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跟杨枝早就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席面。何大神棍当仁不让大马金刀地坐了上座，他端起那个白亮亮的两钱大小的酒杯“唧”地一声将里面的酒液吸到嘴里，又夹起两块肥厚油气的肉块啧啧有声地嚼着。

待嘴巴空闲了，何大神棍才用筷子一指后面，对早已眼巴巴地望着他的杨有钱和洪秀说：“猪圈上头有几块古坟石。”又指着外面那不能分辨出是哪里的虚空，“火车站那边的山上有一根电杆，正对着你堂屋的正中央，这是啥？煞气破门哩。”

“哪么个破法哇？”

早就勒在杨有钱心上的那根无形的线绳又紧了几分，他感觉自己几乎就要窒息了，他急切地需要一个能够解脱这种窒息的方案。

“去掉古坟石，弄掉那根电杆。关键是那根电杆。”何大神棍一脸的郑重。那神情简直是告诉杨有钱，如果不如此办的话，老天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但杨有钱没有照办，因为他找不到那根电杆子。

在听了何大神仙的妙指神掐的第二天，他就把猪圈上头那三块遭瘟背时的古坟石下了下来。

之后他又风风火火地下了院坝，急急忙忙地越过底下的小童河，赶到已经快要修好的火车站。他爬上了附近的两座山，像鬼子扫荡一般翻遍山上的每一寸土地，但那根该死的电线杆就是躲着不见他。

杨有钱惶恐了。

那根“背了他妈的时”的电线杆一天找不到，那股煞气就一天破除不了，他的家就一天起不来。那根电线杆已经成了扎在他心头的一根毒刺。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啥？不是因为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明明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只能眼睁睁地干瞪着眼。

杨有钱干瞪着眼，满腔忧思郁结，他蜡黄蜡黄的脸开始变成一种毫无光泽的暗灰色。

正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何大神仙终于又跳出来救苦救难了！

在杨有钱殷殷切切地一番求教之后，他终于决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一肩之力担起这份神圣而伟大的责任。

他沿着杨有钱那座破敝的老宅子左三圈右三圈地绕着，然后一脸严肃地用食指或中指蘸上精心备好的符水，相当专业地将符水弹在周遭的土地里，他又点了香蜡，烧了纸钱，念叨了一些可能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神秘咒语之后，才终于露出轻松的神色。

“这下好了？”杨有钱半信半疑地问

“这下好了！”何大神仙斩钉截铁地说。

杨有钱终于也露出了轻松的神色，他早让她的妻子和女儿又备好了一桌上好的席面。把个何大神仙嘴巴吃得是油亮亮的，脸颊喝得是红光光的。他当然有资格大块地吃肉，大碗地喝酒呢。因为他做了老大的一件功德——他为杨有钱一家破除了那股凶煞恶气哩。

这一窑瓦杨有钱赔了，他当然也没有能力给何大瓦匠兼何大神仙支付工钱了。于是在五月大忙到来之前，他感激万分歉疚万分地将何大瓦匠兼何大神仙送回了镇子的东边。

常言道：不到黄河心不死！

杨有钱没有到过黄河，也不会到黄河，所以他不会心死，他还要继续烧窑。

他又开始打起那对架子猪的主意了。猪圈里的那对架子猪是他老丈人洪天启搬到镇子上不久专门给他捉来的。

这一对猪花了他老丈人四百多元，是他一个半月的退休金哩。洪秀和杨枝每日都将这两头黑毛畜生的肚皮侍弄得滚圆滚圆的，活似两个黑黑胖胖的大元宝。现在这两个大元宝终于派上用场了。

杨有钱变成了专政的法西斯，完全无视他妻子这个无产阶级的强烈反对，死拉硬拽地将那两个半肥不肥的大元宝弄到了集市上。当活活生生的大元宝终于变成扎扎实实的纸元宝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将其投入到了他的烧窑大业之中。

饱受压 迫又无可奈何的无产阶级终于开始反抗啦，洪秀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方式。

她对他丈夫的神圣事业采取的是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的态度，并对她的女儿耳提面命声色俱厉地交代，卖烟叶的钱一分一毫也不能交给他的法西斯父亲——虽然那点钱跟法西斯在他的宏图大业里的巨大投入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杨枝卖的烟叶是六七十岁的爷字辈们最喜欢抽的那种相当辛辣刺鼻的叶子烟。

那是茶馆的前主人她外公的那位老友遗留在茶馆里的，足足有两大蛇皮口袋。对于不抽烟的洪天启老爷子来说，那成了价值五六百元却又不知如何处理的废物。于是他将这项处理废物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的女儿女婿。

是以，无论是本镇当场还是邻镇当场，他十四岁的外孙女杨枝都会用小密背篼背上七八斤烟叶赶到场口，寻一个爷字辈们出没频繁的地榻，将烟叶平铺在摆开的蛇皮口袋上，然后等待着那些挑三拣四的爷字辈们对她的烟叶挑三拣四。

