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一

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吉祥、团圆的日子，而对孔中庸来说，则大多是凄惨的记忆。

多年以后，孔中庸打工成为名镇一方的大富豪时，仍常常做噩梦，回到1952年的中秋节。

那年，他4岁，刚刚记事。在大队部院内一个大土台子上，村子里黄河近，村里人为躲避洪水挖土建的，俗称“避水台”， 台上竖着杨树木头做的长达10多米的桅杆，一条粗大的绳子垂下来，家里的柜子、衣服、粮食等等，包括他的木头马等玩具都摆在台上，被分了“浮财”，爷爷被捆着双手，跪在台上。台下，奶奶和爷爷的小妾和父亲等人跪在土台下的布满荒草的土地上，脸上留着汗珠，衣服都让汗水溻透了。按说，中秋节了，天已经有些转凉了，但台上大喇叭里义正辞严的控诉让他们仍然汗流如雨。

“孔克己，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大地主，吃老百姓的肉，和老百姓的血，罪恶不赦。”孔中庸后来知道，这不是本村的邻里街坊说的话，他们大多不识字，说不出这么高水平的话，而是县里赶来的干部的发言。台上还站着10多个不认识的凶神恶煞般的人，都挎着长长的步枪，经介绍，叫什么基干民兵。孔中庸长大后的噩梦中总认为那几个人就像黑社会的打手。

附近几个村的贫苦工农代表200多人站在院子里，随着大喇叭的嘶鸣，高举着拳头，也在高喊：“打到孔克己！”孔中庸吓的哇哇大哭，奶奶急忙站起来，捂住他的嘴，拉着他又急忙跪下。

一个40多岁的妇女大步走到土台上，指着双手被捆绑的孔克己，愤怒发言：“老地主，你，狼心狗肺，我们一家人为你打工，过得猪狗不如。”她唾液飞溅，说着就要上前打爷爷，被其他人拉开。她的控诉很激愤，但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孔中庸认识她，她就是家里的长工，1948年中秋节孔中庸出生，妈妈得四六风死了，奶奶提议找个奶妈，这个妇女也生了孩子，奶水充足，一个孩子吃不完，奶奶属意她。听说预备找她当奶妈，很高兴，毕竟可以多拿一份工钱。爷爷拒绝了：“刚解放，不比从前了，不兴长工了，算了，买头羊和牛吧，孩子喝羊奶和牛奶也能长大。”好事成了泡影，这个妇女为此很气愤。后来，孔中庸了解到，老家卫南坡是老解放区，县里的第一个党支部就是在这里成立的，抗日战争后期，解放豫北大片土地的战役就叫“卫南战役”，还走出来一位总书记，1948年初就解放了。

另一位邻村的老头走上台，更是怒不可遏：“孔半县，你个大地主，附近的村子的人谁没给你打过工，都恨得牙痒痒。”孔中庸不认识，但他爸爸孔复礼认识，后来告诉他：“这个老头是附近铁炉村的，1942年全省大灾荒，穷的揭不开锅，家里人要饿死了，点头哈腰找到你爷爷，坚决要求打工的，一次，他老婆突然昏迷到底，还是你爷爷找人看好的。”

台上台下喊声更大了，糟杂成一片汪洋，天也阴沉起来。“吊起来，斗倒他，吊死他。”随着人们的呐喊，斗地主大会进入了高潮，爷爷被绑到粗大的绳子上，后面几个小伙子“嗨嗨”的喊着号子，把爷爷一点一点的拉倒桅杆顶端，意外发生了，那条绳子突然断了，孔中庸至今不明白，那么粗大的绳子怎么会断！但就是断了，爷爷像一只硕大的黑鸟迅速从桅杆上摔下来，“嘭”的一声 ，就重重地甩在地上，一大口血从口中喷出，孔中庸忘了哭喊，瞪大着双眼，爷爷一声没出，就归了地府。

