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晨我背起铺盖，走着山路到了县城，再做着长途客车到市里的火车站。没人知道我离开了。

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我也不会就他们趾高气昂的话跟任何人争辩。我不稀罕他们的态度，就像我现在已经不稀罕任何人对我发自愧疚的关心。

走到火车站时，我掏出手机，看见上面有17个未接电话，正翻看时又大来一个熟悉的号码，但是我依旧没接，我把手机关机，直接买了票，去了南方。

后来的十年里，我没回过家乡。

我很少生气，但是生气时做的决定，我从来没改变过。

并且我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人喜欢站在旁边仁义礼智信地教育你一番，然后用各种传神的表情告诉你有道德缺陷，心智不成熟以及人格没他完善。

既然有人喜欢自在地说任何想到的话，做任何想做的事来自在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那我也有权利自在地表现出我的个性。

工伤的医疗费还没有着落，工资的事也还没结算。

爸因为跟工头三番五次要钱的事，似乎得罪了工头，每次发工资他都是最后一个。

工头说自己工资本人去领，爸的脸面太硬，他不想吵完架后再求着人——没错，领工资还得冲工头多少微笑着一点。工头又装作不知情，谁来要工资就给谁，没人要不发，还是工友替他去要的工钱。

我觉得赔偿的事情成功概率不大，还不如直接打消那念头，就安安分分认定自己点儿背损失了三万块。

我领了一个半月的工钱——我上“税”后剩下的，然后拿着这些钱买了火车票，在火车上一边扭头看着窗外像胶卷似的建筑物和庄稼地，心里一边想：人若是能跳出那个朝夕只为填饱肚子工作的小世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好。

就像我这样，背起行囊，踏上征程，找份工作。一个月工资三分之一或一半给家里，也不计较吃穿住多好，也没什么优秀待遇，也没人看好。没打算将来干个什么大事业，有时间就学习一下，没时间就工作。劳劳碌碌，糊里糊涂地一年年就过完了。

坐在鱼龙混杂的火车上，我喜欢偷偷看别人吃饭的模样，看别人张着嘴睡觉，呼吸着食物和臭汗味交织在一起的空气，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心里想着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努力挣钱。

......

我出生的使命就是帮弟妹们上大学。

弟妹上大学的使命就是让家里吃穿住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出生都带着目的来，带着使命死去，让我们出生的目的就是带上目的。

我出生的意义就是让这个被上一代人称为家的东西，吃穿住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的责任。

谁都没问过我想要的家。

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这个心理逻辑。

虽说我从没要求过被生下来，并且从没要求过要有三个弟弟妹妹。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努力能让他们未来变得更好。虽然童年时常跟弟弟打架，一直都叫妹妹们滚，小学从来没关心他们磕碰死活，先填饱自己肚子就行，但我不希望他们将来像我这样，带着个使命活一辈子。

我要努力挣钱，即便再多的努力可能都填不完我们的需要，但说不定那时找到一个爱好，一个心理安慰就不会计较多少——

我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想的出神就笑了起来。

一个烫着红头发的女人抱着孩子，坐在我背后打起了电话。

她声音很大，大声说着什么：“你要再想去坐牢我也不管，我现在已经带着孩子回家了......当初嫁给你就是我蠢，有第一次教训还能他妈再遇上你这样给我第二次教训！......你干的那些勾当跟我们没关系！我跟你说......你要敢来骚扰我们我就报警！......”

她大声嚷着吸引了周围很多目光。很多人竖起耳朵听她打电话，并且视线越过我左右晃着试图看一看那女人。

听她打电话的内容，我猜她可能是嫁给或认识了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男人，现在那男的又犯事，她就带着跟前夫的儿子离开了。

