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英军统帅革“义”“鼎”新
因为一纸流产的《穿鼻条约》，踩到地雷的琦善被道光帝免了职，落了个抄家流放的下场。几乎与此同时，咄咄逼人、节节胜利的义律也被免了职。而且两人还几乎都是同样的一个被免理由，都是“软弱无能”，都是“出卖国家利益”。要说，这鸦片战争还真是打得光怪陆离啊，前面有林则徐和义律携手打出了“双赢”的“七战七捷”，现在又出现了琦善和义律谈判出了双输的《穿鼻条约》。有时候，你还真是不得不佩服这历史的多姿多彩！
本来嘛，英军在6月1日从广州撤回香港之后，按照义律先前的想法，是准备北上进攻，彻底把中国最高当局给打服帖的。但在香港，痢疾和疟疾在英国东方远征军中大肆流行，感染人员超过了1000人，使得英军战斗力大为下降，义律只能推迟北攻计划。
等瘟疫过去，又到了南中国海的台风季节。7月21日和7月26日的台风，导致英军的船只损坏不少，甚至连义律的座船“路易莎号”都沉没到了海底。
英军这些小插曲，也传到奕山耳朵里，如此好的表功机会，他哪能放过，于是他立刻上了个奏折大奏凯歌：“夷船漂泊无存。所留船只，又皆桅舵俱折。该夷等恶贯满盈。竟遭天谴。从此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惟所称义律逃往澳门。着即探明在何处藏匿。其所驾船只。尽已摧坏。各夷又复淹毙。安能只身回国。如竟逃出大洋。自不值穷追远蹑。若查明果在澳门。何难设法生捦。傥罪人斯得。即着迅速奏明请旨。”这些可恶的英国蛮夷，非要组团来打我大清，这下遭报应了吧，皇上你就放心吧。
如此扯淡的奏折，道光皇帝一如既往，深信不疑，又特意朱批了：“朕披览之余，感邀天贶，既深欣幸，更益悚惶。该夷恶贯满盈，肆其荼毒，多行不义，竟伏天诛。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余氛埽荡，绥靖海疆。允宜虔爇辫香，以伸诚敬。”
而且道光皇帝这次，也是十分实诚，真的给奕山发来二十炷大藏香，要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另外又派惠亲王、睿亲王、瑞郡王、成郡王等等亲王择吉日到祖庙祭拜。
这意思表面说，是感谢老天爷保佑。深层次意思是：朕是打不过英国了，求老天爷保佑吧。
似乎老天爷也真保佑，这场台风给英军造成的损失，倒还不算致命，但这对令道光帝恨之入骨的义律来说，却有一个要命后果：台风一过，义律收到了国内的训令，职务被免，新任的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在前来接任途中。这个决定对义律来说，真个是一声平地惊雷，多年以来，自己扎根中国，辛劳苦劳，连私房钱都搭进去了，没想到落到这后果。
义律很委屈，甚至多年以后，仍旧耿耿于怀，他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满肚子愤愤不平。但就英国当时的局势说，他这结果，再正常不过。
多年以来，义律的追求，就是打开中国市场，实现中英正常平等交往，但随着英军的节节胜利，英国人的胃口，显然不一样了。
英国方面认为，义律先前和琦善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不管琦善签字与否，都离政府的目标太远，因此也跟清政府一样，对此概不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律真是被琦善拖着一起踩了《穿鼻草约》这个地雷，一道下课的，如果不是琦善巧舌如簧，连蒙带骗闹的让义律把谈判条件一压再压，他也不至于这么快下课。所以，在他前面跟琦善交涉的过程中，就屡屡为帕麦斯顿所训斥。帕麦斯顿至始至终要求义律坚持按照他的1号训令中的10条要求来行事，但是义律在没有获得琦善的签字就私自下令撤出了舟山；而且作为一个坚实的宗教信徒，他至始至终只字不提鸦片贸易，这对一直暗中鼓动要求把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帕麦斯顿莱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还有一点就是帕麦斯顿一直力主在北京或者至少在能够打疼北京最高当局的北方重要地带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义律只是到白河口“转悠”了一圈就被琦善给哄骗回了广州；甚至在割地问题上，义律也没有按照帕麦斯顿所要求的割让舟山来执行，而是跟琦善在割让香港的问题上打起了嘴炮。
如此种种分歧，使得节节胜利的义律也越来越引起帕麦斯顿和伦敦当局的不满，帕麦斯顿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为什么在占尽绝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还放弃了1号训令中的那么多条款？至于用香港换舟山，在帕麦斯顿看来，更是不可容忍的；而且义律还和琦善在寄居和割让之间含混不清，真是像脑袋被驴踢坏了一样；最重要的是，连条款这么少的《穿鼻条约》，他竟然都没能让中国政府屈服签字，实在是不可理喻。