刹那，会场上静极了，好像一根针落下就会有声音。台上两个拿枪的民兵走过去看了看，翻动爷爷的身子摸了摸，对视一眼，摇摇头，一个干部迅疾高喊：“大地主死有余辜！”台下的几百只手同时举了起来，同声高喊“死有余辜。”当时，孔中庸并不全明白死有余辜的含义，多年后，还专门查新华字典，死有余辜的解释是：形容罪大恶极，即使处死刑也抵偿不了他的罪恶。再后来，当时参加批斗的村支部书记郭森说以“畏罪自杀”的名义报上去，上面也没有追究，因为当时批斗致死的地主不是个别的，全国各地的更多，

这话孔中庸信。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武侠小说家金庸，就对批斗金庸的父亲，也是当地的大地主致死一事表示歉意，并鼓励“团结一致向前看。”金庸先生到很豁达，表示“人死不能复生。算了，一个时代的错误。”

祸不单行。这活从记事就在孔中庸心中埋下了根。

爷爷死了，批斗会不了了之，下午，奶奶被叫到大队部拿被分“浮财”的清单，但吓的哆哆嗦嗦，又大字不识一个，小妾就去了，但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小妾20多岁，据说还念过高中，花容月貌，因父亲给日本人当过翻译，被当做汉奸枪毙，家道中落，从县城被爷爷花了2000元大洋买来。孔中庸的伯伯在抗日战场牺牲，年近50的爷爷就想再努把力，要个孩子，奶奶已经50出头，不能生育了，爷爷就买来这个小妾。可几年下来，小妾肚子一直没鼓起来。孔中庸模模糊糊记得，爷爷经常喝很多中药滋补，鹿茸啊、驴鞭啊等也没少喝，脸经常红扑扑的。，但仍是不见效。孔中庸有时问爷爷：“爷爷，什么药？”还缠着也要喝点。爷爷就虎着脸训斥：“喝什么喝，小孩子，一边玩去。”孔中庸经常和奶奶一起睡，就没见爷爷来过。偶尔多坐一会，奶奶就会催促：“走吧，走吧，去那屋吧。”

孔中庸很喜欢这个小妾，说话细声细气的，还教他认字：人、口、手、足等，教他背唐诗：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孔中庸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觉得很好听。一次背着背着，孔中庸看到小妾眼泪盈盈的。多年后，离家的孔中庸明白，那是思念家乡了。但孔中庸不记得小妾回过老家，一次都没有。他特别喜欢让小妾抱，浑身香香的，两只乳房鼓鼓的，摸着很滑，比奶奶松不邋遢的乳房好玩多了。淘气的孔中庸有时流着口水咬奶头，小妾作势照屁股上轻怕一巴掌，迅速拔出奶头。但还是照常喜欢抱他。

从后来郭森的叙述中，孔中庸晓得了小妾事件的真相。小妾在大队部，被几个中午喝多了酒的外村来的基干民兵轮奸了，黄昏时分，小妾整整凌乱不堪的衣服，一起床，疼的翻身倒地，艰难地爬着，跳进了大队部院内的那口深井。那口供半个村挑水吃的井被填平了，大队部也搬走了，井旁的一个小梨树却郁郁葱葱的成长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初步功成名就的孔中庸上了县志，回老家在那颗梨树前建了座庙，说是供奉“梨花奶奶”，吸引好多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终日香火不断。后来乡里移风易俗，就拆了。

多年后，郭森叙述这件事多次强调：“当时我没在现场，去乡里汇报批斗情况去了，要不，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丑事。嗨，那几个熊人，那几碗酒。”

反正，从那以后，孔中庸记忆中，家里的东西少多了，大院也住进10多人家，他们一家被压缩到西北角的三间房里。孔中庸知道，过去那里是喂牲口的饲养室。

二

爷爷死4年前的中秋节，也就是1948年，一家人摆好了一大桌饭菜、碗筷，可谁也没动，没心情吃。大院和房间里摆放的10盆菊花也无精打采地怒放着。东厢房里不时传出一个孕妇凄厉的嚎叫声，“啊、啊”声音叫的耳颤。伴着凄厉的嚎叫声，从昨晚到今天中午，全家人基本都没睡。孔克己虽老成持重，但也不时转来转去，不时催问着老婆和小妾：“咋样了，不行，再换个接生婆，换接生婆。”孔复礼缩着双手，不停地望着爹，眼睛里充满了焦灼，甚至绝望。

