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为此，我愁肠百结、倍感孤寂。于是，我就去找我要好的几位女同学玩耍。同班同学在一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同学们离开了父母和老师的视线范围，就像脱缰的马一样。热闹的集市，不灭的街灯，总是让人流连忘返……有几个男生因深夜还在外面玩耍，结果被带进了派出所！在这紧要的关头，他们就说，“我们是90级（2）班的沈梅的同学，不是坏人！”

　　派出所工作人员以为男孩们信口开河，立刻通知沈梅同学当面对质。沈梅当即承认这群顽皮的男生，确实是自己的同学。于是，这几个男生就从派出所里走了出来。校方得知消息，便把那几个男生恨恨地批评了一顿。其中，有一个名字叫章学兵的同学，已经连续好多天没有来学校上课。多亏班长程小华等同学去章学兵家，劝说了一番，章学兵才又鼓起勇气，返回学校读书。

　　眼看就要考试（单元测试）了，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不得不抓紧时间，在上学路上赶工。我拿出书，边走边看，一不小心踩滑了，重重地摔了一跤，倒在铺满炭渣和碎石的小路上，书撂到了一边。我的左手腕被一块锋利的石头划破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红的血流了一地。我把书捡起来，塞进书包里，赶忙拿右手按住流血的伤口，强忍住剧烈的疼痛，耷拉着脑袋，傻傻地站在通往学校的小路上……

　　这时，我七年级的生物老师罗海英迎面走过来。

　　她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关切地问：

　　“你摔跤了？”

　　我的眼里蓄满了泪水，不敢多说一个字——生怕一出声眼泪就会掉下来。于是，我点点头，从鼻子里发出一声：

　　“嗯。”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她说着，抓住我的手腕，看了看，眉头一皱，“你的手伤得不轻啊！快去包扎一下！”

　　我想到自己身上不多的一点点钱，摇摇头，说：

　　“算了，我……我把伤口按住，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罗老师摆摆手，劝告我：

　　“唔，那可不行！你伤在手腕，血流不止，一定要去看医生，要不然你一松手，伤口就会流血……”

　　“可是，我……我……身上的钱……恐怕不够。”我嗫嚅道。

　　“你不用担心这个，我带了钱，正要上街去买点东西。”罗老师说着，拉上我，慢慢朝集市方向走去，“你的伤口流了那么多血，一定很痛吧？”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

　　她把我带到街边的一家诊所。一名医生给我做了清理、擦药，用白色的纱布，将伤口包扎起来。

　　罗老师付了医药费，拍拍我的肩膀。

　　“你回学校上课，我还得上街去买点东西。”

　　“嗯，谢谢罗老师！”

　　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默默地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我左手腕上的疤痕，至今还依稀可见。每每见到这道伤痕，罗老师那亲切的面容就浮现在眼前。

　　“叮叮叮——”上课铃响了。

　　语文老师邹军拿着一本书走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朗诵起来：

　　“《变色龙》

　　【俄】契诃夫

　　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筛子，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沉寂。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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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邹老师将要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官厅水库边野餐！同学们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纷纷带上各自的行李（大米、蔬菜、菜籽油、锅、碗、瓢、盆，等等之类的东西），陆陆续续地来到学校的操场上集合。邹老师带队走在最前头，我们像一群雏鸡一样，紧跟在大母鸡身后。到了目的地，同学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忙开了：拾柴、搭灶台、打水、淘米、洗菜……

　　我和女生钱小英、吴小萍在一个小组，别的同学都做好了饭菜，我们这个小组活动开展得不太顺利——柴火不好烧，米饭煮得半熟，蔬菜撒了一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撅着嘴巴，闷闷不乐地站在一边。

　　我想：别的同学正吃得高兴，我们这个小组却是力不从心，居然把事情搞砸了！唉——怎么办？今天的午饭吃不成了，只能饿着肚子回家。……野餐看似简简单单，真正动起手来，还是有点困难。在家生火做饭跟野外生火做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正犯愁，其他小组的同学热忱地递给我们热气腾腾的饭菜。即刻，我们转忧为喜，拿着碗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野餐结束后，我们带上各自的行李，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我离开父母住校后不久，学习就跟不上了。期末考试，我拿着成绩单，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怕敢面对家人。因为我从七年级的上等生，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下等生，还险些留级。

