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往往喜欢憧憬其美好的结果，而从来不去考虑、或者故意忽略在成就这种美好结果的过程中我们所必须承受的艰辛。

因而在此过程当中，当一个又一个问题和意外逐一浮出水面突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无所适从，甚而可能因此导致最终结果和我们的期望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离开杨家湾时的杨有钱也是如此。那一年，他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信心满满地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像一个少年一般懵懵懂懂地奔向未知的远方。

他们一家三口先是寄居在一个亲戚家里，那个亲戚是他姐夫的妹妹。一旦安定下来，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开始找事情做了。

拾棉花的季节到了，夫妻两个就兜着两个雪白的大花兜儿到处给人拾棉花。

种甜菜的季节到了，杨有钱就骑着自行车驮着洪秀到处给人挖毛渠。

其余的时间，杨有钱基本都是到处打游击，打了东边打西边，打完南边打北边，从料峭的晨曦升起打到火红的夕阳沉下。

他给人打土坯，砌火墙，砍伐戈壁滩上火红的胡杨林……但凡没有技术含量的机械性工作，他都大包大揽——他能够胜任的工作也只有这些哩。

然而很快，一个又一个问题和意外就接踵而至啦。

尽管杨有钱每天都像一台不遵守能量守恒定律的永动机一样辛勤工作，他们的生活却总是像刚刚拧干了水分还来不及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一样紧紧巴巴的。

他常常交不出电费，每月的房租虽然只是“象征性”地“看着给点儿”，但他往往也要拖到月底——一般是第二个月的月底。

那个亲戚王幺妹儿也曾再三无比郑重地声明不用他给房租、交电费。“都是一家人哒嘛，又住不了多久，交啥子房租电费哦！传出去，还说我们亲戚咋呀么个的哩。”说这话的时候，王幺妹儿很气愤，相当的气愤，仿佛他们一旦交了房租水电就犯下了置她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境地的大罪似的。

因此，每当杨有钱去交房租的时候，他都让自己吃得饱饱的，因为他知道不一会儿他就会跟王幺妹儿跟打架似的推来搡去，他捏着钱票子的手使劲往前抻，王幺妹儿大张着五指也使劲往前抻，然后她的手掌抵着杨有钱捏票子的手你来我往地较着劲儿。

这场角逐往往会进行好几个回合，因为杨有钱总是吃得很饱，王幺妹儿没有办法，只得每次都很沮丧地败下阵来。这时的她才会很不情愿地收拢那五根手指把票子包在掌中，然后就开始絮絮叨叨地数落杨有钱，数落他让她这个亲戚难做。

因为房租水电的事情，杨有钱已经颇为过意不去了，可就在这时，另外一些尴尬事情却又跟着暴露了出来。

尴尬情况之一：一到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那首“千年等一回”的主题歌还没有响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就端了凳子挤在王幺妹儿家那不足一米宽的卧室门前，提着脑袋往里瞅。

他们还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讨论情节，并顺便发表一些看法，抒发一些感慨。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那个已经十四岁的少年，王幺妹儿的儿子就小小地有一些意见了。

少年斜着眼睛，皱着眉头瞥一眼三人，杨有钱和洪秀往往就很知趣的闭上了嘴。可偏偏还剩了一个不着调的杨林。

杨林随时随地都会不停地吸着那两条长长的跟浓痰一样的鼻涕，随着一阵阵很有节奏的呼呼声，那两条鼻涕虫也很有节奏地爬进爬出。感觉实在是吸不起来了，杨林就习惯性用袖口使劲一揩，“浓痰”顿时糊满了半边脸。

他很会看电视，也很会就电视情节问问题，每当他问问题的时候，洪秀都会低沉地呵斥一声“莫闹”，这时的杨林就会压低声音将自己的问题重复一遍，然后洪秀就会瞪他一眼缄口不语。

杨林的不着调就会在此时显露出来，他会不厌其烦地问这个问题，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你越是不回答，他就越是要问。

“认真看电视！别吵！”十四岁的少年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会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警告似的地看着杨林。直到此时，杨林才会乖乖地闭上他的嘴巴。

尴尬情况之二：在说这件尴尬事情之前，我们不得不率先责备一下杨林那比狗还灵敏的鼻子。

因为这件事怪就怪在他的鼻子太灵。

他的王嬢嬢有一手好厨艺，虽然没有达到香飘十里的地步，但绝对做到了余味绕梁（盖因王幺妹儿的房子虽然不小，但也绝对说不上大），总而言之，她的厨艺很——用一个当下很给力的形容词来形容——她的厨艺很给力。

以至于菜肴分子还根本没来得及扩散出去的时候，杨林已经用一只发黑的小手抓住灶屋已臻腐朽的门框眼巴巴地往里面张望了。

“林娃儿呀，进来吃一箸。”

第一至三回，王嬢嬢慈祥地笑着。杨林于是怯怯地进了屋，王嬢嬢就笑着夹菜往他嘴里送。

“林娃儿呀，进来吃一箸。”

第四至六回，王嬢嬢仍然慈祥地笑着。杨林于是喜笑颜开地进了屋，王嬢嬢就会扭头用筷子敲一下锅台，然后仍笑着夹菜往他嘴里送。

“林娃儿呀，你们也该吃饭啦，你妈老汉儿都做好啦。”