难产的孕妇叫燕妮，这里的人口音重，都叫燕妮（niao）。哥哥牺牲后，正在开封读高中的孔复礼被父亲召回家，更像是被逼回家，继承家业。这所高中当时在全省都很有名，是清末的河南巡抚响应戊戌变法开办的，最初叫河南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高中，是全省新学、新思想、新思潮的聚集地。

孔复礼本来不愿回来，他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经常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游行、示威、出版进步刊物，都表现得很积极。党组织已经谈过话，准备发展他为预备党员呢，他的理想更高远，已经超出了中原，准备到北京、上海读大学的，大干一番呢。孔克己写了两封信都不管用，跑到学校住下来，哭诉大儿子的死，哭诉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最以中断学费威胁，孔复礼才中断学业，泱泱地回了家。

偌大的家业到底有多大？这么说吧，孔克己是外号叫“孔半县”的地主。当地人可能有些夸张，不过，一个卫南坡，十里八乡基本都是他家的土地，平时长工就有上百人，农忙时，秋收夏种就有接近千人。卫南坡上一个接近10亩地的大院子就住着他家几口人，院子里有花园、林地和菜地。新来的乡、区长都免不了先到他家拜望，有时县长都来。孔克己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孔克己原来也准备走科举之路的，发奋苦读五经四书，特别钦佩《论语》和孔子。后来科举取消，孔克己空留下一肚子的“子曰诗云”，就用“子曰”为儿子、孙子取了名。孔复礼到省城上学后，，认为名字不好听，封建意识浓厚，想改名。孔克己写信大骂一顿，斥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名讳岂能胡乱改动”。不招老人不孝顺，叫的时间一长，孔复礼也无所谓了，包括后来给儿子起名，孔克己“捷足先登”，孔复礼想反驳几句，最后还是没有张开口。他明白，父亲对自己的婚姻极不满意，但最后妥协了，也就不好在争什么了。

孔克己是名副其实的一县之望，对这样的家业，有远大新理想的孔复礼也不能不掂量掂量，最后还是妥协了。在开封的党组织负责人，后来来县里任一把手的同学张现说：“你要不妥协，和封建家庭决裂，就有可能是澎湃那样的英雄。”

孔复礼回家时已经快20了，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了，孔克己托人介绍了几门婚，当然，他家的继承人还是很吃香的，求婚者自然趋之若鹜。孔复礼的远大新理想还未消尽，一再要求婚姻自由，偏偏看上了长工家的女儿燕妮。孔克己自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骂“新学真混蛋”，还是五经四书教化道德人心。但孔复礼偏要一条道走到黑，不管不顾，还和燕妮偷吃了“禁果”。没办法，孔克己只好给儿子办了婚礼，急切地盼望有个后人，为孙子或孙女的出生花多少钱都愿意。可偏偏遇上难产。

“哇”，一声长长的啼哭声传来，“生了，生了，老爷，是个男孩。”一个接生婆跑来报喜。孔克己父子眉头顿时舒展了。

“不好了，老爷，大人没保住。”另一个接生婆跌跌撞撞地跑来报丧。孔复礼急忙跑到东厢房，一大片殷红的血散布在床单上，燕妮已经气绝，只有孙子继续“哇哇”的哭着。

虽然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大部分的田地已经分给了以前的佃户、长工，但殷实丰厚的家底还是让孔中庸靠羊奶、牛奶快乐的成长着，直到4年后那次沉重的打击。

其实，在早年模糊的记忆中，爷爷是慈眉善目的。长大后听老人们间或谈起，爷爷虽然是大地主，但秋收夏种，也和长工一起劳动，割麦、锄地、杨场、浇水、耙楼等样样农活都不落人后。也从不亏待长工，工钱不比别的地方的低，有时劳累一天，还招呼几个贴心长工抄几个菜，抿几口。郭森就是她的贴心长工，爷爷每次和民工喝酒都少不了他，后来多次给孔中庸说：“你爷爷酒量可大了，几个长工都喝不倒他。酒风也好，动不动就一口干。”村里人有什么事，爷爷都爱帮一把，婚丧嫁娶，都坐“头席”。所以，当地有“大善人”的称号。

