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荣瑄工作调动到十冶公司机修厂，年轻有为的新党员是待提拔干部中的好苗子。
上级领导要把荣瑄调到总公司团委，她单位不放，要留她在本单位，提拔担任团支部书记，属第三把手。
荣瑄被提拔重用后，整天写报告、写稿件、开大会，不论多少人都敢讲话。说写就写，说讲就讲，全不怯场。多少次历练的机会，让三妹对自己也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更是深得领导欣赏和重视，认为三妹有前途。
那时文革已近尾声，国家教育逐渐恢复。停滞多年的大学招生，从73年开始恢复，招生条件是由单位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
到76年逐步改进招生工作，招收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准备77年恢复高考，通过考试录取。
这时荣瑄所在公司分了一个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
最后一批难得的推荐机会，领导多方考虑，应该推荐谁去合适？那个年代比较有公德，领导没那么多私心。
那天有位好心的领导找荣瑄谈话说：“我欣赏你的工作精神，你是很有前途的，如果去上大学深造，回来更是个人才。”还有个领导说：“你很有工作能力，准备提拔当团总支书记。”初出茅庐的三妹犹豫了，不知该如何选择。
那位好心的领导语重心长的说：“为了个人的前途，应该上大学。以后的路长着呢，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趁着年轻应该先给自己充电。”
荣瑄听着有道理，自己虽然上过高中，但是学的知识不多。又一想自己现在的前途挺光辉灿烂的，难道上了大学更有前途吗？心里犹豫纠结，拿不定主意。想起去封信征求大姐意见。
大姐积极支持三妹上大学，毫不犹豫的说：“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上大学，上大学丰富自己知识，开拓视野，锻炼成长，前途无量。”
又说：“你替大姐圆了大学梦，大姐感激你。”
荣瑄在领导的指导推荐下，在大姐的鼓励支持下，迈进了“西安冶金学院”大门。
可以说在我们兄弟姐妹中，三妹的运气是最好的，从出生到成长，生活没受多少委屈，走过的路顺风顺水，不断遇到伯乐，还有贵人相助。
弟妹们都挺聪明能干，有胆量能创新，但是遇上贵人伯乐的实属不易。
从火热的工厂，走进严谨的大学校园，陌生又新鲜的环境，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上了一年半工半读的高中，到大学课堂开始什么也听不懂。三妹想照这样下去，大学岂不是白上。我是被领导推荐来的，是来深造的，不能让领导失望，不能辜负领导的培养和信任，要为家人争光。
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同学，好多和三妹一样条件一样水平，这些有上进心的同学组织起来，制定学习计划，自学补上高中课程，追上大学课程。
晚上学校定点熄灯，学习的热情和收获让他们越学越有劲，互相勉励当天的功课必须学完，学不完就挑灯夜战，熄灯就点蜡烛学习，每个人都买一大把蜡烛。
天天学到深夜十二点。那时精力充沛，越学越有意思，越钻研越有兴趣。渐渐能听懂老师讲课，跟上知识的步伐，眼界变得开阔，逐渐发现自己知识的贫乏。
三妹想在工厂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很行，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人生最高境界，什么场合都敢说敢讲敢干。到大学里，受环境和同学们的影响，感觉越来越不敢说话，说不好怕老师同学笑话。 大学生的气质、形象、素质约束了自己，做事越来越胆怯，不再敢出头露面，产生自卑感。
也鞭策自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不能辜负领导寄予的厚望。
三妹三年的刻苦学习，最后考试还算过的去。后半学期去武汉钢厂实习，直到放暑假。
紧张的大学生活放松下来，三妹想何不利用暑假时间，去大哥大姐家探亲旅游，毕业工作就没有时间了。
从武汉先去菏泽大哥家，住几天来到莱钢我家。
那年夏天，四岁的红儿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去托儿所，送去就哭；下午不想睡觉，哭的更厉害。有个阿姨说：“还会当小班长呢，带小朋友唱歌跳舞，现在怎么了，哭起来哄都不听。好像有点邪气，你带他出个远门，走一趟回来就好了。”
我想找个去西安的差事，正好带三个孩子去陕西桃下看看爸妈，再去西安办差。 又愁自己带三个这么小的孩子挤火车再倒车，能行吗？
正踌躇着，三妹来我家探亲，我们可以一块回桃下，三妹算是帮我大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