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在幺爸杨有利屋头匆匆扒上几口稀饭后，杨林就会跟着隔壁背着书包的小伙伴“花牛儿”一道儿走下垭口，走上那条黄沉沉的马路，然后目视他跟院子里那些背着书包的小伙伴们消失在远处的马路尽头。

院子里，少了这些喧闹的小伙伴们，杨林就像一个被主力部队遗弃了的士兵。他变得无所适从，惝惝恍恍了。

他会光着膀子光着脚丫不知疲倦地从村头窜向村尾，从东家奔到西家，从坡上扎进田里……如同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

饿了，他会奔回幺爸家里呼哧呼哧扒上两口饭；渴了，他会找到院子里某家人的压水井咕噜咕噜狠压两下，然后将嘴巴接在哗哗出水的水管下面……

更多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光着脚板坐在自家的阶沿上一边挠着小腿肚子一边看着雾隐雾隐的远处发呆，或者小狗儿似的蜷缩在昏暗的灶屋里头的柴草堆上睡觉，往往等自己意识过来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或者黄昏了。

每天的晚上则是他最为痛苦的时刻。

黑漆漆的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他总觉得床前似乎有什么东西。他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不要怕不要怕，但是越是这样那种恐惧的感觉却越是强烈。

他不敢开灯，害怕一开灯就会看见什么，因此只有死死地捂住头，任汗水把衣服把被子打湿，然后在惊惧中焦灼地盼着第二天快点到来。

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不自觉地生出一个疑问：父亲母亲会不会不要他啦？然后他会奢望那两个怪异得变了形状的影子会像一个惊喜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深刻地记着一件事：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当他回到那间小小的铁皮屋门前的时候，门紧锁着。

他四处张望着，漫天黄沉，夕阳刺眼，不远处连队的大窑像一座沉重的大山似的矗在那里，但是没有父亲母亲的身影。他绝望地哭着喊着，找了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直到父亲母亲推着砖车被夕阳拉得怪异变形的影子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才破涕为笑。

最开心的时候是黄昏和周末，那时候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放学回家，他会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玩斗鸡、玩攻城、玩躲猫儿、玩跳格、玩跳拱、玩弹珠、玩抓子儿、玩链子枪……

那时，他的死哥杨涛也会从镇上的初中回来，然后他就会像一条突然找到了主心骨的哈巴狗儿似的跟在那个英俊少年的屁股后面“四哥四哥”地喊个不停。

他四哥总是微微蹙着眉头像驱赶哈巴狗儿似的说：“走远点，莫挨着我”。

花牛儿的哥哥杨文弘和院子底下的肖二娃还时常会来找他的四哥玩弹珠，他们会在地坝下面的一条干水沟里玩得不亦乐乎。

这时，杨林也会匍匐在水沟上方的土坎上将大半个身子抻出来磨皮擦痒地扭来扭去，一双平日里骨碌碌直转的眼珠子津津有味地盯着三人的弹珠，看得不亦乐乎——他也想玩呢。

“我们都是高手，你耍啥子喔？去偷蛋去，莫在这儿磨皮擦痒的。”

英俊的杨涛会不耐烦地轻斥他一声。

“让他来嘛，人多才有意思。”董文弘和肖二娃嘻嘻地笑着。

“他老汉儿有病……”

这时杨涛就会神秘地凑到两人的耳朵边上嘀嘀咕咕窃窃私语一阵。然后杨文弘和肖二娃就下意识地拉远了跟他的距离，他们翻起了眼睛，各自瞟了杨林一眼，再也不说话了。

杨林则会孜孜不倦地看着他们玩上好一阵，才恋恋不舍地从地坝上爬起来，一阵风似的跑得没影了。

他四哥所谓的“偷蛋”也是一桩连包公也难以断清的奇案。

有一日中饭的时候，他幺爸杨有利突然笑眯眯地问他：“林娃呀，草窝里头的鹅蛋你看到了没？”

“啥鹅蛋？”杨林搁住筷子，看见他幺爸幺妈脸上都是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

“就是那边的草窝窝，鹅都是在那儿下的。”他幺爸指了指外面，努着嘴，微笑地看着他，似乎想从他的表情上证实什么。

“我没看到。”他很老实地说。

“这娃儿，吃了就吃了，反正都是煮着吃的哩。”他二妈既轻松又严肃地笑着。

“幺妈，我没看到。”他轻松不起来，拨着碗里的饭粒，声音变得很严肃。

这桩奇案最终不了了之，他幺爸幺妈也再没有提起过，他也继续着自己忽东忽西的小野猫一样的生活，直到父亲母亲站在他的面前！

呵，那个时候，他突然觉得太美好了！就连那间一直寂寂漠漠的老屋也开始充满了一种完整的氛围，焕发出了一种异样的生机。

很快，他就由一只小野猫，变成一只小家猫。他喜欢，也留恋那种感觉。

而洪秀也很快开始跟那些典型的农村妇女一样料理家务和农活了。

虽然落下了四五年，但是那些琐碎的细务她驾轻就熟，做起来得心应手，里里外外她都料理得井井有条。

这种井井有条让她很快就了解了家里的一切细微变化。

她发现当年刚买不久的锄头变得又钝又短，当年刚刚编织好的晒席变得又破又旧，当年大大小小八个碗现在已变成了六个……

于是，她开始像任何一个遇到这种情况的女人会有的表现一样，不厌其烦地在他丈夫耳边叨念过去叨念过来。

杨有钱却总是憨憨一笑，不置可否。真个被洪秀叨念烦了，他就会斜着眼儿，梗着颈项儿，扯着带气的音调说道：“啊呀，他也就这么个逑样子。吃得再多，腰膀子还不是没粗起来。只有奸人做没得奸人富哩。”