解放后，开始斗地主时，许多人都不忍心斗他，特别是担任村支书的郭森。县乡领导听说了，对卫南坡的人迟迟不动大为不满：“孔克己基本是全县最大的地主了，不斗倒他，工作怎么开展。”最后县乡决定亲自动手，主持批斗会，还从外地调来基干民兵，组织附近的村民集中到卫南坡，大张旗鼓地斗。举行了预演，指定了几个控诉人，才成功的开展了这样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对地主、富农摘帽后，就认为这样批斗无疑太“过激”了。小妾受辱自杀的事更是犯罪行为，但时过境迁，也无法追究了。

孔克己对共产党有怨言就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抗战时期，卫南坡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为了统战的需要，只是分走了一少部分的土地，主要是减租减息，还请他担任县参议员和乡参议长。孔克己心理还可以承受。解放战争时期，孔家被分走了大部分的土地，孔克己就不能“克己”了，几次和附近的小地主喝酒，大发狂言：“我看共产党长不了。老子的地也不是剥削来的，凭什么划走。”

孔克己的话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孔中庸后来听父亲和村里老人谈过，卫南坡这个村子就是他们孔家建的。大致的脉络应该是这样：明朝末年，山东的孔家三兄弟参加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了北京，但很快被打回来了，败到豫鲁交界处的卫河，三兄弟和部队跑散了，就在这里给人打工，干农活。卫河平原属于黄河冲积扇，土地肥沃啊，插根木桩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三兄弟乐不思蜀，就扎根了，筚路蓝缕，经过几代发展，建了卫南坡这个村子，成了拥有千亩良田的大地主。孔克己的父亲中秀才那年，就编修过家谱。孔中庸还看到过，就是不认识上面的几个字，不知什么时候被烧了。孔复礼说过是他受批斗时，半夜偷偷烧的，怕被说成是“翻天账”。

解放后斗地主，“大善人”屡次被点名，建国后斗争越来越激烈，孔克己的过去被翻了个底朝天，甚至说他抗日牺牲的大儿子都不是打日本死的，而是和共产党搞摩擦，被击毙的。大儿子的遗物——一把中正剑，曾经给孔克己带来好多光环和荣誉，但也被没收销毁了，批斗他的人说：“蒋介石的东西就是最大的毒物。你留着还盼望蒋该死从台湾打回来吧。”

爷爷死了，但孔家的霉运并未结束。作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孔复礼经常挨批，动不动就站在大队部的墙跟前受教育，早先的意气风发已经荡然无存，见谁都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特别是婚姻更不如意，人人都躲的远远地。郭森倒热心，介绍过两个寡妇，但都没成。不是孔复礼不同意，而是两个寡妇一听是大地主扭身就走。郭森曾感慨：“你父亲害了你，害了你全家。”但郭森是村支部书记，该斗还得斗，只是态度和缓一点，不那么声色俱厉。

批斗中，孔中庸就替父亲站过墙，批斗的人都是熟悉的大爷、大娘，大声问他“改不改”，他不明白改什么，更不知道怎么改，但总是大声回答“改”。孔复礼上过学，街上的大字报成了他的“字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到地富反坏右”等蘸着石灰水写的大字刷满了沿街的墙壁。隶书、楷体、行书等字体都有。孔中庸有时挺羡慕父亲的书法，跟着父亲刷刷写写，标语口号不十分明白意思。字写得到有了特色。