第七至九回，王嬢嬢还是慈祥地笑着，只是她突然变得很忙碌了，在逼仄的灶屋里走来走去转来转去。

杨林只好眼巴巴地望上一会儿，然后静静地消失在门框外。

除了经常给杨林夹菜吃外，王嬢嬢还会隔三差五地端着碗走进杨有钱的小屋。一回两回也就罢了，回数多了，杨有钱夫妇就更感觉过意不去了。

除却以上两种尴尬情况之外，他们的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很是细微，但足以让人不可忽视的问题。惟其如此，三个月后他们一家三口搬离了王幺妹儿家。

在此之后，杨有钱在某团的砖瓦连里谋到了一份可以长期做下去的临时工作，他们一家三口住进了连队专门为临时工提供的一间铁皮屋里。自此他们过上了只属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上半年，每当晨光熹微的时刻，他跟洪秀就带上蓝布手套推着铁架子砖车走进连队闷热的窑洞里，用砖夹子将滚烫的红砖整整齐齐地码在架子车上，码好之后，杨有钱就会在肩膀上套上皮带，两手攥着架子车的车把，身体前倾，像一头卖力耕耘的公牛，埋着头两脚发力开始往外拉。

这时，洪秀就跟在他后面，她十指揸开扶住车尾，然后也是身体前倾，像一头卖力耕耘的母牛，埋着头两脚发力开始往外推。这时架子车就会发出沉重的嘎吱嘎吱声往窑洞外碾去。

卸完红砖，他们又会再次走进窑洞，直到染血的夕阳将人在地上拉成一条颀长的怪影的时候，他们才会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铁皮屋中。

下半年是比较清闲的时候，因为时节太冷销路不畅，连队的窑厂下半年并不生产。但杨有钱不会闲着，他依然到处给人打土坯，挖毛渠，砌火墙，砍伐戈壁滩上火红的胡杨林……

实在找不到活儿干的时候，洪秀就会烧上一锅红枣蜜水，一人盛上一碗，然后一家三口围着通红通红的火炉，一边喝着滚热的蜜水，一边摆着家乡的人说着家乡的事。

身在异乡他地，杨有钱从来不曾感到他们真正地融入了西北的这片土地。这时的杨有钱会想起家乡的老母亲，会想起家乡的兄弟们，会想起寄养在老丈人屋头他瘦弱的女儿。

他会拿出他们寄来的信件，让儿子杨林一遍又一遍地读给他听，然后他就会让刚刚能认字的儿子给家乡的亲人们写信。

依照着父亲的意思，杨林会把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和汉语拼音一起组合成句子，又把这些乱七八糟不知所云的句子组合成一封书信的内容。

当这些内容被杨林鬼画桃符一般落在皱皱巴巴的信纸上的时候，杨有钱就会让儿子拿起来给他反复念读，然后他会赞许地看着儿子并拍打着他的小脑袋夸奖道：“嘿嘿，龟儿子比老子能干哩。”

时间就像一只被人追赶的野马，奔过了春秋，跑过了冬夏。

在那间不足十平米的铁皮屋里，他们度过了平淡、简单，却又温馨的四年。

在大漠酷烈的阳光炙烤下，在戈壁滩强劲的风沙席卷下，在大西北严酷冰雪的肆虐下，再加上常年的劳作，杨有钱无可避免的苍老了，这个淳朴颟顸才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汉子看起来足有五十有余。

但杨有钱是快乐和满足的，他的心里充满着无穷的美好愿景，同他初来大西北时一模一样。是的，虽然这四年他们过得紧巴巴，但他们即将摆脱缠了他们多年的债务，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杨有钱甚至打算年后就返回家乡把女儿接来，从此扎根在脚下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四年的奔波劳作，他深深地爱上了大西北的一切。杨有钱坚信他憧憬的这一切一定会水到渠成地实现——如果没有那个重大意外的话。

人生有着太多的意外。

它往往会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无所措手足，有些时候它不但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甚至于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

人生的这种意外诡谲得就像天地间变幻莫测的风云，不可捉摸。对我们好的意外我们称之为“福”，对我们不好的意外我们称之为“祸”，而发生在杨有钱身上的这件意外正是一桩足以影响甚至改变他的人生轨迹的“祸”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觉得肚皮发胀，明明是一个看起来很干瘪的胃，他却感觉里面撑了一个鼓足了气的大皮球；同时他开始闷油，一闻到猪油就觉得说不出的瘆，更别说吃了；撒尿时，他还发现自己的尿液呈现出一种特异的褐黄色，并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怪味儿。

而此时的洪秀也发现丈夫原先精瘦的脸开始变得松弛浮肿，原先黑红的面部皮肤变成一种奇异的土黄色，尤其是他原本清亮的眼睛开始变得浑浊，眼白上仿佛蒙上了一层淡黄色的薄膜。

那时的大西北什么都好，就是医疗条件有限，入院一个多月的杨有钱病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他的肝脏开始硬化，腹腔内开始积聚液体。

在抽取了一次腹水之后，杨有钱办理了出院手续。划价单上的数字累加起来就像一座越来越沉重的五指山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已经不堪承受，决定出院在家疗养。

在家疗养了一个多月，杨有钱带着杨林登上了开往西南的火车。

三天之后，他踏上了川东大地那片久违的土地。在久违四年之后，他终于回来啦，回到生他养他的杨家湾啦，带着他九岁的儿子，以及一天重似一天的肝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