但我猜那女人很可能还会有第三次“教训”。

我朝背后望了一眼，小孩子正趴在椅背上玩闹。

是否会有一天，那个红头发女人会哭着呜咽着拉过孩子抱着她说：

“我以后的指望都落在你身上了！你一定得孝敬我、孝顺我！你看谁谁家孩子都那么那么样！”然而那小孩子并不同情。

这社会上有很多丑恶的深渊，有的人没经历过，或者装作看不见，但是那些丑恶的深渊却不停地在吃人，有的人呐喊，没人相信,反而招来一顿道德思想教育，但是深渊却从没停止过吃人。它在暗中慢慢把人吞噬掉，从没人注意过有人消失。被吃的人最后无非变成另一个深渊，开始吞噬他最爱的人。

皇帝的新装也并非只是个好笑的童话。因为我们长大成人，都学会了谎言和欺骗，我们用这两样武器尝到了甜处，并且美化了自己。为了不让一个谎言戳破，需要再捏造一个谎言并且让它流传，一个可以循环复制的、能让人出于对自己道德认可促使他放弃现实的谎言。

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令人讨厌的是，那些人对你道歉之后继续干她想干的，因为她知道她需要的仅是一个道歉，告诉你我就是这么软弱，你应该体谅我。

人一生中没多少次机会能坐着火车看完世间百态，当然买硬座会更好，但是也需要路途有一段时间够你坐在那里慢慢观赏周围的人。就比如我身后那个红头发女人。一趟火车的旅行记忆可以保存很久，尤其是你发呆似的盯着别人一举一动。

火车颠簸了四个小时才到达我的目的地，腰折了在火车上睡个觉都是问题。

我下血本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厂子，因为天突然变阴，没过多久就飘起了蒙蒙细雨，我也不认识路。

我递给师傅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地址。

到达后，好心的师傅又帮我忙把行李拎到了监控室，就是那个通常在大门旁设立的看守人员呆的办公室。临走时，师傅站在细雨里一边砰砰地合盖后备箱的门，一边扭头对我说：

“小伙子，这么年轻可别一辈子呆在这当看守哦！将来努力你还有前途！”

说完他砰地把后备箱盖上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挥挥手看着师傅开车离开。

天下着小蒙蒙雨，一个姓靳的大伯接待了我。

他帮我把行李放在看守室安顿好，告诉我他是管招聘的，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讲了讲上班要求，监控的操作，每天例行的工作顺序等等；还介绍了这厂里的布局，要了我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告诉我有事情到哪里找他，工资怎么算等等。

说完他就离开，各自开始忙各自的。

我以后吃喝睡觉都会在这窄小阴暗的屋子里。

靳伯告诉我，几天前待在这里的还是另一位，一个老大爷，鳏夫，在这里看了将近二十年大门，大家只知道他有个哥哥在乡下，其他一概不清楚。

我到的时候屋里一切用品都没换：墙上的挂历，钥匙串，床铺，茶叶杯，脸盆等，周围一切都是那大爷的气息，蓝条文的床单，洗的都发白发朽，还有一看就是古董的绣着鸳鸯的俗里俗气的枕巾。我可受不了待在一个死了的人的屋子里，看着周围一切都是他的物品。

也没人来替他收拾。

靳伯告诉我他的丧葬钱还是厂里先垫付的。他说的时候，用了“垫付”。他只有个七十多岁的哥哥，也没有联系方式。所以人们只是匆匆埋葬他，物品什么的也没人想多管闲事去收拾。

我奔波了一天，穿的又少，腰泛酸又疼。我也顾不上那脏床单是不是自己的，铺了张自己的床单盖上去，一个仰角倒到了床上，听着外面小雨哗哗的声音。

枕巾都已经油黑发亮，到处是头油和烟草的味道，我受不了，起身又在桌上找了沓报纸，铺在枕头上，头一挨就立马进入了梦乡。

我梦见自己身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多人都对着我指指点点，说我破坏他们的和谐。我就离开，又到一个地方，看见所有门市和店面的牌子都在变换着。有个人对我说，“请进来”。我就进去了，他们在一个水泥台里养了一群大鱼。我问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人回答说：“我们什么也干。以前干的是肉铺，后来变成饭店，再后来变成酒吧了。再过几年它就要变成银行。这块地方圈给政府用。发展余地很大。”

