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快要倒闭的毛线工厂。出了工厂门，路对面就是庄稼地，除了厂门外左右两侧贴的什么市什么企业有限公司能让人觉得这是在城市，其他的简直不如说是村里。道路两侧一棵树都没有，由于四处开发的缘故，车辆每每经过到处都是扬尘。
这里没什么意思，更不可能挣到钱。我就把心思放到学习上，买点杂志和书本看看。《精英人士》，《羊城晚报》那些，有几回买了《南风窗》，但是看不懂，就搁置到一边充数去了。报刊亭离这里不算远。
但幸好老板很有良心，从来不拖欠工资，也从来不用各种理由变相挑毛病。我就安安静静地每天过着重复的生活：看书，吃饭，开大门。偶尔被一两个厂里大妈们数落没出息，但好在我习惯了，别人说什么我都以为她们吃饱了打嗝。
当务之急是赶紧挣钱还债，给弟弟妹妹们攒学费。
爸问我腰怎么样，有没有力气，怎么还在那里像个看门狗似的守大门？！我听了心里挺上火，不过也没说什么，爸要我一定每月按时定期地去找管事的要工资，他嘱咐了我七八遍。我说每月工资人家老板记得比我都清楚。确实，好老板真不好找，尤其还是那种提前几天告诉你该发工资了别着急，偶尔还发个信封里面装着五十块钱。
作为奖励。
其实最大的奖励是我有机会看了一沓的杂志和书。在这里工作的这段时间，确实让我有大把空闲时间学习。我在前任老大爷留下的那个书架里翻出来了不少报纸，杂志和书。靳伯告诉我他死时六十多岁，死于中风，就躺在那张床上，半夜睡去再也没醒来。靳伯可能是想吓唬我，睁大了眼睛想看我的反应，但我只是笑了笑。
我没觉得什么大不了。
我想起了以前爷爷奶奶死的时候就很突然，两个人，不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时常黄昏跑到山坡上去看他们的坟墓，再跑下山坡回家，一口气倒在院里的藤椅上，大口喘着气。我想跟奶奶说能不能不要让我走，不要离开这里——这个不大不小的穷破却安静的大山。我还没做好离开的准备。
但我终究是离开了。
晚上我从床下找到了红色月饼盒，铁皮材质，盖子有点扭曲，里面装着老大爷剪下来的一些报纸条，我翻看着，又翻了老大爷看过的那些报纸和杂志，也没感觉什么提心吊胆，都是些迷信人胡乱吓唬自己的。靳伯告诉我前任老大爷因为年轻时闹分家，似乎他和他大哥的感情也不是很深，所以也没人来收拾这里了。
靳伯依旧耿耿于怀地跟我提先“垫付”的那笔丧葬费。
我把前任老大爷书架里的书读完了，包括几本《大江南北》，四本《读者》，两本《青年文摘》，几本散文选刊，和一本厚厚的《中国白酒品鉴》——看得出来这老大爷还挺有文化。
我在床底那铁盒里翻出了他剪下来的碎纸片，都是那些他从买来的书和报纸里剪下来的。有两首散文，是关于爱情的，刊登日期是93年，两张长长的纸条都已泛黄，被折起来塞进了一个红色压岁钱信封里，还有几首诗歌，一张关于养老金和社保的报道，几张做菜的流程——做螃蟹和河蚌，把香菜和葱跟河蚌一起煮，蚌肉会更软。也不知是真是假。
他应该没有养老金，也不可能是下岗。我猜。他若曾经是在编员工，若有养老金根本不可能是个光棍——即便冲他每月固定的养老金也会有人愿意嫁给他，这年头人们不都这样想吗。他肯定是在这里看守了二十年大门，一直希望自己老后能有人抚养，可是每个月拿着不多的薪水，够花就不错了，因此没人愿意嫁。他就过完一年算一年，也没法考虑将来。
他就是生活在这里，希望也在这里。
他工作在这里，结束也在这里。对于那种穷了一辈子的无望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让工作成为生活的全部更好的安慰方式呢？
我搜到他留下的铁盒是我在这里工作的第二个月，我放到床头翻看了一遍又一遍。
一个老人的一生，他所有所思所想的，所喜爱所盼望的，都在这盒子里，都用一条条剪下来的小纸条透露着。我想把它带走，又觉得那不是我的“财产”，我就把它又放回了床底下，心想着老大爷若常回来，还可以看得见他的铁盒在原处。
生平第一次相信鬼魂那种事。
三个月后工厂彻底宣告要倒闭了。我卷起铺盖带了几本我喜欢看的书，跟管事的要了工钱，就走了。我按照靳伯给我的地址，去了他侄子所在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