安全距离。其中：中路为第 26喀麦隆团，共有15名军官，294名士兵；左路为37马德拉斯团第3连，共60人，指挥官为哈菲尔特；右路为37马德拉斯团余部。
很快，三路大军一齐发力，又把农民队伍逼退到5公里之外。林福祥后来所描写的“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围在核心矣。”场景，事实上并没出现。
这个时候，双方更多是在和平的情况下，进进退退，并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接触和战斗。
完成既定作战任务后，英军右路开始后撤。就在这时，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下。大雨淹没了所有的田间小道，英军面前一片汪洋。这对那些穿着军皮靴的英军士兵而言，简直是苦不堪言的。很快，被雨浇得睁不开眼的英军士兵就找不到已成汪洋状的稻田里的路了，有的掉进很深的沟渠或陷坑中，队伍大乱，指挥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更麻烦的是，英军的火枪被大雨淋湿，无法使用了！在穿过棠夏村时，队形不整的右路军遭到了中国乡勇的袭击。但情况并不是很糟，他们边打边撤，终于全身而退。
下午4点，他们终于又同郭富汇合到一起了。不一会儿，中路第26喀麦隆团也狼狈地撤回来了。情况大同小异，虽然他们没遭遇袭击，却丢掉了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
但是，郭富等了许久，也未见哈菲尔特和他的士兵。此时，他们正经历严峻的考验。大雨之中，他们迷失了方向。当哈菲尔特的连队成纵队穿过沿着村庄的狭长小路时，一个叫严浩长的人带乡勇发起了攻击。这些人提前判断了英军的行军路线，并在这里设伏。混乱中，一个印度兵被长矛刺中。
一个名叫巴克来的年轻旗手离开队伍去救他，严领着人围住巴克来，用刀和剑招呼他。另一名乡勇捡起旗手失落的枪，尽管下着滂沱大雨，他还是用火绳点燃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巴克来。
这就是整个三元里抗英最激烈的场面，史称“牛栏岗大捷”。
随后，英军边战边退，在河对岸的牛栏岗重新集合起来，借着大雨暂停的间隙，组成一个以刺刀为武器的四方防守队形。哈菲尔特深知此时若撤退，军队必如一盘散沙，极其危险。但是，他们的处境也不是很理想，黑夜和无援是英军接下来的考验。虽然长矛对刺刀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乡勇并没有逼近，只是将他们团团围住。也许他们想到的只是给英军一个教训，“杀人犯法”的事对他们仍是不可想象的。
很快，天渐渐黑下来。乡勇用火把封锁了这个地区，他们的援兵也都闻讯赶了过来，英军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此时，只要有人带头发起猛攻， 哈菲尔特和他的第3连就得全部交待在这里。
就在哈菲尔特临近崩溃绝望的时候，他听到了“枪声”，这是英军新式布鲁斯维克枪的声音，这种枪不怕雨水。原来，郭富派出的两连海军陆战队，循着乡勇的火把亮光找到了第3连。他们迅速冲破包围，打散乡勇，救出哈菲尔特和他的部下。
晚间9点钟，英军全部回到越秀山大本营。
这一天，英军5人死亡，23人受伤。
这是英军东方远征军陆军总司令郭富向伦敦上报的数字，不多。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个数字排，它的战绩仍排在鸦片战争诸次战役中歼敌人数的第4位，而创造这个战绩的竟然是手持冷兵器的乡勇和操着农具的农民。
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创造出来的奇迹。
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第二天又有12000名从番禺、南海赶过来的人加入到他们中，并再次集合到“四方炮台”旁边。
郭富这才明白这些人不好纠缠，再纠缠下去也没任何意义。于是，他派人给知府余保纯下通牒，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攻打广州城。
余保纯于是就找到两广总督祁贡。他给祁贡建议道，“调派新至广州的福建水勇，协助民众捉拿义律，监而勿杀，持为人质，挟令英军退兵，交出汉奸。”并声称，“此痛惩之机，失不可得。”
余保纯的建议，如今看来相当有气势。然而，这只不过是他揣摩上峰意愿而作出的拍马屁的建议。按照当时的条件，双方火器的巨大差距，他的建议是以广州城破为代价，以两万多乡民为炮灰，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以“上峰之好”为好，投其所好，在中国这块地面上，永远是官场第一守则。至于其他的因素嘛，哪怕就是死他成千上万人，那也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
但是，余保纯的马屁还是排在了马蹄铁上了。祁贡计划见好就收，拒绝了他的“奇思妙策”，并命他搞定乡民。
对祁贡而言，“象征性”的抵抗已经有了，就算广州城破，他也没头颅之忧了。而且，无意之中，他还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微弱优势。
他知道，这些也正是奕山需要的，奕山正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向道光解释600万钱款的事。所以，事情“点到为止”地发生了以后，奕山又惊又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迟迟未能写给道光皇帝的奏章终于有了“眉目”。
事件结束后的第一个奏章，奕山就从广州大局出发，奏称，“曾命城西北、东北各乡团勇首领，分路搜捕”，结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并称南岸义勇斩英军头目一名。
接着，开始着墨“三元里事件”，说是团练和义勇所为。呼应第一个奏章，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事也是他经营出来的结果。
不过，对于这些曾经与他互泼脏水，彼此说对方是“汉奸”的粤民参与的行动，他明显有点底气不足。对于战果，他只是小小掺了一丢丢水，把歼敌数字翻了一番而已，说什么“砍毙英军先锋霞毕及兵10余人”。（霞毕就是那个中暑而死去的英军军官，被奕山归入了“战绩”统计报表。）
一番华丽的铺垫后，奕山这才说义律“穷蹙乞抚”，更将600万赎城费说成是“追交商欠，由粤海关及藩运两库给之”，并以“反败为胜”向道光邀功领赏。
