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观”与其他
两年以上的写作经历让我成为了文字的忠实信徒。不过公道地说，我并非为写作开始写作，而是发觉了内心深处的躁动，想要得到一种更优惠、细致的记录或表达方式。写作对我，如灵魂对于躯壳，秘密对于言语，是极其私人并真诚的。归于此，我剔除了大部分命题、续写之类的围绕外界发展的行为，将精力凝聚在直通心中最底端的事物上。我几乎只思索自己在乎的事，所以情理之内地，喜欢新感觉诗派，喜欢一切崇尚自由和随性的观点。只是时不时思绪过度张扬，会突然失去面对一切的兴趣——不想动笔，不想爱，不想习惯性呼吸，甚至不想把年轻融化于摇滚的大起大落——特别在试图深入“生与死”问题的某些日子里。
写作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更不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写作的中心是灵感，诠释它的方法永不可得。创作《林籁结响》三万字之后内容的近一年，我在茫然中窃取辞藻，眼前的迷雾偶尔穿过暗淡的彗星，不过自然是来不及抓住了。我这样的人，首先脾气急切，往往想要在短时间的畅想内尝试所有可能。竟坚持写作到现在，足证写作绝非所谓“爱好”、“强项”。它是我真诚地与世界交流的最好途径，是我在孤独中寻找更孤独、在虚无中寻找存在的唯一方法。
这么多针对写作的“箴言”，我想尤其重要的还是拥有自我风格和见解。我曾愧疚自己怀恋往日，因为看见网络盛传什么“不要留在过去，要向前走”云云；我也曾焦虑和纠结自己追求细致、追求深刻情感的写作风格，因为指导老师建议不要“化小为大，很多优秀的学者都是一笑而过”……对我，初三和高一的两年虽幼稚得可笑可悲，当脑海浮现因为微小的情感而透露严峻的面孔，总涌动一股想要为坚持与单纯膜拜的虔诚。一些语句无论出自多么技法高超的大师，或如何阅历丰厚的智者口中，终究是他们的思想。虽然这种“做自己”的鼓舞有躲避因无法超越巨匠而自我安慰的嫌疑，却也算比较实在的想法。另外，当人们争先恐后只是为了身外之物，便只能化成被“后浪”裹挟的“前浪”，拥抱在沙滩上渗进沙粒的结局。假如想得到成为迎击海啸的礁石的可能，只有选择自己的路。
约半年前我与一位同学分享电影《午夜·巴黎》，他轻蔑一笑，不屑地将其挂上“文青必备”的标签。我问：你看过否，为何？回答没有，别人都这么说。自此那位同学在我心中的印象一落千丈，还恍若带上了一丝鄙夷，然而初见时他是和我议论哲学、文学最频繁的那个。实话讲我不理解为何这么多人对“文青”心怀漠然甚至不忿，大概是缘于他们认为后者多是呈现一种与能力不符的傲世，并且封闭、迷茫，喜欢对不切实际的东西想入非非，尽管生活依旧险峻。总之在我看来群体间的火药味不必那么浓重，各人且过好各自的日子，就像梭罗说勿要因为自己立足的一种生活，而去否定另一种生活——这句话算是我引用极多的了。
我时常担忧自己过度的忧虑，这种忧虑带来的“后果”是失去面对现实生活、面对除心理活动外很多事物的能力和欲望，于是要被批判为“只说不做”或“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过一旦经历过苦行僧式的小说创作，我开始再一次直视我的疑惑：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多是叙述现实中无法存在，但发展依旧符合大众常理的故事，除却一些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既然这些故事无法存在，那么亲身经历的可能亦小。退一步讲，即使情节贴近生活，写手也可能因为一段传闻、一本书稿动笔，而非亲身经历，那么在这样产生的作品中走过的岁月，就是静静坐在书桌前笔划过纸的声音；一切书中的苦难、快乐，也不过是几滴情到深处的泪水，或颇受撼动后注视镜中人的麻木。再谈我提到的“苦行僧”创作。我写作初期两年所承受的“痛苦”（被我视作享受）和负担是现在的我乃至许多人都无法想象的。我在这种重压下培养的随和，培养了无法摆脱的放肆乃至高傲。我不敢也无意借这两年的经历装腔作势，说什么自己业已变得老成，但的确，对我而言，那两年漫长美满得仿佛度过了一生。
我会因为业余的爱好损伤学业。尝试改变是必然的，只不过都无大效果。矛盾体现在我的作品里，被描述得坚不可破，却又不堪一击。当年赵树理努力向革命文学靠齐，却还是将阶级矛盾仅仅浮于表层，深层是乡村文学。他只适合写乡村，我只适合让灵魂漂泊。
有人提起过写作是逃离现实的方式，初闻这种观点我先嗅到一丝攻击意味，随后任其消失在日常的繁琐之间。我厌恶这种说法，但无形中也正做着如此的事。现实难以弥补干涸的河床，只有远处月光带来些许慰藉。
我还想说的是居家生活那么平淡，最好保持一些忧郁和感性，便有事可想。这样的感受就像倚在街角注视从未相识的陌生人，就像花足够买一台Macbook的钱选择一台Panasonic，把效率转化成i5显卡的稳定与从容（笑）。
最后，我认为做许多事都可以“不在乎”一些。人生仅一次，人生的意义也没有标准答案。何况生活不止面前的繁琐，习惯和逻辑之外的世界也很广阔。迷茫之余，我其实还是比较愿意相信一切折磨都将迎刃而解；如果不能，就用一杯牛奶喂养身体的疲倦，让深思凭借沉重的睡眠沸腾、蒸发、飞行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