其实，义律也有她的苦衷，首先就是为什么撤出白河口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冬季已经快要到来了，英国的军舰根本开不进白河内陆，而在地图上随便一指的帕麦斯顿和伦敦当局是看不到这个实情的；至于不提鸦片贸易，确然是义律出于个人信仰，只不过后来鸦片战争打完了，双方也没提这个问题；至于割让香港，而不是割让舟山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香港无疑是比舟山港更优越的；至于跟琦善的交涉嘛，义律认为这不过是推进工作的一种必然过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义律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不善于跟上司沟通，说得难听一点，虽然他打得奕山节节败退，但是他不像奕山那样会说上司喜欢听的话。所以，帕麦斯顿把对他的不满也向女王倾诉了一番。2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也认为义律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而远在中国前线的海陆军兵将也对他颇多微词，比如说好端端地就撤出了舟山，无疑是让兄弟们的血白流了。在广东的时候，每当海陆军取得大胜的时候，义律就跑来叫停；尤其是进攻广州的时候，大家刚在越秀山上架起野战炮，都没得过完手瘾，义律就叫停了。在这些急着想要“建功立业”的海陆军兵看来，义律如此把仗打得像肠梗阻一样，归根结底就是义律太软弱，太温和，太慈祥了。而作为实际的大后方的印度总督，也对义律没有取得北京一个字签字条约的情况下竟然就从白河口撤出的举动也是殊不可解的。至于连字都没签的《穿鼻条约》，他更是觉得是不可饶恕的。除此之外，知晓事情原委的伦敦当局也都纷纷对义律表达了不满。
如此一来，劳苦功高的义律一时间变得成了为千夫所指、罔顾国家利益的软弱无能者。众怨难平之下，本就对义律的软弱举动越来越不满的帕麦斯顿，开始操盘对义律进行走马换将，准备让义律卷铺盖离开中国了。
其实，早在4月30日，义律还在广州汗流浃背地运作茶叶贸易的时候，英国内阁就召开了一次会议，对中国问题做出了如下决定：
一、英国不同意《穿鼻草约》。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英国人过去所受的损害付出更大数目的赔款，并且对将来的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
二、舟山必须重新占领。
三、义律大佐必须召回，派遣璞鼎查爵查（Sir Henry Pottinger）前去担任全权公使。
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亦称砵甸查、砵甸乍、波廷杰，爱尔兰人。早年入英国皇家海军，十五岁随军至印度，两年后获少尉军衔。在印度，他曾在志愿调查印度与波斯边境地区的活动中乔装成当地马贩子，行程二千五百公里，被誉为壮举，一时间名声大噪。1840年，璞鼎查在阿富汗作战中凭战功封男爵。
如果说义律是一个圆熟的活动家，那么这位璞鼎查，就是一个胆大的冒险家。派他来接替义律，也足以说明此时的英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胃口，已经越发贪婪了！
就如帕麦斯顿给璞鼎查的训令里所说的：“你是惟一的全权公使，对于有关和议的每一事项都有权作出决定；但是，如果遇有必要，须强迫中国接受你的要求，那么，在中国方面没有完全无条件接受以前，你不得干涉和阻止海陆军的行动。”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交涉，不许让步，不许讨价还价，清王朝要么接受，不接受就打！
而且对能从清王朝拿多少利益，帕麦斯顿也十分猴急：“如果能够签订一个条约的话……条约所载的各款应该立刻付诸实施。”之所以有这话，也因为英国为这场战争，砸了不少钱，不狠宰清朝一刀，实在说不过去，义律之所以下课，就因宰得不够狠。
接下来的璞鼎查，任务也很明确，把清王朝盘剥得越狠越好。
1841年5月31日，璞鼎查接到了帕麦斯顿的最新指令，要求他：
一、重新占领舟山。
二、不在广东进行交涉，谈判地点必须选在距离北京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最好在天津，但是也可以从权选在舟山。
三、谈判对象应该是中国皇帝委以全权的大臣。
四、对于向中国提出的要求，请璞鼎查务必参照他原先发给义律的《帕麦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帕麦斯顿1号训令以及4号训令，不得打折扣。
五、赔款必须不得低于300万英镑（1200万银元）。
六、劝说中国政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不过，这一点不能以政府的名义去提。如果中国政府执意坚持，也可以放开此条，中国政府有权利完全禁止鸦片的输入，届时再有英国臣民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后果自负。
七、香港的用处必须着意特别研究。
八、条约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正式签字盖章批准。
九、特别交代一下，千万不要让中国官员用妄自尊大的口气跟我们议和。
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一下，虽然帕麦斯顿对义律一直死咬要割让香港的行为颇为不满，但是他还是觉得义律是自有其深意的，所以叮嘱璞鼎查要着意研究香港的妙用。
接到任命的璞鼎查不敢稍有耽搁。他在略作准备之后，就于6月5日离开了伦敦，搭船入地中海，于67天以后的8月10日抵达澳门。
而下课的义律，除了被撤职，还被老领导帕麦斯顿写信一顿臭骂：“在交涉的整个过程中，你都把我的指令当成了废纸，或者你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幻想来完全自由地处理国家的利益问题而对此毫不理会。”