终于有爷子辈相中了她的烟叶，杨枝就用那杆比药店称中药的小秤要稍大一号的，连晚上下面也用得上的铝秤，精确地称出烟叶的分量，并用此换回他们家的日常开支。

之所以杨枝那杆卖烟的小秤在晚上下面的时候能够用着，是因为家里太过拮据了，需要尽可能的节省开支。

晚上面条下锅的时候，杨枝都会用这杆小秤精确地称出面条的重量，父亲吃一两，母亲吃一两，她跟弟娃儿杨林共吃一两，一共三两面，一钱都不会有多的。

他们家里的土地很少，只有杨有钱一个人的土地。八二年洪秀嫁到杨家湾的时候，正值土地下落到一家一户之后，刚刚错过了划分土地的时机，随后杨枝和杨林相继诞生，他们母子三个都没有土地，这种没有土地的人在当时被称为“黑人”。

每年打了小麦和谷子，完了提留统筹，再除去称给申老太婆的粮食之后，杨有钱就只剩下半柜子谷子。

一家人节衣缩食，杨枝每次熬好了稀饭往往还要再在锅里掺上一瓢水，那稀饭清得可以照出一个人的影子。

饶是如此，也往往还没有吃到年关他们的柜子就见空了

。原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申老太婆，他们家还有两个人的土地。等到弟兄四个一致决定轮流赡养老母亲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又认为有些不妥了，经过讨论，他们将老母亲的地又分为四块，依然以拈阄的方式确定归属。

这一下，杨有钱家里就更为拮据了。那时农活繁忙，两碗清溜溜的稀饭下肚，两泡尿一屙，时间还没有到半上午，杨有钱和洪秀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那时的杨林才只有三四岁，每天晚上洪秀都会在他那个小小的洋瓷碗里夹上一小箸面条，待他吃完，再夹一箸，往往杨林还没有吃饱，锅里已经是清汤寡水。

面对杨林的哭喊搅闹，这时的杨有钱和洪秀就会指着桌上摇曳着昏黄火焰的煤油灯笑道：“白天尽吃胀，黑了要盯亮（定量）。”

盯者，看也；亮者，煤油灯也。

于是小小的杨林就在父亲母亲暧昧的笑容中一眼不眨地盯着煤油灯。

而这次杨有钱从西疆回来，家里并无粮谷，他的三个兄弟就每家称给他五十斤谷子，总共一百五十斤。这些谷子已早早地吃完了，去年栽秧时洪秀陪着杨有钱到市里住院，家里田地都是三个弟兄帮忙料理，田里的粮谷又只收了一半，依然不够吃，多半的时候还得出钱购买。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又得日常开支，杨有钱又要看病，因此杨枝卖烟的钱就显得尤为重要。

洪秀不让杨枝将钱交给杨有钱，倒不是心疼钱，害怕丈夫将钱打了水漂。

人生在世，总要干事情哩。只有干事情，才有发展的希望。

洪秀是担心丈夫操劳太过，有伤身体。只是她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对于专政的法西斯来说显得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事实上，杨枝心疼父亲，还是将卖烟的钱背着母亲悉数交给了父亲。这让洪秀恨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

当然，这段时间最为惬意的还要属杨林了，他没有卷入到法西斯和无产阶级的明争暗斗中。

白天他孜孜不倦地过着他喜爱的学校生活。他喜欢老师和学校，喜欢语文和数学，喜欢上课和下课，尤其喜欢听那个普通话说得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蒋老师唾沫横飞地讲述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精彩如何的宏大。

三十多岁的蒋老师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曾在十多年前去东南沿海一带闯荡，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并没有滋润到他，从而使他的腰包鼓起来，然而那种崭新的，迅捷的，如核裂变一般的变革潮汐却深刻而彻底地印在了他的脑中，那也成为了他在这个贫穷的山旮旯里昂首挺胸受人敬重的理由。

而到了晚上，杨林和她的姐姐杨枝就会睡在家里的大簸箕里。那时候，他的父亲的第二次烧窑正处在紧要关头，以至于晚上全家人都睡进了那间大草棚里。

他会和他的姐姐打闹着，在那个大簸箕里摩皮擦痒翻来滚去，或者枕着手臂，摇荡着翘起的二郎腿，静静憧憬着蒋老师口中精彩纷呈五彩绚烂的外面世界，然后伏在簸箕的边缘看着他的父亲母亲将一个又一个的谷草塞进窑口。

通红通红的火光从窑口里溅射出来，映照在他父亲母亲灰暗苍白的脸上，泛起一抹又一抹明灭不定光怪陆离的色彩。

那些年，那些夜，那一抹又一抹明灭不定的光怪陆离的色彩，成为了杨林一生之中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