　　我在高中校女生宿舍艰难地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再也不愿意继续住下去了。然而，不住高中校，要么走读，要么到别的地方去住。我的家远离学校，别的地方又不了解，我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热心肠的陶丽同学告诉我，“听说三楼右边有空闲的教室，离家远的学生可以住在教室里。”我喜上眉梢，赶紧报名。接着，我和陶丽一同走进我们将要住宿的地点——面向教学楼三楼右边第二间教室：里面空荡荡的，讲台下面靠窗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麻袋大米。听说那袋大米是隔壁罗海英老师家的，罗老师一家最先搬到学校，住在我们隔壁的右边第一间教室里。

　　接下来，有几位同学已经把她们的床搬进教室，开始铺床了。我的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只好把姐姐用过的那套被褥带进教室，打地铺。我把自己带来的包袱放在一边，找来一把扫帚，将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打开包袱，拿出褥子，铺在地上。这时候，隔壁的罗老师走进来。我抬起头，望着她笑了。

　　“罗老师好！”

　　罗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

　　“嗨，陈丽文！我来帮你打地铺。”

　　“好的，罗老师对我真好！”

　　“打地铺前，最好先铺上一层纸板、干稻草，然后……”她若有所思地说着，忽然站起来，“你等一下，我回屋找找看，应该可以找到点什么东西垫在地上。”

　　不多时，罗老师拿着两个干净的纸箱子，愉快地向我走来。

　　“我们把纸箱子铺在地上，免得着凉。”

　　“哦，太好啦！嘻嘻。”

　　罗老师把纸箱子拆开，将我带来的褥子铺在纸板上。我拿出姐姐用过的小红花旧床单，铺在泛黄的旧褥子上。

　　罗老师蹲下身子，把我的床单抹平。

　　“俗话说，‘寒从脚起。’脚不能着凉……”

　　“嗯，我的爸爸妈妈也这么说。谢谢罗老师！”

　　“不用谢，举手之劳，有什么好谢的？”

　　“……”

　　接着，我就在这里休息。

　　教室里住着七个女生，打地铺的同学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陶丽。每天早上，我一醒来就仰起头，看看睡在床上的同学。她们一醒来就低下头，看看睡在地铺上的同学。自从我成为差生开始，我就变得非常自卑。现在，我被人俯视，因此更加自卑了。过了不久，陶丽搬来一张单人床。教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还在睡地铺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妈妈给我借到一张半新旧的单人木床，专门抽空送到我的学校。这可辛苦了妈妈，我终于可以睡在床上，不被人低看了。

　　我在这间教室住了整整一个学期。

　　放假之前，学校通知：“因为要增加好几个班的学生，所以不能继续住在学校里。”

　　于是，我又不得不为新的住宿地点发愁。

　　“爸爸、妈妈，学校不能住了，我该怎么办？”

　　“不急不急！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爸爸安慰我，继而转向身边的妈妈和姐姐，“我们大家都开动脑筋，给丽文想一想，距离周家镇中学比较近的地方……会有哪些亲朋好友？”

　　姐姐脱口而出：

　　“我在周家镇高中校住了三年，学校以外的人和事我从不过问。”

　　妈妈努力地想了一下，说：

　　“我认识的人不少，只是——孩子长期住在别人家，恐怕不合适。”

　　过了一会儿，爸爸微笑着对我说：

　　“四队的刘青松是我的同学，他在周家镇对面的饵料厂上班。哪天合适我问一问他，看饵料厂有没有地方可以住。”

　　顿时，我心中升起一线希望。

　　“呵呵，饵料厂距离我们学校好近哦！爸爸最好早一点打听这件事，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有一天，爸爸从他的那位同学家回来。

　　我急忙问：

　　“爸爸，情况怎么样？”

　　爸爸不紧不慢地回答：

　　“我同学说，饵料厂还有房间，只是……房间里面堆放着杂货，没有空出来，还要等一段时间。”

　　我追问道：

　　“还要等多久呢？”

　　爸爸说：

　　“那就说不一定了，应该——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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