官僚机构的报告，“目的”（要么邀功，要么卸责）多于“事实”，结果远重于过程，古今如此，中外如是。不明其中奥妙者，绝对会在这种潜规则中吃大亏的。
由此，林福祥、何玉成、王韶光等人就在奕山的保奏下踏入了仕途。这些人参与并领导行动，带有多少的私人目的，已不得而知。但是，要说他们只是出于公愤，是不可信的。
比较奇怪的是，作为三元里抗英活动的二号人物，实际幕后组织者的祁贡，竟然找不到此君任何一份相关的奏折。一方面可能是他和奕山已经达成了私下共识，将上递的信息统由奕山上报，防备各说其词让道光生疑。另一方面，祁贡也许知道不论他和皇帝说什么，都将会在历史中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祁贡曾坦率地对已经由林则徐手中转手给他做了幕僚的梁廷枬“自我解剖”说：“我以小心谨慎作无事时巡抚尚可，总督则非其才矣，况有事乎!”有人因此认为他水平普通。但敝人认为，一个人能认识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嘛。作为一个中层官僚，在事件中协调各方，他是游刃有余的。至于要求他作出更“高大全上”的决策，无疑是强人所难的。位置决定了他的无能为力。
广州知府余保纯来到四方炮台，向郭富表明说，“这些农民的活动，当局并不知道，更没有批准他们这么做。”并保证，“立即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
随后，余保纯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越过山梁向乡勇阵地走去。他们和阵地上的领导人彼此十分熟悉，其中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费很大功夫，就把领导人都劝走了。
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农民也就慢慢地散去了。
三元里抗英斗争就这样以一个“理想的结果”结束了。
当日，若郭富命令他的大炮开动，历史又将是另一个样子。面对现代化武器，两万民众再群情汹涌，所能做的事也很少。天真地认为他们有可能影响广州战局乃至整个大清战局的，则是无视时代局限。
广州知府余保纯在事件中屡屡出现，历来被指为“汉奸”，并被深切地痛恨。半年后，余保纯主持南海县科举首场考试。当他的座轿进入南海县考场时，应试的生童就都大声喧闹：“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童生一致罢考，并数落余保纯对侵略者屈辱求和，赔送银两，压抑三元里人民抗英活动，庇护侵华的英军等种种行为。最终，民众用砖头瓦片将余保纯招呼走。
这个“事件”或者“故事”，发泄了民间一股恶气，更将余保纯这个背锅侠给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此，敝人以为，应为余保纯作几句辩白。
作为广州最低级的官员，他所做的不过是具有职业操守的履职行为，是在“奉命行事”。当中一切决策带来的责任让他承担不过是“官场潜规则”，就像现在出现公共事件，都是拿最低级别的办事员、科员乃至聘用人员、临时工开刀是一个道理。不过，扪心自问，敝人觉得这既不客观，更不公平。毕竟这就像一头大象踩死人了，最后倒霉的却是大象身上的几只苍蝇、几只牛虻，试问苍蝇何辜？牛虻何罪？
余是一位精明老成的地方官，作为专门和外国人沟通的官员，深得广州历届领导的赏识。林则徐曾给予其十分高的评价，“巨细兼施”“最为出力”。
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拿到赎金，放弃四方炮台，登上了军舰，撤出了珠江口，全部退到了香港，广州城解围，广东的中英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就在“三元里抗英事件”降了帷幕的同时，“三元里抗英故事”也随着各种需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哈哈镜折射下，出现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三元里抗英神剧，一千个时代就有一千种三元里抗英斗争神剧的情形。
此次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为了获得更丰厚的政治资本，彰显其无限的荣光，凸显自己“能征善战”之能事，对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再创作”、“来料再加工”。他们或是用“夸张手法”描写了宏大的战争场景和令人振奋的战果。或是以“春秋笔法”将事件中的一些重要线索和细节都隐藏起来，最终在受众的脑海里构建了一副令人备受鼓舞、气象磅礴的意像。比如说，在歼敌数字上，各类历史文献资料中就有10余人、100余人、200余人、300余人乃至748人等诸种说法。最终按照中位数原则，200余人成了大伙“可信”的数字。
广州官方为了掩盖军事上的失败，以及600万的巨额赔偿，不得不利用舆论工具进行一系列的“美化”。一方面，他们必须让上峰相信，广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另一方面，也要让人民相信，他们的努力使广州避免了“浩劫”。其“论调”是极具目的性的“登门槛”：
从一开始的颇接近事实，提升到民众完全有能力歼灭英军，再提升到英军因恐民军威力，方肯以600万元退兵，否则将“破城焚劫”。最后竟将得出，若非余保纯釜底抽薪，就不会有“数省祸延”的灾难。
当然，这样的论调，对处于风雨飘摇，备受欺辱的大清臣民而言，是十分受用的。他们更愿意相信，若非广州知府余保纯的汉奸行为，广州民众是完全有能力抗击侵略者的。这样，他们就能维持早已扫地的完整颜面，也能用幻想来麻痹心理上的痛苦。
随着历经时代变迁，人们又根据时代的需要，为三元里事件注入了一些新的意义和线索，三元里抗英的本来面目就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成为了“时代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事迹”了。
或许，只有当我们拨开迷雾，窥见真实的历史时；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阴影，并面对它时；当我们不需要再借用历史的荣光，来做阿Q式地自我陶醉时；当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也不惧任何外来压迫时。我们就真正自信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也就真正的自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