洪秀依旧气不过，就嚷嚷着让他去要回来。

杨有钱就会瞠着一双黄亮亮的大眼瞪她一眼：“屁大点事，你还要回来。臊皮！”

“臊你妈的皮！”洪秀骂着骂着眼泪就来了，赌气地说要回娘家去。

她真的回娘家去啦，当然是跟她的丈夫儿子一起！

在一个天高云淡新阳初升的早晨，她背着一背蔸儿东拼西凑起来的土鸡蛋和几盒营养品，携着久病的丈夫和九岁的儿子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她的娘家阳兴乡，距杨家湾足有四十多里山路。他们走过大路小路直路弯路，越过河流山梁田野林地，从早上八九点钟出发，一直到下午两点左右，一家三人才攀上了阳兴乡高高的山梁子。

那是一个油菜黄荚小麦干穗的时节。

站在山梁之上眺望，底下一条土黄色的山路一直从沟口蜿蜒盘旋而上，直达阳兴乡的深处。青柏遍被的苍山围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幽深狭长的山谷。一条几乎不能称其为河的小河从山谷纵深处抻出，在田野间弯弯曲曲爬行而过，然后隐藏在层层叠叠的桉树和马柳树中。山间开绽着粉色和红色的各类山花，间或有几个农人在充满丰收气息的黄色的山坡上出没，一座座小青瓦房亦在山腰间若隐若现。在这里，人和自然和谐地融在了一起，安宁而和平，令人沉醉和迷失。

下了山梁，折入一条狭窄的山道，一座极为醒目的小青瓦房突兀地矗立在半山腰上，那就是洪天启的屋了。

当杨有钱一家三口上了阶沿，跨进门槛，一声“妈”喊出口的时候，他那有着轻度白内障的老丈母才认出是女儿女婿。

洪天启六十多岁了，但精神健旺矍铄得像一个红脸的关公，他那不温不火的笑容从女儿身上转到杨有钱身上的时候，就像被什么东西稀释了一般，彻底变得云淡风轻了。

感应到了老丈人的目光，杨有钱下意识地正襟危坐了，像一个正在等待审判的犯罪嫌疑人。

不像老丈母拉着妻子的手一个劲儿地问这个摆那个的热络劲儿，老爷子的话很少，只不咸不淡地问了他几句，就耷拉下眼皮将他略显肥胖的身体整个儿窝在那张由藤条织就的老太师椅上了。

杨有钱局促不安地坐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干巴巴地说了一些自以为可算趣闻逸事之类的故事之后就彻底地闭上了嘴巴，两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了。

洪天启没来由地一阵烦躁，眼皮也没抬，似乎在跟空气说话：“听说你病了的哇？”

“肝炎，都要好啦。”杨有钱陪着笑说得小心翼翼轻描淡写。

“哪么搞起的哇？”老爷子皱起了眉头。

“人这个东西哪说得清喔，说病也就病啦。呵呵。”杨有钱心里原本想的是“哈哈”，没想到出口却成了干巴巴的一声“呵呵”了。他努力想在老丈人面前说得笑得豪迈利索一些，然而真正一出口却又觉气短了老大一截。

“喊你莫去西疆，你偏要去的哇！不说那儿的极端气候，你那个出窑的活路就根本干不得！”洪天启斜睨了他一眼，不知道是在愤怒还是在责备。

“是是。荣忠他们呢？”杨有钱唯唯诺诺，然后没话找话似的问他的小舅子。

“走人夫去啦。”

“枝妹仔呢？”杨有钱又问。

“打猪草去了。”

洪天启答了一声就又缄口沉默了下去，杨有钱也缄口沉默了下去。旁边他妻子和他老丈母简洁但不失温度的对话更加使他这边显得不尴不尬。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三分钟，也许是五分钟，总之杨有钱感觉已经很漫长了，他意识到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至少不能再沉默下去，至少该让他的老丈人因此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木讷口拙的人。但他正想开口的时候，一口气又哽在了喉咙里，然后泄进了肚皮里，他实在搜索不到任何能够让他老丈人感兴趣的话题。

你这个二逑、龊棒、瓜娃子……杨有钱忍不住开始纠结起来，开始在心里头狠劲儿地骂自己啦。

但是纵然他把世界上最恶毒的言语加诸己身都不能消除他此刻那种无所适从的尴尬。

就在这时候，一个背着一背篼儿过江藤的女娃子将他从这种尴尬的境地里解救了出来。

那女娃子十二三岁的模样，纤细瘦弱，细长的身体像一根干柴棍儿似的套在一身感觉空荡荡的衣裤里。透过她柴棍儿似的身体和脚杆能看到她身后更多的自然空间。

当她背着背篼走过来的时候，杨有钱的眼睛就如同被磁铁吸住了一般，他立刻就来了精神，问了他老丈人一个很蠢的问题：“这是枝妹仔哇？”问这话的时候，他不尴尬了，但他在笑着，笑得很精神、很开心、也很勉强。

杨枝将过江藤搁在灶屋后头之后，就来到了堂屋，然后就看见了她久违的父亲母亲。她用一种陌生、彷徨、惊疑的神色打量着她的父亲母亲，仿佛在打量一对可能会跟她产生关系的陌生人。

趁着跟他老丈人说话的空档儿，杨有钱细细地打量着女儿。

窄窄瘦瘦的脸蛋，尖尖细细的下巴；两片薄唇细细的，线儿一般；她的眼睛很大，也很鼓，仿佛是因为她脸上的皮肉陷下去，而使她的眼睛不得不鼓出来一般；一条泛黄的小马尾顶在她小小的脑袋上，像是被火烤黄的……杨有钱的心仿佛被什么刺中了似的，莫名地疼痛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