孔中庸上学了。

1960年，孔复礼一个省城开封上学时的同学张现当了县长，到卫南坡调研，看到孔复礼，很吃惊：“你家在这里，好多年不联系了，还好吧。”并对随行的县乡干部说，孔复礼是他的好友，当年在开封也帮助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差点就入党，你们要好好照顾。当时虽然仍然提“地富反坏右”，但时间一长，人们的思想就麻痹了，孔复礼父子表现的也不错，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加上领导的一番指示，郭森的偏心，从此，孔中庸父子的日子好多了：一是孔复礼每年冬闲被派到三百里外的煤田帮工，不拿钱，回来按生产队的全老力算工分，每天就是10分。那时豫北一座大山里发现一个大煤田，每年都组织豫北农村的农民去帮工。卫南坡和附近几个村组织了一个专业队，每年都派人去。孔复礼地主的帽子戴着，但总算朝贫下中农近了一步。孔中庸问过父亲专业队“咋样”，孔复礼回答：“累得很，每天下去采煤，运煤，腰都直不起来。还有就是冷，比我们这里冷。”二是12岁的孔中庸跨起书包，走进了村办小学，成了一年级年龄最大的学生。毕竟是“地富反坏右”，他被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最右角落里。

孔中庸无所谓，能进学校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多年后，他读《希特勒传》，知道希特勒小学时就坐在和他同一个座位，就是不同的教室，不同的国家。

三

1972年的中秋节，孔中庸背起简单的行李，灰溜溜的代替父亲去了三百里外煤田的专业队。

孔中庸是被“劝说”，也可以说被逼去的，因为他犯了“大逆不道”的错——和一个姑娘睡觉被抓了个现行。

姑娘名叫李谷红，小名叫“二妞”，是孔中庸的初中同学。二妞是卫南坡西面不到2里地的前营村的，比孔中庸小一岁，上学也比较晚。按她的父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迟迟不让她上学。村里来了县里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位一脸正气的女同志，了解了情况后，找到二妞的父亲，讲了一番男女平等的大道理，并说：“你不是一直申诉自己算不上富农，顶多是中农吗？工作组也调查了，富农确实有点牵强，如果让二妞上学，我们反映你的情况，可能把你改为中农。”二妞父亲解放初犯糊渎多买了几亩地，因为一个富农几年抬不起头，一直申诉，一听有这实惠，立马松口，送二妞到了村办的小学。初中是附近几个村联办的，就和孔中庸成了同学。

孔中庸入学后，批斗会虽然不用参加了，但并不为同学、老师喜欢，小孩们玩耍都不叫他。三年级时，一次偶尔和一个同学抬了几句嘴，老师不问缘由，就在全班狠狠地批评了他。并讽刺“你永远也翻不了案。”放学路上哭了一路，回家对奶奶说了，奶奶无可奈何的“嗨”了一声。所以，孔中庸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几乎不说一句话，只把精力默默地放在书本上。每年寒假前都考试，成绩在村里公布，用大红纸贴在墙上，孔中庸都是名列前茅，多数情况是第一名。但当时在打到“臭老九”，知识不管什么用，人们看过排名后就哈哈一笑，议论一番，不当回事。

初中和二妞同桌，可能年龄在班里都大大，又都受过批斗、歧视，二人心理上比较接近，但就没有说过几句话。孔中庸记得，前营村种瓜，靠近学校就有一片二妞所在生产队的瓜田，瓜田里有座小屋，屋里有张破败的小木床，看瓜人住的，平时没人住。初中二年级夏天，二妞不知那里弄来的一个甜瓜，用手绢包着偷偷塞给孔中庸，神秘地小声说：“瓜田里刚摘的，吃吧。”孔中庸记得那时他们在学校唯一的一次“亲密”

那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两人没有多的交流机会，更不会有感情的发展。上大学要推荐，政治身份是首要条件，孔中庸明白自己肯定没有机会，就没打算读高中。二妞的父亲本来就不愿女孩子读书，二妞也不上高中了。二人熟悉起来是在毕业后。那时附近几个村冬闲联合组织文艺演出队，两人都参加了，当然主要演一些正面宣传的现代戏，有一段时间排演了《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本来孔中庸是没有机会参演的，但优异的学习成绩给人的印象深刻，又年轻，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文艺队也需要人来饰演反面角色，就被要求参加，自然多演出一些反面角色，如凶恶的“日本军官”、投机倒把的“小货郎”等。但孔中庸属于“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把参加文艺队当做了好好表现的机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竟和二妞成了文艺队的“台柱子”。眉来眼去的次数多了，二人自然有了初恋的感觉，但那时农村特封建、保守，二人心里有，嘴上没有吐露过半句。