再后来，我梦见自己回了家，在山坡上走着，夕阳变成了一道道波浪。庄稼地一片片金黄。我踏过金黄的庄稼地回了家。

家里爷爷奶奶都在院子里。奶奶编着筐，爷爷微笑着看着我。我说：“我还是头一次见你认真看着人爷爷。”

爷爷说：“向光啊，赶紧过来吃饭！”

他嘻嘻哈哈地流着口水坐在院里树荫下的摇椅上。我一头雾水。奶奶一边编篮子一边说：“向光，你咋还不赶快的？”

我问我要干嘛。

奶奶说：

“你爷爷快不行了。你赶紧收拾上衣服，赶紧走吧！”说完她掉泪了。她把一个包袱放到我手里，擦了泪。我也哭了起来，问她为什么要我走。奶奶说：

“去找一个谋生的活儿！”

......

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眼角还挂着泪。

那晚我连续做了三个梦。

稀奇古怪的场景，没有连贯的事情一股脑出现在脑海里。人家都说梦有含义，可醒来后我只觉得低沉，心情很低落。我梦见自己被人追赶着，想翻上墙，却被人拽住了脚踝。

因为心情不太好，我在床上坐了十几分钟，才把脚伸下床蹬上鞋子，拿出书包里昨天买的面包放到桌上。早晨六点，我一直不习惯早早洗漱。我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

那时手机尚不发达——后来我喜欢经常用手机解梦——没法知道那些稀奇古怪的梦的含义，我并不迷信，但是很好奇。

一顿长按的汽车鸣笛在大门外响起，我正吃着昨天剩下的面包将就着当个早饭，急忙起身穿好鞋子带上帽子，拿上墙上跟挂历共享一根钉子的钥匙串，急急忙忙出去开门。我晃悠着拉开铁门，一个开着黑色奥迪的男人驶进来，经过我时瞪大了眼睛才看着我，那惊奇的表情真是——怎么说呢——像青蛙见了老鼠一样，一片庄稼地里的两种生物打招呼。

他摇下车窗来，手握着方向盘扭头死盯着我，真没见过那么没礼貌地看人的。我扭过头去把铁门关上，当做没看见他。

直到我再返回屋子后才明白他惊奇什么：

我左脸上被“印刷”了半脸报纸上的铅字。

我对着镜子细细瞅那半脸铅字，还能明显地读出些句子，“我国上半年人均GDP 增长幅度...冒着再一次欧元贬值的风险...央行上半年调控了养老金利率，从中收入人群到高收入人...我国多大省份经济状况明朗...”

看了半天，读完了所有能分辨出来的字，却突然想叹口气。印在自己脸上的东西却跟自己没丝毫关系，我心里不禁一阵阵失落。我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继续啃起了面包。

吃完之后洗了把脸，水并不像北方的水那样冰冷，至少我这样觉得。我边洗脸边想着，今天肯定还会有很多人好奇地看着我，不是因为半脸铅字，而是我是个二十岁的看门的。

上班第一天，我收拾了一番床褥，把能换掉的用品都换了，这前任看门大爷是个大烟鬼，也是个大酒鬼——上代人似乎好多都如此，爸的工友和他自己就时常烟雾缭绕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时按扎算。

也难怪我没出息。

他的床头柜上堆满了报纸，床下都是白酒瓶，屋里墙壁上已经被烟熏得发黄，到处都是烟草的味道——我是说，那种香甜的味道。

我把能换下来的物品都换了，打成个包袱塞到床底下，把那沓报纸铺在了床板上。屋子阴暗潮湿，我心想着等哪天它们长毛了吸够水分再扔出去。床对面还有两台电脑放着监控录像，那是靠窗的一个长桌子，电脑旁是我做饭的家当。整个小屋子也才十平米见方。

我用起了那位老大爷的收音机，若没点声音真是受不了。

厂子是个毛织厂，堆放库存，加工生产，面积将近有三亩地，四个大门口，出了屋子倒是宽敞，外面阳光也充足，然而我不幸正好占据了南门，阳光每天只是从墙壁上的一肘见方的窗户那里照射进来，连四分之一的屋子地板都照射不到，大多阳光都落在了我的房顶上的树叶上——没错，我门前还有棵槐树......