对这凶狠补刀，义律也满腹牢骚：“如此众多的人指责我太关照中国人。但是我必需澄清，为了维护英国长久的荣誉和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一直都在更加关照这个无助的、友好的民族。”
对比义律在清朝的所作所为，他所说的“关照这个无助的，友好的民族”，基本近乎无耻胡扯。
可比他更无耻的，其实还是英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先前的一百多年里，一直是友好造访，热脸贴大清的冷屁股，只求平等交往，那是因为还没摸透神秘的清王朝的底，此时摸透了，就不再客气了。
璞鼎查的到来，意味着英国的态度，即将变得更加强硬。这从他到任之后，给英商们的训令里就可知道：把国家利益置于商务利益之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这话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我会像义律一样照顾你们。义律可以为你们牺牲，我只会让你们为我牺牲！
这话一说，英商们就炸了锅，可璞鼎查也早做好准备，跟他一起来的，就是东印度海军司令巴加海军少将（Sir William Parker），这个狠人特意来接替原英国东方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的，他一到任，英商们也就老实了。
这也就意味着，像当年义律那样，出于商业考虑，可以灵活与清政府谈判的景象，此后不会有了。英国人会持续施展强硬的碾压进攻，直到清王朝完全接受他们的条件为止。
在摆明了自己态度后，璞鼎查随后也照会了一下广州当局，谈判的基础仍是《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书》以及帕麦斯顿1号训令和4号训令中的各项要求，在该要求得不到满足之前，英军将由广东北上，不会轻易停止进攻。
所有这些照会，都一五一十地摆在了奕山的案头上。
奕山在接到璞鼎查的照会之后，也不敢怠慢，生怕广州再燃起战火。于是，奕山在8月14日派出余保纯去拜见璞鼎查。
从前，中英之间交往，都是“天朝”的官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鼻孔朝天、自以为了不起的姿态来面对“夷人”，更多时候甚至是不屑于接见这些“蛮夷”的。即便是屡战屡败之后，义律也从来没有敢于拒见过任何“天朝”的官员。而这一次不同了，璞鼎查要从此把这个姿态给彻底扭转过来了，他也摆出一副高高在上、鼻孔朝天、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姿态，拒绝接见任何天朝的官员。所以，余保纯来拜见他的时候，他只是象征性地派了助手麻恭少校去代为意思意思地见了一下而已。
不过，还不太了解清朝特色的璞鼎查，这时候还天真的以为，早已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奕山肯定会慌不迭的打报告，把他的要求告诉道光皇帝，闹不好北京城里都会乱做一团，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么重要的照会，奕山居然面无改色，硬是继续给道光皇帝隐瞒了。
在奕山、齐慎、祁贡、怡良4人联名上奏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义律因为“连年构兵”获罪，已经被撤，英夷换了“领事”（当时天朝眼中的领事，璞鼎查就是管理来华商船的“驻华商务总监”，和“大班”名异实同），义律因为被换，心生不满，未将中英已获准通商的实情告诉新来领事，则新来领事极有可能北上“恳求码头”，甚至开炮启衅。这事关战局走向的天大变故，就在奕山的巧言令色里，轻松大事化小、几笔带过了。
当然，天朝也还是有敢于说真话的人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就如实报警，说听闻英国人有再度北上开战之意，恳求皇上让浙江宽限一下，暂时不按7月28日的撤兵谕旨裁撤各路防兵。但是，还是跟从前琦善说真话的结局一样，刘韵珂又是让道光帝臭骂了一通，难道英国人将要大举北上，他会亲口告诉你？你这是在找借口不撤兵，这是要朕继续给你掏腰包到几时？所以呀，在一个谎言的温床里，是长不出实事求是的幼苗的。
但再完美的谎言，总有戳破的时候，这次也一样。1841年8月12日，璞鼎查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部署北上作战计划。8月21日，璞鼎查只把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留在香港，他本人则率领了10艘军舰，载炮320门，轮船4艘，载炮16门，以及陆军官兵2519人启碇北上，目标，厦门。
此时驻守厦门的是剿夷呼声最高的闽浙总督颜伯焘。
1841年9月5日，道光帝接到了奕山、齐慎、祁贡、怡良他们4人的“谎报”，并给奕山回了批复，要他“加意防卫”，但是由于奕山他们4人的奏折里并未提及璞鼎查是要专门北上打仗的，所以道光帝也没有要求北方沿海各省注意防卫。而且，道光帝还第一次原谅了一个战败的老将——杨芳，道光帝怜悯杨芳年事已高，在6月11日发上谕命他仍为湖南提督，带领所有援粤的湖南子弟兵回湖南任上去了。所以，在联名“撒谎”的奏折里并没有杨芳的大名。
杨芳是得以全身而退了。但是，战争却继续扩大了，就在道光帝发出对奕山的“批示”的时候，厦门那边传来了一声平地大炸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