1972年的夏收秋种结束，文艺队在卫南坡上演新排的《沙家浜》，孔中庸饰演的“刁德一”，二妞饰演的“阿庆嫂”。不知怎么，那晚二人的状态出奇的好。

“刁德一”：

“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

“阿庆嫂”：

“垒起七星灶，茶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说什么周详不周详。”

台下迎来阵阵的掌声。

演出结束已经晚上10点多钟，观众都走了，二妞本来可以和本村来的人一起回去，因为卸妆，没来得及。孔中庸听到远处传来了打雷声，就主动提出送二妞回去。二妞不假思索的就同意了。二人步行出了村子。走到半道，小雨淅淅沥沥的下来了，二妞指着瓜田的小屋，说：

“我们避避雨吧，夏天的雨一会儿就完。”

二人跑进了小屋，一起坐在小木床上。二妞身上姑娘的香味直扑孔中庸的鼻孔，胸前的两个乳房透过湿了的衬衣更加直挺挺的凸出着。20多岁的孔中庸感觉体内一股蛮力冲撞着，不由自主的抱住了二妞。二妞没有准备，开始还“噫”了一声，随后马上亲上了孔中庸发抖的嘴唇。二人的意识模糊了，浑身发热起来，不自觉的倒在了小木床上——小木床不牢固，发出“吱吱”的声响，好像马上要散架。

雨很快停了，本来第一次结束后，马上走，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二妞掏出手帕，擦擦小床上自己的“落红”和污物，拍拍孔中庸，小声商量：“歇会，准备走吧。雨也停了。”孔中庸却紧抱着二妞，要来第二次。二妞急急地说：“人说见红了不能马上来的，歇几天我们再约吧。”孔中庸默默她的鼻子，逗她：“谁说的，封建。”下面很快又坚挺起来，不由分说把二妞压在下面，二妞情绪也来了，不由自主的顺从了，小木床又“吱吱”的响了起来。

欲仙欲死的二人没有料到，小屋的门突然开了，进来几名大汉，猛地把孔中庸拽下来，把衣服胡乱地扔到二妞身上，大喊“不要脸”、“熊货”、“孬种”等，几只脚胡乱地踢打着，裸体的孔中庸的鼻子流出了鲜红的血。原来，前营村几名寻二妞的人抄近路路过瓜田的小屋，听到小床的“吱吱”声，闯进来发现了这不堪的一幕。

这种事情发生在今天也不是荣誉的事，何况几十年前。二妞的父母一个多月都没出门见人，托人说媒，把二妞嫁给了百里外的黄河滩区农村，属于山东省。出嫁那天，二妞哭哭啼啼的，父亲还狠狠地说：“我只当没有你这个闺女，走了一辈子别再回来。唉，丢八辈子人啊。”

孔中庸的事就更复杂了。郭森托人把孔复礼从煤田的专业队叫了回来，二人嘀咕了半天，郭森找到孔中庸：

“孩啊，不是叔说你，三里五庄的，咋能干出那事呢，还咋在村里呆呀。我和你爹商量了半天，你替你爹去煤田的专业队吧，就是苦点，公分也不少拿。明天就是中秋节，过了节就走吧。”

“叔，不，我今天就走！”孔中庸决绝地站起来，义无反顾地说。

孔中庸20多了，县城都没去过，就去过几次乡里，基本常年就呆在卫南坡。卫南坡的一草一木都熟念于心。那块地肥，那块地瘦，那块地边上有几颗杨树、柳树等清清楚楚；那家的媳妇孝顺，娘家哪村的都一清二白。上学的几年，老师、同学大都不理他，他也孤身自傲，显得很不合群。但他时时“痛恨”这个让自己受了天大委屈的卫南坡，老想着走出这一小块天地，想着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吃啥，穿啥，干啥，北京、上海在哪里？但他的外面的世界只有父亲回家说的那个煤田，那座大山，那座离煤田不远的小县城。那座县城父亲连名字都说不清楚，他只知道有，就是没有去过。

而孔中庸却有机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