槐树底下有个绑着五颜六色布条的藤椅子，被绑在树上。那椅子上方树叶稀薄，被人修理了树枝，上午三个小时能晒会儿太阳。但不能总待在外面，屋里要时常有人盯着监控看，防着盗贼。

厂里的盗贼。

我腰间的钢板要再过两三个月才能拆，有时候在屋子里吃顿饭睡个午觉的时间，腰就会疼痛。我问过医生，说钢板是钢的不是铁的，下雨阴天也不会生锈，因此我不用担心腰疼是板子生锈了。

我得自己做饭，不过我也喜欢做饭，我用起了前任老大爷的菜锅和电磁炉。时常有厂里的大爷中午到我这来尝口饭菜，嗞的一口小酒，把我炒的一半饭菜咽进肚里，然后满意地说声谢谢继续回到岗位干活，下次再经过时也不会客套，直接说光子中午多做份饭，于是我这儿俨然又成了食堂，有人来吃我就给，没人来我就留着晚上吃剩饭。或者哪顿剩饭不够吃，我就出去买点吃的跟大爷们喝点酒。我发现哈哈大笑十分钟，腰疼就会消失。

大爷们会给我讲他们以前的职位经历，干过什么工作，见过什么样的同事，脾气秉性不同该怎么办。通常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光子你打算以后干什么？”

我就说：

“我现在钢板还没拆，我也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可能会去餐厅。”

大爷们就哦的一声，也不好意思再往下问。

我就只能抱愧地低下头点点头，暗示一下别再问我了。我真没想过将来做什么，想的越多失望越多。现在唯一有点希望的就是将来去餐厅干活，当个厨师，打个下手，学点手艺，狠狠心把自己几年的时光放到暗无天日烟熏火燎的狭窄的屋子里，挣上些钱，再考虑未来的工作。像妈所说的：“天天捣鼓锅碗瓢盆也能碰出金花儿来”。

我现在已经不跟她讨论任何事情了。

一个姓耿的大爷说，他的侄儿开了一家酒吧，看看我是否愿意。城市里生活在璀璨灯火下的人们，都会在半夜还在酒吧吃喝，耿大爷说工作可能有点辛苦，但是很挣钱，一个月2500元管吃住。我可以考虑去那里，给他们调菜。

我说那也要等三个月过后，等我把腰间钢板拆了，履行完我跟老板约定的三个月的工作，然后再背上行囊去下一个城市——我发现至今尚且没有一份工作能让我在一个城市落脚。我仅仅是这样背着行囊，穿梭在社会的缝隙之间。然后在这期间，我只打算每天静静地看会儿杂志和小说。

耿大爷把他侄子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奇怪又碰巧的是，第二天维子也打来电话，说若我有心思可以去给他工作。我问他，“设什么工作？”

他说：“在KTV里，前台。”

我犹豫了半分钟，想着该怎么回答。

我说：“有机会一定会去！”说完挂了电话。

脑袋里一阵惊讶。

我还没就工作的事答谢维子，也不知他的信息都是从哪得来的，只是心里隐约觉得维子很有本事，普天盖地的事他都能知道。打电话时维子的客套让我觉得他在社会上混的已经很老练。

爸总打来电话警告我，别跟维子那号人离得太近，干什么都不混黑社会，他说。我说你们就是因为曾经没接济过维子跟他爷爷，现在良心不安了！爸就一把把电话挂了，下次依旧打来电话警告我。

虽然我这样说，但的确不想投奔到维子那里。不是因为他混黑社会，而是我的经验是：越是老练越是可怕。

他们总能把话说的如蜜，并且总能安慰你，但是总是有目的。

我就决定先去耿大爷的侄子那里工作。

看守的工资不是很高，一个月1200元，自己剩600，给家里打去600。每天的工作也不算累，一天工作八小时，吃饭报销。我买了一沓杂志和小说。这三个月里我就只打算看杂志度日，没想过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